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赵彤言的世界

党的女儿赵彤言

人物小传：赵彤言名字的后面有着一大堆光鲜亮丽的头衔：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媒介生物学与防治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卫生部病媒生物控制标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昆虫学会常务理事兼医学昆虫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军媒介生物控制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等。

作为一名女性，能用自己的生命和智慧编织出如此绚烂辉煌的光环，在这些光环的背后一定有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支撑着它们。

那就让我们走进赵彤言的世界去看一看——

听故事，立志要当解放军

赵彤言的老家在河北保定。

在这个有着3000多年建城史的历史文化名城，赵彤言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整个少年时代。从小学到中学，再到高中，赵彤言一直品学兼优，是个听话的乖孩子。她就像一棵新栽在地上的小树苗，在阳光雨露的滋养下茁壮成长。

那个时代的女孩子爱做梦，赵彤言也不例外。她的梦五彩缤纷，什么都有。有时一觉醒来，想想梦中的事情，她自己也觉得好笑，觉得那些梦离自己过于遥远，根本不可能实现。然而，有一个梦，却让她怦然心动。

那是一个有关军人的梦。

赵彤言的父亲有个好友在38军工兵团当政委，休息时常到赵彤言家来玩儿。这位政委参加过抗美援朝，上过前线，打过仗。所以，他一来就和父亲聊抗美援朝的事，聊他们怎么打仗，怎么在敌人飞机轰炸的情况下让自己安然无恙；还有志愿军战士们生活的艰苦，他们面对死亡的那种大义凛然和对家乡父老的一往情深。

每次他们聊天时，赵彤言在旁边都是一边干自己的事，一边有一搭无一搭地听着。

有一次，政委讲到一名小战士在牺牲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 “我想我妈”时，在一旁的赵彤言忍不住哭了。她这是第一次听到这样有血有肉、感人肺腑的话，觉得那名小战士离她很近，就像是她的一位兄长、一位朋友。

也就是从那时开始，赵彤言关注起解放军来。那时学校常请部队官兵给学生做报告。每一次赵彤言都积极参加，认真听讲。

有一天，那位政委叔叔又来了。和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赵彤言什么也没干，就坐在两个大人旁边翘着小脑袋听他们讲故事。政委叔叔讲了一个又一个，每一个故事赵彤言都听得津津有味。

政委叔叔临走时突然回过头来，问她：“姑娘长大了想干什么？”

赵彤言锛儿都没打，回答道：“当解放军！”

父亲和政委叔叔都笑了。

赵彤言后来说起这件事时，总是说这位政委叔叔是她了解军人、敬仰军人的最初启蒙者。没有他那些生动的故事，自己不可能当兵，也不可能在心灵深处构筑起革命英雄主义的奋斗目标。

多年之后，当赵彤言完成了从一名普通大学生到一名军人的飞跃后，她仍然记着这位政委叔叔；而那时的政委叔叔，已经转业到地方，成了湖南大学一名党务工作者。虽然距离遥远，但赵彤言一直和他保持着联系。

报考老师陆宝麟的研究生

赵彤言大学本科四年是在南开大学度过的。因为是名校，加上品学兼优，毕业之后，她有许多通衢之路可走，但赵彤言并未因此而动心。她要完成自己的梦，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想要奋斗的目标。

那是1985年七八月，天热得像一块烧红了的铁烘烤着大地。

赵彤言独自一个人坐在家里啃那些报考研究生的课程。假如那时她没有梦想，不准备当兵，她完全可以轻轻松松地待在家里，或者像有的同学那样邀上三五个好友，到海边去避暑，去冲浪；但赵彤言没有。那一年她报考了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六室主任、我国生物学领域泰斗级人物陆宝麟的研究生。

报考陆宝麟的研究生谈何容易？陆宝麟是什么人物？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是我国公认的医学昆虫专业的开拓者，是35岁就被提名调往中国反细菌战调查委员会的最年轻的科学家。他在蚊虫学方面做出的贡献在国际上都屈指可数。除此，陆宝麟还曾长期担任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治理媒介联合专家组成员等。

据说，他对研究生的录取几近苛刻。能迈进他的研究生大门的人几乎凤毛麟角，但在1985年那个炎热的夏天，一个年轻的女孩儿硬是用自己的实力敲开了那扇大门。

老师的言传身教

“离开实践，科研将会枯萎”，是导师陆宝麟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他坚持认为，对待科研实践的态度，既是衡量科研工作者的第一标准，又是取得科研成果的唯一之路。

那是1986年盛夏，已年届70岁且刚刚大病初愈的陆宝麟展开了对北京地区白纹伊蚊的调查。赵彤言和另外几个研究生觉得老师这么大年纪了，身体又不好，就劝他不要到现场去，留在室里指导指导就行了。大家会按照老师的预案完成采集任务的。

但陆宝麟没有答应，坚持要去。

那天，北京的气温高达38摄氏度，连树上的知了都热得躲在树叶下，叫都懒得叫一声。赵彤言他们冒着酷暑来到京郊一座废轮胎厂。一进厂大门，一股难闻的气味就迎面扑了过来。赵彤言他们怕老师的身体受不了，就建议老师站在原地不动，“您就站在这儿，支支嘴就行了”。但陆宝麟仍旧不答应：我不能当甩手掌柜的！说着，抄起吸蚊器就朝最脏最臭的地方走去……

看见老师都 “动”起来了，赵彤言他们几个研究生也赶快跟着 “动”了起来。

由于天气太热，加上难闻的气味，那天赵彤言被熏得头昏眼花，看看采集的蚊子差不多够用了，就找了个阴凉的地方坐了下来。陆宝麟看在了眼里，却没有说话。

在回城的路上，陆宝麟特意坐在了赵彤言的旁边问她：“累了吧？”老师率先打开了话匣子。接着两个人就聊了起来。聊着聊着，老师突然严肃起来，说：“干我们这一行，应该学会适应各种环境。年轻人要想干出一番事业，有时就要忍受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和磨难。为了科研的需要，甚至要有一种牺牲精神。”

老师的话说得十分婉转，但赵彤言心里明白老师为什么要说这样一番话。

她的脸红了。

但老师还在继续说：“你们关心我，让我支支嘴。情我领了。虽然我是科学家，但我首先是一名战士。请你记住，作为一名战士，任何时候都不应该离开自己的阵地和位置。”

接着，陆宝麟给她讲了这样一件事——

有一年，他和另外两名教授在四川采集完标本乘船过江。不料，船到江心遇上了旋涡和暗流。船一个劲儿地打转，危险随时都有可能发生。船上的人都慌了，大呼小叫。这时只有他们3个人在讨论着与自己的生命无关的事情，即如何能把这些标本安全、完整地送到岸上……

“为科学献身，是对每一位科学工作者最起码的要求。”老师说。

老师的这个故事让赵彤言终生难忘。

赵彤言觉得这对于她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每过一段时间，她都会“拿出来看一看”，既鞭策自己，又教育别人。

难忘的第一次 “单飞”

1989年，赵彤言开始准备她的博士论文。论文的研究对象是尖音库蚊。对于这个选题，导师陆宝麟可谓煞费苦心，不仅帮助她找资料，翻阅文献，甚至连最后确定列入国家自然基金课题都是他亲自推荐的。

赵彤言后来把完成那次博士毕业论文说成是她科研历程的第一次 “单飞”。

那次 “单飞”的区域在新疆伊利地区的霍城。这对于一个刚满25岁的女孩子来说，不能不说是一次艰苦的历程。

7月的霍城，太阳像一尊烤馕火炉，烘烤着大地，连地上的石头都被烤得滚烫，树叶一片片地也都被晒得打成了卷儿。赵彤言独身一人来到了一片距中苏边界只有几百米的地方。凭借着文献的记载，她在这里找到了尖音库蚊出没的巢穴。为了能吸引更多的尖音库蚊，她从边防哨卡那里借了一匹军马当作 “诱饵”。谁知那匹军马并非尖音库蚊的最佳诱饵，等了一天，也没见几只尖音库蚊肯飞过来。

怎么办？在最困难的时候，赵彤言很自然地想到了导师陆宝麟。要是老师在，他一定会想出办法来。即使他不在，此时只要打一个电话，老师也许会告诉她应该怎么办。

可是这电话能打吗？赵彤言犹豫再三。

思想的天平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仿佛一架钟摆，在不停地来回摆动。

赵彤言后来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人在那种时候是很容易动摇的，必须有强大的意志力作为支撑才行。她的支撑是老师常跟他们说的一句话：“困难时刻，只有用不怕牺牲的精神才能打开未知的大门。”

既然军马不行，那人行不行？

赵彤言想到了自己。她想用自己的身体去吸引那些尖音库蚊。

多年的军队生活使赵彤言养成了做事雷厉风行的习惯。既然想到了，那就立即实施。于是，她就地支起了本来是为了防蚊的蚊帐，然后敞开口，一头钻了进去……

很快那些蚊子就 “闻讯”飞进了蚊帐，一时间，赵彤言的腿上、胳膊上、脚上，甚至脖颈、脸颊上都落满了吸血的尖音库蚊。

为了保证蚊虫活体的完整性，那天，赵彤言忍受着被蚊虫叮咬的痛苦，小心翼翼地捕捉了上百只尖音库蚊，以及其他类型的蚊虫。

一个月后，她将这次 “单飞”的成果交给了导师陆宝麟。原以为陆宝麟看到后会表扬她几句，或者起码说几句勉励的话，可是没想到，老师告诉她的竟是：“这是第一次，但不是最后一次。你要为继续单飞做准备。”

当时，赵彤言并不明白老师的话中之意。

直到几年之后，她才明白老师的良苦用心。那年她32岁，成了全所最年轻的研究室主任。

不寻常的6年

1991年，硕博连读6年的赵彤言，终于完成了学业。

就在她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准备迎接新的科研项目以及科研环境的时候，导师陆宝麟找到了她。导师的话直截了当，就是要求她继续留在他的身边，帮助他再带一届硕博连读生。

赵彤言愣了。她有点儿想不通，觉得这样会影响自己的科研前程：“老师又不只有我一个学生，为什么偏要我留下？老师考虑过我的前途吗？”

陆宝麟听了赵彤言的话，态度十分坚决：“你的前途，我当然要考虑，但我更要考虑的是咱们研究室的未来。”

赵彤言听老师这么说，不说话了。

她知道老师对研究室的感情有多深，也知道老师对她寄予的希望有多大。

就这样，刚刚完成6年硕博连读的赵彤言原地不动又迎来了新的6年。

6年，说长也不长，但说短也不算短。那是2190个日日夜夜，是一个孩子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是两个高中和一个半大学本科的时间啊！一个人的一生有几个6年？

那段时间，赵彤言想了很多很多。

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6年对于赵彤言的成长是不可或缺的6年。它不但为她的科研能力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同时也让她在领导意识、管理水平以及对事物的把握能力上都有了超常的飞跃。

赵彤言后来在谈到这6年时曾深有感触地说：“我们研究室之所以能把握住科研方向，能雁阵齐飞，能取得一项又一项科研成果，与我在那6年的历练是分不开的。”

对工作心细如发，一丝不苟

赵彤言是个十分严谨的人，尤其对于科研工作从来都一丝不苟，严谨细致，不放过任何一处蛛丝马迹。她的一个学生郭晓霞曾经这样评价她：“赵主任在科研上心里永远都装着一本账，任何时候都一清二楚。”

郭晓霞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我们六室的标本馆存有200多万个标本。2009年5月，馆里更换新标本柜。换完后，赵彤言过来检查，发现少了4件标本，就问郭晓霞是怎么回事。

郭晓霞说：“没少啊？”

赵彤言看了她一眼，告诉她肯定少了，而且是4件，就让她去找。

郭晓霞觉得赵彤言可能记错了，坚持说没少。

赵彤言听了，一笑，然后拍着她的肩膀说先别那么肯定，去找找看。

郭晓霞虽不情愿，但还是去找了，结果发现确有4件标本因遗忘在旧的标本柜里被送到了基层部队。

那4件标本最终虽被找了回来，但这件事对郭晓霞的震动很大：能在200多万个标本中清楚地记住其中的4个，需要怎样的用心啊！从此，她也用赵彤言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工作中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事情。

赵彤言还有个学生，叫李春晓。李春晓是高才生，也是赵彤言最得意的门生之一，硕博连读后就留在了六室工作。李春晓人很聪明，在所有她参与的科研项目中都有出色的表现，得到了同行们的普遍好评。照理，对这样的学生，赵彤言完全可以对她放手不管，任其所为；但赵彤言却不，对她像对别人一样严格有加，一样铁面无私。

2004年夏天，赵彤言带着李春晓和几个学生到野外做调查。在取得的数据中，李春晓忽略了一个行走路径数据。赵彤言在分析汇总时，问李春晓该数据的分析结果。李春晓说那个数据不太重要，别人早就做过分析，而且这个数据与我们这次任务没有直接关系，所以没有记录。听了李春晓的回答后，平时很少发火的赵彤言发火了：“什么叫不太重要？我们搞的是科研，在取得成果之前，任何的忽略都是不负责任的。这件事，别人这么说也就算了，但是你这么说，绝对不行。我必须严肃对待。”

严肃对待的结果——李春晓写出深刻的书面检查。

多么严厉！

有人看见，李春晓那天是含着眼泪离开的会场。

然而，几天之后，当李春晓将检查交到赵彤言手里的时候，赵彤言竟当着所有人的面自我检讨起来：“这件事和我也有很大的关系，是我事先没有把那个数据的重要性交代清楚。至于别人做出的数据，仅仅是一个参考。我们必须拿出自己的数据来。这才符合一个科研工作者的品质以及对待科研的态度和作风。”

赵彤言的一番话让李春晓备受感动，当即表示：“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赵彤言满意地点了点头。

敢于向定论挑战

从事科研的人都知道，在任何一项课题研究中，每一个不同数据的出现，都有可能意味着一项伟大的发现，因为这些数据的出现说不定就会给研究人员送来一把打开突破之门的钥匙。

赵彤言在长期艰苦的科研中寻找的正是这把钥匙。举个例子吧：学界一直认为尖音库蚊是一个包含4个亚种的复合组。这一结论已经统治了多年，几乎无人敢去碰它。也就是说，它差不多已经是一个金科玉律般的定论了。

谁敢去碰定论？

赵彤言敢。

但赵彤言的这个敢，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也不是浅尝辄止那样的投机取巧。她的这个敢是建立在20多年的刻苦努力之上，从一个不起眼的数据中寻找到路径后的一次发现。正是由于有了对于这一蚊种诞生、生长、发育的最新途径的掌握作为有力的支撑，赵彤言才最终用自己找到的新的数据证实了尖音库蚊其实只是一个亚种，从而一举推翻了原有的定论。

然而，又有谁知道在这长达20年的研究中，赵彤言克服了怎样的困难，迈过了多少常人几乎不能迈的沟沟坎坎？除去研究本身给她带来的困难之外，她还要承受来自周围好心人劝慰给她带来的心理压力。比如有人就曾说过：“既然原有的定论已经延续了这么多年，别人都没有疑义，你又何必自讨苦吃呢？”

赵彤言没有动摇。她坚信那些数据不会欺骗她。

她顶住了压力，从无数次失败的废墟中终于走了出来。她的这一科研成果后来引起了学术界很大的震动。其论文也作为理科唯一的昆虫学论文入选中国科协首届学术年会。

我们不是神仙

由于长期从事蚊虫研究，赵彤言好像对蚊虫这一词汇特别敏感。只要谁说话一提到蚊子，她马上就会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过去。

有一次，海军某部干休所派人到所里领取灭蚊药剂。她听说后急忙找到那位同志询问蚊子的情况。领药的人一听有人打听蚊子的情况，就一五一十地说了起来。赵彤言一听，就觉得那地方的蚊虫密度和活动特征都不寻常，极有可能具有研究的价值，于是当天就和室里的同事携带诱捕工具赶到了干休所。到了那儿，他们一边指导药剂灭蚊，一边采集蚊虫标本。

有人说，科学的大门永远都是朝着有准备的勤奋者敞开的。

赵彤言就是一个有准备的勤奋者。那天在采集到的标本中，她一眼就发现了一种叫作骚扰库蚊的蚊虫。这种蚊虫正是她们想要准备研究的对象。

看到骚扰库蚊的那一刻，赵彤言笑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于是当场就和所领导协商将干休所确定为她们的工作点。所领导自然愿意，能有专家为他们灭蚊，求之不得，一个劲儿地表示感谢。赵彤言却说，不用感谢，咱们双赢。

对于这家干休所，多年来，赵彤言一直进行着跟踪观察。后来有人劝过她：“那里的情况也就那样了，不会有什么新的变化。”

赵彤言却说：“我们不是能掐会算的神仙。所有的成果不都是多年的积累得来的吗？多一个地方就多一份成功的可能。”

也许正是由于有这些作为铺垫，赵彤言的科学之路才越走越广，越走越平坦。

哪里有疫情，哪里就有她的身影

2010年4月，青海玉树发生强烈地震。

赵彤言作为军队防疫专家第一时间赶到了灾区。

到达灾区之后，她发现那些奉命前来救灾的战士们竟然连起码的防疫常识都不懂，心里十分着急。

本来那里的人员就紧张，而一旦这些战士们倒下了，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她找到了部队领导，主动提出要给救灾的战士们讲一堂自我防疫课。

领导同意了。

然而就在她讲课的时候，几名坐在后排的战士突然站起身准备离场。一问才知道，原来是要接受电视台的采访。赵彤言知道新闻报道的重要性，但她更知道救灾刻不容缓。领导能拿出这么宝贵的时间让她培训，不就是为了保护好更多的生命吗？

在生命和宣传的天平上，赵彤言倒向了生命。

她先是阻止了那几名战士，接着又将记者也请了进来。她告诉他们，这堂课对于他们能顺利完成各自的任务至关重要：“仗还没打呢，自己先倒下了。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正是她的这句话，让记者和战士们都乖乖地听完了那堂课。

赵彤言的话不是耸人听闻，因为她知道，疫情几乎近在咫尺。

玉树灾区虽然海拔3500米，却是喜马拉雅旱獭鼠疫的疫源地，也是我国最活跃的鼠疫疫源地。

除去人员的自我防疫，还要对灾区进行实时鼠疫监测。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灾区不发生鼠疫。

在到达灾区的第二天，天不亮赵彤言就和她的同事身背超过5000克重的媒介生物采样箱，来到距驻地超过5000米以外的一个草场，进行诱捕作业。诱捕旱獭是一件十分辛苦的事情。有人劝她：“你是领导、大专家，用不着为这点儿小事亲自跑一趟。”赵彤言听了，摇摇头说：“正是因为我是领导，是专家，才更应该亲临现场。现在这个季节正是旱獭刚刚苏醒的季节。只有尽快捕到旱獭，查清鼠疫病原体，才能做出早期预测。我职务高，但责任也大，怎么能不来呢？”

后来正是由于赵彤言和她的同事发出的一次次早期预报，玉树灾区在那场地震中才没有发生任何可怕的疫情。

2013年，菲律宾因地震发生剧烈海啸。由于灾情严重，菲政府向国际社会寻求人道主义援助。中国政府立即派出卫生防疫专家前往灾区救援。

赵彤言作为军队救援专家组成员，乘坐海军 “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前往救援。一到工作区，她第一时间就投身到了海啸现场的环境整治和卫生防疫工作中。为了尽快取得蚊虫传染疾病的有效数据，她跑到废墟和垃圾中寻找疾病传播的真凶。那次海啸，因为受灾面积大，人员不够，赵彤言主动提出为当地政府培训一批卫生防疫人员。她不但亲自担任授课老师，还带领他们在疫情重灾区开展工作。她的这一认真的工作态度，很快得到了包括当地百姓的认可和拥戴。那段时间，无论她走到哪里，出现在什么地方，都有人给她送水，为她遮阴。大家都称她是菲律宾人民的 “防疫女神”。由于赵彤言能够深入救灾一线，以最快的速度掌握疫情变化的关键数据，她及时地向指挥部写出了疫区风险评估报告，还向世界卫生组织和菲律宾卫生部提出尽快建立该地公共卫生监测体系的建议报告……

完成那次救灾任务回国时，码头上挤满了欢送的人群。菲方一名官员拉着赵彤言的手问她叫什么名字。赵彤言指了指自己头上的帽徽，然后向他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2014年9月，广东发生登革热疫情。赵彤言随队前往位于疫区的部队处理疫情。

一天，他们在去一个机关排查的路上，经过一个连队时，赵彤言动议先去连队看看。他们下车直接走进了营区，走进了厨房。赵彤言一点点看，一点点查，最后在排污的下水道口发现了问题。尽管部队在他们来之前已经对蚊虫的滋生做了处理，但还没有达标。赵彤言当即找来连队有关负责人，详细指出了他们的不足和改进的方法。连队表示，一定按照要求改进。不料，赵彤言却提出马上动手改进，说着就和几名战士一起对排污装置进行了处理，彻底消除了蚊虫滋生的隐患。连队的战士见她干起活来这么泼辣，十分感动，一个劲儿地向她致谢。赵彤言说：“不用谢，我跟你们一样，也是一个兵。”

和边防战士们打成一片

新疆西北角有个地方叫作北湾。北湾的北边是邻国哈萨克斯坦。此地因靠近边境，人烟稀少，显得十分荒凉。沿阿尔泰山一路奔泻而来的额尔齐斯河流经这里。有趣的是，河水到了这里像是被驯服了的野马一样，十分平缓。河的两岸，树木成荫，芦苇成片，沼泽遍地，杂草丛生，是蚊虫繁衍滋生的天然温床。

据测量，北湾蚊虫的最大密度可以达到每立方米1000多只。双手随便一拍，起码能拍死50多只。谁要是伸出一只脚，瞬间就会有200多只蚊虫俯冲下来。随便一个人，只要往屋外一站，数以千计的蚊虫马上就会爬满全身。当地老百姓几乎无人在此居住，早就搬到远远的地方去了。

驻扎在这里的新疆军区阿勒泰军分区北湾边防连官兵，常年遭受这些蚊虫的侵扰，严重影响了官兵的正常生活和军事行动。

据边防连的战士讲，有一年夏天，连队要修车库，拿出双倍的工钱请来十几个外地民工，原以为很快就能把车库盖起来，但没想到那些民工当天就被蚊虫咬得辞了工，说什么也不干了。

2005年7月，赵彤言带领的科研小组来到了这里。

一到连队，赵彤言就要求她的小组成员和战士们一样站岗，出操，巡逻。连队的领导说：“你们是北京来的科学家，出操站岗啥的就免了吧。”

赵彤言说：“我们也是战士。你们能做的，我们也一样能做。”

就这样，在赵彤言的坚持下，边防连里的训练、巡逻和劳动的队伍里多了她们这些 “女兵”的身影。

赵彤言这样做并非多此一举。她有她的道理。她说：“在艰苦的地方搞科研，就要适应艰苦的环境。只有这样，才能把科研搞下去，才能出成果。”

然而这样做是要付出代价的。

那些日子，赵彤言和她的小组成员，每个人的脚踝因蚊虫的叮咬，肿得都打不了弯儿，手背肿得像馒头一样……

连长看不下去了，跑来请求赵彤言，不让她们再去参加连里的行动了。赵彤言告诉他：“我们搞蚊虫研究的，让蚊子叮几下不算什么。它叮得越严重，我们得到的数据越精确，将来拿出的治理方案就会越科学。”

赵彤言的一席话深深打动了连长和他的战士们。他们没有想到这些 “女兵”们竟如此坚强。

然而，女人毕竟是女人。她们需要有人去呵护。

从那以后，无论在试验现场搬运仪器，还是到野外去做调查，在她们的身旁都多了几名战士的身影……

让赵彤言她们感动的是，有一次，她们在格拉河的一片沼泽地里收集标本，误了开饭时间，没想到连里的战士跑了好几里路给她们送了过来。

由于北湾的特殊环境，赵彤言和她的小组后来坚持10多年在那里做吸血类昆虫的监测和实验。她们用取得的宝贵数据，不断改进为边防部队研发的新型防蚊装备。

10多年来，北湾的战士换了一拨又一拨，而不换的却是赵彤言和她的小组。

集体主义和团队精神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有人说，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古往今来，概莫能外。

然而，它在赵彤言她们这里却行不通。

大凡科研单位都有这样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就是科研成果的奖金按照完成人署名先后顺序进行分配。有的单位，甚至是课题组组长先拿走一半，剩下的再按比例分配。但赵彤言所领导的六室从来不按此律。每次奖金下来，她都和大伙拿的一样。有人说，她这是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赵彤言听了却不以为然。她说：“我们是一个团队。这个团队少了谁都不行。就像一架机器，齿轮固然重要，但一个小小的螺丝钉就不重要吗？少了那颗螺丝钉，齿轮还能转吗？”

也正是由于她的倡导和以身作则，她所在的团队没有为了名利的你争我夺，更没有那些因为钱的是是非非。

在钱的问题上，每次有人问起时，赵彤言都是这样回答：“钱固然重要，但钱也容易让人迷失方向。我们是科研团队，必须保证这里是一片净土，否则不会取得任何成果。”

这些年，赵彤言的团队取得了一项又一项科研成果，但赵彤言从不突出自己。她常说：“六室是一个集体。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果都是这个集体共同努力的结果。有人说，我是领头雁，可是如果没有群雁的跟进齐飞，我还领个什么头？”

的确，在六室，“工作第一，任务第一”已经成为一种习惯。这么多年来，从来没出现过互相推诿、相互扯皮的现象。

2008年7月的一天晚上，课题组在西北边防环境不同的几个点上，捕获了10多万只蚊虫。为了取得这个地区蚊虫种类的准确分布数据，同时确保每只蚊虫的完整，在进行蚊虫种类和数量计算时，必须一只一只地数。那天晚上，赵彤言带领课题组的6个人，围着桌子整整数了一个通宵。第二天早上，几个人累得连胳膊都抬不起来了，但大伙没有一个人抱怨。

2009年，所里要求六室派人到马达加斯加执行援建中非抗疟中心任务。从业务上讲，派李春晓去最合适，但她正在哺乳期，孩子才8个月。赵彤言思来想去，都不忍心点她的将。

这么小的孩子，离开妈妈，是一件很残忍的事。赵彤言不忍心。

谁知这件事让李春晓自己知道了。她跑来找赵彤言，说：“您就让我去吧。困难，谁家都有。这点困难我能克服。”

在她的一再要求下，赵彤言只好狠心点了头。

2013年，副研究员郭晓霞和几名女同事，到海南省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上做蚊和蚋的防治实验。几个女同志一待就是几个月。其间，赶上了汛期，由于连续降雨，洪水迅速上涨，冲断了公路，一点点向她们逼近。她们来不及收拾个人的物品，只把实验用的仪器带上了小岛的制高点，继续做实验。直到救援人员赶到，她们才算真正脱离了危险……

当今时代，为了一项事业还能有如此献身精神的团队，也许不多了，但赵彤言的团队算是一个。

作者手记：实事求是地讲，直到我将这篇纪实文学完成之后，我也没能见到本文的主人公赵彤言。

一开始，我以为自己遇上了一个自恃清高的采访对手。和她的助理通话，先是说她工作太忙，抽不出时间；之后又说她去了美国，不在北京；再后来，好不容易人回来了，又再也不提采访这件事了。

那几天，我几乎就要放弃采写她的计划了，但就在这时她的助理给我寄来了两本她的事迹材料。我大体翻了翻，忽然在其中的一页中发现了这样的文字：“她从来不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

于是，我释然了：“这是她的权利。”

接着，再读其他文字。读着读着，我对自己逐渐有了信心，决定写她，写好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