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派主义与“阿拉伯之春”后的中东政治

王宇洁^[1]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教派因素日益成为地区政治中的重要话题。“阿拉伯之春”更促使教派主义因素在当前中东地区政治中不断强化，并呈现出极端主义思想泛滥、同时与教派纷争互相推动、继续激化的态势。对于教派主义在当前表现的分析和审视，更促使我们以历史和比较的眼光来思考当前中东地区的教派主义问题，并对宗教因素在国际政治之中的影响做出切实的评估。

教派主义，伊朗伊斯兰革命，地区政治

在世界各大宗教中，没有一个宗教中不存在教派分化。在伊斯兰教内部，教派主义长期以来主要表现为逊尼派与什叶派的正统性之争，以及对与之相伴的有关差异和分歧的强调。伊斯兰教产生后不久，内部即因为种种原因出现了意见的分歧，在此基础上进而产生了教派的区分。教派的产生与不同人群在早期穆斯林社会政治发展中的不同权力主张有着密切的关系，其本身也对政治的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在此后1400多年的历史中，逊尼派和什叶派两个教派的区分一直是伊斯兰宗教和政治思想争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同时也时常对伊斯兰世界的现实政治发展产生巨大影响。不论是在阿拉伯帝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斗争中，抑或奥斯曼帝国与萨法维帝国的争霸过程中，教派主义的旗号都曾被不同的政治力量所使用。因而，在中东的历史上，教派主义与政治之间从来都有着密切的关联。在20世纪后期至今的中东地区，教派因素更是成为地区政治中的一个重要话题。

一、伊朗伊斯兰革命与教派主义因素的凸现

20世纪的前半期是中东地区各伊斯兰国家政治格局变迁最为剧烈的一个时期。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解体之后，现代民族国家纷纷建立起来。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边界确立以后，教派身份不仅仅再像帝国时期那样限于社群层面，而更多地体现为国内政治中的不同立场和派别，或是成为地区、国际政治中不同国家的标签。虽然教派主义的问题并没有由此得到彻底的解决，但是整个中东地区在20世纪中期出现了一种世俗化的趋势，在政治领域，带有世俗化色彩的思想超过了宗教背景的思想，一度成为各国主流的意识形态。同时，带有普世主义色彩的宗教观也在思想界扩散。

这一趋势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教派主义在该地区的影响，一些逊尼派知识分子开始号召弥合不同教法学派之间的差异，包括逊尼派和什叶派教法学派间的差异。在这一大环境下，1959年逊尼派世界最为知名的宗教学术中心爱资哈尔大学，宣布承认什叶派所属的加法里教法学派为伊斯兰教的第五大教法学派，与逊尼派当中盛行的四大教法学派享有同等的地位。而爱资哈尔大学的谢赫马哈茂德·沙尔图特也发布法特瓦，允许逊尼派和什叶派一起礼拜。此后，伊朗的知名什叶派宗教人士开始在开罗设立机构，致力于弥合不同教法学派之间的差异。在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前，一些什叶派宗教组织非常活跃，在埃及出版了不少什叶派的书籍。逊尼派和什叶派两派宗教学者也在杂志上共同发表了多篇文章，以调和两个教派间的关系，促进相互理解。

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这场被冠以“伊斯兰”之名的革命让淡化教派分歧的趋势迅速中止。在近代历史上，伊斯兰世界的绝大部分沦为西方的殖民地或是势力范围。虽然20世纪中期以来的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运动让伊斯兰世界部分地区摆脱了殖民主义的困扰，但是普遍来说，社会发展状况不尽如人意。在与受西方支持的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中，阿拉伯国家一方屡战屡败，受压迫、被西方主宰的第三世界情绪在伊斯兰世界蔓延。而在伊朗伊斯兰革命中，伊朗民众主宰了自己的命运。新政府对待美国、对待以色列的坚决态度，让有着深刻挫折感的伊斯兰世界感到振奋。霍梅尼的教法学家统治理论中虽有一定的什叶派因素，但是他号召伊斯兰世界大团结和统一的革命主张却是泛伊斯兰主义的。不同地区、不同背景的穆斯林从不同的角度对这场革命作出了解读，有些认为这是对美帝国主义的沉重打击，有些则视其为对顺从美国的本国专制政府的挑战，有些认为这是摒弃西方式道路、以自己本土的方式来求发展的有益尝试，有些则视之为伊斯兰教的胜利，或是整个非西方世界的一次胜利。从总体上来说，这场革命极大地鼓舞了自近代以来屡屡受挫的伊斯兰世界，其影响不仅仅局限在什叶派社团，而是整个伊斯兰世界。

伊斯兰共和国建立之后，伊朗开始以伊斯兰世界团结的捍卫者自居，意识形态宣传具有非常明显的泛伊斯兰特点，并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淡化自身的什叶派色彩，以证明这一诉求的正当性。在革命后不久，伊斯兰文化和指导部宣布禁止在讲道、出版、广播和电视节目中出现一切反逊尼派的言论;此后霍梅尼向所有前往麦加和麦地那朝觐的什叶派穆斯林发布法特瓦，要求他们和逊尼派穆斯林一起，进行公开的集体礼拜;1982年，阿亚图拉阿里·蒙塔泽里启动了每年伊斯兰教历3月12日—17日的伊斯兰“团结周”活动，以纪念先知穆罕默德的诞辰，等等。^[2]伊朗强化自身泛伊斯兰特性，并借此扩展其地区影响的做法，对沙特在伊斯兰世界的宗教地位和地区政治影响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自20世纪初麦加和麦地那两圣地被纳入现代沙特国家的疆域以来，沙特就以两圣地的守护者和正统伊斯兰信仰的代言人自居，积极扮演着伊斯兰世界盟主和世界穆斯林精神领袖的角色。什叶派的一些宗教信仰和宗教实践与作为沙特官方信仰的瓦哈比主义相悖，因此时常被认为违背了认主独一的根本信条。生活在沙特国内的什叶派因而遭遇严峻的挑战。但是沙特把建国的历程定义为反对异族统治、重振伊斯兰信仰的过程，此后其经济实力的增长和作为两圣地监护者的身份更强化了其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中的地位。它倡导建立了世界穆斯林大会和伊斯兰世界联盟两大泛伊斯兰国际组织，凭借掌握的巨额石油财富，在全球范围内开展活动。它领导伊斯兰世界联盟，并开办学校，资助从尼日利亚一直到马来西亚的穆斯林学生在沙特学习，其宗教与政治影响随之扩散到世界各地的穆斯林社团。可以说瓦哈比主义激发其雄心，而石油财富资助其事业不断发展。沙特在伊斯兰世界的领导者地位由此奠定。

霍梅尼号召的伊斯兰世界大团结，是以伊朗为首、以伊斯兰革命为榜样的。他公开对沙特苦心经营的作为伊斯兰世界领袖、两圣地监护者的身份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沙特奉行的君主制腐败、堕落，背离了真正的伊斯兰道路，它缺乏人民的支持，也不配担任麦加、麦地那两圣地监护者。由于沙特在美苏两极对抗的世界格局中一向属于亲美一派，霍梅尼指责沙特不过是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走卒。伊朗对沙特泛伊斯兰主义运动领导地位的挑战，极大地影响了沙特地区战略的实施，伊朗和沙特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

自此之后，教派主义以一种更为明显的方式表现了出来，并成为地区政治中的一个重要标杆。虽然霍梅尼一直宣扬伊斯兰世界的大团结，但与西方认知的伊斯兰革命连锁反应相反的是，很多伊斯兰国家的政权并不认为伊朗革命是真正的伊斯兰运动的胜利。它是一场挑战各国现存政治秩序的政治动荡，更是什叶派对逊尼派的宗教挑战。代表逊尼派的沙特与代表什叶派的伊朗，在中东以及其他地区的穆斯林社团当中展开了以宗教为旗帜的意识形态宣传战，并将其与自身争取地区霸权和伊斯兰世界领袖的战略目标结合起来。

教派主义的影响涉及地区格局和国际政治层面。什叶派和逊尼派在历史上就存在的差异和冲突被放置在伊朗和沙特两个地区大国扩展自己地区影响、谋求各自政治目标的斗争的背景下，显得格外引人瞩目。两国带有政治目的的教派主义宣传使得有两派穆斯林的地方，就有教派间的纷争和互相攻讦，在一些国家、地区更是引发了烈度较大的暴力冲突。教派主义成为当代中东地区政治中的重要因素。

二、教派主义与21世纪的中东政治

“9·11”事件之后，伊斯兰世界与西方关系日益紧张。2003年，萨达姆政权被推翻，伊朗周边最大的安全威胁被去除，崛起的伊朗成为反美阵营的核心。同时，萨达姆政权倒台为一直处于弱势的什叶派提供了难得的政治活动空间，什叶派在政治中的影响力开始上升，逐渐从萨达姆时期单纯的人口多数，变成了事实上的多数。同时，黎巴嫩的什叶派也在政治上迅速崛起。这一情况引发了其他人对什叶派复兴、什叶派将主宰中东地区的警惕。而被视为什叶派力量的伊朗、真主党、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在阿以问题上的一致立场，更加深了它们隶属于同一阵营的印象，从教派矛盾视角分析中东格局的话语方式逐渐形成。

当然，“什叶派威胁”并不是“9·11”事件之后才出现的，海湾战争后沙特的一些学者就认为正在出现一个以什叶派为核心的中东新秩序。但“什叶派新月”概念的提出是在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后。2004年，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接受了《华盛顿邮报》的采访，他明确表达了对什叶派在伊拉克政治舞台上影响力的关注，并提出了“什叶派新月地带”的说法。^[3]2006年4月，当时的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更公开对阿拉伯国家的什叶派民众予以指责，宣称他们“都更忠实于伊朗，而非自己的国家”^[4]。“什叶派新月”的概念迅速成为地区新秩序辩论中的核心词汇。一些人认为，从伊拉克南部、叙利亚到黎巴嫩南部，一个由伊朗主导的“什叶派新月地带”正在出现，这将极大地改变地区政治地图。

伊朗与伊拉克什叶派、黎巴嫩什叶派，以及叙利亚阿拉维派在种族和宗教方面并非完全同质。它们结成的并不是一个以什叶派信仰为纽带的宗教联盟，毋宁说是一个以伊朗为核心的新反美阵营。而伊朗之所以成为什叶派新月联盟的核心，当然与伊朗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什叶派国家的地位有关，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在整个伊斯兰世界教派矛盾被强化，这反映出西方利用教派分歧来组建反伊朗的地区联盟的战略”，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紧张关系，更多的反映的是政治、实力和特权，而非神学上的差异。^[5]

2010年以来，中东地区的政治剧变使得教派主义的因素成为地区政治中的一个重要标签。这场政治动荡导致多个国家发生政权更迭或政府重组，为外部力量以教派名义干涉他国内政提供了机遇，使得教派主义问题影响范围更广，叙利亚、也门先后成为教派政治的练兵场。这些事件似乎印证了伊斯兰教内部的两大派别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存在不可消解的分歧和冲突这一预言。一些分析者把近期发生在叙利亚和也门的事件归因于逊尼派、什叶派两派教派上的差异，认为伊朗对叙利亚的支持，主要是出于宗教上的同源性，而沙特炮轰也门也是为了拯救也门的逊尼派。还有人认为，目前的动荡主要源自逊尼派和什叶派长期以来的历史积怨。

但是，如果从叙利亚和也门的教派构成上来看，情况并非如此。叙利亚执政者所属的阿拉维派，是什叶派的支派伊斯玛仪派的分支。在发展过程中，阿拉维派受到了历史上地中海东岸各种宗教相互混杂的影响，其教义主张长期被什叶派主流视为异端，与伊朗和伊拉克什叶派所奉行的主流派十二伊玛目派有显著的差异。而也门的什叶派，则是什叶派的另外一个支派栽德派，它与阿拉维派、十二伊玛目派之间也存在教义上的差异。历史上，也门曾长期被栽德派伊玛目所统治，逊尼派和什叶派民众相安无事。虽然也门与沙特毗邻，什叶派统治的也门从来没有对沙特国家造成威胁，相反，沙特的建国者伊本·沙特当年竭力控制阿西尔地区，以便从栽德派伊玛目手里吞并加赞和纳吉兰。而且，胡塞武装与也门前总统萨利赫同属栽德派，并无教派上的差异。胡塞武装与萨利赫政府反目，并不是出于教派身份，更多是对其长达33年的威权统治的不满，乃是也门多个政治反对派力量中的一支。

促使所谓“什叶派集团”在目前的政治动荡中结盟的，并非仅仅是宗教上的亲缘，最终的决定性因素依然是国家利益。在叙利亚局势变化中，阿拉伯联盟多国和西方的共识是推动大马士革政权更迭，进而削弱伊朗，以便把伊朗的影响力压缩在波斯湾一带。而对伊朗一方来说，支持叙利亚、伊拉克及黎巴嫩的什叶派力量，则是自身扩大地区影响的重要途径。为了避免战略上的孤立，伊朗必然也必须和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站在同一立场上。同时，沙特等海湾国家则竭力利用这一时机，强调什叶派的威胁和教派矛盾，以建立对抗伊朗的同盟。因而可以看到，自2010年中东政治动荡以来，沙特一方极力突出教派矛盾，而伊朗、叙利亚则驳斥教派矛盾的话语体系。

但不可否认的是，中东地区的政治动荡和无序成为激进思想的最佳沃土，进一步强化了狭隘的教派主义思想。自2010年以来，中东政治动荡引发的政治无序，以及西方的对外政策和对伊斯兰世界的进一步干涉，实际上都在培育激进思想产生和传播的土壤。这类激进思想往往打着伊斯兰宗教的旗号，但是宣扬的是封闭性的认同和二元对立的世界观，以及对不同文化、不同习俗和不同生活方式所体现的多样性的不宽容。这类思想与重大事件，特别是政治事件联系在一起，将个体的选择由己推人，对周边的事物作出判断，扩大为群体的政治反应，往往会成为暴力行动的导火索。

三、思考当前中东教派冲突

总体上来说，自2010年以来的“阿拉伯之春”促使教派主义因素在当前中东地区政治中不断强化，并呈现出极端主义思想泛滥，同时与教派纷争互相强化的态势。对于教派主义在当前表现的分析和审视，更促使我们以历史和比较的眼光来思考当前中东地区的教派主义问题。

宗教本身是人类思想的产物。一种宗教的教义主张和神学思想，尤其是关乎核心信仰的部分往往会呈现出一定的一致性，但是在不同的信仰者当中，又必然存在对核心信仰的不同认识和不同演绎，也存在展示自身信仰的不同文化传统，这一点无可置疑。因而，教派的分化在世界各大宗教中都存在，教派之间的冲突在其他宗教信仰者群体中间，其他地区也曾激化过。有时这呈现为间接介入和影响地区冲突，有时则直接成为暴力政治的旗号，引发国家间或是国家内部不同团体之间的冲突。

比如，在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不同教派间的冲突也与欧洲各国的政治紧密相关，并引发了国家间的宗教战争以及众多国内的暴力冲突。三十年战争结束之后，欧洲各国达成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通过近两个世纪的努力，确立了所谓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主权至上的原则取代了此前欧洲国际关系中主导性的“神权至上”原则，以国家权威原则取代跨国的宗教权威，“通过建立一整套国际规章制度来确保国家主权原则，并且不承认在政治忠诚上挑战国家主权的跨国意识形态”^[6]。之后，虽然基督教内部各宗派间的神学分歧依然存在，但是由此引发的战争和冲突却大幅度减弱。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确立解决了欧洲宗教与国际关系的问题，并确立了现代国际关系的范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亚北非各殖民地国家赢得了民族独立，伊斯兰国家成为当代民族国家体系中的一部分，伊斯兰教与民族国家相容这一认识也成为伊斯兰国家的主流认识。但是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教派冲突和矛盾依然不断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除了大国干涉这一重要原因之外，还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跨国宗教意识形态的影响。19世纪以来出现的泛伊斯兰主义思想在中东地区依然具有一定的影响。“由于伊斯兰世界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和民族主义的高涨，战后的泛伊斯兰主义已经不同于历史上以重建哈里发制度为目标的泛伊斯兰主义，而主要体现为加强伊斯兰国家间团结、互助与合作的泛伊斯兰主义。”^[7]在特定的背景下，这一泛伊斯兰主义就会成为对其他国家内部事务进行干涉的合法性支持。什叶派跨国宗教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更大。什叶派中一直存在一张复杂的超国家关系网络，这既包括宗教学者与信徒之间的宗教服从网络，还包括基于什叶派教育体制建立的师生相承和同学共济网络，以及以宗教税收为基础建立的宗教慈善网络。今天，虽然这一网络受到现代国际体系的约束，但是其作用并没有消失。

其次，受国家认同意识的挑战。当代大部分中东国家建立在奥斯曼帝国的遗产上，其形成过程是地方权威和殖民者协商的结果，边界划分的随意性使其缺乏经由长期历史发展形成的自然地理边界。“没有一个国家是完全同质的，都包括了各种种族、宗教、文化和语言上的少数民族，但是现代国家的公民认同始终无法取代原生性的认同，特别是伊斯兰教的认同。”^[8]因而，这些国家建国以来多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了对本地区宗教传统的尊重，并以此作为建立国家认同的有利手段。但是，对于试图作为全体国民共识并分享的认同体系——伊斯兰教的定义分歧重重，国家建设的历程也频受挫折，这导致政局变动频繁、外来影响不断增大。由于难以形成具有凝聚力的国家认同，因而中东国家不仅频频受到超越国家的跨国宗教认同的挑战，又受到内部不同教派、民族、部落等次国家身份的挑战。在这样一种局面下，不同教派根本无法悬置分歧，更无法探讨差异以达成共识。相反，民族国家的出现和不同群体在国家体制内的政治利益之争，更加强化了教派、民族等次国家身份认同，使之成为国内政治博弈中的主要因素。在缺乏稳固的国家认同的局面下，外界凡有风吹草动，各种少数派必然闻风而起。

最后，国家建设进程受挫的反映。当代中东的现代民族国家大都有被外力“人为”形成和塑造的历史。由于西方的渗透和入侵，这些国家原有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结构受到严重侵蚀，旧的结构持续瓦解，新的结构却一直不能建立。因而，它们虽然身处现代国际体系之中，但是其“不发达的结构”^[9]，让它们丧失了传统上帝国和王朝时期处理宗教间关系和宗教内部教派分歧的包容性，不能因此免去宗教间和宗教内部的冲突引发的种种问题。加上中东地区政治环境的持续恶化，激进和极端思想不断发展，这让伊斯兰教处理宗教多元的传统思想资源不断遭遇严峻的挑战，更推动了狭隘教派主义思想的发展。

结语

回顾历史，我们看到塑造中东地区政治样貌的各种运动曾不断受到宗教因素的助推，今天依然无法忽视这一因素持续、强大的影响。但国家行为是多种因素和动机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不是任何单一因素就可以完全予以解释的。“正如冷战范式从来未能完全决定国际关系的本质，也未能解释其复杂性一样，宗教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也是既不能忽视，但也毋需高估。”^[10]在宗教对于地区政治的强大影响背后，施加作用的无疑依然是人或者人所结成的组织的意志，而非宗教信徒所认知的独一无二的神的意志。在对当前中东地区政治的审视中，过于强调教派差异性的作用，或会造成对现实问题的误判。

【注释】

[1]王宇洁，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2]Wilfried Buchta，Tehran’s Ecumenical Society:A Veritable Ecumenical Revival or Trojan Horse of Iran? in Rainer Brunner，Werner Ende，The Twelver Shia in Modern Times:Religious Culture＆Political Culture，Brill，2001，p.333-334.

[3]Robin Wright and Peter Baker，Iraq，Jordan See Threat to Elections from Iran，Washington Post，December 8，2004.

[4]Ofra Benjio and Meir Litvak，The Sunna and Shi’a in History:Division and Ecumenism in the Muslim Middle East，Palgrave Macmillan，2011，p.244.

[5]Shireen Hunter，Sunni-Shia Tensions Are More about Politics，Power and Privilege than Theology，http://acmcu.georgetown.edu/135390.html．

[6]徐以骅:《全球化时代的宗教与国际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9期。

[7]吴云贵、周燮藩:《近现代伊斯兰教思潮与运动》，社科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20页。

[8]徐以骅等:《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63页。

[9]Bassam Tibi，The Crisis of Modern Islam:A Preindustrial Culture in the Scientific-Technological Age，University of Utah Press，1988，p.43.

[10]王宇洁:《教派主义与中东政治》，《阿拉伯世界研究》201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