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的云南，以其独特的战略地位，在全国抗战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抗战爆发后，云南成为大后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云南又成为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的结合部；1942年5月，日军从缅甸向滇西进攻，并占领了我怒江以西的国土，云南又成为抗日战争的最前线。在整个抗战中，云南各族人民，以敢于担当的云南精神，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为全民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而这一切，又与当时作为云南省政府主席的龙云是分不开的。周恩来曾肯定龙云有三大功劳：反蒋、抗日、联共。[1]应该说，龙云的抗日又是和联共、反蒋紧密相连的。
然而，龙云上台之初是附蒋和反共的，那么他是怎样由附蒋反共向反蒋联共转变呢？弄清这一点，对于了解他的抗日是重要的。
一、“云南王”龙云
（一）上台与附蒋
龙云（1884 ～ 1962年），字志舟，彝族，云南昭通人。自幼习武，1911年底投援川滇军，次年入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四期骑兵科，1914年毕业。护国起义后，任唐继尧副官、近卫军中队长、大队长。1922年在唐继尧返滇驱逐顾品珍重掌滇政中，护驾有功，先任滇军第一军代理军长，次年任第五军军长兼滇中（昆明）镇守使，成为滇军的实权人物。
1927年2月6日，作为昆明镇守使的龙云，与蒙自镇守使胡若愚、昭通镇守使张汝骥、大理镇守使李选廷，共同发动“二六”政变，推翻了唐继尧对云南14年的统治。之后，组成云南省务委员会，进行统治，实权掌握在龙云和胡若愚手中。接着，为了争夺领导权，龙云与胡若愚、张汝骥进行了长达3年的混战。
1927年6月14日，胡若愚制造了“六一四”政变，突袭龙云在昆明的住宅，囚禁了龙云。就在这时，龙云所部从滇西进逼昆明，迫使胡若愚释放了龙云。8月13日，龙云回到昆明，就任国民革命军第38军军长、云南省务委员会代理主席。从此，龙云开始了对云南长达18年的统治，是民国时期云南4位主政者中时间最长的，被称为“云南王”。[2]
1927年，上海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国的重大事件：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4月18日，蒋介石成立南京国民政府。此时，蒋立足未稳，希望得到全国各省地方实力派的支持。
看到中国政坛的这一重大变化，远在西南边陲正在与胡、张争夺云南统治权的龙云，5月7日致电南京政府，表示拥护蒋介石。当然，胡若愚、张汝骥也派人向蒋介石输诚。
1927年冬，胡瑛率军在曲靖打败了胡、张所部及黔军。1928年1月，南京政府正式任命龙云为云南省政府主席；之后又任命龙云为第13路军总指挥。1929年，在蒋桂战争中，龙云拥蒋反桂，同年，龙云最终打垮了胡、张，统一了云南全省。
龙云为夺取云南的统治权，对蒋介石采取了攀附态度。当然，这种攀附是以反共为前提的。
1927年5月7日，龙云在云南逮捕了李鑫等一批中共党员。同年11月，蒋介石派李宗黄为特使到云南督促龙云进一步反共。11月3日，李宗黄下令开枪杀害了昆明成德中学19岁学生、共青团员梁元斌，激起云南人民大规模的“抗暴驱李”斗争。刚上台的龙云，为缓和群众的反抗怒潮，将李宗黄送出昆明。
1928年1月，龙云成立了云南的“清共委员会”，大肆逮捕中共党员。其中，赵琴仙、陈祖武、罗采等3名共产党员，于3月30日在昆明被杀害。这一年，云南省处决革命者达400多人。
1929年9月，龙云逮捕杀害了秦美、马登云等8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这一年被逮捕杀害的还有中共云南省临委委员李鑫、中共迤南区委书记杜涛、中共云南省临委组织委员赵传祚等人。
1930年，云南逮捕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达到高潮。其中有中共云南省委书记王德三、省委宣传部长张经辰、省委委员吴澄、共青团云南省委书记李国柱等人。中共云南地下组织遭到摧毁性的打击，云南地下党组织一度中断。
（二）政治立场转变
龙云说：我和蒋介石“有10多年的关系，起初对他竭诚拥护，后来看到他为人处世，私心自用，对他才渐渐怀疑起来。到后来，我看他的所谓‘长期抗战’，不过是为了保持他个人的权位，借抗战之名消灭异己，独裁集权，并不是为了国家民族利益，我看清楚这些事实以后，对他就痛恨起来”。[3]
1.不满蒋介石“排除异己”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我东三省。民族危亡迫在眉睫，云南和全国一样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此时，龙云看到蒋介石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同时排除异己。龙云为了增强实力，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统治，开始建设“新云南”，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进行整顿和改革，并且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1934～1936年，红军长征两过云南，蒋介石任命龙云为“讨逆军”第10路总司令，以对付红军入滇。当时蒋介石以追剿红军的名义，派中央军入黔解决了王家烈部，吞并了贵州。对此，龙云十分不满，同时深感威胁；多次召开会议，研究对策，以求自保。
2.不满蒋介石消极抗日
抗战一开始，龙云对蒋介石是抱有幻想、寄以希望的。然而，当他看到和听到一些事情后，深感自己的这些幻想和希望被打破了。
1937年8月8曰，龙云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13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会战爆发。一天，蒋介石宴请他，出席宴会的还有汪精卫、冯玉祥等人。席间，汪问蒋：“这次中日战争发生在北方，怎么上海也打起来了？如此岂不成了两个战场，我们的兵力够使用吗？”蒋答：“在北方打仗，国际上是不大注意的；上海是一个国际市场，在上海打仗，就容易引起国际注意。”龙云听后的感觉是，“从他们这几句对话中可以看出蒋介石根本就没有抗日的决心，完全想依赖于国际的干涉，他的所谓‘全面抗战’，只不过是欺骗国人的幌子而已。”[4]
第二天，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南京。龙云看见南京的防空设备非常薄弱，敌机进入市区上空时，地面仅有少数的机关枪射击，形同儿戏。龙云说：“这件事也证明蒋介石没有抗战的决心。”[5]
后来，龙云又听到张群说了一件事：上海战事失利后，日军向南京推进。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从中调停，劝日军不要进攻南京。日军提出停止进攻的7项条件送南京外交部。蒋介石当夜召集会议，讨论日方的条件。蒋首先说：“这个条件还不是亡国条件，可以接受，交王宠惠部长答复陶德曼好了。”孰知，王还来不及答复，日军已打过镇江，蒋慌忙离开南京，把南京防务交给唐生智负责。不几天，南京即沦陷。日本通知陶德曼，日军不再前进，在南京等待中国方面的答复。后来答复比日方规定的时间晚了一点，日方说御前会议已开，而且决定今后中国问题不以蒋介石为谈判对手。蒋听后，非常着急，经过一番商量，才重新宣言“长期抗战”。
龙云认为，由以上张群所说这段事实看来，蒋介石随时打算与日本妥协，出卖国家，只有在危及他本人的权力地位时，他才被迫不得不作出抗日的姿态，否则他就宁可妥协了。[6]
3.中共对龙云的工作
当中央红军长征要进入云南时，中共上海地下组织通过在上海的滇籍中共党员陈赓雅，以“云南旅沪同乡会”和“云南旅沪同学会”的名义致信龙云，阐明外敌入侵，民族危机的形势和红军抗日救国的宗旨，希望他以保存实力为重，不要与过境红军为敌。龙云总结了贵州王家烈的教训，对红军尾追不堵，希望尽快将红军赶出滇境，以避免蒋介石以追缴红军为借口派兵入滇，控制云南。[7]
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长征进入云南，中共又托贵州籍爱国人士周素园给龙云写信，揭露蒋介石派嫡系部队进入滇黔追剿红军是“假道灭虢，史有明鉴”，希望他发扬护国传统，参加抗日，给红军让道。对此，龙云心知肚明。总的来看，红军过滇未受到重大阻击，较为顺利地通过了云南。[8]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来事变的和平解决，则大大出乎龙云的意料之外。他对中共顾全大局，主张抗日救国，以及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感佩服。此后，龙云的政治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9]
在红军长征过云南的影响下，1935年11月，中共又重建云南地方组织，并领导云南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极大地激发了云南各族人民的爱国热情。龙云也深受影响和感染。对于当时云南民众开展的救亡运动，他采取的是同情、默许的态度。
4.龙云政治立场上的深刻变化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8月8日，龙云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中共领导人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从西安搭乘龙云的专机到南京赴会。朱、叶和龙云是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先后同学，因此“一见如故，非常亲热”。途中及在南京期间，周、朱、叶与龙云进行了多次晤谈，就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等问题，反复交换意见。周、朱、叶向龙云赠送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鼓励他多为抗日做贡献。龙云深受鼓舞，抗战信心大增；临别时，龙云还向朱德要了今后联络的密电码，并提出派人到延安学习游击战术。[10]可以说，这次历史性的晤谈，对龙云的政治立场的转变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龙云对这次晤谈亦非常珍视。从南京回昆后，他曾对亲信马珍（朱德在云南讲武堂的同班同学、曾任龙云第五军参谋长等职）说：“我到南京开会，路过西安。陕西省主席蒋鼎文介绍中共领导人周恩来、朱德、叶剑英搭我的专机到南京开会。还同朱德、叶剑英在汤山休息，同窗旧友，促膝谈心。朱和我谈到中共中央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御侮的决心，我们还编了密码，以后可用无线电联系。使我对中共抗战决心，深为感动。已往中央宣传说：‘中共借抗日之名，行割据之实’。纯系诬蔑，不可相信。真是‘与君一夕（席）话，胜读十年书。’[11]这表明龙云的思想已发生了深刻变化：与蒋介石拉开了距离，与中共拉近了距离。可以说，这是龙云反蒋、联共的发端。
8月22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彭德怀分别担任总指挥和副总指挥。9月6日，龙云致电祝贺。他在电文中表示：“立复兴民族之伟绩，同心御侮”；认为“众志成城，有战必克，何敌不摧”。同一天，《云南日报》（画刊）刊登了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与龙云等人在西安机场的合影照片，社会反响强烈。[12]此后，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在云南地方实力派高层人物中得到了响应。
（三）坚定地站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
1937年南京国防会议后，中共中央通过王若飞的舅父、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黄齐生，八路军高级参议周素园等人做工作，龙云释放了刘林元等一些关押多年的中共党员。[13]
1938年1月，龙云电邀周素园为云南省政府咨议。周到昆后，在龙云身边，配合收容了一部分长征时流散在云南的红军人员回到延安。在《云南日报》社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编发了毛泽东、朱德的大量文章，龙云均采取了默许态度。[14]当龙云派出第60军出省抗战时，中共在滇军中积极开展工作。经张冲推荐，中共党员张致中担任184师政治部（政训处）主任，一批党员到滇军中工作，184师中还建立了中共党支部，由周时英任书记。[15]
1938年8月21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专程从临汾前线赶到西安带信给龙云，盛赞云南对抗战的贡献：“近年来，云南在吾兄领导下已有不少进步。抗战军兴，滇省输送二十万军队于前线，输助物资，贡献于国家民族者尤多……在将来抗战中，在争取最后胜利的搏斗中，云南将肩负更大责任，成为抗战的一个重要根据地。”[16]龙云对这封信十分重视，9月4日在《云南日报》上全文刊登，极大地鼓舞了云南人民的抗日热情。[17]
中共中央和八路军领导人，以及中共云南地方组织与龙云的一系列交往，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云南的形成和巩固。在此基础上，龙云对于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种种行动，采取了抵制措施。
1940年4月，国民党政府国务委员、参谋总长何应钦专程来昆明，敦促龙云建立“党政军联席汇报会”，以加强对中共的防范和镇压。龙云迟迟不按要求设置。[18]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军统局副局长“康泽率领一批特务到达昆明，准备大规模逮捕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中共云南省工委获悉情报后，及时疏散了大批党员和进步分子，康泽妄图在昆明建立集中营的计划，亦遭到龙云的抵制。[19]后来，特务头子刘健群等到昆，企图逮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也遭到龙云的拒绝。[20]
7月，何应钦再次到昆，一是带着“黑名单”，准备大逮捕：二是再次催促龙云成立“党政军联席汇报会”。龙云则组织由他直接负责的党政军联系汇报会，抵制了国民党中央的控制；任命中共人士李群杰担任汇报会秘书，李后来拿到有100多个姓名的“黑名单”，省工委立即作了紧急处理。由于龙云拒绝合作，使国民党特务难以在云南开展工作。当时，“龙云主要考虑的是如何对付国民党中央势力，这使云南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政治环境”。[21]抗战8年间，云南除文山地区有一个不大的地下党支部遭到破坏外（系中央军第9集团军所为），全省中共地下组织，都没有遭受过破坏。[22]
不仅在政治上，在经济上，金融等各个方面，云南与国民党中央产生了矛盾，而且这些矛盾不断地加深。与此同时，随着对中共的了解和信任不断加深，龙云还主动寻求与中共建立联系。1943年8月，中共云南省工委了解到龙云的要求后，派人到重庆向董必武汇报。9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派华岗、周新民、李文宜等到云南，与龙云直接联系。同时帮助民盟建立组织。后来，南方局还派报务员杨才到昆明，在龙云的滇黔绥靖公署设电台，建立与延安中共中央和重庆中共南方局的通讯情报联系。[23]
1944年底，龙云秘密加入“民盟”。可以说这是龙云反蒋的开始。当时的民盟在云南比较活跃，在群众中有广泛影响，配合共产党的领导，对推动抗日民主运动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共党员楚图南、尚钺、张光年等也先后入盟。盟内组成以周新民为书记，李文宜、尚钺等参加的中共党组，领导盟内党的工作。[24]当然，蒋介石对龙云的态度也由不安，到了不能容忍，进而十分痛恨。
由于龙云坚定地站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在中共云南地方组织的领导下，云南人民的抗日救亡和爱国民主运动积极地开展起来，昆明被誉为中国抗战大后方的“民主堡垒”。有力地支持和推动了抗日战争的进展，并使云南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巨大贡献。龙云后来回忆说：“抗战期间，在昆明的爱国民主人士很多，尤其西南联大的教授和我随时都有接触和交谈的机会，谈到国家大事，所见都大体相同。对于蒋介石的集权独裁政治，大家都深恶痛绝。他们都反对内战，希望抗日胜利后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制定民主宪法，用以束缚蒋介石、实行孙中山遗教。这也是我当日的愿望。所以我对昆明汹涌澎湃的民主运动是同情的。张澜派人和我说，组织民盟有许多困难，我就竭力鼓励他放手干，我愿尽力帮助……蒋介石因此对我深为痛恨，认为我碍手碍脚，决心要拔除我，后来就发动了昆明事变。”[25]
二、抗日战争中的云南
由于龙云坚定地站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所以在抗战中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决心和勇气。在他的组织和领导下，云南人民从各个方面对全民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滇军出省抗战
1937年参加南京国防会议后，8月22日，龙云回到昆明，立即着手筹组滇军出征。他将当时云南省已有的6个步兵旅4万多人编成第60军。10月，第60军开赴前线。1938年4月，云南又建成第58军，9月抵达前线。
不久，军委会将云南出征部队扩建为第一集团军，下辖第60军、第58军和新3军。新3军由第60军和第58军各抽一部分扩组而成。这样，抗战初期，云南共出动了3个军。加上陆续补充战斗减员，总兵力达22万人。这些部队的全部装备和大半给养皆由云南自筹。对此，朱德1938年8月21日致函龙云高度赞扬（前文已述）。
据统计，抗战8年，云南历年征兵共38万余人，[26]加上战前原有的第60军的4万余人，云南各族人民至少把42万子弟送上抗日疆场。这在当时对于仅有1300万人口的云南是很了不起的。此外，当时在抗日前线还有一支以滇军为主的部队——“老三军”，它是讨袁战争中的护国第二军，作为驻粤滇军之一，北伐战争中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属于“中央军”系列，抗战爆发后一直征战在北方前线。
滇军在抗日前线，战守冀鲁晋，转战湘鄂赣，参加重大战役近20次，战功卓著，表现最突出的是血战台儿庄和保卫中条山两大战役。1938年4月，第60军参加台儿庄第二阶段的更加惨烈的激战，打出了威名。当时的日本报纸称：“自‘九一八’与华军开战以来，遇到滇军猛烈冲锋，实为罕见。”[27]
在坚守台儿庄近1个月中，第60军伤亡1.8万余人。其中，殉国军官有少将旅长陈钟书、少将团长严家训，其他团长4人，以及营连排长172人，在中国抗战史上写下悲壮的一页。1938年7月，老三军奉命守卫晋西南中条山。1941年5月的中条山保卫战中，老三军歼敌8000余人，中将军长唐淮源、少将师长寸性奇以及数千官兵壮烈牺牲。1939年4月，唐淮源回滇奔母丧，返晋前向龙云告别时就说：“此去晋南，回守原防，已抱定必死决心。”之前，1937年9月，老三军在河北满城高碑店战斗中牺牲了少将副旅长尉迟毓鸣。此外，1944年9月湘桂战役的湖南东安激战中，滇籍高级将领第79军中将军长王甲本，最后夺过日军步枪，一口气捅翻7名日军，壮烈殉国。他是抗战中唯一一位用刺刀与日军血战而死的军长。[28]
八年抗战中，滇军伤亡官兵10余万人。巨大的牺牲化为巨大的贡献，也赢来了民族的光荣。1945年8月15日，日寇宣布投降，新三军军长杨宏光在九江接受日军投降，第58军军长鲁道源在南昌接受日军投降。特别突出的是，中国陆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卢汉率滇军开赴越南，在河内接受越南北纬16°以北地区的日军投降，这是中国唯一的出境受降，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无上光荣。
（二）中国唯一的对外交通通道
抗战爆发后，日寇封锁了我国沿海对外通道，云南就成为中国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对外交通通道。
起初，滇越铁路发挥了重要作用。1940年6月，法国败降德国，日本乘机向法国施压，切断了滇越铁路运输。
在1937年8月南京国防会议上，龙云建议修筑滇缅公路，后来国民政府限期1年完成。滇缅公路云南境内分为东段、西段。东段从昆明至下关，抗战前就已修通，长411公里；西段是新修的下关延伸入缅部分，长548公里，工程更为艰险。1937年12月，省政府调集沿线民工，每天上路者达14万～20万人，全线展开工程。没有任何机械，用最原始的工具，只用了9个月就完工通车。至少有3000人以上的民工死于爆破、坠崖、疾病等等。当时的舆论认为，滇缅公路是“中华民族继长城运河之后的又一巨大工程”。
1942年5月，滇缅公路被完全截断，中美双方又开辟了从印度汀江至昆明的空中运输线——驼峰航线。这在当时是世界上最艰险的航线，到抗战胜利时中美共投入1100多架飞机，结果损失609架，1500多名中美飞行员血洒长空。
1943年10月，当中美英发动缅北反攻战时，又开始修筑中印（史迪威）公路。后来还铺设了当时世界上最长的中印输油管。
总的来说，抗战8年，云南始终是中国对外交通通道，中国抗战交通运输生命线。仅此而言，云南在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是极为重要的。
（三）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军“南进”，进攻东南亚各国。12月23日，中国与英国签订“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1942年元旦，美、英、苏、中等26个对法西斯轴心国（德、意、 日）宣战国家代表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次日，蒋介石复电罗斯福，同意出任其提议组织的同盟国中国战区统帅。1月中旬，根据蒋的电请，罗斯福派史迪威（Joseph Warren Stilwell）中将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
面对日军进攻，英缅军队连连败退，不得不向中国求援；同时，为了保卫滇缅公路，中国派出10万远征军入缅作战。云南成为中国抗日战场与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结合部，进而形成了中缅印战场。
英国从殖民主义立场出发，开始迟迟不让中国远征军入缅，致使战机坐失；继而又望风溃逃，使远征军孤军奋战。就在这种情况下，远征军分别在戴安澜、孙立人指挥下，仍然取得同古（东瓜）保卫战的胜利和仁安羌大捷。由于令出多门，指挥失误，最终远征军兵败缅甸。
1942年5月初，日军在占领缅甸之后又入侵云南怒江以西，滇缅公路完全被截断。
（四）夺回制空权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对昆明、重庆等大后方重要城市进行轰炸。1938年9月28日，日寇飞机首次轰炸昆明。此后，昆明频遭空袭，市民苦不堪言，“跑警报”成了家常便饭。受中国政府的委派，美国空军退役上尉陈纳德（ Claire Lee Chennault）于1941年8月1日组建了“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队”，俗称“飞虎队”。志愿队的战机机头上都画着张开大口的鲨鱼头，以震慑敌人。4个多月后的12月20日，志愿队与来犯的10架日本飞机激战昆明上空，以9∶0的辉煌战绩轰动国内外。此后，“飞虎队”的名字也就传扬世界。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发生，次日，美英等国对日宣战。7个月后，“飞虎队”改编为美国陆军第10航空队第23大队，后又扩编为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1944年底，驼峰运输也归陈纳德指挥。陈纳德与“飞虎队”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中，威震敌胆，立下了卓著的功勋。
（五）抗战大后方和重要的根据地
“重要的根据地”是朱德在1938年8月21日给龙云的信函中提出来的。云南作为抗战大后方和重要的根据地，其主要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农业方面“以一隅而荷天下之重任”。抗战爆发后，大量机关、学校、工厂迁滇，加上入滇驻军（包括美国盟军），以及涌入云南的沦陷区的难民，云南人口骤增100多万，省会昆明的人口由战前的14万增至30万人。这样，吃饭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本来，云南粮食过去还要靠进口。为此，云南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基本解决了民用军需粮食。这些措施包括垦荒、田赋征实，加紧增填积谷等等，而云南广大农民被“追比迫索，搜罗一空”，“毁家纾难”，《续云南通志长编》感叹：“全省农民对抗战事业贡献之伟大，牺牲之惨重，允宜铭诸史册，永垂不朽矣。”[29]
抗战期间，政府在云南征调的农产品在后方各省中仅次于四川，居第二位。龙云曾十分感慨地说：“当时在驻军供应方面最感困难的，就是美军的供应问题。他们每天除了要大量猪鸡之外，鸡蛋最少供应60000余枚，菜牛百余条。此种供应不只为数很大，而且时间又长，地方渐感供不应求。临近省区（如西康、贵州）私商牛贩见牛价涨，趁机源源运来，才减少了供应紧张的情况。”[30]当然，因为“勉力供应，连山区农民犁地用的黄牛都离开牛圈，走进盟军的后勤营房”。据统计，从1942年至抗战胜利的4年中，“云南人民供应盟军鲜猪约87600头，肉用牛约58400头（其中有部分由贵州买来），鸡约1460000万只，鸡蛋约8760万个，面粉约219000袋（日军海空军变为守势后，美国也空运了部分面粉来滇），蔬菜约17520000万市斤。这些庞大数字，充分说明云南人民节衣缩食，勤事农牧饲养，为支援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31]
第二，民力支援，十分可观。据统计，修筑滇缅公路至少投入民工150万人以上。因为“飞虎队”的战斗需要和驼峰飞行运输的需要，抗战中，云南扩建和新修的机场共有52个；动用民工至少在100万人以上。在滇西反攻战役中，参加后勤运输的老百姓至少有二三十万。仅此3项。云南支援抗战投入的民力就可见一斑。
第三，劳军捐献，奋勇争先。抗战8年中，为了支援前线，云南人民捐献劳军，成绩卓著。其中突出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云南各界抗敌后援联合会1937年抗战爆发后，倡议购买救国公债，到年底共500万元（合老滇票5000万元）。此后抗战8年间，每年都举行“七七”献金（7月7～9日三天）。8年间，献金总数难以统计，仅1939年“七七”这天，在龙云领导下，昆明市共献金滇币16万元；1944年7月7日至9日三天，全市共献金滇币3千余万元；1945年3天中，全市共达国币3千万元。其余还有戏剧义演献金、义卖书画献金、小学生献金等等。[32]
劳军方面，龙云经常组织云南党政机关发动各界人士到战区慰劳。1939年，携带慰问品到湘赣前线，慰劳出征将士；1940年春节，开展献礼劳军运动；1942年又掀起出钱劳军运动，当时当事者说“这笔钱可供百万军队约半个月的伙食费”。1942年夏，入侵滇西日寇被击退到怒江西岸后，龙云组织慰劳团到滇西前线慰劳。1943年12月，第58军攻克常德，龙云命拨10万元慰劳。1944年5月，远征军开始滇西反攻，7月23曰，龙云致电卫立煌慰问并电汇50万元。此外，在慰劳盟军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比如1943年12月22日，美第14航空队在滇中上空两次击落日机52架，取得空战大捷，云南各界纷纷致电陈纳德祝贺；次年3月8日，云南各界举行隆重大会慰劳中美两国将士，史迪威、陈纳德，宋希濂、杜聿明等等。龙云还组织优抚阵亡将士和回乡伤病员，做了许多工作。比如对第60军在台儿庄战役中牺牲将士的家属进行慰问和抚恤等等。
抗战8年中，滇人捐献寒衣，以每年二三十万件计，至少在200万件以上；捐献百万双布鞋劳军，不仅使云南出征子弟人人有布鞋穿，还慷慨支援友军。中西药店捐献药品，其中曲焕章等捐献百宝丹和云南白药是最多的。
1941年，在全国“捐献购买飞机”活动中，云南共捐飞机30架，名列全国第一。还“分一部分出来作为沦陷区所捐献的数字，云南仍然列为全国第一”。[33]
第四，云南经济大发展。沿海大批工厂企业迁滇，使云南工业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阶段，形成了一个黄金时代。昆明形成海口、马街、茨坝、安宁四大工业区，并创造出中国第一架望远镜、第一根电线、第一辆组装汽车、第一炉电炉钢等许多“中国第一”的新产品。以昆明为中心的云南战时工业在西南八大工业区中名列第三。
还有两家飞机制造厂迁到云南。其中，中央飞机制造厂迁到瑞丽雷允，从1939年7月至1942年3月共制造、组装、改装、修理各种飞机近200架；其中制造63架，组装P-40战斗机50多架。空军第一飞机制造厂迁到昆明西郊昭宗村，研制、仿制飞机50多架，其中有“蜂乌”号单发共轴反转旋翼直升机，是世界上最早的此类直升机。
商贸金融和城市建设的发展也是空前的。南屏街高楼崛起，商铺繁荣，银行林立，被誉为“昆明华尔街”。当时南屏街、正义路、祥云街等处共有银行40余家。
第五，昆明成为文化教育中心。随着大批高等学校、文化事业单位迁滇，云南文化有了极大的发展，昆明与重庆、桂林成为抗战时期的三大文化中心。
抗战8年间，迁入云南的高校有中法大学、中山大学、华中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医学院、国立艺专等十余所，其中最著名的是西南联合大学。
西南联大是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联合而成的，大师云集，名家荟萃，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培养出大批杰出人才，其中有杨振宁、李政道等许多蜚声中外的第一流科学家，因而驰誉世界。
（六）抗日最前线和滇西抗战
1942年5月，日军入侵滇西，后又侵占我怒江以西国土，云南又成为抗战最前线。龙云以省政府名义号召全省人民和各级地方政府，支持滇西抗战，要求滇西沦陷区各级政府开展斗争，组织民众自卫部队，协助中国远征军打击敌人，“随时向驻军长官请示机宜”。[34]龙云还命令驻保山的滇军旅长龙煃垣及保山县长刘言昌，“一律听宋总司令希濂指挥，精诚团结，以收军民一致合作之效”。[35]
龙云还与云贵监察使李根源、中国远征军第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共同组织滇西敌后抗战。
腾冲县被日寇占领，原县长先敌而逃。龙云任命年逾六旬的张问德为县长。张问德领导全县人民进行抗日斗争，被敌人视为眼中钉，妄图诱降收买，张问德严厉斥敌，其《答田岛书》大快人心。国民政府对其表彰，誉其为“沦陷区五百多个县县长之人杰楷模”。龙云则以省民政厅名义发布训令，“传令嘉奖”。[36]
腾冲之外，当时滇西敌后游击战主要有4个地区：龙陵芒市地区、大盈江槟榔江地区、泸水潞江地区和佤山地区。其中，龙云直接任命朱嘉锡为“昆明行营龙潞游击支队”司令兼龙陵县长，常绍群为副司令兼潞西设治局局长。该游击支队在滇西敌后游击战中，成立最早、规模最大，坚持斗争时间最长。1945年初，滇西缅北反攻战胜利后，该游击队接受远征军改编，2000人空运贵州独山，对日作战。龙云还直接任命了到昆明请示的佤山班洪王胡忠华（佤族）为班洪自卫支队指挥，赠枪200支，子弹3万发。该支队组建后下辖6个大队，200人。
在龙云的支持下，李根源以《告滇西父老书》为号召，和宋希濂一起，派员宣慰滇西边疆十几个民族的24土司，组织了十余支各民族抗日游击队，在敌后打击日寇，为滇西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
（七）缅北和滇西反攻战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展，中、美、英三国军队发起缅北和滇西反攻战。1943年10月，中国驻印军由史迪威指挥，开始缅北反攻。伴随缅北反攻，史迪威公路不断延伸。至1945年3月，历时1年5个月，收复缅北要地瓦鲁班及密支那等大小城镇50多座及日军全部占领区。
1944年5月11日，中国远征军发起滇西反攻。在卫立煌将军指挥下，第11和第20两个集团军，强渡怒江天险，突破日军防线，登上怒江西岸。经过光复腾冲、攻克松山、激战龙陵等战役，先后收复失地，将日寇赶出国门。1945年1月27日，滇西远征军与中国驻印军在缅境芒友会师，标志着滇西反攻的完全胜利。
滇西反攻胜利意义巨大，当时的《民主周刊》指出：全中国“收复失地，实滇省为最早”。云南在全国最早将日寇驱逐出国土，为中国正面战场的抗战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
【注释】
[1]转引自谢本书.龙云传.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216.
[2]马子华.一个幕僚眼中的“云南王”.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1994.
[3]龙云.抗战前后我的几点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17期.北京：中华书局，1961：61.
[4]龙云.抗战前后我的几点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17期.北京：中华书局，1961：54.
[5]龙云.抗战前后我的几点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17期.北京：中华书局，1961：54.
[6]龙云.抗战前后我的几点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17期.北京：中华书局，1961：60.
[7]孙代兴，吴宝璋.云南抗日战争史.增订本.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20.
[8]孙代兴，吴宝璋.云南抗日战争史.增订本.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20.
[9]孙代兴，吴宝璋.云南抗日战争史.增订本.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9.
[10]龙云.抗战前后我的几点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17期.北京：中华书局，1961：53-55.
[11]赵振銮.龙云和蒋介石的合与分之我见//云南历史研究所.研究集刊，1983 （2）：52-53.
[12]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云南地方史：第1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237.
[13]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云南地方史：第1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237.
[14]孙代兴，吴宝璋.云南抗日战争史.增订本.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21.
[15]孙代兴，吴宝璋.云南抗日战争史.增订本.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23.
[16]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云南地方史：第1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238.
[17]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共云南地方史：第1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238.
[18]孙代兴，吴宝璋.云南抗日战争史.增订本.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22.
[19]郑伯克. 白区工作的回顾与探讨·郑伯克回忆录.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154.
[20]孙代兴，吴宝璋.云南抗日战争史.增订本.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22.
[21]郑伯克. 白区工作的回顾与探讨·郑伯克回忆录.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157.
[22]孙代兴，吴宝璋.云南抗日战争史.增订本.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24.
[23]孙代兴，吴宝璋.云南抗日战争史.增订本.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24.
[24]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云南地方史：第1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279.
[25]龙云.抗战前后我的几点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17期.北京：中华书局，1961：61-62.
[26]孙代兴，吴宝璋.云南抗日战争史.增订本.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67.
[27]高荫槐.60军在鲁南抗日简述//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172.
[28]陈予欢.云南陆军讲武堂将帅录.广州：广州出版社，2011：20.
[29]续云南通志长编：中册，1986：724.
[30]龙云.抗战前后我的几点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17期.北京：中华书局，1961：56.
[31]邹硕儒.三迤黎庶拯危难——抗战中的云南民众//西南民众对抗战的贡献.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23.
[32]邹硕儒.三迤黎庶拯危难——抗战中的云南民众//西南民众对抗战的贡献.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29-31.
[33]杨西园.抗战时期云南献机记略/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1985：57.
[34]云南档案史料，1989 （4）：22.
[35]云南档案史料，1989 （4）：19.
[36]保山地区史志文集：第4辑，1990：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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