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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隅而荷全国之重任”

时间:2023-08-29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中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云南是防御日本从中南半岛北犯中国战场的大后方战略屏障。因而,在抗日战争中逐渐形成了具有特殊地位的“云南战场”。云南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重要成就。笔者认为应该有一个“云南战场”,它既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缅印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阐述“云南战场”,才能更好地说明“以一隅而荷全国之重任”的云南,为抗日战争所作的巨大贡献。

当1945年9月3日,第一个抗战胜利纪念日来临的时候,作为领导云南人民坚持抗战的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在当天的《云南日报》头版发表了一篇纪念文章,题目是“全面胜利与云南一隅”,回顾了抗战的历程及云南人民对抗日战争的贡献。他说:“回忆抗战初起,奉召晋京,接受任务,即认定此次抗战,前途异常艰巨,决心以全省人力物力贡献国家。”接着说:“暨广州、武汉相继沦陷,云南地位骤形重要,对外通路,只此一隅。而滇缅越交通线之开辟与维护,粮秣物资之供应与输将,遂为我云南同胞血汗之荟集。敌人欲屈服中国,非全面封锁不可。对于云南,包围、威胁不遗余力。1941年法国战败(应为1940年——引者注),敌人攫取安南(越南); 1942年盟军失利,日寇进陷腾龙。四年以来,云南两面受敌,形势异常险恶。计难孤危支柱,竭其余力。其间不断轰炸,时惊风鹤,所持者厥为最后必胜之一念,与乎我西防南防大军,攻守兼备,美国盟友比肩奋战。云南民众,竭厥输将,苦撑数年,幸能保此……期间经过,可谓备极艰苦。”今天的胜利,确实来之不易,我们应为珍惜。[1]这一段话,简明扼要地概括了以“西防”“南防”为内容的云南战场的特点及云南“以一隅而荷全国之重任”的历程,值得我们深思,这是研究云南抗日战争史的一段经典名言。而过去的研究,却忽视了龙云这段话的含义。

一、“云南战场”概念的提出

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位于东亚大陆与中南半岛和南亚次大陆的结合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国内国际战局的变化,将云南推到“以一隅而荷全国之重任”的位置,不但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而且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战线(亚洲——太平洋战线)上,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发挥了不可取代的特殊作用。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云南不仅始终是中国抗日正面战场西南大后方最重要的战略基地之一,而且是中国与反法西斯盟国保持联系并获得外援的主要陆、空国际通道。中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云南是防御日本从中南半岛北犯中国战场的大后方战略屏障。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军由缅甸入侵云南,云南又成为抗击来犯日军的最前线,不但是反法西斯盟国的中缅印战场对日本作战的主力中国远征军的战略基地和作战地域之一,而且是将世界反法西斯东方战线上的两大主战场——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联系起来的战略结合部。日本投降以后,云南又是以滇军为主力的中国陆军第一方面军入越受降的前进基地。云南还是战时中国维持对外开放、开展对外贸易的主要门户和通道。因而,在抗日战争中逐渐形成了具有特殊地位的“云南战场”。

云南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重要成就。已出版的较重要的著作有:方国瑜著《抗日战争滇西战争篇》(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谢本书、温贤美主编《抗日战争的西南大后方》(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孙代兴、吴宝璋主编《云南抗日战争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增订本),徐康明著《中缅印战场抗日战争史》(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周勇主编《西南抗战史》(重庆出版社2013年版),中国云南保山市党史地方志工作委员会编著《滇西抗日战史》(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余戈著《1944:松山笔记》(三联书店2009年版),余戈著《1944:腾冲之围》(三联书店2014年版),张志芳主编《东方诺曼底之战——滇西缅北战役》(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版),陈立人著《国殇·中国远征军缅甸、滇西抗战秘录》(团结出版社2013年版),王楚英著《军碑——一九四二》(京华出版社2009年版),云南省档案馆编印《滇军抗战密电集》(1995年内部版),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编《滇西抗战》(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等以及众多的回忆录、资料集。国外学者著述,反映云南战场的并不多,而主要是反映缅甸战场及太平洋战争的较多,涉及云南多半还是引用中国学者的著述和材料,如(英)弗兰克·麦克林恩著《缅甸战役——从灾难走向胜利(1942—1945)》(章启晔译,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美)多诺万·韦伯斯特著《滇缅公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缅甸—印度战场”的壮丽史诗》(朱靖江译,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等。

然而,这些著述,大多侧重于论述缅甸战场及中国云南的滇西战场,却没有人提出或正面论述过抗日战争中“云南战场”的问题,自然没有人对“云南战场”的概念和地位做出解释和说明,这是很大的遗憾。笔者认为应该有一个“云南战场”,它既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缅印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阐述“云南战场”,才能更好地说明“以一隅而荷全国之重任”的云南,为抗日战争所作的巨大贡献。

“云南战场”概念的提出,是根据以下几点原则:一、时间是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二、地域主要在云南境内;三、内容是抗击日寇侵略;四、性质为全民抗战;五、作为地区性战场,不应只是一次战役或一次较大战役,而应是多方位、多层次,延续一定时间的综合性战场。抗日战争时期,云南除了出师40余万人以及修筑滇缅公路等支援全国抗战以外,在云南境内形成了一个重要战场——“云南战场”。云南战场至少应当包括滇南战场和滇西战场两大块。

滇南战场形成于1940年。滇南战场的重要意义,并不亚于滇西战场,因为它最终拒敌于国门之外,没有让日军敢于跨入滇南一步,稳住了重庆国民政府。只是滇南战场缺少滇西战场那样血与火的惨烈场面,因而被人们忽略了,鲜为人知,以至成了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一个空白点。在已经出版的著述中,几乎连“滇南战场”的概念也没有,更没有人提出“云南战场”的问题。

滇西战场,近年来学术界和文学艺术界对滇西战场论述和描绘较多,各种文学艺术作品反映也较多。然而即使如此,对于抗战胜利先声、最早将日寇赶出中国国土的滇西战场,至今尚没有一本权威性的综合性的学术专著出现,许多重大问题仍然笼罩在一层迷雾之中,如滇西战场的敌后斗争,云南地方政府与人民群众对滇西战争的支持,日军在滇西暴行(包括细菌战、慰安妇)等,都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从完整的“云南战场”来讲,云南从抗日大后方同时转化为抗日大前方,不应是从1942年滇西抗战开始,而应从1940年滇南抗战开始。

二、滇南战场——拒敌于国门之外

滇南战场的形成,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南亚,特别是侵略印度支那地区密切相关。日本侵略印度支那和东南亚地区是蓄谋已久的。自1935年以来,日本已在东南亚地区做了入侵的各项准备工作,有大批日本特务、间谍在这一地区活动。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对华战争以后,入侵印度支那以及东南亚地区,以完成对中国的包围,提上了日程。1938年10月广州被日军占领,1939年2月海南岛被窃取,3月南沙群岛的南威岛也被占领。日军在轰炸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前,已经做好了入侵印度支那和东南亚地区的准备。他们打出的旗号是“亚洲人的亚洲”,自认为自己是领导亚洲的国家。

1939年9月1日,德国闪击波兰,英国和法国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西线爆发。1940年7月,意大利进攻非洲,第二次世界大战蔓延到非洲。世界形势急剧恶化。同年6月,法国政府向德国屈膝求和,法兰西第三帝国灭亡。法国当局于同年9月与日本签订军事协定,此事是在日本与德、意轴心国缔结军事同盟条约的同时发生的。法国同意日军进入越南红河以北地区,并将河内、海防、金兰湾让给日本,于是日本军队立即占领了海防、河内等地,并把侵略军推进到滇越边境地区。这样滇越边境形势相当吃紧,日军随时有可能利用滇越铁路、滇越通道进取云南,从中国西南地区包抄中国。于是,滇南抗战遂拉开了序幕。到1941年6月22日,德国对苏联发动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东线爆发。

面对着这种愈来愈险恶的形势,以龙云为首的云南省政府深感忧虑,积极动员和组织全省军民投入滇南抗战工作之中。然而,此时云南军队(滇军)的主力已调往东部和中部的抗日前线,省内军队薄弱,防备空虚,因此龙云要求蒋介石中央,紧急调回在江西前线的滇军第一集团军,特别是该集团军的第60军和新3军,以防日寇向滇南发起进攻。

就在形势紧张之际,龙云通过在前线的滇军将领卢汉(原60军军长,现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面见蒋介石,以越南防务紧张为题,要求率部回滇,加强滇越边境之防务。蒋介石答复:“欧局剧变,法国停战,须静观数日,俟欧局明了后,兵力如何分配,方能统筹”。看来此时蒋介石心中还无数。卢汉对此,曾复电龙云,全文如下:

昆明行营龙钧鉴:雄密。汉等删日抵渝,铣日上午晋谒委座,详陈一切。当面奉示,以越南防务紧张,主座所呈请折,关于军事者,可向何部长(陆军部长何应钦)商谈;关于财政者,向孔部长(财政部长孔祥熙)商谈。并嘱早日回滇报告及部署一切。等因。铣午分访何、孔两部长,亦遵委座意旨,从速决定。至巧日下午,委座在黄山召汉面谒,谓欧战剧变,法国停战,须静观数日,俟欧局明了后,兵力如何分配,方能统筹。等因。汉等须小住数日,安全自当注意。祈释厪念。职卢汉、陆崇仁叩。白皓。印。[2]

早在1938年9月起,日本为阻止中国军队可能在滇南的防务,即多次轰炸滇越铁路。龙云曾向国民政府报告说,1939年12月31日及1940年1月1、 2、 3日,在河口附近之白寨、腊哈两处,日机每日30余架,投下炸弹200余枚,使路基倒塌。[3]2月又多次轰炸,仅2月1、 2两日炸中客车,死亡100多人,重伤60余人。[4]到1940年6月20日,在日本的干预下,滇越铁路停止了运输,实际上滇越铁路已被日军截断。于是,龙云连发两个急电致卢汉转何应钦,再度要求,紧急调回滇军。其中一电全文如下:

即到。重庆。内政部周部长(云南人周钟岳,时任重庆国民政府内政部长)请速转卢永衡(卢汉,字永衡)弟:前电计达,敌军自必登陆无疑。滇中空虚,毫无准备。一旦敌人以最迅速姿态,循铁路突然冒进,殊觉无所措手。查前此顾虑北海登陆,迭电呈请预为部署,不幸言中。现又海防登陆,滇省直当其中,感受严重威胁,防务倍形重要。请迅即指示办法,并恳准即指调第一集团军回滇,俾厚军力,而资应付。无任迫切待命之至。再者,滇省中央机关林立,工厂仓库,无虑百数。如何措置,并请预为之计,俾免临时周章为祷。弟龙云叩。号秘。印。[5]

焦急心情,跃然纸上。

6月25日,龙云再电重庆请求说,调第一集团军回滇,为今日先决问题。如不调第一集团军,而以其他零星部队凑数,恐难以承担滇南抗战之重任。[6]

龙云在急电重庆的同时,在省内除积极动员全省军民投入滇南抗战工作中以外,还着手作了相应的准备工作。先是以第一集团军参谋长盛家兴率各军参谋长,在滇南崇山峻岭中实地视察,掌握了第一手材料,历时两个多月,初步制订了“防守滇南作战计划”。后又为防御日本侵略军由越南沿滇越铁路进犯云南,炸毁了滇越边境之河口大桥,相继拆除河口至碧色寨177公里的铁轨(只有工程艰险的人字桥未撤,留下将来修复铁路之余地),使日寇失去进攻云南的便利条件。

9月5日,日本军队入侵越南已不可扭转,龙云万分焦急,乃以“特急”电,直接请求蒋介石、何应钦,要求将第一集团军全部调云南。电文如下:

特急。重庆委员长蒋、总长何:殖密。现在越局,观察维祺措施,日军入越,已成不可避免之势。目前我方作战计划,顾虑已极周详。惟准备入越之师,不见充分,而在滇防守之师,亦嫌单薄,中日相战,虽已三年,而此次实为最后之一着,不能不特别注意。再三筹想,仍以第一集团军全部抽调回黔、桂边境驻扎,以备不时之需,为最适宜。特此重申前请,务恳俯予采纳施行,不胜翘企待命之至。职龙云。申微。机。印。[7]

蒋介石也感到形势紧张,不能不抽调军队回滇,乃复电龙云,命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先抽调一个军回云南(因其时第一集团军归薛岳指挥),其余部队则一时难予抽调,因为此时中部前线战事也不乐观。[8]

经过反复多次协商,最后蒋介石批准第一集团军所属第60军的第182、184两师回滇。调回之部队由第60军军长安恩溥率领。龙云获悉后又急电安恩溥,要他“克日率队起程,则乡国幸甚矣。”[9]为此,龙云为回师部队的行军路线及粮草后勤保障,都做了细致的安排。安恩溥奉命后,即率能够行动的5619名官兵,从江西上高、奉新等地步行到湖南渌口、衡阳,分乘湘桂铁路火车到广西柳州,继又步行17天,11月抵达滇西砚山休整。1941年2月开赴蒙自,实施滇南防务。

而在1940年9月,日军第三十八军在司令官土桥勇逸指挥下,从海防登陆后,进驻越南首都河内,并将其二十一师团、二十八师团以及近卫师团的兵力,摆到滇南正面越北一线的老街、安沛、越池、谅山、莱州、奠边府等地,对滇南形成了剑拔弩张的态势,随时可能侵入滇南地区。

滇军这部分回到云南后,即组建滇南作战军司令部,仍沿用第一集团军总部名义,组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部于昆明,以卢汉为总司令;而第一集团军所属之第58军、新3军仍留在江西前线。江西原第一集团军总部改称副总部,由高荫槐任副总司令,1942年改由孙渡为副总司令。1945年初,第一集团军改组为第一方面军,原第一集团军副总部改为总部,以孙渡为总司令。

为了配合滇南战事,在1941年春,军事委员会抽调一批军事专家组成参谋团,名称定为“军委会驻滇参谋团”,约有30人,由军令部第一次长林蔚中将任团长,军训部第一次长阮肇昌中将任副团长;中将高级参谋有邵昌(要塞炮兵司令)、华振麟(通讯兵指挥官)、林伯森(工兵学校教育长)、斯立(辎重兵学校教育长)等,少将高参有马崇六(国防工程处处长);参谋团下设参谋处和总务处。萧毅肃中将(总长办公室高参)任参谋处处长。参谋团于1941年3月到达昆明。参谋团主要是掌握敌情判断,部队调动等。1942年初,日军入侵缅甸后,参谋团主要工作转向中国远征军入缅工作和滇西作战方面,改名“驻滇缅参谋团”,实际上代表军令部指挥远征军了。军令部参谋团是小型的军令部,与军令部具有同等权力。参谋团长必要时可以在所在地区代行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的权力。[10]

驻滇参谋团经过认真调查研究,由当时著名的战略专家萧毅肃中将亲自主笔,并有众多的高级将领和军事专家反复讨论,制订了新的“滇南防守计划”。这个计划拟得非常仔细。例如关于后勤物资备战计划分,对粮秣、服装、武器、弹药、工兵、通讯、卫生器材及野战医院配备等考虑得相当周到,都有具体数字,计算得非常精细,要求枪炮一响,补给源源供应,不能有一环脱节。

根据作战计划,驻云南陆军部队分为正面、左翼、右翼三大部分。正面为以卢汉为首的第一集团军,总部在滇南开远,正对越南日军。左翼为以关麟征为首的第九集团军,总部在滇东南文山。右翼为以杜聿明为首的第五集团军,总部驻昆明。稍后,杜聿明部编入中国远征军系列。因而实际在滇南防御的主力是滇南正面的以卢汉为首的第一集团军(滇军),其次是在滇东南左翼配合的关麟征第九集团军。

为了将指挥机关向前线靠拢,1941年5月,第一集团军总部由昆明移往滇南蒙自海关关署办公,后又移驻开远。总部下设第一、二两路军总指挥部,部队有所扩大。以60军军长安恩溥为第一路军总指挥,安恩溥去陆军大学进修后,改由卢浚泉担任,下辖郭建臣第182师、万保邦第184师、闫旭第三旅、卢浚泉第七旅。第二路军总指挥,在此危急时刻,蒋介石不得不起用被他“革职”的抗日名将、原新3军军长张冲,下辖安纯三第3旅、马继武第4旅、邱开基第5旅,分别驻金平、个旧、建水。张冲特别安排中共地下党员张子斋为秘书、张士明为特务营长。后第二路军3个旅改编为3个师,以安纯三为第20师师长、邱秉常为第21师师长、杨炳麟为第22师师长。第一、二路滇南作战军,沿滇越边境的河口、屏边、金屏、个旧、建水一带设防,至今还能依稀可见当年在滇越边境一带所筑工事,与进犯越南之敌对峙。随后,蒋介石又调甘丽初第6军及关麟征第九集团军向云南方向移动、布防,以协助滇南作战军。

蒋介石多次给龙云、卢汉电,要求提高警惕,加强滇南防范。其中1941年10月28日的一个电报,值得注意,全文引用如下:

龙主任、卢总司令:俭午令一元南电计达。劝密。除应限期完成滇南一切战备外,对铁道以西之部队配备与道路状况更须注意防范。该方面有一个旅团以上之敌军进袭,尤须预防其骑、炮兵快速部队之袭击,应即令该方面部队妥为布置与限期演习,以防不测,如何布置与演习,希详报为要。中正手启。勘未令一元南。印。[11]

卢汉根据蒋介石批示,对敌情作了认真调查后报告说,日内,日军将河内、海防敌兵调集于西贡,约15万人、飞机600架,有“北守南攻”之意。然而,滇桂边境仍不可松懈。[12]

随后,又改组设立了滇越边区总司令部,部队增多了,重要性提高了,立足于不让日寇跨越滇南一步。1943年,第一、二路军下辖各部扩编第18、19、 20、 21、 22、 23、 24七个暂编师。其中第12、 22、 23三个师由龙云辖制,余归卢汉指挥。1945年初,滇越边区总司令部改编的第一方面军,下辖第60军(以暂编第18、 20、 21、 24四个师组成)、 93军(以暂编第18、 20、22三个师组成),以及关麟征第九集团军辖三个军。

日寇在越南驻军最多时超过15万之众,虽对滇南有小的骚扰,但由于滇南作战军严密布防,又发动群众,联合沿边土司武装,结成抗日的铜墙铁壁,最后拒敌于国门之外,使日寇在滇南未能越雷池一步。这是滇南抗战的伟大功绩。

延至1942年4、 5月间,日寇大举进攻缅甸,并从缅甸侵入滇西,滇西大片国土沦陷,滇西抗战全面开始。滇南防御战场的全胜也在很大程度上稳定了重庆国民政府。直到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日寇始终未能在滇南越雷池一步,这是云南抗战史上光荣的一页,也是抗战史上的奇迹。还要说明的是,滇西反攻战的最后胜利,是以中国远征军为主,云南军民配合的结果;而滇南抗战拒敌于国门之外,则是以滇军为主,云南各族人民支援的结果。而且,1945年6月,滇军曾奉命主动出击,追击在越南之日军,从6月17日至8月21日,先后作战32次,毙敌300余人,滇军亦伤亡百余人。[13]这些战斗的胜利,为后来滇军入越受降,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滇西战场——抗战胜利的先声

滇西抗战,已出版了多种论著,这里主要从云南的角度,作简要的论述,尽量避免重复。

1941年底,日军南侵,发动太平洋战争。到1942年上半年,日寇已占领东南亚大部分地区,侵略矛头指向云南西南部地区。5月2日,日军进入我滇西边境之畹町,4日占领龙陵,当晚进至惠通桥西岸。5月5日上午我守桥工兵将惠通桥炸断,阻止敌人深入怒江以东。5月10日,腾冲沦陷,延至1943年初,日军控制滇西地区83000平方公里土地。[14]艰苦的滇西抗战从此开始。

日军入侵滇西,蒋介石和龙云都大为震动。滇西危急,既威胁到昆明的安全,也威胁到重庆的安全,对抗日前途影响深远。蒋介石不得不争取和安抚龙云,以便能够集中力量,指挥滇缅战场的抗日战争。而龙云也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全力支持中央军(远征军)在滇西的军事行动。他以省政府名义,号召全省人民和各级地方政府,支持滇西抗战,要求滇西沦陷区开展游击战争,组织民众自卫部队,协助中国远征军打击敌人,并“随时向驻军长官请示机宜”。[15]龙云还令驻保山之滇军旅长龙奎垣和保山县长,“军民务必同心协力,一致合作。在此期间,凡在保山部队、地方团队及民众,一律听宋总司令希濂指挥,精诚团结,以收军民一致合作之效。请勿各行其是,步调分歧。”[16]同时,致电中国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说:“目前保山所有军民应如何使用,悉听兄指挥,万勿客气,昨已电令各方知照矣。”[17]龙云还应蒋介石及远征军各部队要求,组织民工,破坏滇越铁路、滇缅公路路基及便道,以及组织民工运送军粮、弹药和伤员等。龙云对边境土司状况也很关心,希望组织他们抗战。云贵监察使、云南籍知名人士李根源,“奉蒋委员长电令及监察院电催和龙主席嘱托”,赴滇西宣传抗战,组织群众抗日,发表《告滇西父老书》,号召滇西各族人民戮力同心,协同作战,“抱定更大牺牲决心,驱除日寇,恢复失土。”[18]又令各土司勿忘国耻,协同作战,调动了各土司抗日的积极性。在怒江以西的敌占区,滇西军民与敌人经历了大小数十次的战斗,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1942年7月,龙云委任63岁高龄的爱国士绅张问德,出任腾冲抗日县长,领导腾冲及滇西沦陷区人民进行抗日斗争。张问德大义凛然,艰苦奋战,被誉为“沦陷区五百多位县长中之人杰楷模”,得到了龙云省政府的嘉奖。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重要进展的时刻,滇西反攻战于1944年5月拉开序幕。投入滇西反攻战的主力正规部队,有宋希濂第十一集团军和霍揆彰第二十集团军约16万人,在云南省政府和云南各族人民的支持下,进行艰苦的作战。经过腾冲、松山、龙陵等战役,终于在1945年1月20日收复畹町,把日寇全部赶出我滇西国土。1月27日,中国远征军和中国驻印军在缅甸境内芒友会师,标志着滇西抗战的完全胜利。

滇西反攻战从1944年5月11日到1945年1月27日,历时8个月零16天。据统计,滇西缅北反攻作战,日军伤亡和被俘共21057人,而中国远征军阵亡官兵26697人,伤35541人,失踪4056人。[19]

滇西抗战的胜利,与云南各族人民的支持是密不可分的。宋希濂早在1944年底即指出“民众之热烈协助”,“较民国十五年(1926年)北伐之民气,有过之而无不及”。[20]这是滇西抗战胜利的基本因素。40年后,宋希濂进一步指出,人民的支持,“是这场战争所以获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21]他估计,“当时投入这场运输任务斗争的滇西老百姓,至少有二三十万人”之多。[22]实际上滇西各族人民的支援,远远不止这个人数。[23]即以30万人计,在每个远征军官兵的背后,约有2个民工在支撑。固然,滇西反攻战的主力是中国远征军。但是,如果没有云南地方政府的支持,没有云南各人族人民群众的支持,滇西反攻战的胜利,是不可想象的。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刻,云南最先把日寇全部赶出我们的国土,这就是说,“收复失地,实滇省最早。”[24]在这抗日战争史上是光辉的一页,它预示着“全国抗战胜利的先声,最后胜利的日子即将来到了!”[25]

滇西抗战的胜利,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先声。

四、民主运动——保障抗战胜利的另类战场

抗日战争前后,云南民主运动持续发展。而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对云南的影响,对于促进云南抗日救亡运动和爱国民主运动,对于争取和团结地方实力派进行抗战,对于调动云南各族人民的抗日积极性,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还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云南各族人民激于抗日热情,纷纷要求抗日。昆明各阶层人民积极行动起来,各校学生组织宣传队上街演讲,商人罢市,各报刊也纷纷发表抗日的报道和评论。9月28日,昆明全市“闭市一天,志哀国耻”。学生上街游行示威。[26] 10月3日,昆明召开了反日民众大会,与会者达3万人之多。会后游行队伍一度冲击了在如安街大厅巷的日本驻昆领事馆。[27]在云南还成立了学生义勇军,工人组织了抗日救国会,农民亦组织抗日义勇军。各抗日组织开展了抵制日货运动。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云南各界纷纷捐款,捐助物资,支援上海抗战,还组织援沪敢死队、抗日铁血锄奸团等,作长期抗战之准备。红军长征过云南,宣讲工农革命,宣传北上抗日,使云南闭塞的农村茅塞顿开。

中共地下组织重建和恢复以后,积极开展活动,秘密印刷中共《八一宣言》《对时局宣言》。1935年底爆发“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中共云南临工委推动各界各阶层人民响应“一二·九”运动,促进抗日救亡,推动了云南学生爱国运动会的成立。1936年元旦,云南学爱会发动昆明大中学生5000余人,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发布宣言和告民众书,并向云南省政府请愿,提出六项要求,中心问题是团结抗日。[28]呼吁,我们的基本政策,正如冯玉祥将军所说,应当是“第一个抗战,第二个抗战,第三个还是抗战”。[29]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云南抗日救亡运动掀起了新的高潮,以中共组织领导的云南学联为基础,于8月18日成立了“云南学生抗敌后援会”(“学抗会”),各县建立了分会组织,各校也成立学校分会;还成立“民众歌咏团”,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建立中共云南地方组织的外围组织“云南青年抗日先锋队”(“抗先”)。1938年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来昆组成西南联合大学,联大学生中有50多人是“一二·九”运动中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民先”),其中有的人已加入中共。“抗先”与“民先”合作推动云南抗日救亡运动。10月,两组织合并成立“中华民解放先锋队云南部队”,使之成为中共领导下的云南抗日救亡运动的前线指挥部(后撤销)。各种抗日报刊《救亡》《南方》等纷纷出版。《云南日报》也不断刊登“新华社”的消息,甚至刊载毛泽东的《论新阶段》等著作。

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正式成立(其前身为中共中央长江局),加强了对国统区救亡运动和民主运动的领导,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花大力气争取、团结地方实力派。云南地方实力派首领龙云,是南方局重点争取的对象。中共云南省工委根据南方局的指示,向龙云提出了十条建议,中心是坚持团结抗日,支持民主运动。[30]龙云后来大体上是根据这十条建议进行工作的。

1942年初,昆明发生了自发的“倒孔”(打倒孔祥熙)运动,表明昆明民主运动在经历了一段低潮以后开始复苏,成为抗战时期大后方爱国民主运动高潮的先声。

1943年,周恩来在重庆与龙云会面,作了进一步的工作。同年10月,南方局派华岗、周新民等到先后到云南,帮助民盟建立地方组织,继续做龙云等人的工作,争取他们与共产党合作。在华岗倡议下,西南联大、云大等一批专家教授,组成“西南文化研究会”,大家在抗日救亡、争取民主和进步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从而“掀起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民主,反对独裁;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新高潮,准备迎接抗日战争的新胜利。”[31]此后,昆明的民主运动掀起了新高潮,并且使昆明成为抗战大后方的“民主堡垒”。龙云亦于1944年底,秘密加入了民盟。龙云加入民盟,对抗战后期昆明形成“民主堡垒”不能不有很大的影响。

抗战时期,云南的救亡运动,持续不断的民主运动,使昆明成为抗战大后方的“民主堡垒”。抗战时期的云南民主运动,不仅是争民主、反独裁的问题,而且是迫使蒋介石集团,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抗日战争坚持到底的问题,这是夺取抗战胜利的不可缺失的条件。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云南民主运动的开展是保障抗日战争胜利的另类战场。

五、云南战场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历史地位

抗日战争时期,云南战场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而有其必然的条件。这与它的历史文化和区位环境是分不开的。

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讲,民国以来,作为西南边疆省区的云南,与中央政权保持着相对的半独立状态,或者说割据状态。在政治上,云南与中央保持“一致”,维护了中国的统一和主权的完整,然而在若干重大措施上,却与中央有着许多的不同;在独立的人事安排上,有相当大的权力。在经济上,有自己的经济体系,基本上实现了独立自主,并不依赖于中央。在军事上,形成了具有更大自主权的“滇军”,滇军不仅官兵来源,主要是云南籍人士,而且领导权操在云南地方实力派的军政长官手中,直接受命于地方实力派的指挥。在文化上,亦有其多民族文化的特点。这种历史文化特点,使民国时期的云南,有着相当程度上的独立性。全面抗日战争开始以后,云南融入了全民抗战的洪流之中,然而原有的历史文化特点,并未完全消失。

从区位环境而言,云南处于中国西南边陲,与东南亚地区接壤,边界线较长。这样,使云南战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既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组成部分,也成为中印缅战场的组成部分。云南战场处于中国抗日战争战场、中印缅战场的交叉处和结合部,使它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

从历史文化和区位环境两方面考察,在日本南进过程中,入侵东南亚地区的条件下,为了反抗日本的侵略,从而出现了界于两大战场交叉处和结合部地区的云南战场,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云南战场先后形成滇南战场和滇西战场两大块,云南战场是由滇南、滇西两大战场结合而成。滇南战场,拒敌于国门之外;滇西战场,成为中国抗战胜利的先声,都取得了重大胜利。云南战场的最终胜利,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在中印缅战争中都具有重大意义,我们甚至可以说,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其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第一,日寇入侵印度支那,日寇入侵滇西,正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也是日寇最嚣张的时期。所以,早在滇南局势紧张之际,龙云即指出:“中日之战,虽已三年,而此次实为最后之一着,不能不特别注意。”[32]在龙云看来,如果滇南不保,重庆将面临十分危险的境地。而1942年5月,日寇入侵滇西,重庆震动,国民政府已在策划将陪都由重庆迁往西北,可见其紧张程度。所以龙云说,“顽敌乘车直追达惠通桥,危险已极。”[33]然而这个“最后之一着”及“危险已极”组成的云南战场,最终取得胜利,实属不易,因而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

第二,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滇南战场守住了自己的立脚点;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大反攻之初,中国抗日战争大反攻前夕,滇西战场取得了重大胜利,不仅为全国人民反击日寇树立了榜样,而且对中印缅战场的胜利,也起了推动作用,这对全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都是巨大的贡献。

第三,滇南战场的坚守和滇西战场的反攻胜利,证明了中国军队“能够完成什么样的奇迹。”[34]“赤胆忠魂,永镇山河”的精神[35],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取得抗战胜利的信心,也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日军的信心。因为“自夸精锐的日本陆军被他们一向轻视的中国军队打垮了”,这对日本军部是“一个严重的打击。”[36]

第四,滇南、滇西战场的胜利,既促成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更促成了缅北反攻的胜利。而缅北的胜利,又在一定程度配合了美国太平洋上的反攻,呼应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反攻。因为,这“不仅是东方的战略要求,而且是世界的战略要求。”[37]因而,滇南、滇西战场(云南战场)的胜利,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

云南战场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是不应低估的,也难以取代。

【注释】

[1]龙云.全面胜利与云南一隅.云南日报,1945-9-3.

[2]卢汉等报抵渝晋蒋及商谈情形电(1940年6月19日)//云南省档案馆.滇军抗战密电集,1995:385.

[3]龙云为敌机轰炸滇越铁路情形电(1940年1月7日).云南省档案馆,1106-4-105~107.

[4]河口对汛督办为滇越铁路客车被炸作伤亡救恤情形快邮代电(1940年2月6日)//云南省档案馆,卷宗号1106-4-3861-37~45.

[5]龙云请调第一集团军回滇助防电(1940年6月20日)//滇军抗战密电集,1995:386.

[6]龙云6月25日电//滇军抗战密电集,1995:387.

[7]龙云9月5日电//滇军抗战密电集,1995:387.

[8]蒋介石9月11日复电//滇军抗战密电集,1995:388.

[9]龙云盼速起程回滇电(1940年9月15日)//滇军抗战密电集,1995:391.

[10]沈定.军委会参谋团与滇缅抗战//远征印缅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1990:150-163.

[11]蒋介石、龙云、卢汉关于加强滇南防务来往电(1941年10月 28日)//滇军抗战密电集,1995:397.

[12]卢汉呈日寇在越活动情况电(1941年11月25日)//滇军抗战密电集,1995:403-404.

[13]谢本书.民国劲旅,滇军风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296-297.

[14]西南及滇缅作战//抗日战争.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90:373。此系按当时所绘中缅未定界边界计算之土地面积。若按今之中缅边界计算,滇西沦陷区也不下于3万平方公里土地。

[15]云南省档案馆编.云南档案史料.内刊,1989,4:22.

[16]云南省档案馆编.云南档案史料.内刊,1989,4:19.

[17]龙云请宋希濂指挥保山抗敌电(1942年5月9日)//滇军抗战密电集,1995:457.

[18]李根源.告滇西父老书//新编曲石文录.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332.

[19]张宪文.抗日战争正面战场.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307.

[20]宋希濂.滇西反攻胜利之三大因素//我们的远征军.重庆:青年出版社,1944:1108-1111.

[21]宋希濂.鹰犬将军.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182.

[22]宋希濂.远征军在滇西的整训和反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第76页。

[23]据云南省政府统计室1943年资料,在抗战时期,到1943年,云南全省为国防建设出工民夫已达5400万工(每人工作一人为一工),而实际人数则难以统计。国防建设——本省出工5400万.云南省档案馆,1058-1-1331-1.

[24]民主周刊,1945,1 (5).

[25]郑健平,胡耀平.我的戎马生涯:郑洞国回忆录.北京:团结出版社,1992:385.

[26]云南民国日报,1931-9-30.

[27]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昆明市志长篇,1983:289.

[28]云南日报,1937-1-28.

[29]云南日报,1937-2-24.

[30]南方局领导时期云南的统一战线工作//南方局党史资料·统一战线工作.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358.

[31]楚图南.抗战期间云南的民盟工作和民主运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西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88.

[32]龙云1940年6月5日电//滇军抗战密电集,1995:387.

[33]龙云通报保山被炸损失惨重电(1942年5月9日)//滇军抗战密电集,1995:458.

[34]金仲华.一九四四年的世界.重庆:中外出版社,1945:48.

[35]黄杰.滇西作战日记.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2:5.

[36]日本历史研究会.太平洋战争史:第4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42.

[37]论缅甸战场.新华日报,1943-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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