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群书治要》看中国古人的修身之道

一、《群书治要》是一部什么样的书

《群书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命臣下魏征等编纂的一部匡政巨著。据史书记载，唐太宗从16岁起就跟着父亲李渊南征北战，以武力平定天下，28岁就登上了帝位。此时，摆在他面前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治理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唐太宗读书虽不算太多，但这个人很有智慧，他懂得治理一个国家，一方面要倚重那些有道德学问的大臣；另一方面也要从古代经典中寻求治国安邦的智慧。因此，在他登基之后，就着手做了两件事。第一个事情是建立“弘文馆”。这是国家、朝廷藏书的地方（当时就聚书二十余万卷），同时也是唐太宗招贤纳士的机构，其中最有名的是“弘文馆十八学士”，包括《群书治要》的编纂者褚遂良、萧德言、虞世南，以及杜如晦、房玄龄、孔颖达等著名学者。第二个事情就是组织群臣编纂《群书治要》。唐太宗深感古代的经典实在是浩如烟海，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读遍所有的经典，正如我们湖南有一句俗话“读不完的书，杀不完的猪”。于是，他就想编一部书，将历代经典中有关修齐治平的这些篇章精选出来，汇编成一部书。唐太宗将这个事情交给了魏征等人，这些人读书很多，学问很好，有这个能力，同时德行也很好，唐太宗信得过他们。这项浩大的国家工程从贞观初年开始启动，于贞观五年（631年）编辑成书。在编纂者看来，无论是读书还是治国，都要懂得“本求治要”，因此将这部书命名为《群书治要》。这部书一共选录了65部古代的经典，这些经典包括了经、史和诸子三个部分，总计50多万字，相当于一部《史记》的分量。唐太宗对这部书极为喜欢，认为它广博而又切要，日日手不释卷。唐太宗就是以史为鉴，以《群书治要》中的智慧为鉴，同时在群臣的大力协助下，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

《群书治要》一书的流传也颇有传奇色彩。由于当时中国雕版印刷尚不发达，这部书到宋初就已经失传。所幸者，当时的“遣唐使”将此书带至日本，从此被日本历代天皇及皇子、大臣奉为圭臬，成为学习中华文化的一部重要经典。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一个日本商人将此书送回中国本土。民国年间，上海商务印书馆曾在日本天明本的基础上校勘重排出版，但由于之后战乱频繁，这部书并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致使此书尘封已久。20世纪90年代，我国原驻日本大使符浩先生通过日本皇室成员获得一套天明版《群书治要》，由吕效祖先生点校后于2004年出版了《群书治要》点校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同志于2001年为该书亲笔题词：“古镜今鉴”。近年来，在一些有识之士的大力宣传下，这部书逐渐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和追捧。从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新年贺词视频中，细心的人发现总书记的书架上新添了一大部头，到底是什么书呢？就是这套《群书治要》，可见，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平民百姓，都非常重视这样一部书。

《群书治要》这部书最大的价值，就是帮我们把经、史、子里面最重要的精华，对我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最有帮助的内容节选出来、汇编一册。我们通过这一部50万字的书，就可以尽览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真正把这一部书弘扬开来，中华文化复兴就有希望了。对于我们普通读者来说，真正把这一部书读透，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古圣先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问我们就完全掌握了。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社会，尤其是儒家那里，修身乃是人生的第一要务：“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礼记·大学》）在儒家修齐治平的序列当中，修身乃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条件。今天，我们就以《群书治要》的相关论述为中心，谈谈中国古人的修身之道。

二、从《群书治要》看中国古人如何惩忿窒欲

在中国古人看来，修身的第一要务就是惩忿窒欲。《群书治要·周易》中损卦象传中说：“山下有泽，损。君子以惩忿窒欲。”意思是说，山下有沼泽，意味着有危险，这就是损卦，作为君子，要懂得戒惕愤怒，杜绝嗜欲。

惩忿窒欲的首要环节是“惩忿”。这里的“忿”即忿怒，相当于佛教所说的“三毒”（贪嗔痴）中的“嗔”亦即嗔恨之心。《群书治要·论语》记载：

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曰：“敢问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

这段话说的是有一次樊迟跟随孔子在舞雩台下散步，趁此机会向老师求教：“请问如何提高道德修养、消除积怨、辨别迷惑？”孔子说：“问得好啊！先做事，后考虑个人得失，不就能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吗？时常反省自己的过错，而不是去指责别人，不就能去掉积怨吗？因为一时的忿怒，克制不了自己，以至于牵连自己的亲人，这不是很迷惑的事情吗？”孔子告诉我们，在道德修养的过程中，一定要懂得克制自己的情绪，不要因为一时冲动克制不了自己的愤怒而酿成大错。我们学习法律的时候知道有“激情犯罪”的说法，这个激情犯罪就是因为一时的愤怒而杀人放火投毒等等，事后呢，悔罪态度很好，痛哭流涕，后悔不迭。我们看，孔子早就告诉我们了，“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和忿怒，既伤害到他人，又毁了自己，还连累了亲人。

在中国古代社会，判断一个人修养如何，一个很重要的依据就是看他是否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遏止自己的怒气。事实上，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我们先看一个苏东坡的故事，讲的就是惩忿之难。

据说苏东坡当年在江北瓜洲任职时，与江南金山寺只隔一条江，他经常和金山寺的住持佛印禅师谈禅论道，交往颇深。有一次苏东坡和佛印一起打坐，下坐后两个人聊得兴起。苏东坡问佛印：“你看我打坐的时候像什么？”佛印看了苏东坡一眼说：“我看你像一尊佛”。苏东坡看佛印穿着黄色的袈裟，就忍不住说了一句：“我看你打坐的时候像一坨狗屎！”佛印笑了笑，什么也没说。苏东坡很高兴，回家跟苏小妹说：“老跟佛印论禅，从没有赢过，这次大胜而归！”结果当苏东坡把经过给苏小妹讲过以后，苏小妹说：“哥哥呀，你这次输得更惨了！”“为什么呢？”“佛印看你像一尊佛，是因为他心中只有佛，所以他看什么都是佛；而哥哥你呢？”过了一段时间，他觉得自己的修持有了进步，于是提笔赋诗一首，诗云：

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

这首诗表面上是赞叹佛菩萨，实则是以佛自喻，说自己不为八风^[1]所动。写完之后，他对此诗甚是得意，于是满心欢喜地派一个书童过江，将它送给佛印禅师品鉴。禅师看后，拿笔批了两个字“放屁”，即叫书童带回。苏东坡打开一看，十分气愤，当即乘船过江找禅师理论。上岸之后，发现佛印禅师已经在江边等候了，他知道苏东坡的脾气，沉不住气，会过来找他算账。果然，见面之后，苏东坡怒气冲冲地指责佛印不像话，不该如此侮辱自己，禅师一听，哈哈大笑：“你不是‘八风吹不动’吗？怎么‘一屁过江来’呢？”苏东坡当下醒悟，惭愧不已，原来自己修养还是不够。

在古人看来，“惩忿”不仅是德行修养的要求，同时也是养生延命的要求。《黄帝内经》中指出：“百病皆生于气”“怒则气上，损其身”“怒伤肝”“怒不节，生乃不固”。可见，忿怒乃是百病之源。清代东阁大学士阎敬铭的《不气歌》更是道出了过来人的深刻体验：

他人气我我不气，我本无心他来气。倘若生气中他计，气下病来无人替。请来医生将病治，反说气病治非易。气之为害大可惧，诚恐因病将命废。我今尝过气中味，不气不气真不气。

近代著名的民间道德教育家王凤仪就十分重视惩忿，甚至将不生气、不上火视为修道之前提，认为“上火是‘龙吟’，生气是‘虎啸’，人能降伏住气火，才能成道”。在他看来：“病是吃气活着，疮是吃火活着，人若能不生气、不上火，就把病和疮饿死了。”而做到不生气、不上火的关键在于看到他人的优点，承认自己的错误：

找人好处是“聚灵”，看人毛病（缺点）是“收赃”。“聚灵”是收阳光，心里温暖，能够养心；“收赃”是存阴气，心里阴沉，就会伤身。人人都有好处，就是恶人，也有好处，正面找不着，从反面上找。土匪还有个“义”字，若是出卖朋友，“义”字一倒，一定落网。所以我说，认人优点是“暖心丸”，到处有缘，永无苦恼。找好处是真金，要想找好处，就得以志为根，在没有丝毫的好处里，找出真好处来；在忍无可忍时，还能忍得住，就是“大义参天”。

王凤仪指出，看到他人的优点，承认自己的错误是“拔阴取阳”“降龙伏虎”，有助于人体阳气的上升，从而有利于疾病痊愈。这些论述看似粗浅易懂，实则义理深邃，有着十分深厚的文化底蕴，我们切不可轻视民间高人的智慧。

惩忿窒欲的第二个环节是“窒欲”，亦即窒息贪欲。所谓“窒欲”，并不是将合理的欲望给摒弃掉，而是指要克制超出生存所需的贪欲。《群书治要》中有关欲望之祸以及节制欲望、戒除贪念的论述可谓俯拾皆是，诸如《群书治要·老子》就强调要将欲望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过度的五色（青、赤、黄、白、黑）使人眼花缭乱；过度的五音（角、徵、宫、商、羽）使人的耳朵麻木；过度的五味（酸、苦、甘、辛、咸）使人的味觉变差；驰骋败猎使人的心灵发狂；珍贵的财物使人的行为违规。所以，《群书治要·抱朴子》说：“目之所好，不可从也；耳之所乐，不可顺也；鼻之所喜，不可任也； 口之所嗜，不可随也；心之所欲，不可恣也。”等等。

西晋时期思想家傅玄直接将贪俭与吉凶祸福联系在一起：

天下之福莫大于无欲，天下之祸莫大于不知足。无欲则无求，无求者所以成其俭也。不知足者，则物莫能盈其欲矣。莫能盈其欲，则虽有天下，所求无已，所欲无极矣。（《群书治要·傅子》）

在他看来，天下最大的福祉就是无欲，天下最大的灾祸就是不知足。没有欲望，就没有贪求，没有贪求，就能够养成节俭。不知足，则物质追求永远难以得到满足。这样的话，即使占有天下，其贪求也不会停止，其欲望仍会无穷无尽。所以老子也说，“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群书治要·老子》），没有任何一种罪恶大于欲求他物，没有任何一种灾祸大于不知道满足，没有任何一种过错大于贪得无厌。最近网上有一则报道，读了之后令人感慨万分。这则报道说，贵阳市人民政府原党组成员、市长助理、金阳新区管委会主任樊中黔是一个节俭成性的人，他吃穿普普通通，手机修了若干次还在用，一双皮鞋换了三次底还要穿。然而这个看上去既勤俭又节约的官员，20年来受贿的赃款却足足塞满了五个保险柜。面对堆积如山的金钱，他用也不敢用，存也不敢存，就那么无用地锁着。案发后，他向检察官说出了感悟：“哎，这么多的钱，我拿来做什么？平时无用，这回你们拿来给我量刑时可有了大用！”事实上，不少贪官贪污受贿都很盲目，他自己也没有搞清楚自己要那么多钱干什么，他只知道越多越好，但是到底多少才满足，他自己也不清楚。对于他们来说，占有只是一种爱好，贪来的钱财，也只是一堆数字，并没有什么实质的意义，只有在定罪量刑的时候产生作用，贪得越多，判刑越重，仅此而已。

因此，古人强调通过修身来杜绝嗜欲，避免祸患。《群书治要》中记载了不少古人戒贪拒腐的事例。《群书治要·春秋左氏传》就记载了“宋人献玉”的故事：

十五年，宋人或得玉，献诸子罕，子罕不受。献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为宝也，故敢献之。”子罕曰：“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不若人有其宝。”稽首而告曰：“小人怀璧，不可以越乡，纳此以请死。”请免死。子罕置诸其里，使玉人为之攻之。富而后使复其所。

这个故事讲的是鲁襄公十五年（公元前558年）的事情，宋国有人得到一块玉石，把它献给子罕（春秋时宋国贤臣），子罕不肯接受。献玉者以为子罕对这块玉的品质有疑惑，于是说：“我拿给玉工鉴定过，玉工认为是块宝玉，所以才敢进献给您。”子罕说：“我把不贪当作宝物，而你把玉石当作宝物。如果你将玉石送给我，那咱俩都丧失了宝物，倒不如各人保有自己的宝物。”子罕真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他表达的意思很明确同时也不伤对方的自尊心。献玉者于是叩头将实情告诉子罕：“小人怀藏玉璧，不敢往来于乡野之间，其实是怕为盗贼所害，把它送给您是为求免于一死的。”子罕一听就明白了，于是把献玉者安顿在自己的居处，让玉匠为他雕琢宝玉，直到卖玉致富之后，才让他回家。由于子罕的智慧和诚意，这个故事的结果是双方皆大欢喜，还留下了一段千古佳话。

此外，《群书治要·三国志》中记载了“鲁相嗜鱼”的故事，讲述了古人是如何巧妙地拒绝贪腐，保持清正廉洁的：

公仪休为鲁相，奉法循理，无所变更，百官自正。使食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遗相鱼者，不受也。客曰：“闻君嗜鱼，遗君鱼，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鱼故不受也。今为相，能自给鱼；今受鱼而免，谁复给我鱼者？吾故不受也。”

故事中的公仪休是鲁国的宰相。史书上说这个人奉公守法，依理行事，不徇私情，因而百官行为自然端正。他规定领取俸禄的官吏不得与老百姓争利，做大官者不得牟取小利。有一次，一个客人送给公仪休一些鱼，他不肯接受。客人说：“听说您爱吃鱼，特意送给您这些鱼，为什么不肯接受呢？”这个公仪休说话很有技巧，他没有讲什么空洞的大道理，而是说：“正是因为我爱吃鱼，所以不能接受你的鱼。我确实爱吃鱼，可我身为宰相，几条鱼还是买得起的，要吃鱼的话我自己去买不就好了吗？如果我今天接受了你的鱼，明天就有可能接受人家的钱财，改天因为贪污受贿被抓起来，免了官职，还会有人再送给我鱼吗？所以，正是因为爱吃鱼，为了长久地维持这个爱好，才不能接受你的鱼。”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真正有智慧的人，懂得区分轻重，不会因为小利而伤害了自己的道德品行，影响到自己的政治生涯。《群书治要》的这两则故事（一个送玉、一个送鱼）中的主人公拒绝贪腐的方法都很巧妙，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讲究分寸、不伤和气，实在是值得我们今天的官员学习借鉴。

所以，唐太宗读完《群书治要》后总结说：“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当君主的很贪心，像秦始皇、商纣王等，都丧失了他们的国家。做臣子的贪心，最后是身败名裂，得不偿失。唐太宗比喻说，一个人不珍惜自己的官位，却去营私舞弊，就像用非常昂贵的珍珠做的子弹去射麻雀，那是得不偿失的，按照孟子的说法，这叫作“不知类也”（《孟子·告子上》），也就是不懂得孰轻孰重，只有糊涂蛋才会去干这种傻事。

三、从《群书治要》看中国古人如何谦恭礼让

谦恭礼让是中国古人十分推崇的一种美德，这也是中国古人修身之道的重要内容。被誉为“晚清第一名臣”“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的曾国藩就十分重视修身养性。咸丰十年，曾国藩给老九国荃的信中说：

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

曾国藩总结天下有才华却失败的人的规律，莫不是因为骄傲而导致的。我们观察历史上的人物和身边的人，不难发现，有才华有能力的人（包括富贵之人）最容易滋生傲慢之心，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自己有这个资本。所以，孔子对学生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群书治要·论语》）即使有周公那样美好的才能，如果自大而又贪鄙，那么其他方面也就不足观了。

关于谦德，《群书治要》中的记载很多。在《周易》六十四卦中，“谦卦”六爻皆吉，这在《周易》中是绝无仅有的。谦卦是“地山谦”，上面是地，下边是山。地代表平顺，一座高山藏在地底下，代表谦虚。谦卦把高山的力量藏在地底下，表面上和别人一样平等，这才是真正的谦虚。实际上，谦虚的人就是既有实力又有德行。谦卦六爻皆吉，这说明一个基本的道理，谦虚乃是天地之间趋吉避凶的正道。

中国古代有一部著名的家训《了凡四训》，这部家训一共四篇，其中有一篇就是“谦德之效”，袁了凡讲到这样一个故事：

辛未计偕，我嘉善同袍凡十人，惟丁敬宇宾，年最少，极其谦虚。余告费锦坡曰：“此兄今年必第！”费曰：“何以见之？”余曰：“惟谦受福。兄看十人中，有恂恂款款，不敢先人，如敬宇者乎？有恭敬顺承，小心谦畏，如敬宇者乎？有受侮不答，闻谤不辩，如敬宇者乎？人能如此，即天地鬼神，犹将佑之，岂有不发者？”及开榜，丁果中式。

这个故事讲的是辛未年发生的事情，袁了凡到京城去会试，他的同乡嘉善人一同去参加会试的，大约有十个人，其中丁敬宇最年轻而且非常谦虚。袁了凡跟同去会试的费锦坡讲：“这位老兄，今年一定能考中。”费锦坡感到不解，于是问道：“何以见得？”袁了凡解释说：“只有谦虚的人，可以承受福报。老兄你看我们十个人当中，有诚实厚道，一切事情，不敢抢在人前，像敬宇的吗？有恭恭敬敬，一切多肯顺受，小心谦逊，像敬宇的吗？有受人侮辱而不回答，遭到毁谤而不去争辩，像敬宇的吗？一个人能够做到这样，就是天地鬼神，也都要保佑他，这样的人岂有不发达的道理？”等到放榜，丁敬宇果然考中了。

事实上，通过观察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行举止就可以判断他的祸福吉凶，这在中国文化当中并不神秘。古人早就讲过“善易者不卜”，也就是说，真正通达了《周易》的义理，不必算卦就知道吉凶祸福。袁了凡通过读书，再加上自己的人生阅历和不断地参悟，明白了这个道理。他知道，有实力而且谦虚的人符合天道自然的规律，那么上天自然会眷顾他。《群书治要·周易》里面的谦卦也讲道：“谦，亨”“君子有终，吉。”《群书治要·尚书》里面就讲道：“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所以，满招损，谦受益，骄傲自满的人会受到众人的厌弃或攻击，而谦卑恭敬的人会得到众人的拥戴和帮助，这是天道，是自然规律。

中国古人讲谦恭礼让，完整的意思是说谦虚是外在的表现，恭敬是内心的状态，只有内心做到恭敬，才是真正的谦虚，否则就是虚伪，如孔子所说的“巧言令色鲜矣仁”（《群书治要·论语》）。一个人真正懂得了谦恭，自然而然会做到礼让，不贪不争。老子早就讲了，“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群书治要·老子》），在古人看来，争是不争，不争是争，只有不争，天下才莫能与之争。可见，谦恭礼让是古人的大智慧。实际上，骄傲的人在骨子里面不自信啊，他需要虚张声势，需要靠外在的东西来强撑。没有实力的人才会不择手段地去争夺，因为他需要靠打击对手来抬高自己。真正有自信的人才懂得谦恭，真正有实力的人才懂得礼让。所以，读了《群书治要》，我们要懂得汲取古人的智慧，要明白谦恭并不是缺乏自信，礼让也不意味着退缩。我们要懂得谦让，因为这是天道，是自然规律，只有遵循这个大道，遵循这个客观规律，我们才能够获得更大的福报，最终拥有成功的人生。

四、从《群书治要》看中国古人如何迁善改过

中国古人修身之道的第三个关键，就是迁善改过。《群书治要·易经》中益卦说“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王弼注曰：“迁善改过，益莫大焉。”意思是说懂得迁善改过，益处很多。在古人看来，“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群书治要·春秋左氏传》）。孔子也要求人正视自己的过失，有迁善改过的勇气，做到“不贰过”。他说：“过则勿惮改”，“过而不改是谓过矣”（《群书治要·论语》）。可见，迁善改过作为修身之道的关键环节，在本质上是一个长期与自己的恶习和薄弱意志做斗争的过程，故而为历代圣贤与智者所高度重视。

在《群书治要》中，有关迁善改过的论述非常多。《群书治要·鬻子》指出：

大忌知身之恶而不改也，以贼其身，乃丧其躯，有行如此，之谓大忌也。

在鬻子看来，人最大的忌讳就是明明知道自己身上有过恶，却不能够更改，这必然会贼害自己的身心，甚至丧失生命，若是有此类行为，实乃人生之大忌。

汉魏之际的徐干在《中论》对于迁善改过也有精彩的论述。他认为：

君子之于己也，无事而不惧焉。我之有善，惧人之未吾好也；我之有不善，惧人之必吾恶也。见人之善，惧我之不能修也；见人之不善，惧我之必若彼也。

君子对于自身的修养，没有不担忧的事情。自己有了善行美德，就担忧别人还没有自己好； 自己有了不善，则担忧别人肯定会厌恶自己；看见别人的善行美德，担忧自己不能学到；看见别人的不善，担忧自己会像他那样。徐干还指出：

夫闻过而不改，谓之丧心。思过而不改，谓之失体。失体丧心之人，祸乱之所及也。（《群书治要·中论》）

知道了自己的过错而不改正，叫作“丧心”；反思了自己的过错而仍不改正，就叫“失体”。“失体”“丧心”之人，就是灾祸降临的对象。所以“君子之所贵者，迁善惧其不及，改恶恐其有余”。君子最可贵的地方，就是一心向善唯恐不及，改正错误唯恐遗漏。

那么，中国古人究竟如何迁善改过？从《群书治要》中的相关论述可知，中国古人主要是通过内省（自我改过）与纳谏（接受他人监督）来迁善改过的。

一是反躬自省，择善而从。《群书治要·论语》中讲：“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这是儒家所倡导的重要修养方法。“见贤思齐”是迁善，“见不贤而内自省”则是为了改过。在儒家看来，君子要通过反省自己的意识和行为，辨察、剖析其中的善恶是非，开展自我批评并进行自我修正，不断提高自己的德行和学养。孔子的得意门生曾子提出：“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群书治要·论语》）在曾子看来，自省的主要内容是“忠”（为人办事是否尽忠）、“信”（与朋友交往是否言而有信）、“习”（传授学生道理是否练习印证）。

讲到内省，不得不提到一个人，就是清代名臣曾国藩。他就十分注重反省自己，他坚持写日记，留下了许多的日记手稿。我们看他写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月初十日的一段日记：

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真可谓下流矣！

曾国藩在梦中见到别人得了利益，自己羡慕不已，醒来以后便写日记责骂自己“卑鄙”“下流”，真可谓是“灵魂深处闹革命”！应当说，曾国藩并非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天资颖悟之辈。梁启超就说：“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曾国藩自己也常说“吾生平短于才”“秉质愚柔”。在湖南湘乡，曾流传这样一个笑话，说是曾国藩晚上在家读书，一篇短短的文章，读了多少遍还背不下来。有一个小偷潜入曾国藩家中，趴在屋梁上，本想等他入睡之后行窃，可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他睡。小偷最后忍无可忍，跳下来大叫：“这种笨脑袋，读什么书？！”然后一溜烟跑了。应当说，这个笑话并非空穴来风。曾国藩本人从十四岁起参加县试，前后考了七次，到二十三岁才考上秀才，而且还是倒数第二名。而小他一岁的左宗棠，十四岁参加湘阴县试，名列榜首，相当于今天的县高考文科状元。李鸿章也是十七岁即中秀才。比他们稍晚的梁启超更是天资聪颖，十一岁中秀才，十六岁中举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禀赋平平的人，却成了晚清时期众人景仰、名重一时的风云人物，那些比他聪慧的同辈人，或成为他的下属，或成为他的粉丝。不得不说，强调进德修业，注重反躬自省，懂得择善而从，这正是曾国藩获得成功最为重要的原因。这也表明，修身决定成败，修身的好坏决定了你的人生到底能走多远。

二是虚心纳谏，从善如流。古往今来，大凡有作为的治理者无不善于从谏，以此来知得失、明利弊、优决策。在中国古代，评价一个君主是否贤明，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看他能否做到“从谏如流”。

《群书治要·晏子》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景公之时，雨雪三日而不霁。公被狐白之裘，坐于堂侧阶。晏子入见，立有间，公曰：“怪哉，雨雪三日而天不寒。”晏子对曰：“天不寒乎？”公笑。晏子曰：“婴闻古之贤君，饱而知人之饥，温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劳，今君不知也。”公曰：“善！寡人闻命矣。”乃命出裘发粟，以与饥寒。孔子闻之曰：“晏子能明其所欲；景公能行其所善。”

这个故事讲的是，齐景公在位期间，有一年接连下了三天大雪而不见晴。景公身披白色毛裘衣，坐在殿堂侧边的台阶上。晏子觐见景公，站立片刻后，听到景公感慨地说：“真奇怪呀！大雪纷飞下了三日，但天气却不寒冷。”晏子反问道：“天气真的不寒冷吗？”景公意识到自己失言，于是尴尬地笑了。晏子接着说：“据我所知，历代的贤明君主，自己吃饱时，能想到挨饿的百姓； 自己穿暖时，能想到受冻的百姓； 自己生活安逸时，能想到劳苦的百姓。而您现在却不懂得这些啊。”景公听了之后说：“你说得有道理，我听懂你的‘教诲’了。”于是，景公下令取出库中的皮衣，开放粮仓，救济那些挨饿受冻的百姓。孔子听说此事后称赞道：“晏子是能表明自己真实意愿的臣子；景公是能实施晏子仁政思想的君主。”景公能够知错即改，这需要很高的修养，普通人是难以做到的。所以，《群书治要·汉书》中总结道，古代贤明的君主“闻其过失而改之，见义而从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听到了自己的过失就改正，看见了符合道义的事立刻就效法，这是他们长久拥有天下的原因啊。

唐太宗李世民就真正做到了礼贤下士，对于臣下虚怀若谷。魏征就是当时著名的诤谏之臣，这个人就敢于逆批龙麟、直言进谏。有一次唐太宗向魏征提出，你能不能不要在朝堂上当众让我难堪，有问题咱们私下里沟通解决不就行了吗？魏征答道：陛下，我们君臣在朝堂上议论天下大事，这是普天之下再正大光明不过的事情了，如果我们君臣有问题在私底下密谋好了再到朝堂上演戏，那朝廷岂不就成了阴谋场了吗？魏征这个人很固执，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个死脑筋，唐太宗拿他也没有办法，还得让他不断当众进谏。我们不难想见，贞观君臣如果没有这种内省的精神和博大的胸怀，怎么可能有唐朝雄浑壮阔富丽堂皇的外在气象呢？怎么可能成就中国历史上辉煌灿烂的贞观之治呢？我们再看中国历史上，西楚霸王项羽独断专行，置谋臣范增的建议于不顾，最终不免落得四面楚歌的悲惨下场。我们看，虚心纳谏不仅影响个人发展，同时还可能改写历史。

通过今天的讲座，我们至少要获得三个启示：

第一，读书要懂得选择、抓住根本。唐太宗组织群臣编《群书治要》，就是想通过研读这些典籍抓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我们今天的读书人有一个通病，就是贪多求全，什么书都想读，结果什么书都是浅尝辄止。实际上，真正通达一两部经典，相当于把根给扎稳了，根深叶茂，本立道生。我们在读书的过程中，经常会感觉到茫然，中国古代的典籍真是浩如烟海，真是很难选择。怎么办？最好读可靠的选本。唐太宗李世民找魏征等人帮我们选好了，就是这部《群书治要》，我们就读这部《群书治要》，真正把这部书读好，中国文化的根基肯定就扎下了。

第二，修身也要抓住根本，立其大者。我们前面说到，修身是人生的第一要务，修身决定人生的成败。当然，中国古人的修身之道是一个很宏大的话题，我们今天以《群书治要》为例，讲到了古人如何惩忿窒欲、谦恭礼让、迁善改过，这只是中国古人修身之道的几个核心内容。不过，如果一个人真正懂得并能够做到抑制愤怒、节制欲望、待人谦和、有错即改，那么，也就抓住了修身之道的根本。孟子讲“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可夺也”（《孟子·告子上》），就是说，我们无论做人做事，大的根本一旦确立了，枝枝节节就不在话下了。

第三，修身之道贵在知行合一，学行并重。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讲求知行合一，学行并重。我们有的人今天学习了《群书治要》中的修身之道，感觉深受启发，心潮澎湃，听完之后回到家里还是乱发脾气，回到单位照样贪污受贿，你这就是没学懂。按照中国文化的精神，只有将古圣先贤之言化为自己生活中的行为举止、一言一行，只有知行合一，方为真学，只有学行并重，才是真懂。今天，我们学习了《群书治要》中的修身之道，就要吸取古人修身的智慧，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细节做起，抑制愤怒、节制欲望、待人谦和、有错即改，真正做一个有修养的中国人！

【注释】

[1]佛家的所谓“八风”，指利、衰、毁、誉、称、讥、苦、乐，四顺四逆一共八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