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东局势发展及大国博弈

唐志超^[1]

自2011年春中东地区陷入动荡以来，该地区局势持续恶化，各种新旧矛盾集中爆发，冲突与战争频仍，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肆虐，旧的地区秩序逐步走向解体，但新秩序的重建则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地区未来发展方向迄今仍不明朗。

中东局势，极端主义，恐怖主义

中东局势持续动荡难宁，地区秩序有破无立

当前中东局势发展总的特征是大动荡、大变革和大调整，其中五大特征最为明显。

第一，地区政治和安全秩序的“双解体，双真空”，中东正处于新旧秩序交替期，但新秩序短期恐难形成。“双解体”是指旧的中东政治秩序和地缘政治格局正面临解体，传统的官民关系、政府与军队、世俗与宗教、不同民族与部族、不同教派以及国家间关系被打破。“双真空”是指地区出现权力和安全的真空，中央政府的权威普遍失效和缩减，美国从中东战略收缩，对地区事务强力干预意愿和能力下降，地区国家国家机器和军警机构失灵，打击恐怖主义和维护社会稳定能力骤降，极端分子和恐怖势力空前活跃。

第二，地区动荡长期化，发展方向不明。以“阿拉伯之春”爆发为标志，中东地区正陷入新一轮大动荡之中。目前，埃及、利比亚、也门、突尼斯等发生“革命”的国家不仅未实现发展与稳定，反而陷入政局动荡、经济停滞、社会撕裂、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肆虐的困顿境地。叙利亚内战正走向长期化，并明显外溢，向地区性冲突演变，西方军事干预可能仍未排除。伊拉克在美军撤离后动荡与分裂状况加剧。沙特、阿尔及利亚、巴林和苏丹等国蕴藏潜在动荡风险。当前，这场乱局远未结束，并可能长期化。当前，中东危机实质上是国家治理危机，是传统国家治理模式失灵，发展与改革长期滞后所致。但新模式探索道路曲折艰难，实现政治民主化和治理现代化任重道远，前景尚不明朗。

第三，美国一家独大地位日益被撼动，地区格局加速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中东地区格局正发生后冷战以来的最重大变化。美国决心战略重心东移，在中东实行战略收缩，对中东掌控能力下降，原来由美国主导的中东秩序正逐步向“后美国时代的中东秩序”演化。俄罗斯重返中东，捍卫既得利益。俄罗斯积极重返中东，大力发展与叙利亚、伊拉克、埃及、伊朗、阿尔及利亚和以色列等国的关系，在伊朗核问题、叙利亚问题、巴勒斯坦问题以及打击“伊斯兰国”武装等地区热点问题上扮演重要角色，彰显大国作用。尤其是俄罗斯决定军事介入叙利亚冲突，不仅改变了叙利亚战局以及国际反恐格局，也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美国主导中东地区事务的局面，在地区政治与安全事务上的发言权明显增大。欧盟积极干预中东乱局，但有心无力。2009年，法国在阿联酋设立永久性的军事基地。2015年5月，奥朗德总统以荣誉贵宾的身份应邀出席海湾合作委员会(简称海合会)峰会，是第一位应邀出席海合会峰会的西方国家元首。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后，法国进一步加大对中东的军事介入和干预力度。2014年，英国与巴林签署协议，在巴林建立永久军事基地，这是20世纪70年代英国撤离波斯湾后在该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军事基地。英方称，此举有助于英国与地区伙伴共同应对战略性与地区威胁，增强波斯湾的稳定，显示英国“信守对苏伊士运河以东可持续存在的承诺”。德国扩大对海合会的武器出口，2012年出口武器达到创纪录的14.2亿欧元。2015年，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次决定出兵中东，参加打击“伊斯兰国”武装的军事行动。中国、印度以及日本在中东的影响力不断增大。同时，地区主要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地区格局面临调整。传统的地区大国如埃及、伊拉克和叙利亚等暂时受挫，阿拉伯世界日益分裂，伊朗、沙特和土耳其影响力增大，并竭力兜售各自模式，竞争激烈。以色列一枝独秀，但对外关系与安全环境均恶化。以色列、沙特和土耳其等美国地区盟友与美国战略分歧日增，对美国战略收缩以及处理叙利亚问题、伊朗核问题和巴以问题的政策心怀不满，对外政策日益独立自主性不断增强。

第四，中东重回全球反恐主战场，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肆虐加剧地区动荡。当前，中东正处于近30年来反恐形势最严峻时期。冷战结束以来，全球恐怖主义威胁不断上升，迄今共形成过三大中心:20世纪90年代，中东为全球恐怖主义的活动中心和主要策源地。21世纪头一个十年，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成为新的中心。2011年以来，“阿拉伯之春”导致中东陷入地区性大动荡，中东重新成为新的全球恐怖活动中心。由于中东传统政治和安全秩序坍塌，地区陷入权力真空，政局动荡，各种矛盾与冲突加剧，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乘虚而来，在中东地区全面蔓延、扩散，并在该地区形成五大策源地(伊拉克、叙利亚、也门、利比亚、埃及西奈半岛)和四大中心力量(马格里布“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伊斯兰国”武装和“支持阵线”)。民调显示，2011—2015年，西亚非洲国家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担忧逐步上升。^[2]中东正成为全球伊斯兰“圣战”的主战场。据美国情报机构估计，目前在叙利亚的全球圣战者约1.5万人，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随着叙利亚危机逐步演化为大规模内战，来自全球范围内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开始涌入叙利亚参加“圣战”，使叙利亚成为新的全球“圣战”主战场。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伊斯兰国”武装影响力越来越大，逐步形成同“基地”组织在世界范围内并驾齐驱的局面，已成为当前全球最具威胁的极端暴力组织。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指出，当前“伊斯兰国”武装已构成对全球最直接的挑战。短期看，“伊斯兰国”武装作为一个政治实体、一种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运动很难被消灭。

第五，新旧热点层出不穷，地区世俗与宗教、民族和部族矛盾、教派冲突日益激化，多重危机叠加，地区转型艰难。中东是全球最持久热点地区。进入21世纪以来，巴勒斯坦第二次大起义、伊拉克战争、伊朗核问题、“阿拉伯之春”、利比亚战争、叙利亚危机、也门战争接踵而来，旧危机不解决，新的热点又增生，多重危机叠加。当前，巴以和平日益失去势头，“以土地换和平”不断遭到质疑，巴勒斯坦问题呈现边缘化趋势，导致巴以冲突再次激化。“阿拉伯之春”引发一系列地区危机，冲突与战争在地区范围内蔓延，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冲突激化。旧有民族与教派关系平衡被打破，被长期压制的矛盾开始激化。库尔德人在地区影响力日增，独立建国。教派主义已广泛渗透到地区政治斗争与冲突中，并使得地区矛盾和恐怖主义问题更加复杂化。以沙特为首的阿拉伯逊尼派与以伊朗为首的什叶派联盟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并在整个地区爆发大规模冲突。

地区大国博弈催生中东新格局

“阿拉伯之春”极大颠覆了原有的中东秩序。当前中东正处于旧秩序崩溃，新秩序重塑的过渡阶段。其中，地缘政治格局变动最突出特点是，已经延续20多年的美国治下的中东格局正发生严重动摇，地区格局由单极加速向多极化方向演化。而推动多极化发展的因素中，地区大国的新作用格外显眼。中东地区主要力量的大分化、地区大国之间的大博弈以及地区国家间关系的大重组，对该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地区格局的重塑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地区主导力量发生大分化，角色大换位是当前地区格局演化发展的重要特征。当前地区主要行为体正面临“一降两升”的新变化。“一降”，指美国干预和主导地区事务的意愿和能力下降，地区影响力下降。“两升”，一方面指俄罗斯、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大国在中东影响力增大，另一方面指沙特、伊朗、土耳其和卡塔尔等地区大国在地区事务中发挥的作用不断上升，开始在地区格局再塑造中扮演新角色。进入21世纪以来，地区大国的主角几经变化。昔日的地区大国如埃及、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苏丹、也门、阿尔及利亚等经历伊拉克战争和“阿拉伯之春”洗礼后，呈现实力衰微、政局动荡、地区影响力下降的发展态势，一些国家甚至发生分裂或陷入内战(如苏丹、伊拉克、叙利亚、也门、利比亚)。与此同时，伊朗、沙特、土耳其、阿联酋、卡塔尔等五国的影响力显著上升，成为地区的新主角，尤其是土耳其、沙特与伊朗三国竞相扮演地区领导者的角色。以色列在当前中东乱局中角色尴尬，地区作用降低，既是其主动采取低调政策的结果，也与其在激烈变动的中东地缘政治关系中作用下降有密切相关。

伊朗、沙特与土耳其作为当今中东的三驾马车，其一举一动对地区稳定影响重大。当前地区大国的博弈也主要集中在土耳其、沙特和伊朗三国在地区的博弈上，其中又以伊朗、沙特竞争为关键。沙特与伊朗在地区范围内展开全面竞争，从巴勒斯坦到黎巴嫩，从伊拉克到叙利亚，从巴林到也门，双方不仅爆发“冷战”，甚至还出现局部“热战”，开打“代理人战争”。叙利亚战争就是典型的地区代理人战争。在沙特的背后主要是阿拉伯国家和土耳其，以色列的影子也隐隐约约。埃及作为地区老大的地位旁落，因金钱窘迫不得已暂做沙特的跟班，短期内其地位难以实质性提升。伊朗的背后则有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只有个别国家如阿尔及利亚等不愿选边站。这一态势代表了后“阿拉伯之春”时代中东同盟体系的新发展。传统上以反美或亲美、反以或亲以画线来构建地区同盟体系的时代已发生极大变迁。2016年以来，围绕沙特政府处死什叶派教士奈米尔，沙特与伊朗更是爆发一场激烈的外交战，沙特及其盟友巴林、苏丹、科摩罗和索马里宣布与伊朗断交，阿联酋则降低与伊朗的外交级别。从目前来看，沙伊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难以调和，两者较量是长期的战略性竞争，不过恐不至于上升为双方在波斯湾地区的直接军事对抗。在美国与伊朗缓和关系以及伊朗在动荡中东影响力日增背景下，沙特视伊朗为其当前最大外部威胁。为此，沙特不管美国等盟友的反对，积极采取自主行动，在地区范围内全面遏阻伊朗。而伊朗当前在地区战略上则以实现“两个务必”为目标，一是务必确保战略盟友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安全，不能丢失其在叙利亚的战略利益;二是务必确保通过达成核协议努力营造的和平发展的战略环境。在此意义上，伊朗在叙利亚与沙特的对抗是难以调和的，不过在波斯湾地区并不愿与沙特直接军事对抗，担心此举会使核谈判成果毁于一旦。伊朗、沙特竞争表面上看是教派之争，但实际上是地区主导权之争。

土耳其是当前中东大博弈的重要参与方。“阿拉伯之春”后，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经过评估，认为在中东推广土耳其的民主世俗模式时机已经成熟，为此积极参与地区事务，直接军事介入利比亚和叙利亚两场战争，强行干预伊拉克内部事务，支持沙特发动也门战争，支持穆尔西政府而反对塞西政权，重新选择与以色列和解。尤其在叙利亚问题上，土耳其与美国、欧盟和俄罗斯均产生严重分歧，甚至与俄罗斯出现对抗。目前，孤立的土耳其正抓紧与海湾国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并主动与以色列和解。土耳其在卡塔尔首次建立军事基地，派驻3000名士兵。2015年12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访问沙特，两国决定加深战略合作，建立战略合作委员会。^[3]从目前来看，土耳其对地区形势严重误判，战略失误较多，多方树敌，“零问题”地区外交政策明显失败。

值得指出的是，当前中东地区大国博弈加深，从伊沙冲突到土耳其、沙特采取咄咄逼人的地区外交行动，既源于各自对自身实力以及在地区战略地位的自信，也与美国战略东移亚太，不愿过多介入中东事务以及美国地区盟友与美国战略分歧日增，对美国信任度和依赖度不断下降有着密切关系。这一趋势恐怕短期难以改变。随着国际格局与主要力量对比的演变，地区大国在新的中东格局中扮演比以往更重要的角色将是中东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

区域外大国积极调整中东战略

当前，伴随中东陷入急剧动荡混乱之中以及地区秩序走向崩溃，大国的中东战略亦进入新一轮调整期。美国执意推行战略收缩政策，欧盟面对乱局进退维谷，俄罗斯积极重返，印度、日本竭力“西进”，由此长期由美国主导的中东地区格局正面临坍塌，地缘政治争夺日趋激烈，地区动荡局势加剧，该地区政治与安全秩序加速重组。对此，中国须及时关注相关动向与变化，适时进行政策调整。

首先，美国从中东实行战略收缩，决心将战略重心东移亚太。冷战期间，美国与苏联长期在中东争霸。冷战后，美国开始独霸中东。维护地区稳定，确保中东能源向全球稳定供应，保障以色列等地区盟友的安全，是美国中东政策的主要目标。2001年“9·11”事件后，鉴于19名劫机犯全部来自中东，小布什政府抛弃了“过去60年推行的以稳定为中心的中东政策”，提出通过发动反恐战争、推行“大中东民主计划”等对中东实施民主改造，以彻底根除恐怖主义。反恐、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与推进民主成为美国中东政策的新目标。奥巴马上台后，为了恢复美国经济实力和全球霸主地位，同时为了应对以中国为首的亚太国家的崛起，对“小布什主义”进行了重大修正，结束全球反恐战争，实行“选择性干预”政策，并竭力摆脱两场战争(伊拉克战争与阿富汗战争)泥潭，实现战略东移。在战略布局上，具体表现为将长期对外战略重点由中东转移至亚太，在中东实行战略收缩，结束两场战争，减少对中东的资源投入，“把资源投入到最重要的地方”，改变中东与亚太两个地区资源配置失衡局面。在此政策驱动下，美国在中东事务上发挥领导作用和进行军事干预的意愿大大下降。推动地区民主改革热情明显下降、竭力与伊朗达成核协议、力避卷入叙利亚战争，则是战略收缩的典型体现。民调显示，奥巴马时期，美国在中东的受欢迎度以及对奥巴马政府的中东政策的支持度明显下降。^[4]此外。2015年美国对22个阿拉伯国家的出口也出现2010年以来的首次下降，出口额由2014年的714亿美元下降到674亿美元。^[5]不过，战略收缩并不意味着美国愿意放弃主导地位或放弃中东。短期内美国的主导地位难以改变。虽然该政策遭到共和党人以及地区盟友(如沙特和以色列)的反对，且面临俄罗斯强势回归填补真空的压力，但奥巴马任内难有大变。

其次，俄罗斯借力积极重返，强势回归。冷战后，俄罗斯在中东影响力骤降，但仍在巴以问题、伊拉克问题、伊朗核问题等地区热点问题扮演重要角色。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后，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进一步下降，只剩下唯一盟友叙利亚，在中东唯一海军基地(叙利亚塔尔图斯港)亦岌岌可危。为遏制颓势，确保利益，俄罗斯多方着手，力图重振影响力，提升在地区事务中的话语权。具体政策是:第一，力保地区唯一盟友巴沙尔政权，确保利益。2015年9月30日，俄罗斯正式军事介入叙利亚战争，空袭“伊斯兰国”武装。此举既是反恐需要，也是为了支持巴沙尔政权。第二，加强军事存在。一是确保现有军事基地;二是2013年宣布重建于1992年解散的地中海分舰队，并在该地区执行任务常态化;三是加强对地区军售及开展军事安全合作，强化对俄罗斯军事依赖;四是参加亚丁湾打击海盗军事行动。第三，强化与传统盟友埃及、阿尔及利亚的战略伙伴关系。2015年2月，普京访问埃及，达成帮助埃及建设首座核电站协议。6月，俄、埃举行两国海军历史上首次军演。8月，梅德韦杰夫总理出席新苏伊士运河开通仪式。目前欧亚经济联盟正在研究同埃及建立自由贸易区事宜。第四，深化与伊朗战略合作。如加强与伊朗在叙利亚的军事协调、开展军事合作，举行联合军演、决定重新向伊朗出售S300防空导弹，支持伊朗加入“上合组织”，扩大核能以及经贸等合作(达成俄罗斯在伊朗修建两座核电站，石油天然气互换，向伊朗提供70亿—80亿美元贷款等协议)。2015年1月和10月，俄罗斯国防部部长、能源部部长访问伊朗。第五，利用地区国家对美国不信任加深，积极争夺美国传统盟友以色列、土耳其、沙特。据悉，继副王储穆罕默德出访俄罗斯后，萨勒曼国王年底还将出访俄罗斯。普京强调伊拉克是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长期、可靠伙伴，推动俄、伊在反恐、军事、石油和投资等领域的合作，2013年以来向伊朗出售50多亿美元军火。

再次，欧盟价值观外交进退失据，难民危机雪上加霜。欧洲地理上邻近中东，在该地区具有重要利益，如经贸、能源、移民、安全等利益，视中东为后院。2013年，欧盟从中东进口石油、天然气分别占其石油、天然气总进口量的24.64%和22%。双边贸易额约5000亿欧元。来自中东的移民构成欧盟穆斯林人口的主体，也是欧盟内部族际关系紧张、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威胁的重要来源。历史上，欧洲国家长期殖民中东，并留下诸多殖民恶果。冷战结束后，欧盟利用地缘优势和传统联系，积极恢复在中东的影响，大力推动地区政治与经济改革，支持中东和平进程，实施“巴塞罗那进程”和“地中海联盟”。“阿拉伯之春”爆发后，欧盟视之为在中东推行民主化的历史性机遇，必须站在“历史正确一方”，将支持地区民主化运动作为中东政策优先目标，并专设“阿拉伯之春”地区大使一职。欧盟公开支持地区反政府抗议活动，不惜动用制裁、军事威胁等手段支持反对派。英、法联手发动利比亚战争，推翻卡扎菲政权，并支持叙利亚反对派推翻巴沙尔政权。当前，欧盟对外援助一半用于中东。不过，欧盟的中东战略效果迄今为止并不佳。“阿拉伯之春”并未向欧盟所希冀的方向发展，而是陷入地区大动荡，并严重波及欧盟自身，大规模难民涌入、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发展，使欧盟开始品尝其政策所带来的恶果。欧洲难民危机和“11·13”巴黎严重恐怖袭击事件，凸显了欧盟对中东政策的尴尬与失败。当前，欧盟在中东面临三重困境: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二是美国急于离开中东，欧盟孤掌难鸣;三是难以承受因其推动中东民主而带来的地区动荡的代价。

又次，日本启动“第三次远航”，借中东出海。中东是日本最重要的能源供应地，从该地原油进口占日本原油总进口的8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中东政策长期追随西方。1973年中东战争引发全球石油危机，阿拉伯国家对日本实施石油制裁。日本被迫开始实行亲阿、疏远以色列，重经济、轻政治的新政策。安倍上台后，强调“当前中东正面临近代史上最大的挑战”，中东的稳定与和平“关乎日本生死”，日本不能置身事外，应积极主动发挥更大作用。安倍中东政策的特点包括:第一，提升中东地位，将中东作为“俯瞰地球仪外交”和构筑从亚太到印度洋战略伙伴链条的重要一环。第二，以能源为主轴，大搞经济外交。确保能源供应安全是日本中东政策的核心目标。与沙特签署投资协议，与阿联酋签署核能合作、关税等协议。第三，频访中东。2012年上台后，安倍已五访中东，并屡将中东作为新年首访地，截至2015年已访12个中东国家，如海合会六国、土耳其、埃及、以色列、约旦、巴勒斯坦。第四，扩大援助。安倍上任后不久宣布将为中东提供22亿美元援助。2015年1月宣布再向中东提供25亿美元援助。2016年安倍还将出访中东，其中解禁后的伊朗是主要目的地。第五，大力介入政治和安全领域，强调通过“国际协调”、提供支援和以“助跑者”身份为中东稳定发挥更大作用。积极兜售“积极和平主义”理念，强调以“中庸之道”应对中东复杂的民族宗教矛盾，提出在巴以之间扮演协调者角色，打造“和平繁荣走廊”，以打击海盗为名在索马里、亚丁湾积极加强军事存在，建立军事基地。第六，打造多层次、多样化的合作关系。如日本—海合会战略对话、日本—阿拉伯对话论坛、日本—阿拉伯经济论坛、日本与伊斯兰世界文明对话、日本—土耳其经济伙伴关系(EPA)等。

最后，印度积极“西向”，发挥更大作用。印度石油进口的62%来自中东，在海湾的印籍劳工高达700多万人。长期以来，印度一直不愿深度介入中东事务，主要侧重经贸能源关系。莫迪上台后，加速调整中东政策，将“西向”作为优先外交政策。莫迪高度重视中东主要有三大考虑:一是地区动荡严重危及印度在该地区的利益。二是中东地缘政治秩序剧变，美国战略收缩而中国影响力上升。三是来自中东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威胁上升。莫迪中东政策特点是:第一，以点带面，全面发展。抓住关键节点国家，重点发展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伊朗、土耳其、以色列等国的战略伙伴关系。第二，左右逢源，同时与阿拉伯国家、以色列深入发展友好合作关系。莫迪政府一改过去在对以色列关系上的低调做法，与以色列签署了一系列防务与科技合作协议，强化战略合作。2015年，双方决定开展导弹防御系统合作，并重启自由贸易协定谈判。2015年10月，印度总统普拉纳布·慕克访问以色列。这是印度总统历史上首次访以色列。第三，以海湾为核心，确保能源安全。与沙特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14年与阿联酋达成在印度合作共建战略石油储备协议。2015年8月，莫迪访问阿联酋，这是近35年来印度总理首次访阿联酋。第四，重视与伊朗合作。2015年初，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交通部部长和外交秘书相继访伊朗。2015年7月乌法上合峰会上，莫迪与鲁哈尼总统举行双边会谈，并邀请鲁哈尼访印度，表示非常期待能够访伊朗。此外，2015年5月印伊达成开发恰巴哈尔港的协议，希望借此打通印度连接中亚和阿富汗的通道。第五，强调政治、经济、安全、人文四位一体全面发展，突出发挥印度在地区政治和安全事务中的作用。

【注释】

[1]唐志超，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2]详见美国皮尤调查中心的民调报告。“Extremism Concerns Growing in the West and Predominantly Muslim Countries”，Pew Research Cente，JULY 16，2015.http://www.pewglobal.org/files/2015/07/Pew-Research-Center-Extremism-Concern-Report-FINAL-July-16-2015.pdf。

[3]“Saudi Arabia，Turkey to set up‘strategic cooperation council’:Saudi FM”，Reuters，29 December 2015.http://www.jpost.com/Breaking-News/Saudi-Arabia-Turkey-to-set-up-strategic-cooperation-council-438765.

[4]详见美国皮尤调查中心民调报告。“Global Publics Back U.S.on Fighting ISIS，but Are Critical of Post-9/11Torture”，Pew Research Center，JUNE 23，2015.http://www.pewglobal.org/files/2015/06/Balanceof-Power-Report-FINAL-June-23-2015.pdf．

[5]“U.S.GOODSEXPORTSTO THE ARABWORLD DIPPED IN 2015”，National U.S.-Arab Chamber of Commerce(NUSACC)，February 5，2016.http://www.nusacc.org/pressreleases/16TradeDataPRen.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