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现实与阿多尼斯的预言

时间：2024-08-29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阿拉伯之春”爆发让多数观察家始料不及，但阿拉伯知识界不乏阿多尼斯这样的预言家和观察者。针对阿拉伯“革命”发出的最清晰、最全面的反思与质疑之声，乃是来自享有世界声誉的旅法叙利亚大诗人阿多尼斯。和所有阿拉伯知识分子一样，阿多尼斯极为关注阿拉伯事态的发展。对于形形色色的阿拉伯反对派，阿多尼斯也警觉地保持着距离。几年来阿多尼斯对于这场运动的预言性的担忧，不幸一一成为现实。

薛庆国^[1]

“阿拉伯之春”爆发让多数观察家始料不及，但阿拉伯知识界不乏阿多尼斯这样的预言家和观察者。然而，阿多尼斯并非一成不变地审视这场世纪巨变，而是以辩证和发展的眼光跟踪，分析其对阿拉伯民族进步所体现的意味。阿多尼斯预言也许启示人们可以换个维度，从文学、文化的视角来观察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政治与社会运动。

阿拉伯之春，阿多尼斯，预言，阿拉伯文化，社会变革

在国际中东研究界，一向有阿富汗乃至整个中东是“帝国坟场”的说法。2011年初“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又有学者套用此语，认为“中东是预言家的坟场”，^[2]意谓中东情势错综复杂，其走向难以预测;而“阿拉伯之春”引发的剧变来势之猛，能量之大，波及范围之广，几乎超出所有人想象，也令各国政经学者、国际问题专家之前的种种预言大跌眼镜。

阿拉伯的局势固然难以预测，然而，如果我们透过阿拉伯文学这一视角审视当代，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的阿拉伯世界，我们就会发现，包括“阿拉伯之春”在内的许多重大事件其实早有预兆。纵览当代阿拉伯文学，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危机四伏、岌岌可危的阿拉伯世界。在阿拉伯文学家笔下，我们分明可以“于无声处听惊雷”，感受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种种先兆。

2011年初，因突尼斯青年布阿齐齐自焚引发的街头运动席卷阿拉伯多国，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随之一片叫好，舆论界很快冠以“春天”“革命”的美名。然而，随着事态的发展和各种端倪的出现，一些阿拉伯文学大师开始发出了质疑的声音。针对阿拉伯“革命”发出的最清晰、最全面的反思与质疑之声，乃是来自享有世界声誉的旅法叙利亚大诗人阿多尼斯。和所有阿拉伯知识分子一样，阿多尼斯极为关注阿拉伯事态的发展。对待“阿拉伯之春”，他的态度是从赞美、讴歌逐渐转化为质疑和反思的。在阿多尼斯看来，阿拉伯世界的现实必须予以改变，“只有在各个层面上拒绝这一现实，阿拉伯人的生活才能获得人道的意义，因为这一现实在所有方面都深陷于腐败之中，正在让生命沦为活动的坟墓”^[3]。他认为，阿拉伯世界发生的事件，是阿拉伯现代史上第一次自下而上的政治运动，是一场独特而伟大的运动，它为阿拉伯世界实现真正的变革创造了条件，值得人们讴歌、声援。但与此同时，阿多尼斯又认为，这场运动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而只是一场规模空前的“造反”，因为它没有成熟的纲领，没有对未来的设想。当今一切阿拉伯政权，都是特定社会文化环境的产物，仅仅改变政权，而不致力于改变这环境，是无济于事的。“这种改变可能会带来较少腐败、较多智巧的统治者，但它不能解决造成腐败和落后的根本问题。因此，变革不应止于改变统治者，而应致力于改变社会，即改变社会的经济、文化基础。”^[4]他还表示，革命，应该意味着同过去的彻底决裂，“否则，‘革命’只是打着‘革命’的旗号延续过去，也许会比争夺权力的古老把戏造成的各种黑暗更加黑暗”^[5]。因此，他发出呼吁:“在政治变革的同时，还需要发起另一场革命:首先必须全面地、根本性地审视15个世纪以来形成人与人之间关系、自我与他者之间关系的一切基础……”^[6]

阿多尼斯更强调文化与社会的变革，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为独裁政权开脱。在2011年6月14日发表的《致巴沙尔·阿萨德总统的公开信》中，阿多尼斯严词抨击了叙利亚执政的阿拉伯社会复兴党。在他看来，该党虽然打着“统一”“自由”“社会主义”的旗号，但在本质上与原教旨主义无异，“复兴党不是凭借思想、理念的力量获得合法性，而是靠铁腕镇压得以维持。而历史表明，铁腕统治终究只能维持一时，监狱能囚禁一部分人，但不可能容纳整个民族”^[7]。他在信中写道:“巴沙尔总统面临的挑战是:应该把自己视为国家和人民的领导者，而不仅仅是一个政党的领导人;首要问题不是挽救政权，而是拯救人民和国家。”^[8]阿多尼斯还在信中作出警示性的预言:叙利亚的政权必须进行根本性的反思，否则，“它终将导致彻底崩溃，把叙利亚推入长期的、可能比伊拉克更为严重的内战之中，撕裂这块叫作叙利亚的美丽而独特的大地，迫使这个曾创造了人类第一套字母的民族，在世界各地流离失所”^[9]。

对于形形色色的阿拉伯反对派，阿多尼斯也警觉地保持着距离。在他看来，“在叙利亚这样多宗教、多教派、多种族、多文化的复杂社会里，只追求推翻政权的反对派，不过是这种政权的一种变体，因为这样的反对派和政权是由同一种材料制成。这个意义上的‘反抗运动’，不过是争夺利益的政治纷争”^[10]。对于某些反对派挟西方人自重、动辄希望西方“干涉”、“保护”的做法，他极为反感，认为这意味着他们是西方人的附庸、工具与马前卒。

阿多尼斯认为，当代阿拉伯政治实践还揭示了一个赤裸裸的现象:西方列强为了谋取自己的利益，一直扶持阿拉伯世界的独裁政权。而当西方发现阿拉伯政权的宝座摇摇欲坠时，他们又迅速弃若敝屣，甚至不惜以军事干涉将其推翻。“对于西方而言，重要的是参与阿拉伯的权力游戏，其目的只有一个:确保他们在阿拉伯的霸权。”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西方，尤其是美国，号称自己的行径是捍卫穆斯林的人权;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竟有不少阿拉伯人、穆斯林相信这种说辞;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西方自以色列建国以来，却从未停止过鼓励以色列侵犯、蹂躏巴勒斯坦人民的人权”。^[11]

令人遗憾的是，“阿拉伯之春”发展的走势，最终朝着阿多尼斯不愿看到的方向演变。几年来阿多尼斯对于这场运动的预言性的担忧，不幸一一成为现实。阿多尼斯用几近绝望的笔触表达了自己的愤懑:“为什么，在当代‘阿拉伯革命’的词典里，可以毫不费劲地把笔变成剑，把血变成墨盒，让屠夫变成解放的领袖，让猪变成迷人的羚羊?”^[12]

其实，阿多尼斯对于阿拉伯现实的种种预言，不仅仅是在“阿拉伯之春”爆发后作出的。作为一位毕生致力于阿拉伯民族进步事业的大诗人、大思想家，阿多尼斯在追求诗歌的审美、艺术的价值同时，视野从未离开过苦难深重的阿拉伯大地。数十年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他创作了大量针砭阿拉伯世界现实的政论文，其中许多论述，体现了他对阿拉伯政治与社会的深刻预言性，今日读来令人依然不胜唏嘘。如:

“我感到:发生在阿拉伯的土地上、和阿拉伯人有关的一切，已经构成在21世纪实现巨大变革的基本条件，即便不是首要条件。”(2002)^[13]

“我认为，分裂已成为阿拉伯局势的最主要特征。这种分裂几乎是纵深的，超越了多样和多元的限度，变成国家和身份的分裂。如果说巴勒斯坦的现状就是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先兆或预兆，我也不会感觉意外。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对阿拉伯历史，特别是对其宗教基础的看法，如果不改变和历史的关系，建立新社会，创造新历史，那么，正如‘诸侯割据、教派林立’曾与阿拉伯的历史相生相伴，它也必将成为阿拉伯历史的归宿。”(2007)^[14]

“一个令人困惑而苦涩，难以求解，同时极具怪异性、讽刺性和悲剧性的问题是:在阿拉伯土地上发生的战争，耗费了阿拉伯的钱财，打着解放阿拉伯人的幌子，却几乎完全看不到属于阿拉伯人的秩序!”(2005)^[15]

“恐怖，这个词语，这个女王，盘踞在世界的王座上。”(2007)^[16]

那么，作为一位富有浪漫情怀的诗人，阿多尼斯为什么总能对阿拉伯的现实作出令政治学家、社会学家自叹不如的准确预言?在笔者看来，其主要原因可以归结如下:

第一，阿多尼斯能够穿过现象的迷雾，看穿阿拉伯政治、社会和文化的本质，并以现代性观照、审视之，对其作出根本性的质疑。就此，阿多尼斯曾指出:“我们是否想拥有推测事态、预知未来的能力?倘若有心如此，我们就应该放眼远看，不要停留在表面活动上，不能只关注形形色色的事实和事件、解释和分析、新闻和告示、口号和宣传、献给领袖及其机构与‘辉煌成就’的赞美和颂歌。为了准确地把握事实，我们应该具备洞察表象之外的能力。”^[17]恰恰是诗人、思想家的身份，使他避免了像一般学者一样，将主要精力集中于狭窄学科领域的细枝末节，而能从宏观的高度、开放的视野审视现实。他曾表示:“如果说我有属于自己的诗歌‘轨道’，那么我的‘轨道’并非封闭的自我圈子，而是整个阿拉伯历史，是阿拉伯文化的共同遗产。这是为了透彻认识阿拉伯文化，而后自如地从中走出，步入一个新的文化天际;在阿拉伯历史之内，利用阿拉伯历史自身的素材，重塑新的历史。我以不同于他人的眼光审视历史，以便看清被历史的多重厚幕遮蔽的现实。”

正因为站得更高，视野更为开放，阿多尼斯对阿拉伯问题的认识较之他的同代人更为深刻。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阿拉伯现实中诸多问题的根源，都可以归结到仍然盛行于阿拉伯世界的中世纪式的宗教文化观念;因而，他从根本上对这些文化观念发出质疑。早在他青年时期创作的诗作中，对传统的根本性质疑，已经清晰地呈现于笔下:他要“戴上葬礼的手套”，为诸神“把脉”，要去“释放大地，禁锢天空”。在现当代阿拉伯诗歌中，这么清晰而响亮地诘问传统、反思宗教的声音，还从未在别人的诗中响起。这种深刻而强烈的质疑和反思意识，也一直伴随着他毕生的创作实践。他坦言:“我这一代的大部分诗人和思想家在生活、思考和写作中，都不曾针对上述观念、针对其根源，发出根本性的质疑。我和他们之间的深刻区别即在于此。我和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他们接受既成的架构，对它作改良和修饰，而我则重新审视它，并在新的基础上、在新的天地重建它。对我而言，问题不是改良——修正和美化，而是破而后立。”^[18]

正因为阿多尼斯意识到，文化对阿拉伯世界落后现实的巨大影响，所以在他眼里，文化的变革，而非政治的改朝换代，才具有决定性的进步意义。基于此，他评价阿拉伯变革运动的最重要标准，便是这一运动是否撼动了传统文化的根基，是否有助于建立新的文化。拿这个标准去审视“阿拉伯之春”运动，阿多尼斯无疑是失望的，因为这场以改善民生、实现民主、推翻政权为主要诉求的政治运动，自始至终并未触及存在于阿拉伯社会的根本性文化与思想之弊，并未引起思想、文化层面相应的裂变，也远未形成一种全民参与的文化反思氛围;五年之后，这场运动体现的教派纷争、宗派主义和外部干涉的色彩愈加明显，“阿拉伯之春”已经异化为不折不扣的“阿拉伯寒冬”。

第二，阿多尼斯衡量社会进步的另一个标准，是审视其是否以人为中心，是否促进了人的尊严与自由，是否有助于实现人，尤其是妇女的解放与进步。总之，他希望在阿拉伯世界确立以人为本，而非以神灵、政治、金钱或者机械为本的社会和文化。

阿多尼斯的这一见解，对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革新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在属于东方传统文化范畴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中，神灵、君王、国家、部落、集体乃至父亲，都高悬在作为个体的“人”的上方;但是，在阿多尼斯的所有作品中，“人”，总是以高度艺术的方式得到大写。他认同阿拉伯文化史上苏非大师对人神关系的理解，宣称:“被造的人，将比造物主更为重要。我们还可宣言:如果人生无非是天堂或地狱，那么它就只是一场赌博。这是一场配不上人的既愚蠢又可笑的赌博。”^[19]此外，阿多尼斯虽然向往西方的现代性，意识到西方现代性对于现代性匮乏的阿拉伯世界的重要意义，但他也对人在现当代西方的异化充满警觉，并对阿拉伯人盲目步西方后尘的做法表示质疑，认为:“这一质疑在原则上、在文化和文明意义上有其正当性。而且，我们还应该从中发现它体现的人性最绚丽、最深刻的一面:让人继续成为存在的中心、枢轴和目的。”^[20]

在以政治解放为指归的“阿拉伯之春”运动爆发后，人的解放和人的地位，依然是阿多尼斯最关注的焦点之一。在《致反对派的公开信》中，他以毋庸置疑的语气指出:“那种认为人是为了宗教而被创造的中世纪文化应该结束了。是的，这种文化应该结束。宗教，是为了人而创造的。”^[21]他还尖锐地对部分街头“反对派”表示质疑:“今天阿拉伯大街上的示威者，是否正是这样一些人:他们认同一夫多妻制，只把宗教理解为许可、禁忌、责难，只用疑虑、排斥、回避、弃绝的眼光看待与自己见解不同的他者?这样的阿拉伯人能被称为‘革命者’吗?他们真的是在为民主和民主文化而抗争吗?”^[22]

在这场运动爆发将近五年的时候，阿多尼斯撰文写道:“自从‘阿拉伯之春’革命开始，我们没有从这些‘革命’那里读到妇女作为人的权利，读到自由、公正与平等。这些‘革命’除了争夺权力以外，没有提出一种新的思想。我们读到的，只有被砍的头颅，只有尸体，只有掠夺，只有破坏和毁灭。”^[23]显然，以人的价值和解放作为标准来衡量，迄今为止“阿拉伯之春”运动是失败的。

第三，阿多尼斯一直具有非常清醒的历史意识，善于从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寻找有益于现在和未来的启迪。自20世纪60年代起，他就着手从事阿拉伯文化史、诗歌史的撰写，其成果之一便是阿拉伯文化史的经典著作——四卷本巨著《稳定与变化》。阿多尼斯撰写此作的初衷，即是以现代的眼光解读传统，探寻传统、现实与未来之间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他又陆续出版了三大卷诗集《书:昨天，空间，现在》，这被阿多尼斯视为“迄今为止诗歌生涯的巅峰之作”，也是他重新审视阿拉伯政治史、文化史这一文化工程的重要里程碑。在阿多尼斯眼里，这还是一部“诗歌的山鲁佐德。它是关于过去的故事，由现时讲述，旨在拯救未来”^[24]。

在专注研究阿拉伯文化史的同时，阿多尼斯也十分重视从阿拉伯的政治历史和政治实践中吸取教训。“阿拉伯之春”爆发后不久，阿多尼斯便以思想家特有的锐利笔触写道:“我们应该想起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为建立自由、民主的阿拉伯社会而献出生命的人们，同时更应该反思:为什么在那以后以自由、民主的名义建立的政权，实际上却只产出了奴役和专制?产出了对权力和特权的狂热?而拥护这些政权，甚至为之献出生命的人们，只不过成了阶梯和工具?”从阿拉伯现当代的历史遭遇中，他不但找到分析、评判阿拉伯政权和反对派种种行为的参照物，而且找到了如何看待插手阿拉伯事务的西方列强的线索:“半个多世纪阿拉伯的政治实践揭示了一个赤裸裸的现象:西方列强为了谋取自己的利益，一直在支持阿拉伯的独裁政权，尽管他们深知那些统治者的腐败和专制。而当西方发现阿拉伯政权的宝座摇摇欲坠时，他们便迅速弃若敝屣，甚至不惜以军事干涉推翻之。对于西方而言，重要的是参与阿拉伯的权力游戏，其目的只有一个:确保他们在阿拉伯的霸权。在西方眼里，伊斯兰教也只是一个工具，重要的不是作为一个宗教、文化、文明的伊斯兰，而是如何利用这一伊斯兰的‘庞大武器’，实现其战略企图。”

阿多尼斯先知般的质疑犹如空谷足音，在阿拉伯社会显得尤为珍贵。

第四，阿多尼斯在纷繁喧嚣的历史关头能保持独立清醒的思考，拒绝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展示出一位大思想家的可贵本色。2009年11月，阿多尼斯在北京领受“第二届中坤国际诗歌奖”致辞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假如创作是对真理的探寻，那么真理何在?真理的价值，到底在于和大众契合、媾和?还是恰恰相反，在于歧异与疏离?”对于他而言，这个问题的答案无疑是现成的:“艺术，尤其是诗歌的独特价值，恰恰在于其‘被逐’;创新者的价值，恰恰在于对流亡地的坚守。因为知识正是在这样的流亡地萌发，知识只有以流亡及对流亡的自觉为起点，才会趋向完善，并获得人道的、普世的价值。”

正如前文所言，“阿拉伯之春”运动爆发之后，阿多尼斯也曾对这场运动寄予希望，期待它能为陷入僵滞的阿拉伯民族带去变革和进步。但随着事态的发展，阿多尼斯很快开始对这场运动作质疑、反思乃至批判。作为万众瞩目的阿拉伯文化名人，他对“阿拉伯之春”所持的颇为消极的立场引起了许多人的不解、误会和指责。有些朋友与他断交，有些对手则叱骂他为“独裁者的走狗”，一些极端分子甚至发出了暗杀他的威胁。但是，阿多尼斯却并未退缩，他就此写道:“司汤达曾经说过，如果一个人想要成为一个集体中出类拔萃的成员，他就应该为这个集体的公共意志作出重大牺牲，哪怕这是错误的意志;否则，这个人便毫无价值，也必将一事无成，他只能被称为‘迷失的儿子’。对我而言，我宁愿做一个‘迷失的儿子’，也不愿支持错误的集体意志。”^[25]

由上述可见，中东这片历史深厚又多灾多难的土地，也造就了阿多尼斯这样伟大的预言家。然而，与其说这是阿多尼斯的荣耀，不如说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哀。阿多尼斯的预言，或许还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启示:从文学、文化的视角审视阿拉伯民族的今天和未来，也是有其独特意义的。

【注释】

[1]薛庆国，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阿拉伯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阿拉伯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中东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阿拉伯友好协会理事、中阿合作论坛研究中心理事、《阿拉伯世界研究》杂志编委。

[2]马晓霖:《新闻今日谈》，凤凰卫视，http://phtv.ifeng.com/a/20150401/41033336_0.shtml，2015年3月31日。

[3]［叙利亚］阿多尼斯:《〈他者〉卷首词》，贝鲁特《他者》2011年夏季卷(创刊号)，第8页。

[4]［叙利亚］阿多尼斯:《叙利亚时刻》，伦敦《生活报》2011年3月31日。

[5]［叙利亚］阿多尼斯:《致反对派的公开信》，贝鲁特《使者报》2011年7月13日。

[6]［叙利亚］阿多尼斯:《布阿齐齐的骨灰》，伦敦《生活报》2011年4月28日。

[7]［叙利亚］阿多尼斯:《致巴沙尔·阿萨德总统的公开信》，贝鲁特《使者报》2011年6月14日。

[8]［叙利亚］阿多尼斯:《致巴沙尔·阿萨德总统的公开信》，贝鲁特《使者报》2011年6月14日。

[9]［叙利亚］阿多尼斯:《致巴沙尔·阿萨德总统的公开信》，贝鲁特《使者报》2011年6月14日。

[10]［叙利亚］阿多尼斯:《致反对派的公开信》，贝鲁特《使者报》2011年7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