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未来

一、关于“世界秩序”

对“世界秩序”看法是中美双方在新型军事关系构建上产生认知分歧的起点。实质上，是美国作为冷战结束以来一超独霸地主导全球事务的习惯性思维无法接纳中国所认知的联合国主导下的各国共同参与共同管理的命运共生模式下的世界秩序。因此，作为构建在未来世界秩序中的中美新型军事关系，其未来的发展命运本质上取决于美国对于世界各国命运的关照，而非仅关注于自身领导权力光环的照耀，取决于美国对公平、公正、开放、平等的国际秩序的实质性的接纳。

在讨论未来的世界秩序之前，不由地想起孔华润（Warren I.Cohen）主编的《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中所述及的一个历史片断。

1938年年底，罗斯福总统决定向英国和法国出售军用飞机，由于欧洲并未处于战争，因此，该交易并没有违反中立法，但罗斯福的这一决定显示了他对战争终究来临的悲观看法以及他的决心：如果发生战争，美国必须在加强民主国家方面发挥作用。

同一时期的亚洲，美国变得更为果断。1938年3月出台了一项明确的决定：有关中日战争等问题不适用中立法，这就使得中国能够在美国购置军火。当然，日本也能够从美国购买军火，整个30年代一向如此。（1938年的数量达到910万美元）。但这种交易在美国受到越来越多的公开批评，人们不安地认识到自己的国家正在向日本提供飞机、坦克和弹药，而后者正在使用它们对中国进行侵略战争。这种日益发展的公众性抗议也反映到了官方政策之中，它们也越来越倾向于批评日本。7月，国务院宣布对日本实施飞机的道德禁运，尽管不受法律约束，但它却发出了一个清晰信号：日本在中国的战争中不能再依靠美国的武器了。接着，当日本在年底声明建立东亚新秩序时，国务卿赫尔当即对之发出公开指责，否认日本有权自行创建新秩序，声明美国坚决反对日本的单边主义，除非通过协商与合作的方式，否则美国不会接受对地区现状作出任何形式的变动。这种反对成为战争爆发前美日关系的主要特点^[1]。

步入21世纪，美国若回顾历史，是否会发现当初自己反对日本单边主义行径，强调要通过协商与合作的方式来解决国际冲突的主张，而今天这种主张正出自中国，规劝的对象正是美国。如果再回顾美国国父们的光荣与梦想，他们所引以为豪的“美国与敌人实现了和解，而不是战胜了敌人”^[2]的品质相去甚远，因为，方向错了，走得越远错得越远——今天的美国是不是正在偏离这个国家诞生意义的路上越走越远？

变化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

中美双方都需要适应变化，而非抵制或者是抑制变化。“美国的思维方式没有变，还是冷战刚结束时的那套想法，这就是美国‘不适应’的根源。”^[3]如兰普顿所说，美国有必要重新审视世界力量格局，在此基础上反思自己的对外战略，做出必要的结构性调整。但是变化也意味着机会之窗的开启，是一个整理行装、再出发的时刻。与其焦虑，何不以包容和平的心态接纳未来世界秩序，以和平繁荣的路径建构未来世界秩序，以合作共担的方式分享未来世界秩序？

对于未来的世界秩序，中美联合工作小组曾经给出这样的三种“前景”：漂移和侵蚀的世界，即当前世界的轨迹，在全球化潮流中各国政府将逐渐内顾，每个国家寻求自我保护的做法将快速改变并腐蚀国际秩序；零和世界，即严重的资源限制将引起经济危机、国内不稳及国家间对抗和地缘政治冲突；振兴与合作的世界，为避免漂移或零和竞争的危险，最可能遭受损失的国家的领导人应共同努力，管理并利用全球挑战和大趋势^[4]。中国学者朱云汉则将其概括为人类社会同时面临的两种可能的历史发展前景：一是国际秩序进入一个较长的崩溃与重组期，全球层面的公共治理或出现巨大真空，一定程度的失序与混乱在所难免；二是更公正的国际秩序正在降临——一个更符合对等与互惠原则的国际经济模式，一个更尊重多元性的全球公共领域，一个更能统筹绝大多数国家可持续发展需求、更能体现“休戚与共”及“和而不同”理念的全球秩序^[5]。

仔细分析，这两种预见并无悖逆之处，世界历史浩浩荡荡，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从无序到有序，从旧规则被打破到新规则的确立，世界历史的发展遵循此螺旋式上升的路径。学者朱云汉给出的是未来世界秩序的两种可能状态，而中美联合工作小组给出的则是达到这种状态的三种可能路径。

一直以来，中国都始终坚定地支持以联合国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并以切实行动推动联合国宗旨和原则的贯彻实施；和平发展是中国未来很长历史时期都将坚定不移执行的外交战略；中国的发展本就与世界和平力量的发展同步，提出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构建亦是出于和平发展的美好愿望。美国需要反省对华政策的历史路径，回到协商与合作的行事方式中去，检讨单边主义做法，改变唯我独尊的傲慢和居高临下的心态——真实清醒地认识到世界是全球各国的世界，而非美国一国的世界，应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他国让渡出他们所应当享有的正当、合理的权益。

二、未来世界秩序中的中美关系

2015年6月，美中两国举行了第七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副总统拜登在演讲中提出“欢迎美中共同为世界制定规则”。拜登认为，美中在合作重塑新规则方面拥有共同责任。无论何时制定新规则，中国都需要在谈判桌上。从不愿与中国“分享”规则制定权，到邀请中国参与规则制定，这是一种务实姿态。与此前奥巴马在2015年国情咨文演讲时所声称的“亚太地区的规则应由美国书写，而不是由中国来制定”的说法显得和善。此举与美国前财长鲍尔森的观点相呼应——鲍尔森在其新书《与中国打交道》中详述了自己的感悟——华盛顿当前要做的便是给中国合理让渡和回馈。眼下美国邀请中国参与规则制定正是题中之义，由此，美中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也变得更加可期。

然而，2015年10月，美国主导的一个不包含中国的贸易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取得实质性突破。奥巴马放出话，不能让中国书写全球经济规则。显然，不仅是中国与世界紧密的联系让中国“看到我国发展对世界的要求，也要看到国际社会对我国的期待”^[6]。美国对中国参与的限制更坚定了中国推动国际经济合作中的“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7]的决心和意志。

一些变化已经发生，另一些变化正在，或者是必然将会发生。在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已是大势所趋的历史潮流下，中美双方都应更多着眼在变化的环境中不断调适自身战略定位和固有观点，以实现合作共赢。

譬如，美国对未来国际秩序焦虑感的上升主要源于一些变化的发生以及这些变化中美国对其掌控的不确定性。一方面，金融危机以来的世界发展表明，以西方为中心的民主路径不适合当代新兴国家，国际社会应高度重视中国发展模式及中国崛起的深远影响，未来世界竞争的主轴将取决于各国的自身治理能力^[8]。因此，西方国家应抛弃二元对立观，改革现有国际机制，接纳中国的和平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尊重现有国际秩序的合理性，从行动和心态上呈现“不称霸”的一贯政策，对国际治理体系主张改革，体现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包容精神^[9]。中美两国彼此都能从亚太地区稳定、和平和繁荣中获益的现实，决定了在未来世界秩序中中美两个大国构建新型军事关系的可能性。

三、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未来

中美两军都需要将各自的军事外交战略放置在当下的深刻变化了的国际体系中加以客观理性的定位，并结合对方的战略意愿加以分析。中方需要加大军事外交战略的规划力度和广度——与美军建构新型军事关系是中国军事外交的重要但非唯一重要议题，中国还有更多的选项与议题值得深化与经营；美方需要改变对中国军力发展的错误意象，在安全议题上用实际行动切实构建与中国军队“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无论是从机制还是策略上进行中美新型军事关系建构的探讨，构建路径的完成均以中美双方思维的调适为前提。

中方为此做出的努力具体如下。一是在美国强化同盟对付中国的时候，中国主动克制自己不去结盟。历史地看，所有大规模的战争都发生在两个同盟之间，而今天中国强调的是“战略伙伴关系”而非同盟关系。两者的区别在于，“战略伙伴关系”强调的是针对大家都面临的危机、挑战和问题，如恐怖主义、气候变迁等；而同盟则往往针对“第三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二是中国推进开放式崛起。中国提出新型大国关系，着眼于多层面的关系构建。最低层面，双方要预防冲突，不冲突不对抗，因此在危机管控领域建设一系列对话与交流机制；在中间层面，双方进行多方面（经贸、社会、文化）紧密联系；在国际层面，在核不扩散（伊朗、朝鲜）、环境和气候变化、全球治理方面追求共同利益。两国进行着多层面的双边关系建构。同时，中国提出并致力于推进“命运共同体”理念，使得中国和世界各国之间实现紧密联系，尤其是随着“一带一路”战略设计的实施，中国极大地促成中国与其他国家利益的互相包容，其“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对世界具有强大的引领力量。三是中国积极主动构建与新型大国关系相适应的新型军事关系。

对于美军而言，尽快袪除“冷战思维”是成功构建新型军事关系的思维前提。一方面，中国和平发展战略追求的是地区和平与稳定，建立互利共赢的命运共同体，不是要建立反美联盟，更无意要取代美国称霸；另一方面，美方拥有世界上实力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应更加主动与包容，在国防费用紧缩态势下，尽早与中方一道在亚太地区建立双边、多边军事合作机制，邀请中方军队加入其全球多层面的安全议题中去，这才是务实而理性的选择。

中美未来新型军事关系的构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随着两国交流渠道的不断丰富，分歧点的存在也将为共识的形成提供更多可能。老子云：“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美两军在安全领域所达成并不断充实完善下来的危机管控和交流机制都是前进步履的不断累积。相信两国在这个一国政治的每一根神经都与国际政治息息相关的复合性时代，在领域与领域间的安全因素转换空前活跃的时代，顺应时代潮流，用协商代替冲突，用合作代替遏制，用包容代替排他，这是一种对历史负责任的选择。

【注释】

[1]［美］孔华润：《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卷）》，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149—150页。

[2]［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林华、曹爱菊译，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版，第VII页。

[3]安刚：《一位“进步主义者”——访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世界知识》2015年第14期。

[4]中美联合工作小组：《中美合作：全球未来的关键》，《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6期。

[5]朱云汉：《一个知识分子对21世纪的思考》，《人民日报》，2015年7月9日，第22版。

[6]《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有利条件》，《人民日报》，2015年10月4日，第1版。

[7]同上。

[8]朱云汉：《一个知识分子对21世纪的思考》，《人民日报》，2015年7月9日，第22版。

[9]秦亚青：《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的几点思考》，《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5月27日，第B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