2015年3月13日，美国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联合发布的新版《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是美国时隔八年后首次对其2007年版海上战略进行修订。在战略关注点和地缘战略上，美军首次提出印亚太地区新概念，并对这一地区给予高度重视。美国海上新战略认为，印亚太地区（即印度洋—亚洲—太平洋地区）横跨非洲东海岸和美国西海岸，世界上人口最多的10个国家中的8个在这一地区，对美国及其盟国和伙伴的重要性与日俱增。美国的经济和安全与通过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巨大贸易密切相连。美国海上力量对这一地区的安全负有持久责任。
新战略指出，由于美国战略注意力转移到了印亚太地区，到2020年，约60%的美国海军舰机将驻扎在该地区。在兵力运用上，更加突出前沿存在和前沿作战。
新战略称，美国海上力量将通过持续的前沿存在，并与中国海上力量进行建设性交流，以减少潜在的误解，维持地区和平与稳定。在加强“印太”的海军力量部署的同时，强化“印太”海上伙伴关系是其加大“印太”海上安全合作的重要举措。美国会通过高层互访、海军访问、人员培训、武器和技术转让、联合军事演习等形式为推进和建构“印太”海上伙伴关系提供平台，从而提高彼此间的军事互信和协调性。通过海上力量合作，美国在打造的是一个“全球海上网络”，由于中国当前所面临的严峻的海洋安全环境，在构建中美新型军事关系时，不能不关注这一战略折射下的美国亚太盟友、伙伴间的军事关系，以及其盟友和伙伴们彼此间的军事关系，从而为中美两军在这一安全形势和各种复杂的强弱关系中破解难题，创造性地构建中美军事关系。
一、美印军事关系
“印太”的概念将印度洋的战略地位和印度的作用突显出来。在美国看来，“印度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强势存在对美国而言是一种宽慰，印度可能成为地区海域的潜在安全提供者”[10]。2012年，美国在其《国防战略指南》中提出：“美国将与印度建立长期战略合作关系，支持印度成为地区经济之锚和更广阔印度洋地区的安全提供者。”[11]
印度高度重视与美国的战略协调与配合，其2001年出台的《关于国家安全问题报告》指出：“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在全球战略中的突出地位不可能消失，印度与美国发展密切关系，将给印度的外部安全和国内安全环境带来有益的影响。”[12]两国于2005年6月签署“印美防务关系新框架”，标志着两国防务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当年7月宣布建立“全球伙伴关系”。奥巴马上台后，继续深化美印战略伙伴关系，准备开启“3.0版美印关系”新篇章。美印两国于2009年建立“美印战略对话机制”，并于2010年开始首次年度战略对话，在反恐、能源、气候变化、经贸、科技等领域展开广泛合作。
2010年以来，美印开始就亚洲安全问题进行对话，美国试图将印度纳入相关制度化建设使印度承担相应的责任，并且更加注重从地区和全球的维度定义与印度的“全球战略伙伴关系”。美国明确支持印度加入联合国安理会，计划分阶段支持印度成为核供应国集团、导弹及相关技术控制机制、澳大利亚集团以及瓦森纳安排等四个多边出口管理机制的正式成员。2016年3月，有消息称美印已经谈了12年的《后勤保障协议》有望在4月阿什顿·卡特访问新德里时最终签署。该协议一旦达成，印度所有的港口和机场将处于美国的“绝对控制”之下，美印两国军队可以在彼此的陆海空基地进行后勤补给、维修和调整。与此同时，美印双方正在商讨的还有《通信互用性与安全备忘录协定》等。
近年来，随着美印在安全领域合作机制的不断深化，其双边防务合作主要包括：确保印度洋航线安全以及石油通道的畅通，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以及快速应对中亚西亚等不稳定地区的危机，防止核扩散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走私以及毒品贩运，塑造亚洲均势以“防范”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大国崛起、“主宰”亚洲事务[13]。
首先，为提升印度军事实力，美国放宽对印技术转让，印度大力购买美国先进武器。2010年11月，奥巴马访印时宣布，美国将放宽自1998年以来实施的对印技术出口限制，取消禁止印度购买军民“两用”技术的规定。2012年6月，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在会晤印度国防部长A·K·安东尼时，强调美印安全合作是美国调整其在亚太地区军事部署的“关键”，美印安全合作必须超越单笔军售，提高防务的数量和质量。为此，帕内塔做出承诺，美国将放宽军事技术转让和共享限制。之后，美国修订了技术转让制度，从黑名单中删除了印度的一些企业，并将印度列为高技术转让紧密伙伴国。目前，美国已经超过俄罗斯，成为印度最大的武器供应国。
其次，美印防务合作演练不断升级，军事关系趋于密切。2010年，美印联合军事演习不断向纵深发展，参演军种从海军扩大到陆军和空军，尤其是美印海军合作不断加强。演习科目由低级别的救援演练发展为联合作战，军演地点覆盖从西太平洋至西印度洋以及印度北部内陆地区等范围。同时，印度海军还为美国舰队通过马六甲海峡和安达曼海护航。在反恐领域，从更广阔的安全视角来看，与地缘和政治层面更占优势的巴基斯坦相比，印对美重要性并不低于巴基斯坦。
最后，借助美国力量平衡中国对印度洋地区的影响。为有效控制印度洋，印度海军全面推行“南向战略”，重点发展远洋进攻力量，谋求对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绝对军事优势，并对区外海军大国实施威慑战略，争取达成海上力量的均势。近年来，印度海军还积极配合美国在南中国海上的军事活动，开展与东盟国家的海上安全合作，插足南中国海争端，借此提高自身在南中国海的影响力。
对美印军事关系的基本评析：如果以美国传统盟友的标准来衡量美印军事关系，那么两者间的军事关系还没有达到美英、美日、美韩之间的紧密程度。对美国而言，不断提高美印防务关系背后的潜台词是“相互间的可操作性”，即，美国的目的在于深化联合的能力和信心，以共同应对诸如保护能源运输、航线、维和行动以及反恐等多边安全问题。1991年的海湾战争期间和2001年针对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持久自由行动”期间，美印的军事合作就已经显示出美对利用印一带基地和军事设施从而提高应对地区危机反应速度的需求。正是基于这一需求，美军才持久不懈地与印进行已经持续了十余年之久的《后勤保障协议》谈判。总体来看，美印之间的军事关系的以下特点值得关注。一是美印之间也存在着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的关系问题。因而在选择合作方式时，印度更愿意抓住机会，分享好处，规避风险。譬如，针对2016年初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利·哈里斯提出的“印、日、澳和美四国在南海进行‘联合巡航’”这一倡导，印度明确予以否定答复。其原因就在于印度作为一个地区性大国，一个新兴大国，其首要考量是自身核心利益，而非被美国战略目标的“绑架”。二是美印之间战略互用意图明显——美利用印度塑造地区均势，印度在利用美国平衡中国及其他国家的地区影响。
二、美日军事关系
近年来，美日同盟得到了实质性的提升。2012年4月29日，时任日本首相野田佳彦访美，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是继小泉与小布什发表的《新世纪日美同盟》以来的首次最高级别共同文件。《联合声明》对美日同盟定位为“亚太地区和平、安全和稳定的基石”，并声明：美日同盟对日本的安全以及这一地区的“和平、安全和经济繁荣”不可或缺[14]。随着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美国的焦虑感相似，日本倍感失落。从日本的视角来看，中日钓鱼岛争端的激化、俄罗斯在南千岛群岛问题上的强硬态度、日韩独岛之争都令日本感到沮丧。这些因素也成为日本强化美日军事同盟，并通过参与美国全球海外军事行动提升自身防务能力、拓展其全球海洋战略空间的内在动力。
美日同盟被两国视为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支柱。2013年以来，这一军事同盟关系被不断强化。日美同盟逐渐“由依赖美国体制向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双向义务体制”转换；日美安保体制深化“涵盖亚太，多维渗透，攻防兼备”功能；引入导弹防御系统，深化日美军事及海权合作[15]。在日本看来，在外交战略上，依托日美同盟，“借船出海”仍是日本成为所谓“正常国家”的最佳战略选择。2013年3月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发表题为《在亚洲（特别是南海、印度洋）的安全保障秩序》的专题报告，对日本版的“印太”战略构想进行阐述。日本的战略构想包括：“构建以自由开放为基础的新型海洋秩序”、“强化防卫力量与危机管理合作能力”和“加强与区域国家的合作”三个部分。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政策的基轴，日本希望借美“亚太再平衡战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意图明确。在构建海洋秩序方面，日本欲发挥领导作用；在强化日本防卫力量方面，日本以海上自卫队为核心，强化陆、海、空统一协调能力，海上潜艇的防卫能力；在加强区域合作方面，日本欲加强与印、澳和印尼等东盟国家的全面合作关系，强调日美同盟、日美印澳四国合作的公益性，对“环印度洋区域合作”组织倾注力量[16]，最终建立起一套确保日本国家安全、经济利益的综合安全保障体系，使得日本能够在国际新秩序中成为政治军事大国。
日本力求依托日美同盟实现对华遏制。日本曾与美国几度确认钓鱼岛“属于日美安保范围”，刻意使钓鱼岛问题成为深化日美同盟关系的重要议题。2013年10月3日，“日美安保磋商委员会（2＋2）”召开会议并发表了共同文件[17]。双方就在2014年年底前完成对规定自卫队与美军职责分工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修订达成协议。2014年4月7日，新任美国防部长卡特首访日本，亚洲之行前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麦凯恩研究所发表演讲时称，“亚太再平衡”战略将进入新阶段，而推动这一战略新阶段的三大手段之一就是加强与日本等国的盟友关系。修改后的《防卫合作指针》新增了美日在太空领域的合作，并设立事务级新工作组，附带考虑的则是促进日本提高太空态势感知（SSA）并“推动与美国的情报共享”等条款。日美还将就负责太空监控的美战略司令部综合太空运用中心与自卫队的合作方式进行协商；在利用卫星进行海洋监控方面，日美提出考虑通过共享全球海洋情报，确保海上通道安全并将其运用于海啸预警方面[18]。
美日军事同盟关系中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一是美日军事同盟存在“同盟困境”。美日同盟是一个不平等的同盟，处于弱势的日本始终处于“同盟困境”之中，担心被美国抛弃或者被卷入一场本属于美国的战争。日本是一个坚持本民族传统的保守国家，美国自认为成功实现了对日本的民主改造，却忽视了日本所具有的天然的岛国劣根——唯有利益，缺乏正义。美国对日本的纵容需要保持在适度可控的范畴，保持战略清醒，否则，未来必将会重演美国与自己积极扶植的力量进行战争的悲剧一幕。正如美国前国防部长温伯格（Weinberg）在其著作《下一场战争》中预言日本将在21世纪发动一场侵略战争那样，又如曾在1945年在广岛上空投下原子弹的现已退役的美国空军少将查尔斯·斯韦尼（Charles W.Sweeney）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中所指出的那样：“与德国认罪的姿态不同，日本坚持认为它没干任何错事，它的行为是受当时局势的拖累。……通过精心策划的政治公关活动，日本现在建议使用‘太平洋胜利日’来取代‘对日本胜利日’这一术语。……这种对语言的攻击是颠倒历史、混淆是非的工具。”[19]今天的历史已经在一步步接近这些预言和担心，从安倍战后七十年讲话到日本政府不顾国民的强烈反对强行通过《新安保法》，日本已经在战争刀尖上翩翩起舞，而美国今天所为正是“放虎归山”。
二是日本凭借美日军事同盟关系遏制中国力度加大。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影响中美关系的诸多议题中，日本‘暴走’现象对中美关系的负面影响在增大，这要求中美从地区全局考虑妥善应对之，以维护中美关系的大局”[20]。2015年4月，新任国防部长卡特访问日本时公然触碰“行使集体自卫权”这一敏感话题，而后又在有关钓鱼岛和南海地区等涉华问题上大放厥词，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再度表明日本借美“亚太再平衡”的战略杠杆遏制中国的力度不断加大。
三是日本寻求在美日军事同盟的外围处确立双边或三边军事关系网络。譬如，通过建立对话机制、联合军演、人员培训等方式加强了对印军、菲律宾军方的军事合作，牵制中国的意图明显。
“美日＋1”也是其主要模式。日美印启动三边对话并逐步走向机制化，美国出于自身同盟网络建设，在努力促成日韩军事交流与合作的同时，也加速促进美日澳三边军事合作。发表了关于共享信息和通过联合训练加强警戒监视的联合声明并提出了制订三国行动计划。
三、美澳军事关系
美澳军事关系是一对极为牢固的军事关系。自1951年美澳结盟以来，澳大利亚几乎参加了美国所有的海外局部战争。冷战结束后，美澳同盟一度因缺乏清晰的现实威胁，被外界认为将逐步走向松散，但实质上澳并没有表现出“疏美”倾向。“9·11”后，两国以反恐为新的合作基点，在美国阿富汗反恐期间派出了非北约成员中最强大的军力。尤其是“印太”概念提出以后，澳大利亚开始将其从原先的地理概念变成为一个战略概念，以此来界定其战略利益和国防安全战略。澳改变了之前以太平洋为中心的防务安排，换之以把印度洋和太平洋一起作为海洋战略和防务计划的核心[21]。
出于长期的相互战略需求，澳大利亚视美澳同盟为安全基石，并在“印太”概念下对同盟关系做出了调整，从而使美澳同盟关系由太平洋伙伴变为印太伙伴，对美国的新亚太战略部署给予积极配合；而美国亦很重视澳大利亚的安全角色，视其为“印太”地区之锚，对其作为战略支点的倚重日益增强，加强与澳的军力部署、情报分享和合作。2012年4月起，美国向澳大利亚北部重镇达尔文港派驻海军陆战队员——达尔文是能够为本国和来访的盟国海军舰艇提供燃油补给的重要北部基地，这一新码头能为目前和未来的海军舰艇，包括海军的两栖攻击舰的着陆直升机提供燃料补给和后勤支持。澳大利亚《2012防务态势评估》充分表明澳大利亚重视科科斯岛作为海上空中巡逻和监视活动的重要战略价值。美方也表达了同样的重视，任命澳大利亚将领担任美国陆军太平洋司令部副司令。
在美军“印太”海上安全合作战略背后，存在着一个以美国为核心横向编织的双边和三边军事安全关系网络，与此同时，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进，美国传统盟友的杠杆之上又开始经营起纵向的双边和三边军事安全关系网络。美国和美国培植的力量都正在积极网罗军事合作对象，并使国与国之间的军事关系网络化、复杂化。美国及其盟友的相互协作颇有打造“亚洲版北约”之势。虽然中美都有意愿构建中美新型军事关系，但如此安全态势下，不能不让人对美方的诚意打上问号。
当下紧迫的问题是：中方该如何破题？
一是构建“中美＋1”或“中美＋X”的军事合作关系。当今亚太已经不存在简单的双边互动，亚太地区间的国家关系难以脱离中、美因素。换言之，中美关系总是与地区中的第三方紧密相联，因此，中美与“第三方”作为有机整体就构成了当前亚太的基本生态。就当前的三边关系来看，中美日三边关系中，美日同盟实质性提升，中日关系因钓鱼岛问题一度低迷，中美日三边关系呈现中美、美日相对密切而中日一边疏远的“偏态”失衡；就中美印三边关系而言，美国处于三边关系中的枢纽地位，但中国和印度对三边关系的影响力增强，三国间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战略互疑。王缉思和李侃如两位学者认为，中美间“战略互疑”的主要来源有：不同的政治传统、价值体系和文化；对彼此的决策过程以及政府和其他实体之间关系的理解和认识不够；对中美之间实力差距缩小的认识[22]。中印之间的战略互疑具有地缘性特点，而美印之间的战略互疑则体现为美国对印度发展前景及其牵制中国的能力与意愿产生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23]。在可预期的未来，中美印三边关系更可能是“竞合三角”关系，因利益的不同而在不同领域和议题上开展竞争与合作。在中美澳三边关系中，美澳关系基础极为牢固，中澳关系虽起步晚，但发展最快，从“点”对“边”的影响上来看，美国因素对中澳关系影响最大，中国对美澳关系的影响力也在上升，但澳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不大，“以三边促双边”是中美澳三国的一种军事合作路径选择。
二是区分并理解美与其盟友伙伴的强、次强关系，各个击破。同盟并非铁板一块，变化总是可以先从内部开始。加强与印、韩、澳等国军事合作的力度。不懈地努力与各国提升军事交流层级，打开中日防务对话、保持并推进中菲军事交流畅通。在美国与其传统盟国的军事关系中进行“创造性介入”，在美国与其新伙伴之间以经济议题为伴建构不同于美的军事安全议题。
三是做好在一定历史阶段，中美两军缺少军事互信，但仍保持对话通畅、适度合作的思想准备。尽管中美双方都不愿成为阎学通先生所提出的“假朋友”关系，但如若最高层级的军事关系目标，即互利共赢无法达成，那么就必须要有一个过渡阶段为两军缺少互信情形下的各领域合作做出努力。除了探讨有分歧领域的合作与交流，也应进一步探讨可能合作的领域。譬如，此前美国曾经提出过的“千舰计划”，在维护亚洲海上通道安全、反恐、走私等领域有两军合作的广阔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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