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晋[2]
随着“伊斯兰国”武装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和蔓延，国际社会对于“伊斯兰国”武装的关注和警惕不断提升。当前学术界对于“伊斯兰国”武装的分析仍然局限在其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战场上的扩张，对于其在叙伊以外地区的扩张则较少关注。本文通过分析“伊斯兰国”武装在埃及西奈半岛、利比亚、也门、黎巴嫩、阿富汗—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和印尼等地区的发展和扩张发现，“伊斯兰国”武装在这些地域的扩张具有明显的“本土性”特征。本文认为，当前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应更加重视“伊斯兰国”武装在伊叙以外地区扩张的特点和趋势，做好应对和防范。
“伊斯兰国”武装，恐怖主义，伊斯兰，极端主义
随着“伊斯兰国”武装策划的恐怖袭击事件不断增多，国际社会对于“伊斯兰国”武装日益关注。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伊斯兰国”武装占领了伊拉克和叙利亚大片领土，还扩大了在西非和北非、中东以及南亚和东南亚的影响范围。截至2015年12月15日，据报世界各地有34个团体宣誓对“伊斯兰国”武装效忠。与以往以“基地”组织为代表的恐怖主义和伊斯兰极端主义团体不同，“伊斯兰国”武装代表着一种极端主义的“新形态”。作为一支武装力量，“伊斯兰国”武装与一般以破坏为目标的恐怖组织不同，甚至与以驱逐西方“入侵者”为目标的反抗游击式的“基地”组织决裂，宣布自己的领土目标与治理理念。在行动上，它们在控制的领土内维持基本社会秩序，依照其诠释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模式，有意识地实行社会改造、恢复奴隶制度、创立奴隶市场等。
当前关于“伊斯兰国”武装的文献论述已经很多，西方国外学界针对“伊斯兰国”武装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发展。如有学者关注它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发展和扩展状况，以及由此带来的伊拉克和叙利亚国内其他军事派别的相互关系;[3]有的学者关注它的崛起给传统的“基地”组织为核心的国际恐怖主义网络带来的挑战，包括它崛起与伊斯兰极端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变化，以及对西方世界所带来的威胁和挑战;[4]有的学者关注它如何利用网络社交凭借进行宣传，以及如何招募年轻的极端主义分子;[5]有的学者关注它的内部结构和如何进行占领区的管理，试图从内部剖析它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医疗、教育、保障、宣传和社会治理运作情况;[6]有的学者关注其外籍武装人员的状况，尤其是各个不同地区和种族“圣战分子”之间的相互关系;[7]此外还有学者对其带来的妇女和其他少数群体保护方面的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8]
“伊斯兰国”武装的产生和发展，可以被视作伊斯兰极端主义的一个表现形式。因此，对于“伊斯兰国”武装本身的研究，离不开对于其意识形态及其所代表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的概括与剖析。从大体上来看，“伊斯兰国”武装本身的意识形态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即强烈的“反现实秩序”、“二元化”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想和对于暴力的极端推崇。
首先，在“反现实秩序”层面，“伊斯兰国”武装所代表的意识形态是对于现有国际和地区政治秩序和准则的否定。“伊斯兰国”一名所使用的阿拉伯语“al-Dawalah”一词，与现代国际关系体系的基本行为体“国家”的概念有着较大的不同。“al-Dawalah”一词更多的源于伊斯兰文化本身的语境之中，类似于中国古代语境中的“朝代”，其本身表达的意义具有“兴替”的意思。在标志物上，“伊斯兰国”武装所高举的黑色旗帜，容易让人联想到阿拉伯阿巴斯王朝，即中国史书中的“黑衣大食”。旗帜的上方用白色文字书写“万物非主，唯有真主”，下方则为“先知圣印”。从“伊斯兰国”武装宣传材料中的“版图”来看，也正是当年伊斯兰教兴起初期阿拉伯帝国极盛时期的控制地域。重建类似于历史上阿拉伯帝国时期的伊斯兰帝国，核心的概念就是提出“哈里发帝国”。“哈里发”(Khalifah)在阿拉伯语中为“代治者”、“代理人”或“继承者”。穆罕默德及其以前的众先知，即被认为是安拉在大地上的代理人、代治者。穆罕默德去世后，“哈里发”被用于指称穆罕默德的继承人，即穆斯林社群组织的领袖。在阿拉伯帝国时期，“哈里发”为阿拉伯帝国最高的统治者称号，拥有世俗和宗教两个层面的最高统治权。用“哈里发”作为统治基础，一方面从伊斯兰极端教义上讲，意味着“伊斯兰国”武装具有超越一切当代民族国家和其他政治团体的“优越性”。“哈里发”意味着真主唯一合法的统治者和代言人，因此推行极端伊斯兰教法成为了建立人间秩序的唯一依据，任何现行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都应当接受极端伊斯兰教法的审查并予以推翻和改造。另一方面从伊斯兰教本身发展历史上看，“伊斯兰国”武装强调阿拉伯帝国的历史，必然将中东、北非、中亚和伊比利亚半岛等广大地区视为“领地”。这也就意味着，“伊斯兰国”武装必然会超越所有现代主权国家体系下通行的国际秩序和国际准则，因此我们发现，“伊斯兰国”武装并不寻求其他国家对于自己的外交承认，也不谋求加入任何的国际组织，更不会接受当今通行的国际法和国际准则。
其次，在“二元化”叙事方面，一方面从空间世界上，“伊斯兰国”武装设置了“异教徒”和“伊斯兰国”对立的现实二元世界。“伊斯兰国”武装将现实世界视为“不公平”的世界，主张开展“圣战”来推动理想的“伊斯兰国”最终建立。“伊斯兰国”武装认为，当前世界的“异教徒”在羞辱穆斯林群体，在控制穆斯林的地区并且掠夺这些地区的资源，并且运用各类意识形态如“爱国主义”、“世俗主义”、“民主自由”等为幌子分裂伊斯兰世界。因此穆斯林群体已经成为了“受害者”群体。另一方面从时间历史叙述上，“伊斯兰国”武装将意识形态的重心放在伊斯兰教兴起的“纯洁时代”和复兴“乌玛”并且建立“伊斯兰国”的未来美好憧憬之上。它声称，多年以来穆斯林群体已经忘记了自己所承担的传播伊斯兰教的使命，“伊斯兰国”武装将自身塑造成了“真主赋予的光荣骄傲”的群体，并且通过“圣战”来最终实现伊斯兰大同社会。[9]其领导人巴格达迪在2014年7月摩苏尔演讲中，首先运用空间上的“二元性”来描述当前世界，认为世界已经划分为了由穆斯林真正信仰者组成的阵营，以及由“异教徒”和“伪善者”组成的另一个阵营，并由犹太人和十字军鼓动和支持;随后巴格达迪运用时间上的“二元性”来号召极端分子发动“圣战”:“效忠哈里发是每一个穆斯林的责任，而这种责任已经被丢失了好几个世纪……这种责任的丢失是穆斯林的罪过，我们必须努力重建这种责任!”[10]
最后，在崇尚暴力思想的方面，“伊斯兰国”武装将暴力视作实现伊斯兰大同社会的目标。一方面，这是它挑战现实世界、颠覆现有体系和制度的唯一选择。在它的话语体系之中，暴力和杀戮是扩张伊斯兰教法的重要方式，而对于其他非穆斯林“异教徒”而言，不能有丝毫怜悯，只能通过极端的暴力手段来消灭和威慑敌人。另一方面，各类暴力极端事件也是“伊斯兰国”武装同“基地”组织等其他极端组织竞争的重要方式。因此我们看到，极端组织尽管也对于当前世界进行着“二元性”的描述，但是认为穆斯林的首要敌人应当是“西方世界和以色列”，其次是阿拉伯世界内的各国统治者，这些统治者是“美国的盟友”。但是，极端组织仍然认为打击西方目标才是第一位的。而不同于“基地”组织，“伊斯兰国”武装则将“攘内”(近战，al Adou al Qareeb)作为第一要务。[11]巴格达迪就要求号召针对什叶派的暴力吉哈德，并称后者为“叛教者”。“我号召全世界的穆斯林——年轻人及男子，行‘希吉拉’(迁徙，Hijrah)，加入我们，巩固‘伊斯兰国’，对祆教什叶派——‘萨非拉斐德’采取吉哈德。”[12]因此对于暴力的崇尚，成为了“伊斯兰国”武装重要的特征。
在“反现实秩序”、“二元化叙事”和“崇尚暴力”这三个因素共同主导下，“伊斯兰国”武装会在控制区内建立组织，强化自己的统治。事实上在“伊斯兰国”武装建立以来，除了军队之外，它已经建立了各类安全、司法、教育、税收、货币和经济体系，实现了占领地区的“国家化”。与此同时，“伊斯兰国”武装提出“哈里发”为领袖，则意味着该组织具有超越其他一切群体的最高地位，“伊斯兰国”武装曾经在《不要效忠国家，而要效忠伊斯兰教》的文章中明确表示，伊斯兰教义中唯一的效忠对象只能是“哈里发”，全世界范围内的穆斯林，甚至包括西方世界的穆斯林少数群体，都应当效忠哈里发，也就是所谓的“伊斯兰国”。[13]在此背景下，我们在关注伊拉克和叙利亚“伊斯兰国”武装扩张的同时，同样应当关注其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以外地区扩张的情况。
本文将主要选取“伊斯兰国”武装在利比亚、埃及、也门、黎巴嫩、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尼和马来西亚的扩张，分析其扩张特点。余下的部分将会按照案例分析的模式展开，在分别描述当前扩张情况之后，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进行汇总和总结，力图还原“伊斯兰国”武装在当前海外扩张尤其在亚洲地区扩张的特点，并提出其海外扩张对“一带一路”战略所带来的威胁和挑战。
西奈分支
自从2014年10月宣告成立以来，“西奈分支”(Wilayat Sinai)已经成为“伊斯兰国”武装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之外最大的分支机构。当前外界对于“西奈分支”的组织内部情况知之甚少，“西奈分支”的人数为500—2000人。尽管“西奈分支”的成立只有仅仅一年多的时间，但是该组织已经策划了多起针对埃及军队、政府机构、埃及平民以及外国游客的袭击事件，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
“西奈分支”组织架构可以追溯到“耶路撒冷支持者”(Ansar Bait al-Maqdis)，该组织成立于2011年埃及动荡之后的西奈半岛。从2014年初开始，不少“耶路撒冷支持者”开始前往叙利亚寻求“伊斯兰国”武装的资金支持，2014年10月“耶路撒冷支持者”宣布加入“伊斯兰国”武装，成为武装版图中的“西奈行省”。其最高领导人巴格达迪在2014年10月的讲话中号召西奈地区的极端分子“加入就近的组织之中”，并且扬言要“向埃及独裁者发动袭击，让犹太人恐怖地颤抖”。
随着时间的变化，“西奈分支”的袭击目标也发生重大的变化。在2011年“耶路撒冷支持者”刚刚成立之时，其袭击目标更多的是针对西奈本地输往以色列和约旦的油气管道和交通设施，并且从西奈地区向以色列境内发射火箭弹。应当指出的是，从2011年到2013年，“耶路撒冷支持者”并不是当时埃及国内甚至西奈半岛地区极端组织的“主力军”，当时西奈半岛还活动着其他一些极端组织，这些极端组织无论从人员规模还是袭击事件造成的影响上，都要远大于“耶路撒冷支持者”。
“西奈分支”在内的西奈极端组织，其源起和发展具有一定的“本土性”特征。西奈地区的极端组织可以追溯到2005年的沙姆沙伊赫爆炸案。策划沙姆沙伊赫袭击事件的团体是“统一与圣战组织”(Al-Tawhid wa al-Jihad)，该组织的名称与活跃在伊拉克的、由扎卡维领导的伊拉克“统一圣战组织”相同，是受到扎卡维影响而成立的组织。该的组织成员大多来自西奈本地，2005年9月，埃及情报机构在沙姆沙伊赫爆炸事件后，在西奈地区展开大规模抓捕行动，随后该的成员四散奔逃，前往西奈阿里什、拉法、伊斯梅里亚(al-Isma'liya)、西奈山(Halal Mountain)和纳赫拉(Nakhla)等地藏匿。
2011年埃及局势动荡之后，西奈半岛的安全形势再度恶化。2011年8月，在得到以色列政府同意之后，埃及军队发起“猎鹰行动”，在西奈地区展开大规模的搜捕行动。埃及军队在此次行动中打死和抓捕了大批可疑分子。但是西奈的安全局势并未好转。美国国务院反恐协调办公室就在2012年7月发布报告，认为“贯通西奈、以色列和加沙的武器、人员、现金和其他违禁品的非法走私网络，可能与当地的恐怖组织存在关联”[14]。从2011年下半年到2012年，不断有武装分子由西奈地区向以色列境内发射火箭弹，并且通过西奈半岛潜入以色列境内向以色列军民目标发动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有鉴于此，埃及政府在2012年8月再次动用陆海空三军力量，在西奈地区发起了规模更大的名为“西奈行动”的军事行动，打击藏匿在西奈地区的极端分子。
但是埃及军队的打击行动并没有根除西奈当地的极端组织，“耶路撒冷支持者”也逐渐成为了西奈地区最强大的极端组织。首先，西奈当地适合极端组织生存的土壤仍然存在，埃及军队的打击所造成的“强力”并没有能够维持太久，极端分子在经历打击之后能够“死灰复燃”;其次，逃亡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极端分子同当地的“伊斯兰国”武装和“基地”组织下属的“支持阵线”取得联系，在经历了战场洗礼之后，以新的组织形式秘密潜回西奈地区;最后，埃及军队在西奈半岛地区的军事行动，在打击了极端组织的同时，也客观上打破了各个极端组织在西奈地区的力量平衡。由于涉及极端者部落和家庭关系、组织结构和境外支持背景，各个极端组织在西奈地区处于竞争状态。2012—2013年埃及军队的强力打击后，其他极端组织遭受到了巨大的损失，这也为“耶路撒冷支持者”在西奈的进一步扩张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从2011年以来，尤其是2013年埃及军方罢黜穆尔西之后，“耶路撒冷支持者”(“西奈分支”)无论在袭击目标、袭击地域、袭击烈度和宣传方式上逐渐发生了变化。首先，在“耶路撒冷支持者”的袭击目标上，由袭击油气管线和军队目标，扩展到政府官员和普通游客。比如2013年12月，“耶路撒冷支持者”将参与推翻穆尔西政府的情报官员穆罕默德·马布鲁克(Mohamed Mabrouk)在开罗的家门口打死。2014年2月，“耶路撒冷支持者”在西奈的塔巴策划了一辆旅游车爆炸案，炸死多名韩国游客，并且威胁外国游客迅速离开埃及。其次，在活动地域上，“耶路撒冷支持者”的活动地域也由成立之初的局限在西奈地区扩展到上埃及、开罗甚至加沙地区。如2014年1月，埃及内政部部长技术办公室主任穆罕默德·赛义德在开罗家中被刺杀。2014年10月，加沙地区出现一伙自称“伊斯兰国”武装人员的极端分子，他们袭击了加沙城内的法国文化中心。再次，“耶路撒冷支持者”(2014年10月后为“伊斯兰国”武装西奈分支)在袭击活动的烈度上不断增加，由过去单纯的袭击和破坏，发展到同埃及军队大规模的直接对抗和交火，显示出武器装备、组织人数和策划实施的全面提升。2015年7月，西奈城镇谢赫祖韦达(Shaykh Zuweid)遭到袭击，造成17名埃及军人死亡和数十人受伤。此次袭击事件中，“伊斯兰国”武装西奈分支直接选择同埃及军方“真刀真枪”的对抗。袭击者不仅多达300余人，而且拥有迫击炮、火箭炮甚至导弹等重武器，同埃及军警交火长达十多个小时，袭击者还在多个地点升起了“伊斯兰国”武装的旗帜，显示出对于政府军的公开对抗性，最终埃及军队在出动武装直升机等重型武器之后才将事件平复。最后，“西奈分支”的宣传方式，也更加主动和专业。在袭击发生之后，“西奈分支”往往能够在第一时间通过社交平台“认领”事件，而且还会通过专业的视频来对事件进行还原。比如2015年7月，埃及一艘巡逻艇遭到导弹袭击，随后“西奈分支”认领了此事件，并且配有视频资料进行大肆宣传。
利比亚分支
作为“伊斯兰国”武装所宣称“版图”的一部分，借助利比亚2011年后的乱局，利比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武装在2014年之后迅速发展。当前利比亚的“伊斯兰国”武装人员有1000—3000人，除了控制中部重镇苏尔特以外，还盘踞在利比亚东部城市德尔纳，另外在的黎波里、班加西和南部费赞地区也有少数武装人员。利比亚分支是“伊斯兰国”武装在伊拉克、叙利亚和西奈半岛之外最大的分支。“伊斯兰国”武装在利比亚的扩张，对北非未来的反恐形势提出严峻挑战，“利比亚人民及该国周边更广泛的区域面临着迫在眉睫的来自伊斯兰国和其他恐怖分子的危险”[15]。
“伊斯兰国”武装在利比亚的崛起可以追溯到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之后，当时一些利比亚籍的极端分子开始潜入叙利亚参加反政府武装。2014年初，一些利比亚极端分子从叙利亚返回，在德尔纳组建了“青年伊斯兰协商委员会”(Islamic Youth Shura Council，IYSC)。是年9月，“伊斯兰国”武装派出代表团访问利比亚的德尔纳，并且受到“青年伊斯兰教法委员会”的欢迎。2014年10月“青年伊斯兰教法委员会”宣布效忠“伊斯兰国”武装，并宣布利比亚东部的昔兰尼加地区成为其所属的“拜尔加行省”(Wilayat Barqa，即利比亚东部昔兰尼加地区)。宣布效忠后不久，“伊斯兰国”武装最高领导人巴格达迪宣布利比亚并入“版图”，利比亚被划分为三个行省，即东部的拜尔加行省、西部的塔拉布鲁斯行省(Wilayat Tarabulus，即利比亚西部的的黎波里塔尼亚地区)和南部的费赞行省(Wilayat Fezzan，即利比亚南部的费赞地区)。
“伊斯兰国”武装利比亚分支源起于东部城市德尔纳绝非偶然。尽管只是一个六万至八万人的小城，但是在历史上德尔纳是利比亚乃至北非地区重要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策源地。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数十名德尔纳地区的极端主义人员前往阿富汗参加对苏联的“圣战”。“9·11”事件之后，德尔纳的极端分子也积极地参与到“极端组织”在海外的恐怖主义网络和分支机构之中，2007年美国情报部门就发现在伊拉克境内活跃着一些来自德尔纳的极端分子。2011年德尔纳也是最早反抗卡扎菲政权的地区武装之一，2012年美国驻班加西领事馆遇袭事件也同德尔纳的极端分子有关。[16]2011年卡扎菲政权倒台之后，德尔纳地区兴起了数个伊斯兰极端主义团体，除了我们提到了“青年伊斯兰教法委员会”之外，比较大的组织还包括“阿布·萨利姆烈士旅”(Abu Slim Martyrs Brigade)和“伊斯兰教法支持者”(Ansar al-Sharia)等。用一位当地居民的话说:“德尔纳就是一个混乱之地，这里没有警察，没有秩序，有的只是不同武装派别之间建立的脆弱平衡。”[17]
“伊斯兰国”武装在利比亚的扩张受到了来自其他极端组织的挑战。在德尔纳，“伊斯兰国”(“青年伊斯兰教法委员会”)武装就长期与和“极端组织”关系密切的“阿布·萨利姆烈士旅”关系紧张。2014年5月开始，“青年伊斯兰教法委员会”同“阿布·斯利姆烈士旅”之间关系恶化，相互之间的仇杀时有发生。2014年10月德尔纳当地的“青年伊斯兰教法委员会”宣布效忠“伊斯兰国”武装并建立“拜尔加行省”后不久，“阿布·萨利姆烈士旅”宣布不认可“拜尔加行省”的合法性，并且表示该组织将绝不加入利比亚国境以外的任何团体。2014年下半年开始，“阿布·萨利姆烈士旅”和“伊斯兰国”武装在德尔纳城内开始了彼此的报复行动。2014年12月，“阿布·萨利姆烈士旅”和德尔纳地区的其他几个武装团体宣布组建“德尔纳圣战者协商委员会”(Majlis Shura al-Mujahidin Derna)，一方面对抗来自哈夫塔尔所领导的利比亚国民军(Libya National Army)的进攻，另一方面在德尔纳地区遏制日益扩张的“青年伊斯兰教法委员会”势力。
此外，“伊斯兰国”武装在德尔纳的一系列极端政策引起了当地民众的不满并遭到反抗，也最终导致了该组织被逐出德尔纳。2015年4月，“青年伊斯兰教法委员会”在德尔纳公开将一名当地居民“斩首”，原因是此人的家庭没有按照“青年伊斯兰教法委员会”的要求交纳30万利比亚第纳尔(约合20万美元)的保护费。之后不久，“伊斯兰国”武装人员在德尔纳袭击了当地奥贝达部落(al-Obeidat)一位领导人的居所，并杀害了多名奥贝达部落人员。这名部落领导人对于“伊斯兰国”武装在德尔纳的统治十分不满，并且经常发表反对它的言论，因此被其武装人员报复。此次事件直接导致了德尔纳的奥贝达部落“起兵反抗”，武装民兵同“伊斯兰国”武装在德尔纳全城交战。之后不久的2015年6月，“德尔纳圣战者协商委员会”一名领导人纳西尔·阿克尔(Nasir Atiyah al-Akar)被暗杀，公众普遍认为凶手是德尔纳的“伊斯兰国”武装人员。此事件激起了“德尔纳圣战者协商委员会”和“青年伊斯兰教法委员会”之间的严重对立，德尔纳民众也纷纷拿起武器反抗“青年伊斯兰教法委员会”。2015年6月中旬，“伊斯兰国”武装最终被德尔纳的民兵武装逐出城区。
“伊斯兰国”武装在利比亚的另一个重要据点是利比亚中部海滨城市苏尔特。“伊斯兰国”武装同苏尔特之间的渊源可以追溯到2013年6月，当时“伊斯兰国”武装的前身——“伊拉克—沙姆伊斯兰国”的宗教领导人图尔基·比纳利(Turki al-Binali)曾来到苏尔特并且在当地宣讲，号召当地民众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参加“圣战”。2014年随着“青年伊斯兰教法委员会”在德尔纳建立政权，“伊斯兰国”武装也在苏尔特积极活动。苏尔特当地的武装团体苏尔特“伊斯兰教法支持者”(同班加西和德尔纳的“伊斯兰教法支持者”同名，但没有关联)在2015年1月宣布效忠“伊斯兰国”武装。2015年2月，“伊斯兰国”武装大批武装人员由德尔纳向苏尔特进发，并且同苏尔特“伊斯兰教法支持者”一道，进入苏尔特城。从2月开始，“伊斯兰国”武装在苏尔特城内逐渐扩张并驱逐城内其他武装派别，截至2015年6月，该武装已经完全控制了苏尔特。
“伊斯兰国”武装在苏尔特的扩张也受到了来自城内其他武装派别和当地居民的挑战。2015年2月该分支进入苏尔特城之后，曾遭到了苏尔特城内一些米苏拉塔籍武装人员的反对，但是零星的反抗很快被镇压。2015年8月，苏尔特一名反对“伊斯兰国”武装的伊斯兰教士被暗杀，此事件激起了卡勒德所属的部落民众、当地萨拉菲主义者和其他武装团体的激烈反抗，苏尔特当地民众同“伊斯兰国”武装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冲突。[18]很快“伊斯兰国”武装集结了苏尔特和东南部瑙费利耶(Al-Nawfaliyah)镇的部队，并向苏尔特发动猛攻，在杀害了当地百余名军民后，重新占据苏尔特。
当前，“伊斯兰国”武装在利比亚除了控制苏尔特和其东南部的瑙费利耶(Al-Nawfaliyah)镇及其周边地区，在利比亚东部的班加西、阿达比亚(Ajdabiya)和德尔纳、西部的萨布拉塔(Sabratha)和的黎波里也有活动，不过“伊斯兰国”武装在这些地区并没有能够占据主导地位。可以说，“伊斯兰国”武装在利比亚形成了以苏尔特为中心，辐射昔兰尼加和的黎波里塔尼亚地区的组织网络。
也门分支
也门境内的“伊斯兰国”武装正式建立于2014年的11月，当时该组织领导人巴格达迪宣布成立“也门行省”(wilayat-al-yemen)。在宣布成立“也门行省”的“宣誓词”中，巴格达迪就宣布“也门行省”要比“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更加“血腥和残忍”，凸显出了“伊斯兰国”武装在当地同“基地”组织之间的竞争关系。成立之后的“也门分支”在最初的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太大动作，直到2015年3月，“也门分支”在首都萨那策划袭击了一起针对什叶派清真寺的爆炸事件，开始引起世人注意。很快“也门分支”就策划了更多的袭击活动，包括4月袭击了也门政府军士兵(支持南方亚丁政府)并且公开处死;6月策划袭击了针对萨那城内什叶派清真寺门前的一起汽车炸弹爆炸事件，并且开始袭击胡塞武装士兵和军事目标。随后在7月和9月，“也门分支”分别策划了多起袭击什叶派清真寺和胡塞武装军事人员的行动，但是大多以汽车炸弹、人体炸弹和袭扰巡逻分队的形式出现，并没有出现阵仗巨大的袭击活动。
从当前组织形式上来看，“也门分支”人数大约为500人，其中沙特人为200—300人。[19]其中领导层和主要的组织架构来自“基地”组织半岛分支的“投诚”人员，比如“也门分支”的第一任领导人哈泰姆(Maamoun Hatem)就曾经是“基地”组织半岛分支的元老和重要领导人，在2015年4月宣布脱离“基地”组织半岛分支加入“伊斯兰国”武装也门分支。从活动地域上看，“也门分支”活动在也门南部哈德拉毛省以西的山区，并且设立有自己的活动营地和组织架构，控制几个较为偏远的村庄。而从2016年6月开始，“也门分支”不断向哈德拉毛省以东地区扩展，但是遭到了来自当地“基地”组织半岛分支的激烈抵抗。[20]
值得注意的是，“也门分支”在经历了数月的活动高潮之后，在2015年底受到了重创。“也门分支”领导人哈泰姆遭到了美军的“定点清除”，组织一时陷入混乱。而从2015年中开始，就不时有消息传出“也门分支”内部关系不和，尤其是来自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伊斯兰国”武装高层派遣至“也门分支”的人员，同“也门分支”原有人员之间关系紧张。2015年12月，“也门分支”发生分裂，“也门分支”数十名成员宣布脱离“伊斯兰国”武装也门分支。分裂之后的“也门分支”实力似乎并未受到太大削弱，在12月“也门分支”还袭击了南部亚丁市，并将亚丁市市长杀害。
从成立伊始，我们可以看到，“伊斯兰国”武装也门分支的战略就在于希望提出一个不同于北方胡塞武装、南方也门政府和东部“半岛分支”的政权，并且向这三个政权分别发动袭击。从过去数月的袭击目标来看，“也门分支”的袭击目标不仅仅包括什叶派清真寺和胡塞武装代表的什叶派军事目标，同样也对亚丁城发动袭击，攻击也门政府军目标，还同“基地”组织半岛分支争夺哈德拉毛省的地盘。可以说，“也门分支”试图以一种咄咄逼人的态势在也门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
但是一方面，“也门分支”的人员构成在数月之后开始经历“外国化”，大批来自其他国家的“非也门人”补充进“也门分支”;另一方面，大量的外籍战士的到来使得“也门分支”在当地人眼中成为了“外国人武装”，并且遭到了强烈的抵制。而“基地”组织半岛分支则不同，更多招募当地的武装人员，标榜“哈德拉毛子弟兵”。在宗教实践上，“也门分支”的宣传也更加激进，比如号召全面的“圣战”，打击“异教徒”等，这些号召不仅仅引起了什叶派的不满，也引发了也门南部逊尼派和部落领导人的担忧。在“基地”组织半岛分支控制的哈德拉毛省南部地区，该组织更多推行相对稳健和温和的宗教社会政策，获得了更多的欢迎。
黎巴嫩分支
作为叙利亚的重要邻国，黎巴嫩自从2013年“伊斯兰国”武装扩展至叙利亚以来，不断受到其袭扰。黎巴嫩境内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的“伊斯兰征服者”(Fatah-al-Islam)，该组织以黎巴嫩北部的黎波里周边那赫尔—阿尔—巴利德(Nahr-al-Bared)巴勒斯坦难民营为中心，曾在2007年试图发动武装暴动，建立以难民营为中心的辐射的黎波里的“伊斯兰独立王国”，但是遭到了黎巴嫩军队和“真主党”武装的联合打击，损失惨重。该组织当时有200余人，有50余人在战斗中被击毙，剩余的转入地下或者逃至叙利亚[21]。
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之后，“伊斯兰征服者”地下成员开始大批进入叙利亚作战，并且在叙利亚—黎巴嫩边境地区招募黎巴嫩逊尼派极端分子，据估计，黎巴嫩极端分子(包括“伊斯兰国”武装、“支持阵线”、“伊斯兰阵线”等)在叙利亚约900人，其中大多数是由“伊斯兰征服者”及其后组织分支演变而来。黎巴嫩极端分子在叙利亚北部发展迅速，很快成立了不同的组织，在2012年，“沙姆战士国”武装在霍姆斯周边宣布建立，该组织约有200人;2012年12月，黎巴嫩极端分子领导人哈立德·马哈茂德(Khaled Mahmoud al-Dandashi)在霍姆斯周边建立自己的地盘，并且招兵买马。[22]
自2013年底以来，随着叙利亚政府军和“真主党”武装在叙利亚地区发动一系列反攻，尤其是在叙利亚—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反击，2014年3月哈立德被政府军击毙，迫使原先盘踞在霍姆斯周边的黎巴嫩逊尼派武装人员不得不撤出叙利亚，通过边境返回黎巴嫩境内。[23]而返回黎巴嫩境内的逊尼派极端武装分为两支，一支仍然返回的黎波里周边尤其是巴勒斯坦难民营中，另一支则通过贝卡谷地藏匿于该地的巴勒斯坦阿尔萨难民营(Arsal)。
从当前来看，活跃在黎巴嫩的极端分子人数有500人左右，主要分属于“基地”组织在叙利亚的分支“支持阵线”、“伊斯兰国”武装、“伊斯兰征服者”、“沙姆战士国”武装以及同加沙地区哈马斯关系密切的“阿卜杜拉·阿扎姆烈士旅”。从人员构成看，“伊斯兰国”武装在黎巴嫩的人员同其他极端组织相互重叠，但是大多以巴勒斯坦逊尼派为主，其活动大本营大多集中于各地的巴勒斯坦难民营之中，因此黎巴嫩军队和情报系统无法有效进行根除。而且由于历史上黎巴嫩北部同叙利亚霍姆斯地区之间的联系，这些组织和极端分子能够通过存在的走私网络获得支持。从活动目标上看，2014年极端分子返回黎巴嫩以来，一直积极策划袭击贝鲁特南郊什叶派控制区，希望能够挑起什叶派—逊尼派矛盾，复制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成功经验乱中取栗。不过由于黎巴嫩政府军仍然完备，而且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也在积极打击和遏制极端分子的扩张，“伊斯兰国”武装无法在当地建立独立的地域控制区。2013年7月，正当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和极端分子发展迅猛之时，当时黎巴嫩逊尼派极端分子祖玛·艾哈迈德(Jomma Ahmed)曾经宣誓效忠“伊斯兰国”武装，并且试图在的黎波里以北占据根据地，但是很快被叙利亚武装和“真主党”武装击败，祖玛本人也最终兵败被捕。
从当前来看，尽管紧邻叙利亚，并且国内也存在着较为复杂的教派关系，但是黎巴嫩大体上受到的“伊斯兰国”武装威胁并不太大，国内存在着的“伊斯兰国”武装分支组织也仅仅是零散和地下的散兵游勇，并没有对于黎巴嫩形成有组织的威胁。这一方面是由于“伊斯兰国”武装在叙利亚控制地区距离叙利亚—黎巴嫩边境地区较远，无法直接影响黎巴嫩国内的安全局势;另一方面，黎巴嫩国内相对较为独立的军警系统以及在叙利亚战场作战的什叶派“真主党”也影响着黎巴嫩政局。
印尼和马来西亚分支
“伊斯兰国”武装在东南亚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印尼和马来西亚两国，当然在新加坡也出现了活动迹象，但是仍然以印尼和马来西亚两国为主。两国总共有约2000名“伊斯兰国”武装支持者，在印尼有约1000名支持者，其中约300人或曾经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参加“伊斯兰国”武装作战;在马来西亚则有将近1000名支持者，其中约400人或曾经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参加极端组织。[24]
印尼的极端组织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当时的印尼国内伊斯兰主义出现回潮，“伊斯兰团”(Jemaah Islamiyah)逐渐发展壮大。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伊斯兰极端组织尤其是“基地”组织扩张迅猛，“伊斯兰团”也同极端组织建立了联系，不少印尼极端组织分子通过走私网络前往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参加极端组织。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之后，“伊斯兰国”武装同印尼的极端组织取得联系，不少印尼极端分子奔赴叙利亚和伊拉克战场参加“圣战”。2014年印尼极端分子桑多索(Sandoso)开始秘密组织“伊斯兰国”武装印尼分支，一方面组织印尼境内的极端分子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另一方面开始策划对于印尼国内民政目标的袭击。桑多索还曾经与一些中国极端分子合作，策划袭击印尼目标。但是，2015年桑多索被印尼警方通缉(至今仍然在逃)，其组织也被捣毁。尽管受挫，当前“伊斯兰国”武装在印尼苏拉威岛的波索市(Poso)、爪哇岛的雅加达和勿加泗(Bekasi)有自己的地下网络。[25]
印尼的“伊斯兰国”武装受到了印尼军方和安全系统的联合打击，而且印尼还和澳大利亚与美国展开密切的情报合作，包括澳大利亚训练的反恐部队“Densus 88”就长期参与印尼国内反恐以及打击“伊斯兰国”武装的行动。当前，印尼国内的“伊斯兰国”武装仍然处于向伊拉克和叙利亚“输送兵力”的阶段，在印尼国内策划的袭击行动受到来自情报部门的巨大压力。而且，印尼政府也组织了伊斯兰教会组成“觉醒委员会”(Nahdlatul Ulama)的宗教联合机构，发布宗教指令反对“伊斯兰国”武装和其他极端伊斯兰教义。
马来西亚的“伊斯兰国”武装影响力相对较大，而且奔赴伊拉克和叙利亚参加“伊斯兰国”武装的马来西亚人要远远多于印尼人。普遍认为，马来西亚较多的极端分子同国内浓郁的伊斯兰政治氛围有关，包括执政党马来西亚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巫统)和主要的反对党“泛马来亚回教党”都大力宣扬政治伊斯兰，因此民众对于伊斯兰极端主义有着一定的欣赏情绪。[26]
在马来西亚，“伊斯兰国”武装的主要领导人为马哈穆德·艾哈迈德(Mahmud Ahmed)，其在马来西亚的主要活动目的，当前仅限于招募人员前往伊拉克和叙利亚作战，以及策划袭击当地目标。从当前来看，参与“伊斯兰国”武装的印尼和马来西亚极端分子，除了受到极端宗教教义的感召之外，更多的还是出于经济上的诱惑。印尼警方曾经抓获一名从“伊斯兰国”武装潜逃回国的极端分子，据该极端分子交代，参加“伊斯兰国”武装的原因是遇到了国内一名爪哇岛当地极端伊斯兰教士许诺“参加‘伊斯兰国’武装将会得到丰厚的美金”。但是当其前往叙利亚之后，得到的任务却是“为阿拉伯士兵洗衣服叠被子”，而且薪水只有“每月50美金”。不堪重负的他最终选择逃回国内，并被印尼警方拘捕。[27]
从传统上来说，马来西亚和印尼的极端组织都或多或少在历史上与“伊斯兰团”关系紧密，旗下在各个地区所形成的分支机构如“真主至上游击队”(Jammah Ansharut Tauhid)、“马来西亚圣战团”(Kumpulan Mujahidin Malaysia)、“基地”组织(Tanzim al-Qaeda)和关系密切的阿布·沙耶夫武装等，形成了一个覆盖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极端组织网络。总的来说，印尼和马来西亚仍然只是“伊斯兰国”武装招募的重要策源地，当地的“伊斯兰国”武装网络仍然十分微弱，无法对于当事国构成巨大的安全威胁。
“呼罗珊省”(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分支)
“伊斯兰国”武装出现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可以追溯到2014年的11月，当时该组织领导人巴格达迪宣布成立“呼罗珊省”，并且任命阿富汗极端分子多斯特(Abdul Rahim Muslim Dost)为该省的临时领导人。[28]多斯特曾经是阿富汗塔利班的重要成员，2001年之后曾经被美军拘捕并关押至关塔那摩监狱。释放之后多斯特曾短暂回到阿富汗并且重新加入塔利班，并且在2011年之后前往伊拉克，加入“伊斯兰国”武装。从2014年中期开始，巴基斯坦一些曾经的“巴基斯坦塔利班”分支机构纷纷效忠“伊斯兰国”武装，而包括巴基斯坦塔利班下属的法祖拉分支(Fazullah)和“真主战士”分支(Jundullah)也表示对于“伊斯兰国”武装的同情(不是效忠)。2015年1月，“伊斯兰国”武装宣布巴基斯坦极端分子萨义德汗(Hafiz Saeed Khan)为“呼罗珊省”新任领导人。萨义德汗是巴基斯坦塔利班的领导人之一，其活动地域主要存在于巴基斯坦白沙瓦西南部山区之中。从当前活动地域看，巴基斯坦境内的“呼罗珊省”分子主要活跃于卡拉奇、白沙瓦、奎达等地，这些地方都发生了多起针对外国游客和什叶派以及巴基斯坦军队目标的袭击行动。
从当前来看，巴基斯坦学者普遍认为巴基斯坦境内的“伊斯兰国”武装活动仍然有限。从人员构成上看，巴基斯坦“伊斯兰国”武装即“呼罗珊省”成员大多数是“巴基斯坦塔利班”曾经成员，除了极个别的组织宣布效忠脱离“巴基斯坦塔利班”之外，大多数对“伊斯兰国”武装相关的组织都仅仅持同情和观望态度;从活动地域上看，尽管“呼罗珊省”的极端分子能够渗透到各大城市之中，但是能够发动的袭击事件有限，而且受到了巴基斯坦情报部门的监控。在组织联系上，“伊斯兰国”武装的各个分支在巴基斯坦地区非常分散，地理上相互隔绝，“呼罗珊省”几乎无法有效统制和协调彼此的力量，无法开展大规模的袭击行动。在竞争关系上，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国”武装受到了来自巴基斯坦塔利班和活跃在巴基斯坦境内“基地”组织的挑战，参加“伊斯兰国”武装的人员大多是在“巴基斯坦塔利班”中混得不如意的成员。
当前，“伊斯兰国”武装在阿富汗的势力范围仍然较小，无法有效抗衡塔利班，只能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同塔利班当地的武装分子进行争夺和对抗。从活动范围看，当前“伊斯兰国”武装在阿富汗主要集中在东部靠近巴基斯坦的楠格哈尔省，该省的南部地区“伊斯兰国”武装建立了较大的网络和基地，此外在楠格哈尔省以东的库纳尔省和努尔斯坦省也出现了它的控制区，不过控制面积较小。从人员构成上看，仍然主要是阿富汗当地的人员，尤其是曾经的塔利班成员，人数为1000人左右;从意识形态上看，“伊斯兰国”武装较之塔利班更加激进，塔利班仅仅追求阿富汗独立，控制阿富汗全境，对于境外“圣战”并不关心，而“伊斯兰国”武装则希望袭击西方目标，发动全球范围内的“圣战”。[29]从袭击目标看，“伊斯兰国”武装在阿富汗分支更多的是同塔利班发生冲突，当前地位下仍然没有能够发动对于其他国家和阿富汗国内目标的重大袭击。
“伊斯兰国”武装海外扩张与威胁
“伊斯兰国”武装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以外扩张地区可以按照“是否实际控制土地”分为两个地区，即“能够实际控制土地”地区，包括利比亚、埃及西奈、也门和阿富汗—巴基斯坦;“不能实际控制土地”地区，包括黎巴嫩、马来西亚和印尼。如果我们将“伊斯兰国”武装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控制区视为“第一区域”，那么在利比亚、西奈半岛、也门和阿富汗—巴基斯坦控制的地区就是“第二区域”，而包括黎巴嫩、马来西亚和印尼等有其势力渗透的地区则为“第三区域”。
“第二区域”和“第三区域”有着较为明显的互动关系。第一，从发展历程看，“第二区域”和“第三区域”大多“扎根于”当地原有的极端组织网路。无论是利比亚和西奈，还是印尼和黎巴嫩，当地的极端组织网络大多是原有的极端组织人员，当出现不同的极端组织架构之后，这些网络会很快“改头换面”以“伊斯兰国”武装的名义在当地展开活动。第二，从扩张区域看，“第二区域”和“第三区域”往往容易在经济相对落后的穆斯林聚居区扩张。无论是埃及西奈半岛、也门南部哈德拉毛地区，还是阿富汗东南部的楠格哈尔省，都是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伊斯兰国”武装提供的丰厚的资金能够诱惑一些民众参加当地的分支机构。第三，从袭击目标上，“伊斯兰国”武装往往选择袭击当地的“异教徒”(包括什叶派和其他非伊斯兰宗教)、“外国人”(包括游客，机场、使领馆、酒店、景区人员)、“军政目标”(巡逻队、警察局、政府和政治人士)来扩大影响，制造混乱尤其是不同教派、宗教、族群和团体之间的混乱，以期浑水摸鱼。第四，从组织架构看，“伊斯兰国”武装对于各个分支往往能够有效控制，在领导人任免、资金分配、对外宣传等一系列事务上有着较高的协调性。在各个分支机构内部尽管存在不同声音，如“也门分支”还曾发生该群体的内部分裂，但是“伊斯兰国”武装都能及时驾驭。
“第二区域”和“第三区域”之间也有着较多的关联。“第二区域”和“第三区域”并不存在绝对的边界，“第二区域”往往是由“第三区域”发展而来，从时间纵轴上我们可以看到，比如在利比亚和西奈，2013年以前的很长时间，这些地区都是“第三区域”，更多的是伊拉克和叙利亚极端组织网络的一个“人员招募点”，但是从2013年往后随着地区局势的变化，尤其是“伊斯兰国”武装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崛起之后，其所秉持的极端主义思想的巨大影响力也促使当地的极端组织转变为“第二区域”，建立根据地并且开展独立的作战。从地区横轴上看，“第二地区”和“第三地区”之间相互配合，比如北非西奈和利比亚分支的发展，离不开周边苏丹、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等国极端分子和“伊斯兰国”武装在当地分支的支持和帮助，不少“第三区域”的极端分子加入“第二区域”帮助作战和维持占领区;而“第二区域”也进一步帮助“第三区域”进行“训练”和“培训”，比如埃及苏伊士运河以西地区就受到埃及—利比亚边境地区极端分子的渗透，突尼斯国内也受到来自利比亚地区极端分子的威胁。
但是，“第二区域”和“第三区域”也存在着诸多不同的方面。背景上，“第二区域”大多建立在所在国家和地区政局动荡，中央政府权力无法完全贯彻的地区。我们看到，不同于伊拉克和叙利亚按照教派画线的“规律”，在“第二区域”扩张的“伊斯兰国”武装力量往往是在政权薄弱地区扩展力量。在组织结构上，“第三区域”的“伊斯兰国”武装分支成员往往同其他极端组织成员进行合作。无论是黎巴嫩还是孟加拉国，早期的极端组织网络都是“混合型”的，即以人员输送的“外向型”为主;随着力量的壮大，尤其是“伊斯兰国”武装分支在当地建立之后，便开始同其他极端组织相互竞争，而且也出现了曾经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参战人员“回流”的特征。
2013年9月和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中亚四国和印度尼西亚期间，分别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将这一战略纳入全年的重点工作。“一带一路”对中国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深刻探讨实施该战略所面临的“伊斯兰国”武装挑战，对于确保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利益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伊斯兰国”武装在伊拉克、叙利亚以外地区的扩张，对于“一带一路”有两个方面的冲击。一方面，“伊斯兰国”武装扩张威胁中国在中东、中亚和北非广大地区设施和人员的安全。事实上，“伊斯兰国”武装在当前海外迅速扩张的地域，将当地的恐怖主义组织进行串联，致使中东—南亚—中亚—新疆的宗教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的弧带将连通形成，未来中亚将进入新一轮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高峰期。“伊斯兰国”武装所代表的恐怖主义活动一旦猖獗，将极大地影响经济、人员、贸易通道的安全，影响地区稳定，破坏“一带一路”的顺利建设。[30]
另一方面，“伊斯兰国”武装所代表的极端意识形态，将极大地冲击“一带一路”倡导的“互利共赢”的地缘政治发展理念。有学者将“伊斯兰国”武装的意识形态视为一种伊斯兰政治对于当今时代的反抗。[31]“一带一路”战略所倡导的跨区域的合作发展理念，通过贸易合作促进互利发展，整合了在亚、非、拉等广大第三世界中的资源，具有重塑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重要潜力。而作为另一种反抗现实政治的表现形式，包括穆斯林兄弟会、“基地”组织等在内，这些影响所在地区的一系列号召暴力反抗的各类泛伊斯兰主义思想与“圣战”组织，则或多或少地将其合法性根植于这种对殖民与帝国主义的痛苦记忆上。以“伊斯兰国”武装为代表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则主张通过暴力手段反抗现有国际秩序，建立一个伊斯兰“大同世界”，这也将对“一带一路”建设提出严峻挑战。
【注释】
[1]本文的写作得到了以色列海法大学国际关系本雅明·米勒教授(Benjamine Miller)、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INSS)高级研究员约拉姆·施威泽(Yoram Schweitzer)、丹麦国际关系研究所(DIIS)高级研究员海勒·马尔姆维格(Helle Malmvig)女士和美国智库跨大西洋研究中心(Transatlantic Academy)高级研究员克里斯提娜·琳(Christina Lin)女士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文中的错误由笔者承担。王晋，以色列海法大学国际关系博士生。
[2]本文的写作得到了以色列海法大学国际关系本雅明·米勒教授(Benjamine Miller)、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INSS)高级研究员约拉姆·施威泽(Yoram Schweitzer)、丹麦国际关系研究所(DIIS)高级研究员海勒·马尔姆维格(Helle Malmvig)女士和美国智库跨大西洋研究中心(Transatlantic Academy)高级研究员克里斯提娜·琳(Christina Lin)女士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文中的错误由笔者承担。王晋，以色列海法大学国际关系博士生。
[3]这方面的学者包括布鲁金斯多哈中心的查理斯·李斯特(Charles Lister)和华盛顿研究所(Washington Institute)的Aaron Y.Zelin等人。
[4]Alvi Hayat.The Diffusion of Intra-Islamic Violence and Terrorism:The Impactof theProliferation ofSalafi/ Wahhabi Ideologies，Middle Eas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18，No.2，2014，pp.38-50;Eric Anderson.Confusing a“Revolution”with“Terrorism”，SmallWars Journal，Vol.1，2015，June;Gary Anderson.Abu Bakr al-Baghdadi and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Jihad，Small WarsJournal，Vol.8，2014 August;Anthony Celso.Zarqawi:Al-Qaeda's Tragic Antihero and the Destructive Role of the Iraqi Jihad，In:AnthonyCelso eds.，Al-Qaeda's Post-9/11 Devolution:The Failed Jihadist Struggle against the Near and Far Enemy，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2014，pp.105-128.
[5]James Farwell.The Media Strategy of ISIS，Survival，Vol.56，No.4，2014，pp.49-55.Ali Fisher: Swarmcast:How Jihadist Networks Maintain a Persistent Online Presence，Perspectives on Terrorism，Vol.9，No.3，2015，June，pp.3-20;Abdel BariAtwan.Islamic State:The Digital Caliphate，London:Saqi Books，2015.
[6]MalcolmNance:The Terrorists of Iraq:Inside the Strategy and Tactics of the Iraq Insurgency 2003-2014，Boca Raton:CRC Press，2015。此外以色列青年学者塔米米(Aymenn al-Tamimi)也在“中东论坛”(Middle East Forum)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伊斯兰国”武装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进行教育和民政事务的文章。
[7]Basit Abdul.Foreign Fighters in Iraq and Syria-Why somany?Counter Terrorist Trendsand Analysis，Vol 6，Issue 9，2014 October，pp.4-8;Azzam Chantal.Australian Foreign Fighters:The Long Reach of the Syrian Conflict，Counter Terrorist Trends and Analysis，Vol.6，Issue 9，October 2014，pp.9-13;Daymon Chelsea.From the Guy Next Door to the Fighter Overseas:A Look at FourForeign Fighters who Joined the 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Syria，SmallWars Journal，Vol.8，2014 August，pp.27-35.
[8]Ahram Ariel.Sexual Violence and the Making of ISIS，Survival，Vol.57，No.3，2015，pp.57-78;Bradford Alexandra.WesternWomenwho join the Islamic State，Terrorism Monitor，Vol.13，No.9，2015 June，pp.3-5.
[9]Yosef Jabareen.The Emerging Islamic State:Terror，Territory，and the Agenda of Socual Transformation，Geoforum，Vol.58，2015，pp.51-55.
[10]Graeme Wood.What ISISReally Wants，The Atlantic，March 25，2015，http://www.theatlantic.com/ magazine/archive/2015/03/what-isis-really-wants/384980．
[11]“西方目标”还是“攘内”优先，在伊斯兰极端组织内部一直存在争议。最为著名的事件是“基地”组织领导人扎瓦赫里曾给伊拉克“基地”组织领导人扎卡维写信，在信中扎瓦赫里提出，扎卡维所推行的对什叶派进行攻击有损伊拉克穆斯林社区对“基地”的支持，要求停止袭击什叶派转而专注袭击美国和西方驻军。
[12]Seth G Jones.A persistent Threat，The Evolution of al Qa’ida and Other Salafi Jihadists，Rand Corporation，2014，p.12-13，http://www.rand.org/content/dam/rand/pubs/research_reports/RR600/RR637/RAND_ RR637.pdf．
[13]Yossef Bodansky，The Rise of the Caliphate II，ISPSW Strategy Serious，No.373，Sep 2015，p.7．
[14]Lahav Harkov.Chapter 2.Country Reports: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Overview，Office of the Coordinator for Counterterrorism，U.S.Departmentof State，July 31，2012，http://www.state.gov/j/ct/rls/crt/2011/ 195544.htm.
[15]特别代表:《利比亚面临来自伊斯兰国和其他恐怖分子的迫在眉睫的危险》，联合国新闻网，2015年2月18日，http://www.un.org/chinese/News/story.asp?NewsID=23485。
[16]关于德尔纳和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渊源，可以参见Alice Fordham.Derna，the sleepy town of Islamist extremism，the National，September 22，2012，http://www.thenational.ae/news/world/middle-east/derna-thesleepy-town-of-islamist-extremism。
[17]Aaron Y Zelin.The Rise and Decline of Ansar al-Sharia in Libya，Hudson Institute，April 6th，2015，http://www.hudson.org/research/11197-the-rise-and-decline-of-ansar-al-sharia-in-libya.
[18]鲁珀特·科尔维尔:《关于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的新闻简报说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http://www.ohchr.org/CH/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16329＆LangID=C，2015年8月18日。
[19]Brain M Perkins.Wilayat al-Yemen:The Islamic State’s New Front，Terrorism Monitor，Volume 13，Issue 16，August 2015.
[20]关于“伊斯兰国”武装在也门地区扩张与“‘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AQAP)之间的关系，可以参见James Brandon.AQAP，Islamic State Resurgent in Yemen，Terrorism Monitor，Volume 13，Issue 13，June 2015;Ashraf Al-Falahi.Islamic State extends its tentacles into Yemen，Al-monitor，November 30，2015，http://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15/11/islamic-state-expands-yemen-qaeda-aqap.html。
[21]由于黎巴嫩国内特殊的社会和传统文化交流，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特点。在黎巴嫩北部的的黎波里地区，当地的逊尼派民众与叙利亚北部哈马和阿勒颇之间的联系，要大于同南部贝鲁特之间的联系。从奥斯曼帝国时期开始，的黎波里和阿勒颇等叙利亚北部地区就存在着频繁的商贸和人员往来，是叙利亚北部重要的出海口。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黎巴嫩和叙利亚分裂为两个国家，但是这种联系仍然持续至今。
[22]Patrick Hoover.The Evolution of Sunni Jihadism in Lebanon Since 2011，Terrorism Monitor，Volume 13，Issue 21，October 30，2015.
[23]Omer Einav.Moderation and Radicalization in Lebanon，INSS Insight，No.778，December 13，2015; Ali Hashem.Has the Islamic State returned to Lebanon?Al-Monitor，November 13，2015，http://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15/11/lebanon-islamic-state-suicide-bomber-hezbollah.html.
[24]Ahmed SHashim.The Impact of the Islamic State in Asia，Policy Report，February 2015，pp.2-3.
[25]See Edward Delman.ISIS in the World’s Largest Muslim Country，Why are so few Indonesians joining the Islamic State，the Atlantic，January 3，2015，http://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6/01/ isis-indonesia-foreign-fighters/422403.
[26]Jon Emont.The Islamic State Comes to Indonesia，Foreign Policy，September 17th，2014，http://foreignpolicy.com/2014/09/17/the-islamic-state-comes-to-indonesia.
[27]Andre Zammit.Muhammad Iqbal，Indonesia’s New Counter-Terrorism Challenges，Terrorism Monitor，Volume 13，Issue 18，September 2015.
[28]Thomas Joscelyn.Ex-Gitmo“poet”now recruiting for the Islamic State in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the LongWar Journal，November 22，2014，http://www.longwarjournal.org/archives/2014/11/ex-gitmo_poet_ now_re.php.
[29]David Sterman.ISIS Finds Recruitment in Pakistan Difficult，Foreign Policy，December 7th，2015，http://foreignpolicy.com/2015/12/07/isis-finds-recruitment-in-pakistan-difficult-india-pakistan-hold-high-leveltalks-in-bangkok-germany-to-keep-troops-in-afghanistan.
[30]刘海泉:《“一带一路”战略的安全挑战与中国的选择》，《太平洋学报》2015年第2期。
[31]殷之光:《“一带一路”的历史负担:反恐战争与“政治伊斯兰”困境》，《文化纵横》201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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