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方陆上丝绸之路”释名
（一）“南方陆上丝绸之路”名称的由来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出版《中国——我的旅行成果》一书，书中die seidenstrasse一词被翻译为“丝绸之路”。此后，“丝绸之路”就逐渐成为一个热词。
“丝绸之路”的基本路线，形成于两汉时期。它起始于关中地区，经河西走廊、今新疆天山南北，通往中亚、西亚，更远连接地中海各国。具体说，它又分中、南、北三道。
一段时期里，人们讨论中国古代的交通，被冠以“丝绸”之名的就是上面所说的这一条。但是，古代时期尤其是宋代以后，从海上经往东南亚通往印度洋沿岸、非洲东海岸等地区的交通，也一直使中国和这些地区保持着断断续续的各种交往交流，这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而实际上，古代时期，中国还有一条其地位、影响都不容忽视的国际交通线。用今天的地理表述，它从四川成都平原，经云南和今缅甸，通往南亚的孟加拉、印度。关于这条道路，民国时期就有一些学者开始进行研究，直至20世纪70年代，成果陆续涌现。比如夏光南、方国瑜、郑天挺、冯承钧、岑仲勉、饶宗颐、严耕望等，都有相关研究。为区别陆上的两条丝路，从关中地区往西的那一条被称为“北方丝绸之路”，而自川滇往西的这一条，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多习惯称之为“南方陆上丝绸之路”。也是从80年代以来，对它的直接或相关研究，更多更广更深入地展开。著述很多，在此不一一列举。
唐代以前，中原政权的政治中心多在关中地区，今川滇正是当时的南方，故称“南方陆上丝绸之路”其实是一种历史地理的表述，表达的是历史上的空间。正如大家所熟知，人们也常把这条丝路称为“西南丝绸之路”。这则是基于今天的地理空间而定名。
（二）为什么称这条道路为“丝绸之路”
直面这条道路，人们自然会问，它是一条什么性质的道路？称之为“南方陆上丝绸之路”是否合适？
学界对这条道路的称名，除“南方陆上丝绸之路”或“西南丝绸之路”外，还有“蜀布之路”“珠宝玉器之路”“丝棉之路”“贝币之路”等意见。应该怎么看？
概而言之，它是一条综合性的国际交通线。与这条道路相联系的政治事件、军事行动、文化行为、商贸经济活动等，在历史上的各个时期，以鲜活多样的形式，断断续续地、起伏跌宕地展开和进行着。仅以商贸经济活动中输出的物品而言，丝绸（蜀锦）自不必说。那么，其他呢？有茶、盐、棉布、滇西的宝石、瓷器等等众多物品。反之，输入的物品同样很多。而且，不同时期，输出和输入的物品也有变化。
由此可知，将这条道路称为“南方陆上丝绸之路”，“丝绸”只是一个代名词而已。第一，它与“北方丝绸之路”相对而称，含有将二者联系起来考察的意味。第二，从这条道路上输出的众多物品中，丝绸是其中具有典型代表性意义的中国元素、中国符号。再者，基于古代的交通运输水平，以及这条道路的路况，如果是某些区间性贸易，如川滇之间的贸易，那么重型的大宗商品运输不成太大问题。但若是远程贸易，比如从川滇地区把某些物品贩运到南亚，那么，所贸易物品一般要具有轻便、不易损毁、交换价值高、适合马驮（人背）、规模数量适中等特征。依此，丝绸恐怕应该是经常性的、重要的输出物品。第三，虽然称为“什么什么之路”只是一个代名词，但也不是随便什么都可以代名，要有内在联系性，如果其象征性意义和内涵科学合理则最好。比如，我们就不能将它称之为“木材之路”“煤炭之路”“番茄之路”。第四，我们很有必要深入研究历史时期这条道路上贝币的输入、丝棉的输出或输入等等，至于名称，我认为“南方陆上丝绸之路”或“西南丝绸之路”已经广为人知，比较合适。
（三）南方陆上丝绸之路的时、空
“南方陆上丝绸之路”形成于什么时候？
学界基本一致地认为，它是中国通往南亚地区最早的一条道路。至于它开辟的时代，主要有四种说法：西周说，公元前6世纪以前说，公元前5世纪说，公元前4世纪末说。其中大多数学者主张公元前4世纪末说，如方国瑜先生、任乃强先生、林超民先生等，都持这种观点。各种说法都有代表人物，他们的论述在此不能详细介绍。
我认为前4世纪末说比较合理。
简单地说，主要因为以下几点：首先，综合各方面情况看，巴蜀、古滇、古印度等文明的互相吸引与碰撞，到这一时期才形成一定的“气候”，产生明显成效；其次，蜀布、蜀锦的生产形成一定规模，远销外地，大约不会早于这个时期；再者，这条道路穿越崇山峻岭、大小江河，如何通过大的河流，如大渡河、金沙江、澜沧江、怒江？舟船制造和航渡技术、架桥构梁水平等，在这个时期以前的“西南”地区，还不很成熟。
“南方陆上丝绸之路”有没有时间下限？我认为应该划个下限。它是个古代交通的概念和术语。因此，它的下限是近代公路、铁路兴起之前。
“南方丝绸之路”的空间呢？这在人们的论说中还是有不统一的界定，或者含而糊之不界定。在一些人的认识中，对于它的空间还是有些含糊不清。有人觉得，只要是连通川滇，再由滇出境的道路都可以纳入其中，甚至只要是西南地区的古代交通，都属于它的范畴。这当然不对。它的起始地为古蜀国，即今四川；中间经古滇国等地，即今云南；再经今缅甸，最后通到身毒（古印度）。川滇之间，缅印之间，在同一时期或不同时期，往往不止一条道路。具体到某段道路，不同时期也会出现一些小的变化。
二、“蜀身毒道”的发现及其路线
（一）张骞的发现
这条道路开辟以后，或许不是很兴盛，甚至可能一度湮废。西汉中前期即是如此，因此就有了张骞“发现”它这样一段精彩的故事。
张骞出使西域，曾到大夏国。回到长安向汉武帝报告时说道：“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1]这就表明，汉代以前，蜀、身毒间很可能存在一条通道，商贾们活动于这条通道所连接的区域。
汉代统治者非常重视张骞的这一“发现”，随之展开了打通这条道路的一系列活动。后人经研究得出结论，这条道路开辟于先秦时代，如上面所说，多数学者认为应在前4世纪末。人们把这条通道称为“蜀身毒道”。
我们今天常说的“南方陆上丝绸之路”，主要就指“蜀身毒道”。
（二）“蜀身毒道”路线概略
“蜀身毒道”由若干段道路连接而成，即：青衣道→灵关道[2]→永昌道（博南山道）
青衣道：
青衣道主要经过青衣江流域，并经过青衣县（汉初置，治所在今四川芦山县芦阳镇。一说在今名山县北），故名。
它自成都西行，过邛崃，然后偏往西南走，经芦山、雅安、荥经，过荥经县凤仪堡，翻越大相岭，再经汉源县清溪、九襄、富林等地，渡大渡河，而后经大树堡、晒经关、河南站，过甘洛县西部的坪坝、海棠、蓼坪，越过小相岭，到越西河河谷与灵关道相接。
灵关道：
自成都出发，利用水运条件，经今双流、新津、彭山、眉山等县市，到达乐山市。而后在大渡河边上岸，往南在峨边和甘洛县境越过大凉山（古代称灵山），再沿越西河谷往南。再经喜德县西部的冕山、冕宁县东南部的泸沽峡谷，顺安宁河谷到西昌。以后经德昌、会理，在拉鲊附近渡过金沙江，过云南永仁、大姚、姚安、祥云，抵达洱海区域。（汉代设有县级政区灵关道，与此处作为道路名称的“灵关道”不可相混。）
青衣、僰道：
《华阳国志·蜀志》说：汉武帝“欲开南中，令蜀通僰、青衣道”。青衣县前面已说过。“僰”指僰道，为当时的一个特殊政区，即今四川宜宾市。如果与前面所说的对应，它应该称青衣、僰道，即从青衣县到僰道的道路。它沿青衣江而下，经今夹江县至乐山市，然后循岷江直至僰道。
僰道（五尺道）：
这里，“僰道”不是政区名，而是交通名。秦以前就应该有民间道路。秦修治成“五尺道”，汉代在“五尺道”的基础上继续修缮、延伸。《水经·江水注》说：汉武帝听了司马相如的说辞，“使县令南通僰道，费功无成。唐蒙南入斩之，乃凿山开阁，以通南中，迄于建宁……其錾（zan）凿之迹犹存”。汉代修治这段道路，应该不止唐蒙主持的这一次，但这次肯定是最主要和重要的。
它的路线自今宜宾（僰道）往南，过盐津县豆沙关，经大关县、昭通市昭阳区、宣威市、曲靖市麒麟区、马龙县等，达于滇池地区，而后再往西与灵关道相接。其间的豆沙关，《华阳国志·南中志》说汉代“开僰门，通南中”。“僰门”到隋唐时期称“石门”，应即后世豆沙关。
永昌道（博南山道）：
从今大理市往西，经漾濞县、永平县，翻越永平县西澜沧江东岸的博南山，渡澜沧江，进入保山坝子。其间过博南山，东汉以前从山的北段翻越，东汉设博南县后，改从南段翻越。从博南山南段经今杉阳，过澜沧江，再经水寨，到板桥金鸡村。以后直至明清，渡江地点基本不变。
出保山以后，分为两支：北支往西翻越高黎贡山，经腾冲，再经缅甸北部的密支那、孟拱、孟关、胡康河谷，越过帕特开山口和那加山进入印度，过列多后沿布拉马普特拉河河谷西行。南支从保山往西南，经今芒市、瑞丽，至缅甸出海。
有的学者将上述永昌道经今缅甸到印度的路线，称为缅印道。
三、汉唐时期修治“南方陆上丝绸之路”举措概略
道路的开辟、修缮、维护，从来不是容易的事情。千山万壑的西南古代时期，更是如此。汉唐时期，很多朝代对这条交通线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修治，书写了一段段恢宏鲜活的历史，给后世以很多启示，值得我们去回顾思索。
就我们现在能读到的文献资料来说，没有秦朝以前修治“南方陆上丝绸之路”的记载。从秦朝直至清朝，各时期都有修治这条交通线的活动。各时期修治的方式不尽一致，但总体上可以分为唐以前和唐以后两大阶段。唐以前，一是打通这条交通线，二是对一些关键节点进行修治，今四川段已有驿路设置；唐以后，基本的是驿路建设。由于各种原因，历代对这条道路的修治，主要在今川滇段。
（一）秦修五尺道
《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指滇国——引者）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筰马、僰童、牦牛，以此巴蜀殷富”。据此可知，秦开五尺道在秦始皇时。西汉前期虽“弃此国”，但巴蜀商贾仍出入滇国进行着贸易。
（二）汉武帝时打通“蜀身毒道”的努力
汉武帝时“通夜郎道”：
朝臣唐蒙在南越吃到蜀地产的枸酱，回到长安后向蜀地商人打听，蜀地商人告诉说：“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唐蒙上书武帝，请求从巴蜀“通夜郎道，为置吏”。于是朝廷派遣唐蒙为使者到夜郎及其周边活动，结果于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设置了犍为郡。同时，“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史记·西南夷列传》）。“自僰道指牂柯江”的一段在今昭通市境内，为“石门道”的一段。僰道以上路段，显然是通行的。
《史记·西南夷列传》又记载道：“当是时，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戍转相饷。数岁，道不通，士罢饿离湿死者甚众；西南夷又数反，发兵兴击，耗费无功。”
汉武帝时“通蜀身毒国道”：
“夜郎道”已经打通，那么往身毒的道路呢？这是更宏大的目标。
“通夜郎道”十余年后的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张骞出使西域回到长安，“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史记·西南夷列传》）
张骞所言，正合汉武帝之意。接下来，汉武帝时为“通蜀身毒道”，走了三步。
首先，汉武帝听了张骞的报告，随即“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这些使团应该是经今四川西南部，到了滇国中心区今滇池地区，便未能再往西走。“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史记·西南夷列传》）
《史记·大宛列传》关于此事的记载，与《西南夷列传》不尽相同：
张骞报告武帝后，“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駹，出冉，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氐、筰，南方闭雟、昆明。”之后，西汉灭南越，蜀地及西南夷“皆震，请吏入朝。于是置益州、越雟、牂柯、沈黎、汉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接着，“乃遣使柏始昌、吕越人等，岁十余辈，出此初郡抵大夏，皆复闭昆明”。
关于“通蜀身毒道”第一阶段的情形，《史记》其他篇章还有一些记载。如《司马相如列传》说唐蒙通夜郎道之后几年，司马相如“略定西夷。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柯为徼，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筰〕”。《平准书》说：“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又说：“当是时，汉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关于西夷、南夷，《史记索引》谓：“晋灼曰：南夷谓犍为、牂柯，西夷谓越雟、益州。”）
第二步，遣使通道遭遇阻碍后，西汉王朝采取军事行动。《史记》记载：“汉发三辅罪人，因巴蜀士数万人，遣两将军郭昌、卫广等往击昆明之遮汉使者，斩首虏数万人而去。其后遣使，昆明复为寇，竟莫能得通”。
“蜀身毒道”的昆明以西，这个时期始终未能打通。但西汉王朝在今四川西南、以滇中为中心的云南大片地方设置了若干郡，其下又分别辖若干县。这与“蜀身毒道”有着内在的关系，前引《史记》已说得明白。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西汉置沈黎郡，治今汉源县东北。（公元前97年，郡废，地入蜀郡。）同年置越雟郡，治邛都县（今西昌市东南）。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置益州郡，治滇池县。
第三步，“并昆明地”，“通博南山道”。西汉设置益州郡之后不久，“雟”“昆明”的势力就转衰了，西汉打通“蜀身毒道”的脚步进一步向西，越过了澜沧江。
《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说：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置益州郡，“后数年，复并昆明地，皆以属之此郡”。《华阳国志·南中志》说：汉武帝时“通博南山，度兰沧水、耆溪，置雟唐、不韦二县……行人歌之曰：汉德广，开不宾，渡博南，越兰津，渡兰沧，为他人。”《水经·若水注》也记载：“汉武帝时，通博南山道，渡兰沧津，土地绝远，行者苦之”。雟唐、不韦两县，载于《汉书·地理志》。雟唐县应该就是以“雟”的基本势力范围为基础设置的，治所在今云龙县漕涧附近，不韦县治所在保山城东北金鸡村。
（三）东汉永平间打通“永昌道”
哀牢是以今保山为中心、地域广阔的一个古部族王国。东汉前期，经过不断的努力，最终争取哀牢“内属”，设立永昌郡。由此，“永昌道”一般情况下得以通行无碍。
实际上，东汉初光武帝时期，哀牢就已经“转衰”。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哀牢王派兵攻打今缅北太平江与伊洛瓦底江汇合处一带的鹿茤人，结果却反被鹿茤人打败。于是，到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哀牢王扈栗（或作“贤栗”）“率种人”，“诣越雟太守郑鸿降，求内属。光武帝封封贤栗等为君长，自是岁来朝贡”。（《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十余年后的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东汉王朝“置益州西部都尉，治雟唐，镇慰哀牢人、叶榆蛮夷”。（《续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古今注》）。接着，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显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后汉书·西南夷列传》）永昌郡开初治所在雟唐，后来迁到不韦，不久又建了郡城，即今保山坝子中部的汉庄古城址。《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原哀牢国境内“有闽濮、鸠僚、僄越、裸濮、身毒之民”。《新唐书·张柬之传》载张柬之上表说：旧哀牢国“其国西大秦，南交趾”。据考证研究，永昌郡辖境西边包有缅甸北部，西抵印缅交界的巴特开山，北抵缅甸、西藏交界地带。
（四）魏晋南北朝时期修治道路的一些事迹
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有一些对这条道路进行修治的行为、活动。
此举几例：《三国志·蜀书》卷43《张嶷传》记载说：越嶲郡“有旧道，经旄牛中至成都，既平且近”。但后来毛牛道闭绝，改由安上走，“既险且远”。张嶷出任越嶲太守，“遣左右赍货币”赐予旄牛部族统领，其与进行盟誓，“开通旧道。千里肃清，复古亭驿”。因此“开通旧道”显然是一个规模不小的工程。
《南史》梁武帝诸子列传记载：武陵王纪，“在蜀十七年，南开宁州、越嶲……内修耕桑盐铁之功，外通商贾远方之利”。其间，应该有交通修治事迹。
（五）隋初凿修石门
隋朝初年，为经营云南地区，对今滇东北昭通市境一段道路进行了修治，工程最艰难的是今盐津县豆沙关（当时称石门）一带。樊绰《云南志·云南界内途程第一》明确记载：“戎州南十日程至石门，上有隋初刊记处，云：‘开皇五年（585年）十月二十五日，兼法曹黄荣领始、益二州石匠，凿石四孔，各深一丈，造偏梁桥阁，通越析州、津州’”。
（六）唐王朝修缮道路举隅
唐王朝多次修缮这条交通线，此举两例：
贞元中韦皋差巡官“开路置驿”：
樊绰《云南志》记载说：德宗贞元十年（公元794年）七月，西川节度使韦皋“乃遣巡官监察御史马益开石门路，置行馆”。今盐津县豆沙关袁滋题名摩崖，有云：韦皋“差巡官监察御史马益，统行营兵马开路置驿，故刊石纪之”。
大中时韦皋“开清溪道”：
《资治通鉴.唐纪》宣宗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记载：“初，韦皋在西川，开清溪道以通群蛮，使由蜀入贡”。
反过来，唐朝也有人为阻塞道路的做法。如，文宗大和年间，“上命德裕修塞清溪关，以断南诏入寇之路”。李德裕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虽没有“塞路”，但修筑了若干城堡，防备阻碍道路的通行。
（七）南诏、大理政权的道路建设
南诏统治数百年。与“南方陆上丝绸之路”相关的道路建设，必然进行过。其后的大理政权统治时期，也是如此。但文献记载缺略。
四、“南方陆上丝绸之路”的地理面貌：艰险迢遥
“南方陆上丝绸之路”的地理形象如何？
人们常说行路难。如果我们说，“南方陆上丝绸之路”充满千难万险，这不是夸张和形容，是实描。
这条交通线沿途经过的地形地貌区主要如下：
成都平原→川西南高原山地（或川东南平原丘陵）→滇东北、滇中、滇西高原山地→缅北高原山地→古印度境。
就交通而言，平原、坝子、起伏平缓且在海拔2000米上下的高原山地，不会构成突出的障碍。但是，这条交通线上，却有着各种艰难复杂的障碍。一是众多的高山峻岭、隘谷。比如，文献记载反映很多的大相岭、小相岭、邛崃山、博南山、高黎贡山、石门等。二是比较大的江河。沿途需渡越的大河流，主要有岷江、大渡河、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是丛林烟瘴，立体气候。再有就是众多民族文化区。
我们选取一些路段的情形来看看：
青衣道的险峻，《续汉书·郡国志》严道县刘昭注引《华阳国志》这样描述：“道至险，有长岭、若栋、八渡之难，杨母阁之峻”。邛崃山“（山）岩阻峻，回曲九折，乃至山上，凝冰夏结，冬则剧寒”。
青衣道上的小相岭，清《越嶲厅志》说：山南麓下行的道路，“往来骑行者徒步下山，易履再穿，险峻不可名状”。
灵关道所经泸沽峡谷，清《冕宁县志》说：“两山壁立，深百余丈，阔不盈寻。孙水流其中淙淙有声，人行东山岭上，俯视魂摇。”
僰道的险峻，诸多文献有描述。《汉书·王莽传》说：“僰道以南，山险高深”。《华阳国志·南中志》说：“自僰道至朱提，有水、步道。水道有黑水及羊官水，至险难行；步道度三津，亦艰阻”。道路必经的僰门，隋唐称石门，即今豆沙关。那里天堑一线，山高谷深，道路凿嵌架设在陡峭悬绝的崖壁间。樊绰《云南志》说：“石门东崖石壁，直上万仞；下临朱提江流，又下入地中数百尺，惟闻水声，人不可到。西崖亦是石壁，傍崖亦有阁路”。隋唐时的阁路，“横阔一步，斜亘三十余里，半壁架空，欹危虚险”。
渡澜沧江是来往这条道路的一个重要节点。唐以前，江上是否有桥不得而知。唐代时在江上建了竹索吊桥，名兰津桥。元代建木桥，改名霁虹桥。明代建铁索桥，以后毁建四次。仅以明末一小段时期来说，就毁建两次，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顺宁府猛廷瑞叛乱，战事中焚毁桥梁。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云龙州王盘起兵，又一次毁桥。明末徐霞客从铁索桥上过江，记述了当时的图景：江两岸危崖峭立，桥东西两头的南面都砌有拱形石门，而两头的北面都是刀劈斧削般的石崖，“倒压江面”，“无路可援”。桥下水流“浑浊”，“浑然逝，渊然寂，其深莫测”。几根大铁索横跨江上，上面铺有木板。桥面顶上还有铁索“高绷”，两端嵌在石崖中，到桥的中间“斜坠而下绷之，交络如机之织、综之提焉”。霞客感叹：“迤西咽喉，千百载不能改也”。（《徐霞客游记·滇游日记八》）这座桥1986年被大水冲毁，仅存两岸桥台河铁桩。
永昌道上渡怒江翻高黎贡山一段，怒江江面海拔700多米，道路所经高黎贡山最高处2000多米，比如位于保山、腾冲界上的分水关海拔2561米。樊绰《云南志》记载说：怒江谷地“草木不枯，有瘴气”。翻山的路，“一驿在山之半，一驿在山之巅。朝济怒江登山，暮方到山顶。冬中山上积雪苦寒，秋夏又苦穹赕、汤浪（怒江岸边的平川——引者）毒暑酷热”。徐霞客当年过这一段路，第一天从蒲缥西村到怒江边，渡江西行上山至磨盘石宿，第二天从磨盘石至山西麓橄榄坡宿。他这样描述蒲满哨往西一段：“两旁削崖夹起，中坠成路，路由夹崖中曲折上升，两岸高木蟠空，根纠垂崖外，其上竹树茸密，覆荫排幕。从其上行，不复知在万山之顶”。（《徐霞客游记·滇游日记九》）
五、汉唐时期“南方陆上丝绸之路”上的政治、军事活动
（一）政治活动
“南方陆上丝绸之路”同其他多数道路一样，是一条综合性的交通线。它的境内段，总体来说，政治色彩最浓，政治功能发挥得最充分，其间的政治活动最多。所说的政治活动，指为了政治，各类有关人员往来于此条道路上。主要有：官吏的往来，使臣的经行。
不妨举一些例子：
西汉武帝遣使“西南夷”：（参见前述，此略）
东汉时永昌郡及其周边遣使“贡献”：
明帝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西南夷哀牢、儋耳、僬侥等“前后慕义贡献”。
和帝永元六年（公元94年），“永昌徼外敦忍乙王莫延慕义遣使译献犀牛、大象”。
和帝永和九年（公元97年），永昌徼外蛮夷及掸国王雍由调“遣重译奉国珍宝”。
安帝元初年间，掸国献幻人。
安帝永宁元年（公元120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
顺帝永建六年（公元131年），掸国又遣使贡献。（以上史事，相关记载见《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和《后汉书·本纪》）
魏晋南北朝时期遣使、派官：
三国蜀汉至南北朝时期，频繁更迭的各主要政权，多数都试图努力经营南中地区。这样一来，往往就要遣使派官。很多官员为外地人，需长途跋涉而赴任。临时派遣使者完成某项使命的情形，时有发生。（具体情形暂略）
隋文帝时韦冲至南宁州：
隋文帝时，任命韦冲为南宁州总管，“持节抚慰”。“冲既至南宁，渠帅爨震及西爨首领皆诣府参谒”。（《隋书·韦冲传》）韦冲到南宁赴任的路线，史书无明确记载，综合判断，很可能走的是东线石门道。
唐遣使云南举隅：
唐廷遣使云南的事例比较多，此略举数例：
唐高祖遣使南宁：《新唐书·南蛮传》载：唐高祖时，“益州刺史段纶遣俞大施至南宁，治共范川，诱诸部皆纳款贡方物”。这应是依朝廷之意而为，至少符合朝廷之意。俞大施所走路线，综合诸因素判断，石门道的可能性更大。同书又载：“爨蛮西有昆明蛮，一曰昆弥，以西洱河为境……武德中，巂州治中吉伟使南宁，因至其国，谕使使朝贡，求内属，发兵戍守，自是岁与牂牁使偕来。”此后每年皆朝贡恐为夸大之词，但经常性朝贡当是实际情况。吉伟所走路线，应是西线清溪关道（即汉代灵关道）。
玄宗遣使“赍册书往册”云南王：
玄宗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唐廷册封皮罗阁为云南王，《册府元龟》记载了册封制文，文末说：“复遣中使李思敬赍册书往册焉”。
德宗遣使册封异牟寻：
德宗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唐廷派遣祠部郎中袁滋“持节领使”，前往云南册封异牟寻为南诏王。多种文献皆记载此事。袁滋使团所走路线，为东线石门道。
南诏遣使唐廷：
南诏王曾亲赴唐廷，并常遣使至唐廷朝贡。据两唐书、《资治通鉴》等史料记载，遣使达数十次之多，其中以德宗、宪宗两朝时最为频繁。此不一一列举。
（二）军事活动
汉代以后，“南方丝绸之路”所经区域的军事活动，历代皆有发生。这些军事活动发生的背景、行军路线、军事活动的结果等，都与这条道路内在地联系着。再宏观一点看，这些军事活动与这条道路连接的区域社会，有着多方面的联系。
这里，主要举一些发生在今云南及其周边的例子，以管窥一斑：
汉武帝遣郭昌、卫广“往击昆明之遮汉使者”：（参见前述，此略。）
汉昭帝用兵益州：
汉昭帝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姑缯、叶榆“复反，杀益州太守”，朝廷遣将率兵讨击。“蛮夷”与汉官军激战，“士战及溺死者四千余人”。紧接下来的两年，又遣将率兵进击，“大破益州”。（《汉书·西南夷列传》）
王莽用兵益州：
王莽天凤元年（公元14年），“益州蛮夷杀大尹程隆”。（《汉书·王莽传》）王莽当年即遣将，发巴、蜀、犍为等郡吏士，从僰道进击益州。此次出兵以失败告终。天凤三年，更换将领，“大发天水、陇西骑士，广汉、巴、蜀、犍为吏民十万人，转输者合二十万人”，再度进击益州。此次用兵，“士卒饥疫，三岁余死者数万”。（《汉书·西南夷列传》）
光武帝时用兵益州：
《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记载：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夷渠帅栋蚕与姑复、叶榆、梇栋、连然、滇池、建伶、昆明诸种反叛，杀长吏”。第二年，朝廷派武威将军刘尚等“发广汉、犍为、蜀郡人及朱提夷，合万三千人击之”。刘尚的军队“渡泸水，入益州界”。这次战事历时数年，至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正月间，追栋蚕至不韦，“斩栋蚕帅”，其后“诸夷悉平”。
同书又记载说：建武十九年（公元43年）刘尚军出兵益州郡，“路由越雟”。
诸葛亮征南中：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记载：建兴三年春，诸葛亮率军征南中，他的上疏中说：“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华阳国志·南中志》明确记载：“亮南征，自安上由水路入越嶲”。《三国志·蜀书》李恢传也说，诸葛亮南征，“先由越嶲”。
成汉李寿南征宁州：
李寿曾征讨宁州，军队分东西两路进发。《华阳国志·李寿传》记载：东晋成帝咸和七年（公元332年）秋，“寿南征宁州，以费黑为司马，与邵攀等为前军，由南广入；又别遣任回子调由越嶲。冬十月，寿、黑至朱提，朱提太守董炳固城……”。
隋开皇时史万岁南征：
隋文帝时，“南宁夷”先归附，“既而复叛”。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遂以（史）万岁为行军总管，率众击之”。史万岁的军队的进兵路线，由西线灵关道而下，“入自蜻蛉川，经弄栋，次小勃弄、大勃弄，至于南中……渡西二河，入渠滥川，行千余里，破其三十余部”。（《隋书·史万岁传》）丁福葆《全隋诗》收录有史万岁《征南宁夷过石门关诗》，据此推断，军队归途，走的应是石门道。
唐、南诏时期，唐征南诏和南诏攻略今四川地区的军事活动，发生过很多次，而且都是大规模的战事。简要看几例：
鲜于仲通征南诏：
唐册封云南王后不久，唐与南诏渐生离隙。天宝九载（公元750年），云南郡太守张虔陀被阁罗凤陷杀。次年，唐廷令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统领八万大军攻南诏。《旧唐书·南诏蛮传》说：鲜于仲通大军“出戎、巂州……进兵逼太和城”。结果，唐军大败于西洱河一带。
李宓征南诏：
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唐朝征召兵卒十余万，加上转输人员，近二十万，由李宓率领，更大规模地征伐南诏。结果，仍惨败于西洱河，几乎是全军覆没。李宓军队进军时走的是那条路线呢？《旧唐书·南诏蛮传》提到，近二十万人的大部队中，“涉毒瘴死者相属于路”。据此推断，李宓军从北往南推进，走的应是清溪关路。
关于“南方陆上丝绸之路”，还有许多问题，比如元明清时期的驿路建设，它在古代时期起伏跌宕的兴衰变迁等等，由于时间关系，只好另题交流。
简要结语：
（1）我们回溯、探究古代的交通，主要是从其间获得人文的启示和科学的借鉴。以“南方陆上丝绸之路”来说，你会着迷地去端详高黎贡山古道上的马蹄印，会流连徘徊于豆沙关的栈道间，会在霁虹桥遗址上久久沉思。但从交通的意义上，我们不应该也回不到以前的时代。
（2）两千多年来，“南方陆上丝绸之路”的川滇段，构成这两大区域间交往交流网络的主动脉、中枢神经。它在历史上呈现出开辟、兴盛——沉寂、衰废——恢复的循环状况。由于地理的、历史的因素，虽一次次循环，基本格局却不曾有大的改变。
（3）它具有很多鲜活的特征特点，这一方面是由于自然地理因素的塑造，也有社会历史的原因。比如崎岖曲折，翻山越岭，跨江济流，荒烟漫瘴，这是地理。道路的宽窄，交通设施的设置等，则有社会的原因。
（4）这条道路的出彩，是由通过它所进行的复杂多样的政治活动、军事活动、经济文化活动等共同造就的。就文献记载的而言，大规模的商贸活动并不多，事实上也应该不很多。但零星细碎的、小规模的、期间性的商贸活动，必然是经常性发生的。
（5）它在历史上的兴衰，主要是社会原因造成的。自然地理的因素，就整体宏观性而言，不根本影响它的命运。它的兴衰，具体、深刻、多层面地影响着沿线地区。
（6）历代对这条道路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经营，反映了它的重要地位和意义。而开修道路的艰辛和智慧，给后世以启迪。
【注释】
[1]史记：卷123.大宛列传.
[2]或青衣、僰道→僰道（五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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