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两天时间,要了解一个陌生的人、一支陌生的部队,似乎不那么容易。临上飞机前,我又用手机调出康干事发到我邮箱里的简历看了一遍。这是采访之前我唯一能做的功课。这份几百字的简历,我已经反复看过,几乎可以背下来了,可还是一头雾水,一脸茫然。
李建平,1962年10月出生,1979年12月入伍,1983年12月入党。入伍35年,先后指挥并完成30余项重点国防工程建设任务。在海南发射场建设中,优化施工方案,亲自上塔带领官兵施工,将安装精度控制在003毫米之内,发射工位经受住了历次超强台风的严峻考验。在支援奥运任务中,参与国家体育场膜结构安装,担任指挥长负责奥运会、残奥会开闭幕式设备安装及转场保障工作。其间妻子罹患重病。2009年包括妻子在内5位亲人相继去世。他先后获国家 “鲁班”奖1项,国家发明专利1项;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三等奖3项;全军QC成果奖一等奖、二等奖各1项。荣立二等功1次,三等功4次。
简历里的几百个字,高度浓缩,信息量很大;但是,信息量再大,还是干巴巴的文字和数字,怎么也勾勒不出一个清晰的形象。这份简历,其实是一份李建平人生的密电码。简历里面的每一句话,都是一条线索、一条路径。顺着一条线索,就可以牵出一段难忘的经历、一次艰巨的任务、一场无法面对的告别、一件遗憾的往事、一些刻骨铭心的记忆,许许多多欢乐与自豪,抑或悲痛与沮丧的时刻……李建平35年的军旅生涯,就在这些线索里。简历里的荣誉与光环,是解码李建平心路历程的路径入口。顺着每一条路径,我希望可以抵达李建平真实的内心世界。
时间很短,但我只要抓紧分分秒秒,就可能把简历上的每一条线索展开,最终勾勒出李建平真实而鲜活的形象。我相信,经由简历上那些铺满荣誉和光环的入口,经由那些曲折的路径,一定可以走进李建平饱满润泽的内心。一个人的内心,才是解读他生活的钥匙。
从下飞机坐上汽车开始,我就进入了工作状态,跟到机场接站的乔副营长和王参谋聊了一路,聊他们的工作,也聊他们的生活。两个 “80后”出生的年轻军人,留短发,着军绿色圆领衫,皮肤黝黑,笑容灿烂。非常阳光健康的形象,全然没有偏见中那些 “80后”青年的各种苍白症候。我们的交流没有遇到任何障碍。他们真诚坦率,落落大方,知识面广,很善于聊天。遇到他们专业领域的问题,我弄不明白,他们就很耐心地给我解释。我试着问一些关于他们私人生活的话题。他们不躲闪,大大方方,有什么说什么。对一些尖锐、敏感的问题,他们也不回避,坦诚表达自己的思考。一个多小时的路程,让我对一支陌生的部队有了基本的了解,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状态有了浅表的认识。
高速公路宽阔笔直,前面目光所及,不见任何车辆。夜色中,高大婆娑的椰树身影一闪而过。看着车窗外的热带风光,我们很自然地谈起了这个远离大陆的海岛。岛屿的风光,我都是熟悉的。温暖的海风、高大的椰子树、黄金海岸细腻的白沙滩、昂贵的海黄、珍贵的降真香……这是一个游人的天堂、一个享受阳光与大海的度假胜地。聊起来才知道,他们的工作跟我的想象完全不同。他们虽然常年工作在这里,离如诗如画的风景区咫尺之遥,却始终生活在这些风景之外。他们熟悉的不是美丽的风景区,不是惬意的度假地,而是他们的工地。当我们在海边晒着冬日的暖阳,放松了心情,用近乎瘫软的状态享受生活和假期的时候,他们正挥汗如雨,顶着大太阳在脚手架上争分夺秒地建设塔台。每一点松弛和闪失,都有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和不能弥补的后果。他们的神经,从每一天睁开眼睛起,分分秒秒都要绷得紧紧的。即使在疲倦的睡梦里,也不能彻底放松。为了赶工程进度,他们可以没有假期,没有周末。
我感叹,你们工作太辛苦了。你们真不容易。他们说:“工作总要有人承担,不是我们,就是别人。即使换了别人,也会和我们一样。”
也许,当初大学毕业后选择穿军装是为了某个崇高的理想,怀着一腔浪漫的情绪,并不知道穿了军装要干这样苦、这样累的活,跟建筑工人没什么两样,甚至比建筑工人更苦、更累、更危险。建筑工人还可以选择,不干太危险的,也不干待遇低的;但他们穿了军装,就没有了选择,不能挑肥拣瘦,不能避重就轻。他们是军人,工作就是任务,工地就是战场,就必须完成任务,而若完不成任务就是逃兵。这个逻辑,所有当兵的人都懂。当闪着光芒的理想变成了灰头土脸的现实时,理想跟现实的落差究竟有多大?他们在心里一定掂量过。从理想的云端跌落到现实的泥地上,他们有过怎样的疼痛?柔软的浪漫碰到坚硬的现实,他们是否迷茫过?
我没有问,他们也没有提起。从他们平静的脸上已经看不出任何波澜。他们从理想的云端跌落下来,稳稳地站在现实的泥地上。对他们来说,这一个跌落的过程,也是一个升华的过程、一个成长的过程。从浪漫的大学生变成整天在工地上扛水泥、抬钢筋的军人,可不是什么青蛙变王子的华丽转身,但他们接受了,不逃避,不抱怨,不矫情,不做作。
这就是无怨无悔的境界了。这个境界,不能说高不可达,但也不是随随便便可以达到。他们做到了。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丰富的物质时代、一个充满各种机遇和各种可能性的时代,这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大时代,也是一个注重个人生活、享乐主义盛行的小时代。比起前辈 “60后”和 “70后”,“80后”和 “90后”的青春,有更多的机会和更大的空间尽情绽放,也面临更大的挑战和更多误入歧途的诱惑。在这样的背景下,军人不再是吸引眼球的职业。吸引眼球的是各类明星、各类商业才子、各种名利双收的行当。当兵,已经OUT了。但是,他们依然选择了部队。这样的逆向选择,让他们远离了都市,远离了青春绽放的繁华场所,放弃了人生其他的可能性。
选择即命运。他们选择了当兵,也就注定了他们的青春只能这样寂寂无声。尽管他们每天在机器声轰鸣的工地上挥汗如雨,他们的工地,离大海只有800米,但是徜徉在海边的游人对他们一无所知。
二
和乔副营长、王参谋相谈甚欢,什么话题都能够顺利展开,但我一直克制着自己,没有问及他们眼中的李建平。我想自己获得第一印象。
相比 “80后”乔副营长和王参谋们的逆向冷门选择,李建平当兵的年代,军人还是一个吸引全社会眼球的热门职业。军人家庭出身的李建平,在黑龙江的部队大院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14岁才跟随父亲转业回到河南开封。这个父亲的家乡,对李建平来说,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异乡。许多军人家庭的孩子都有过这种突然搬迁、突然被当兵的父母带到他乡的经历。熟悉的伙伴、熟悉的环境、熟悉的语言,一夜之间全部失去。这是一种近乎放逐的经历。这种经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些孩子的命运,没有人做过调查。搬迁和转学带来的各种不适应,让李建平成绩下滑,高考以几分之差落榜了。如果不是这次从东北到中原的搬迁,李建平也许就顺利地考上大学,成为20世纪80年代的天之骄子,走上了另外一条人生之路。当然,20世纪70年代末期,李建平选择去部队当兵,也算得上一种合乎潮流的选择。
到达文昌,已经晚上9点多了。小城的街头,行人不多,灯光也不甚明亮。街边的小店依然开着,安静中藏着一份悠闲的热闹。穿着短袖,甚至打着赤膊的人们,迈着懒散的脚步,享受着海岛小城的慢生活。
在街边的小饭店,终于见到了李建平。一个高高瘦瘦的中年人,站姿挺拔,穿着跟乔副营长、王参谋一样的军绿色圆领短袖,肤色是常年在户外晒出来的黝黑。乍一看,是个沉默寡言的硬汉形象。尽管握手的时候他是笑着的,但我注意到他一直皱着眉头,好像在想什么心事,眉宇间有一些化不开的东西。一时间,有些冷场。
落座,喝过一碗热气腾腾的蟹粥,气氛也渐渐热烈起来。毕竟不熟,那些简历里牵连到家庭与生活的线索,每一条可能都会牵扯出伤及心肺的疼痛,不适合初见的气氛,不好提及,所以只聊了些工作上的话题。其间,李建平和王参谋、乔副营长谈了一些工作安排与进展的事情。李建平始终锁着眉头,声音严肃刻板,给人一种一丝不苟的印象。从他们的谈话中得知,他们每天早晨6点就要起床,7点半已经到工地开始工作了。他们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在9个小时以上,遇到任务紧急,还要加班。这样超强度的工作,他们已经习以为常了。
后来,李建平接到一个电话,一直锁着的眉头舒展开来,嘴角挂满了笑意,声音也跟谈工作的时候不一样了,是一种活泼跳脱的感觉。打电话的时候,他整个脸都生动起来,人也瞬间年轻了。他打电话的时候,幽默风趣,时尚动感。如果不看着他,光听他跟电话里的人讲话,你会以为他跟电话里的人一样,都是年轻人。
接完电话,他说:“我女儿,她每隔两三天就会给我打一次电话,关心关心我。”看得出来,父亲跟女儿的关系很好。这让我暗暗松了一口气。每一次采访那些无法顾及家庭的军人,我最怕问到他们跟子女的关系。孩子,常常是他们最柔软的软肋,不能触碰。他们错过了孩子成长的点点滴滴。在孩子最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永远在别处,永远在远方。他们的孩子,度过了无人陪伴的孤独童年,又在父爱缺失中长成了忧郁的少年……他们本应该是孩子最亲的人,却成了孩子生活的旁观者,无法走入孩子的内心。有些隔膜,终身不能消除,成为他们生命里不能承受之痛。
李建平跟女儿的关系,突破了这个既定的模式。他们像同龄人一样交流,没有代沟,没有隔膜,心怀温暖,彼此关心。这是一种很理想的父女关系。我对他如何能够跟女儿建立起这么理想的亲情关系充满了好奇,很想借着这个远方的电话,牵出简历里那条有关家庭的线索,由此展开。无奈时间已经过了10点,他们还要赶回驻地,第二天6点就要起床。我只好按压住急迫的心情,结束了短暂的见面。
在宾馆门口挥手告别时,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海岛夜晚清凉、干净的空气。这一天的跨度太大了。空间距离跨越了2000多公里[1],时间上跨越了两个季节,生活也一下子从安于享乐的状态跨越到直接面对一群吃苦受累、默默奉献的人。好在,我也有过20多年的军旅生涯。部队生活,算得上是我人生的主旋律。对这样一群人,对这样一种生活,我是熟悉的。站在陌生的街头,仰望海岛深远的星空,那种熟悉的感觉又回到了心里。
第二天一早,跟随李建平一起去工地。到了白天才看清楚,他穿的军绿色圆领短袖,已经被太阳晒得褪了色。见我盯着他的衣服看,他笑着说:“今天我特意换了一件好一点的衣服。平时穿的圆领衫,都是大大小小的洞,各种洗不掉的油漆。干活嘛,好衣服也被弄坏了。”
渐渐熟悉起来,李建平也渐渐显现出性格中开朗、健谈的一面。我终于忍不住问及了他跟女儿的关系。我直截了当地问他常年不在家,怎么做到了女儿心目中的好父亲,跟女儿建立了那么亲密的情感。我太想知道他有什么超人的能力,能突破一个不在场父亲的局限。
李建平沉默了片刻,说:“不是我做得好,是孩子懂事了。小时候,我根本没有陪过她。她出生的时候见了一面,再次见到已经半岁,下一次见到已将近两岁,什么话都会说了,却不会叫爸爸。小时候跟我一点都不亲,回家也不理我,好像有我没我无所谓,弄得我挺伤心。我也知道,不能怪孩子。跟孩子见一次,刚刚熟悉一点,又走了。再次见到时,孩子差不多已经忘记我长什么样子了。孩子遇到什么事,发生什么事,我根本不可能站在她身边说:‘别怕,有爸爸呢。’任何一个普通父亲能做到的,我都做不到。不光是我,我们单位哪个不是这样?我们这些人,说起孩子,没有不愧疚的。说起来,我得感谢孩子。孩子长大了,特别理解我,支持我。我到海南这次,女儿居然说:‘你一定要想办法去参与海南发射场的建设。这样,每一个发射场,你都参与了建设,待老了以后回想起来,一定特别自豪。’女儿能说这话,说明她真的懂我了。”
说起女儿,李建平的眼睛闪着光芒,心里的自豪溢于言表,满脸都是幸福。李建平的女儿学业优秀,已经读到了博士,性格开朗,有许多好朋友,的确是一个值得父亲骄傲的女儿。父亲的不在场,似乎没有影响到女儿的成长。这让李建平觉得自己特别幸运。
聊了很多关于他女儿的事情。李建平断断续续讲述的点点滴滴,被我收集起来,汇集到一起,渐渐地,呈现出一个丰满、生动的父亲形象。他确实没有经常陪伴女儿,但是,当女儿需要他的时候,他总是尽最大的努力去帮助女儿。工地上干体力活,爬高上低,容易摔坏手机,李建平舍不得用好手机。他用的那款诺基亚手机,老土掉渣,只值100多元钱。在物质上,他对自己低标准,几乎没什么要求,常年一件圆领衫,破了旧了也不扔,但他舍得花掉所有积蓄送女儿出国,让女儿完成读博士的心愿。女儿的同学在北京考研究生没地方住,他不但把自己空着的家无偿提供给其居住,还把冰箱装得满满当当供其享用。女儿大学期间,每一次假期结束,他都让女儿提前一天去学校,把宿舍的卫生打扫好,还给女儿买好零食,给女儿送过去,好让她的外地同学一回到学校,就有被人等待和迎接的温馨感觉。他虽然没有时间陪伴女儿,不能像别的父亲那样娇宠女儿,但他是一个负责任、有担当的军人。他身上的职业自豪感、他对工作的热爱,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女儿。相比言传,身教是一种更有力度的教育。李建平把这些品质传递给了女儿。这是他给女儿最好的财富。
对简历里那条有关5个亲人相继离世的线索,我一直没敢问。我知道这是一条牵扯出伤痛往事的线索。谈及他女儿的时候,我小心翼翼地问起了他已经离世的妻子。果然,李建平的眉头又锁了起来,眉宇间都是化不开的伤心落寞,声音也低沉了许多。
他跟她,没有什么浪漫的故事。她是老家的姑娘。两家的父母都是熟悉的朋友。两个人经人介绍认识了,然后结婚,生下女儿。她在老家一边工作,一边带女儿。后来搬迁到北京后她工作了一段时间,因为单位的变化又失去了工作,就全职在家。女儿高考时,单位分给了新房子,她就默默地陪伴女儿,独自跑建材市场,装修房子。她早就习惯了用自己柔弱的肩膀扛起家里的一切,好让李建平心无旁骛地去完成任务。一个女人做了军嫂,不得不把生命的潜能开发到极致,独自撑起家里的这一片天。身体已经感觉不适了,她也顾不上自己,还不时回老家照顾生病的父母。后来就查出了癌症,手术后又复发,住进了医院。这期间,李建平依然完成了很多项急难险重的任务。但是,最后的3个月,李建平一直陪伴在身边,精心照顾。
结婚的这些年,李建平能说出自己参与了西昌的工作、酒泉的工作、新疆的工作、奥运会的工作……每一个地点、每一段时间、每一项任务怎么完成的,他都记得清清楚楚,但他说不出自己待在家里的日子,除了最后陪伴妻子那3个月。
在许许多多人的生活中,家,是停泊心情的港湾、是生活的重心。网络上一个很火的段子是这样写的:“其实你没有那么重要。你以为重要的工作,你今天离开了,明天就会有人代替你,而只有你的家人需要你。你是家人的全部,无人能代替。”这是当下人们生活的一种态度。这种注重个人生活的态度无可厚非。其实,李建平不是不知道那个家需要他、他的女儿需要他、他的妻子需要他、他的父母也需要他。如果可以,李建平恨不得把自己分成若干个李建平,让每一个需要他的地方都有他的身影。但是,李建平做不到。不是不想,是确确实实做不到。
李建平说:“我们部队也不是没有人情味,也提倡人性化管理。领导总是尽最大的努力,给我们挤出时间,让我们在亲人最需要的时候陪在身边。可有时候,任务在那儿摆着,领导再有心也无能为力。这些事,很多人不理解,但是不用多说,当过兵的人都理解。”
对当兵的李建平来说,那个有妻子和女儿的家,只能是个驿站。他偶尔停留,也是为了出发。他不是不需要那个家。在外奔波、忙碌之后,那个家,是他思念的归宿。有了那个家,有了那些在家里等待他的亲人,他才是一个被牵挂、惦记的人。
李建平说到一个细节:妻子走后,女儿也外出求学,他更是常年待在外面的工地,偶尔回去开会,家里已经落满了厚厚的灰尘。他没有精力打扫,只把客厅收拾出来,晚上在沙发上将就一夜。霓虹闪烁的北京之夜,空荡荡的家里,一个独坐在沙发上的男人,这个形象,想着就叫人鼻子发酸。
每当我写到他,我其实应该写的是他们。因为在李建平所在的部队,每个人都一样。他们都顾不上家。他们不是不懂得家里的亲人需要他们,也不是不懂得爱,只是他们是军人,他们随时都要接受任务,而任务就是命令。任务来了,出发的号角就吹响了。哪怕天塌下来,他们也得出发,也得去完成任务。他们不能放弃任务当逃兵。这就是军人的特殊性。哪怕在和平的年代,他们也不可能像普通人那样一心只为小家。他们是一群生活在别处的人。他们把青春献给了工地,而他们的柔情,只能永远留在心里。
妻子走后,李建平独自守了3年。有多少复杂的心绪放不下,只有他知道。后来,在女儿的鼓励下,他开始了一段新的感情。
李建平紧锁着眉头的样子,怎么看,都有一种沧桑的感觉。李建平的情感生活,也许可以写出厚厚的一本书,感人至深,但是关于他的生活,还有其他几位亲人相继离世的线索,我不忍心再问。就写到这里吧。再多一句,写下对他的祝福。
三
车子开进发射场,天下起了小雨。发射场已经基本竣工。我老远就看见了高高矗立的发射塔。想起在鲁院读书,曾听过航天方面的专家讲课。相比其他行业的专家,航天专家要自豪得多。我们国家在许多技术领域都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唯有在航天领域,我们并不落后。我国是继美国、俄罗斯之后,第三个发射了载人航天飞船的国家。从神舟五号到神舟十号,我们从电视直播中目睹了中国宇航员飞向太空的画面。杨利伟、费俊龙、聂海胜、翟志刚、刘伯明、景海鹏、刘洋……我们见证了他们成为英雄的过程。当他们在太空中挥舞着国旗,向地球上的人们问好时,那是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
在无数次发射中,发射之前最紧张的时刻,位于电视画面中心的发射塔。那个把火箭和飞船包裹在怀里,准备送向太空的发射塔,正是李建平他们部队安装建造的。他们从一片荒芜的土地上,一点一点安装建造起这个庞然大物。等到这个庞然大物吸引了所有人的眼球,从这个庞然大物里升空的飞船载着我们的飞天梦想飞入了太空,从飞船上走下来的人成了我们时代的航天英雄时,他们却早已离开,转场到了另外一个荒芜的地方,去安装、建造另外的发射塔或者接受了别的任务。在那些激动人心的时刻,没有人看到他们。他们施工时滴落在发射塔上的汗水和汗水中盐的痕迹,也早已被风吹日晒抹掉了。他们的工作就是这样默默无闻。尽管没有人用英雄这个词称呼他们,但他们确实是幕后的英雄。
雨居然大了起来。在雨中抬头望着发射塔,高得让我眩晕。我的腿控制不住地发抖,脚板心抽筋。我自幼恐高。任何一次登高都是我最恐怖的经历。但是,此时此刻,我羞于提及我的恐高症。我强作镇定,跟着李建平在雨中走进了发射塔。从电梯出来,已经站在发射塔的最高一层。90多米的高空上,双脚站立的地方不足一米宽,我努力控制住发软的双腿,眼睛不敢往下看,只能紧紧盯着李建平。
李建平抚摸着那些横梁、螺丝和各种构件,眼神都柔软了。这些在我眼里冷冰冰的金属家伙,在他眼里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他跟这些家伙朝夕相处。他熟悉塔身上的每一根横梁,每一颗螺丝,每一个我叫不出名字的构件。他为塔身上的每一个构件操过心,费过力。有些构件甚至让他苦思冥想,牵肠挂肚,整夜失眠。
李建平说:“安装这座塔的难度,超过了我以往安装的所有其他塔。你看,这个非标挂座与轴系的配合精度达到了003毫米,相当于一张打印纸厚度的三分之一。”站在高高的发射塔上,谈起熟悉和热爱的工作,李建平显得神采飞扬。
这么高的高空,这么重的构件,他们如何完成003毫米精度的对接安装,我真的想象不出。其实,这个003毫米精度的对接,只是他们安装过程中碰到的无数困难中的一个。发射塔的安装过程中,他们遇到的困难一个接着一个。
担任高级工程师的李建平,比谁都清楚:每一个困难,都是必须翻越的高山;每一道难题,都必须交出完美的答案。在这个工地上,有无数条通往四面八方的路,但没有任何一条是退路。
李建平带领团队,把每一个难题当成一场硬仗来打,出主意,想办法,集思广益,做模拟实验,跟制造厂家沟通,自己设计模板……反复实验,失败了再来,有时候半夜突然想起一个办法,再也睡不着,干脆起来在图纸上推演,第二天一起床就赶紧进行实验。无数次的失败,无数次的走投无路之后,他们用心血和汗水搭建了一条成功的阶梯。最终,003毫米高精度安装的难题被攻克了。
他们顾不上欢呼,顾不上庆祝,就要面对新的问题。每一层,每一个施工面,都有各种难题等着克服。随着塔架高度的递增,箱型钢框柱内混凝土浇注的难题出来了。混凝土浇注要在钢结构的顶端作业,难度非常大。常规的混凝土浇注漏斗不能满足需求,混凝土泵车的臂长也不能满足浇注高度的需求。
怎么办?又一轮集思广益,反复实验,苦思冥想。尽管备受折磨,但是他们最终发明了一种 “摇式自由截流砼漏斗”,解决了问题。这个发明还获得了中国实用新型发明专利。
从战士直接提干的李建平,一路做到了高级工程师。他虽然没有很高的文凭,但他是一个善于学习、思考的人。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就是他的大学。他总是迎难而上。他的多项技术发明,都获得了全军,甚至全国的奖项。其实,每一项发明和技术成果,都跟他遇到的技术难题有关。很多前无古人的难题,只有依靠自己。他说,他的发明都是被困难逼出来的。
困难这个东西,很像一块人生的试金石。你要屈服于它,它就会永远压在你的身上,成为失败的标记;你要战胜了它,它就被你踩在脚下,成为荣誉的奠基石。李建平的人生,有很多次面临挑战,但他从没有被困难压倒,总是把困难压倒在脚下,变成他荣誉的奠基石。2008年支援奥运,圆满完成了鸟巢膜结构安装,并担任奥运会、残奥会开闭幕式设备安装转场现场总指挥。奥运会开幕式转场的56个小时,他们只断断续续休息了不到5个小时,在体育场与仓库之间来回奔波,每天步行至少一个马拉松赛程。他们挺住了,创造了被媒体称为 “中国速度”的转场安装速度。1995年担任一营营长时,在零下29摄氏度的极寒天气下,带领全营用4天的时间完成了45节车皮的卸车任务,并且摆放有序,型号、规格分类明确。车陷进沙子里出不来,想办法。车发动不了,想办法。没有水,想办法。没有电,想办法……李建平相信,办法总会比困难多。在沙漠里施工,他们就想办法战胜寒冷,住地窝子,迎战沙尘暴,还要克服白天与晚上温差太大给施工带来的困难。白天施工浇注的砼不合格,表面凝固了,内部却没有凝固,就改在晚上气温下降了再浇注。白天睡觉,晚上工作,很多人生物钟紊乱了。在海南施工,就克服高热、高湿、高盐雾、强台风……这是一个不服输的人。这是一支特别善于打硬仗的队伍。
我们一层一层往下走。每到一层,我们都停下来,听李建平介绍这一层遇到的安装难题,以及他们如何克服这些难题。李建平对遇到的每一个问题,对每一次克服问题的过程都记忆犹新。在某一层上,李建平扶着一个柱子,用手轻轻擦拭一下,举起手说:“这上面都是盐。施工的时候,汗水淌得太多了,留下了盐迹……”工作中的点点滴滴,在发射塔上度过的难忘时刻,他说起来如数家珍。我安静地听着。有些问题太专业了,我听不懂,但我一直认真听着。我不懂他的专业,但我懂得他对发射塔的感情。
发射塔,是他们倾注了心血和情感的作品。都说建筑是写在大地上的诗。每一个建筑物,都承载了丰富的情感和信息。这一层一层不同的构件里,这些冷冰冰的铁家伙身上,记录了他们激情澎湃的岁月。这些发射塔,就是他们写给祖国,写给部队,写给他们人生的一首首诗。
终于下到一层,站到了地面上,我的心跳正常了,腿也不抖了。细雨中,高高的发射塔静默不语。我再一次仰望着雄伟的塔身,李建平也在雨中望着发射塔。我不知道他看到了什么。这一次,我的眼睛似乎有了穿越时间的功能,看到了当初热闹的施工场面:蓝天艳阳下,一群年轻的小伙子在高高的塔身上,在只有几十公分[2]宽度的横梁上健步飞走。他们的身体,猿猴一样灵巧;他们的身姿,具有飞鸟一般的美感。他们无所畏惧,激情豪迈。他们的青春,是以飞翔的姿态呈现出来的。我相信,不管过了多久,不管他们退伍后去了哪里,他们一定会记得这一切,记得自己飞扬激荡的青春。
年过50岁的李建平已经不年轻了,但他依然像年轻的战士们那样参与高空作业。我说:“你是高工,年纪也不算小了,还跟战士们一样爬这么高,吃得消吗?”李建平说:“我们建这个项目,新兵多,难度大,我得起一个表率作用。况且,有些时候,还得手把手教给新战士如何操作。别看我年纪大,高空作业不输给年轻人。”
李建平的语气很豪迈。的确,从当兵到现在,30多年,李建平在各种高塔上度过的时间也许比他待在地面上的时间还要多。他一直保持着飞翔的状态。
我终于问到一个关键的问题,即施工安全的问题。不管训练、演习,还是施工,安全都是非常重要的。虽说军人就是要面对牺牲,但毕竟是和平时期,况且,部队士兵以独生子女家庭的孩子为主,出一个安全事故,就是不得了的大事。安装发射塔这样高难度、大规模的工程,工地现场却没有伤亡。尽管他们是一支战士多、新人多、技术骨干相对年轻的队伍,但是他们交出了近乎零事故的安全答卷。这是一份非常了不起的堪称完美的答卷。
我问李建平:“你们如何做到了零事故?”李建平谦虚地说:“运料的车陷入泥坑,有些战士擦破皮肤等这样的事情还是发生过。这样的高难度高空作业,不出事确实不容易。首先是领导重视,给我们配置了最好、最贵的高空保险绳装置。其次我们各级都很重视。每天晚上,战士们下班离开后,我们干部要到工地查看,排除安全隐患。每天晚上,要布置第二天的工作,对每项工作进行技术交底。干部对所属施工人员进行详细摸底,根据摸底情况进行合理分工。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放松。每天入睡之前,都要把各个环节的工作在脑袋里过一遍……不敢放松。我们这支部队,技术过硬,纪律过硬,还有一整套安全保障制度,每天早上坚持早例会,对工作进行部署,晚上坚持召开工作总结会。利用休息时间和下雨天进行技术安全培训,培养技术骨干,结合图纸,手把手教,点对点练。”
这么多事情,这么重的责任,时时刻刻压在心上,他怎么可能放得下?怪不得李建平看上去总是锁着眉头。
我抽空问过开车的小伙子:“你们李工骂不骂人?”小伙子憨厚地笑笑说:“急了也骂。他骂我们都是为我们好,怕我们出事。反正他骂我们时我们也不生气。我们对他服气。”
因为时间和工作安排的关系,我没有采访到更多的战士,但我相信,李建平在战士们的眼里,是一个父亲般严厉、兄长般宽厚的人,一个值得信任、让人放心的人。
四
发射塔旁边的空地上,有一排长长的展板。上面展出的,是干部战士的摄影作品。这些作品,有的记录了他们施工现场的紧张工作,有的记录了他们难得的闲情逸致,还有的记录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动人瞬间。我一张一张看过去,那些夕阳下凌空悬挂在发射塔上的矫健身影,那些卸载水泥后满面尘灰依然露出珍珠般白色牙齿微笑的年轻面孔,那些系着安全带坐在发射塔上吃饺子的小伙子,那些正在架设钢筋的粗壮手臂……可能摄影技术不是那么完美,照片的构图也不是那么理想,拍照的机器也不专业,很多就是手机随手拍。他们不是专业的摄影师。他们的拍摄初衷就是记录,记录下工作的点点滴滴,保存一份青春的记忆。他们记录自己的每一张照片都那么真实,真实得让人动容。
手机摄影的方便,让他们保留了许多生活的细节。这些细节,书写了这群热血男儿们的另一面。他们住过的帐篷,他们在帐篷里学习,谈论问题……他们在临时建筑的食堂开晚会,他们裹着被单表演时装秀……他们的足球队,他们的篮球比赛……他们的集体婚礼,黝黑的新郎们和白皙秀美的新娘们,笑容各有各的不同,幸福的样子却同样美好……第一次见到爸爸的女儿,幸福得要融化的父亲和撅着嘴还不能适应的可爱女儿……他们唯一的一次去了海边,穿了五颜六色的个性T恤……过年了,他们在临时房屋的门前放了鞭炮,在月光下放声歌唱,在临时宿舍贴春联……
还有一些创意摄影:他们拍下了他们看到的蛇,他们养过的鸭子,他们养过的狗,他们养过的鸡,他们养过的牛,他们见过的夕阳,他们见过的日出,他们见过的花花草草……这些照片,记录着他们柔软、细腻的心情,某一个瞬间的心动,某一个瞬间的美好感受。
因为他们还有别的任务,我没有办法采访到更多的人。所以,我在每一张照片面前停留,还翻拍了许多照片,将其保留到我的手机上。此刻,我写到他们的时候,翻出手机里的照片反复地看。透过照片,我看到一支生机勃勃的队伍。他们热爱他们的工作,热爱生活中所有的美好。
我站在了一张送别老兵的照片面前。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每一个当过兵的人,都有这种送别的记忆。这张照片被雨水模糊了,看不清楚战士的表情。李建平用手擦拭了玻璃上的雨水。他说:“这些孩子是今年退伍的,刚走没几天。我这心里还过不去呢,想到他们心里不是滋味。说是在北京当兵,其实根本没在北京待过,两年都在这个工地上,春节都在加班。第二天要退伍走了,头一天还在发射塔上干活,没有一个说不干了。第二天就给了半天时间上街买了点东西,下午就送走了。这些孩子都是好样的。”李建平的声音满含湿漉漉的深情。说到这里,李建平又说:“我们单位,每个人都是好样的。你不要光写我,一定要写大家,写我们这支部队。”
离开发射塔,余下的时间,我跟随李建平去了他们的足迹停留过的所有地方。李建平沿途指给我看那些已经建成的各种设施,已经修建好的道路。他们最早在荒地上搭过帐篷的地方,帐篷被撤走了,荒草重新长了出来。第一批临时建筑也被拆除了。随着工程的结束,所有的临时建筑都会被拆除。这里将不会留下他们生活过的痕迹。他们的实验室依然在使用。就是这个简陋的实验室,帮他们克服了一个又一个难题。临时营地,干净,整齐。战士们的被子被叠成方方正正的豆腐块,室内卫生也保持得非常好。他们的一日生活制度,没有因为施工劳累就有任何松懈。为了防台风,所有临时建筑的房顶都压着一些石头。我们还去了正在施工的工地。战士们正在挖开的红土上施工……
所有的采访都是在车里和路上完成的。我们边走边谈。我没有机会拿出采访本进行记录。采访过程中,李建平还不停地接到电话。工作中的问题一个接一个,电话里解决不了,就去现场。为了一个螺丝和螺帽的问题,李建平专门去了五金店,亲自把关。
看完所有现场后,我们回到他们的临时营区,在会议室里翻看了他们编辑的画册 《海阔天空》。画册的最后两页,是每一个建设者的名字。后来,在乔副营长宿舍里的电脑上观看了他们的宣传片 《海阔天空》。乔副营长宿舍窗台上醒目的地方,摆着一个小姑娘的照片。胖乎乎的小姑娘,四五岁的样子,饱满的嘴唇,明亮的眼睛,非常漂亮、可爱。她是乔副营长的女儿。
在会议室里,我记下了画册和宣传片上的一首诗:
我们是安装战士,
我们是建设者,
挥锤敲击声淹没在大海,
电焊弧光色飞逝在星空,
我们一直向上攀登,攀登!
黑色的肌肤是我的妆容,
千万钢铁是我的骨头……
这首诗,不知是他们当中谁写的。这样的豪情,只有亲历者写得出来。
回程的航班,乘客满满当当,以带着孩子的一家三口或者一家五口居多。意外的APEC假期,给许多家庭提供了一次全家出行的机会。有几个年岁太小的孩子,耐不住长途飞行的枯燥和颠簸,一直在我的前后左右哭闹。几个年轻的父亲、母亲轮番抱着孩子在窄小的走道里走来走去,哄着孩子。年轻父母的耐心和孩子的哭闹同样持久。拥挤和喧闹的机舱,充满了尘世的欢乐。坐在一片喧嚣的欢乐声中,想到乔副营长窗台上照片里胖乎乎的女儿,想到那个被父亲一天注视无数遍,却不能在父亲怀里撒娇的女儿,我的眼睛突然涌满潮乎乎的东西。两天来,我忙着采访,忙着倾听,忙着存储密集的信息,被压制在心底的感动,这会儿终于泛滥起来,洪水一样,要淹没我。我把眼睛转向窗外,只见万里云端的机舱外,阳光炫目,云朵灿烂。
往来数次,这个海岛,除了风景,还是风景。只有这一次,风景之外,我走近了一个人,走近了一支部队。也许,像他们自己说的那样,他们只是震撼人心交响曲中的一个音符,巍巍铁塔上的一颗螺栓,翱翔宇宙中国梦里的一块石头,但是,就是这些平凡的军人用 “铁锤、撬杠、扳手”和闪光的汗水抒写了对理想的忠诚,就是这支聚光灯照不到的默默无闻的部队用团结、忠诚、豪情、斗志和热血抒写了对祖国的热爱。这些人,这支部队,就像他们安装的发射塔,于茫茫宇宙中,顶天立地。
作者札记:35年的军旅生涯,数不清的故事,把一个立体的人物形象树立在我的眼前——家庭、事业,岁月的寂寞,永无止境地攀登……李建平用他的职业精神,捍卫了一名军人的荣誉和对党的忠诚。
[1] 1公里=1000米。
[2] 1公分=1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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