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赫勒地区的“恐怖之带”和“恐怖之争”

陶短房^[1]

位于非洲的“萨赫勒”地区是地缘文明的重要十字路口，这些年已被伊斯兰教瓦哈比思想深度影响，更由于“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武装的先后渗透而逐步成为“恐怖之带”。不仅如此，两大恐怖组织的竞争正将这个地区变成新的恐怖袭击高发区。激进宗教思潮与恐怖主义的某种联系在该地区呈现明显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萨赫勒，瓦哈比，“基地”组织，“伊斯兰国”武装，恐怖主义

被“国际反恐主力”所淡忘的非洲萨赫勒地区已在不经意间形成了“恐怖之带”，而近期在这个“恐怖之带”上发生的连串恶性暴恐事件，其背后则是“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武装两大原教旨国际恐怖集团间“恐怖之争”的必然后果。

2016年1月15日和1月23日，非洲两个贫困的国家——布基纳法索和索马里分别发生了针对首都重要目标的恐怖袭击。

在布基纳法索首都瓦加杜古，持枪歹徒15日晚袭击了市中心“卡布奇诺”西餐厅(bar-restaurant le Capuccino)，随后闯入对街的“辉煌酒店”(Splendid)并劫持了人质，和闻讯赶来的布基纳法索军队和法、美特种兵展开激战，战斗持续至次日中午，最终导致包括14名外国人在内的29人死亡、30多人受伤。

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武装分子攻击了海滨丽都区的一家饭店，导致19人死亡，多人受伤。2月26日和28日，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和南部城市拜达博又分别遭到连环自杀炸弹袭击，前者导致14人死亡、16人受伤，后者则造成30人遇难。

比这几起稍早，2015年11月20日，西非国家马里首都巴马科丽笙酒店(l' htel Radisson Blu de Bamako)遭遇恐怖袭击，恐怖分子和马里军警及法国驻马里维和部队(Barkhane)、联合国驻马里综合稳定团(Minusma)武装激战10多个小时，事件导致19人死亡和多人受伤。^[2]

这一系列看似相距遥远的恐怖袭击案，却都发生在一条近年来被称为“萨赫勒恐怖走廊”的地理带——萨赫勒地区。

萨赫勒:走廊与十字路口

萨赫勒(Sahil)是阿拉伯语，意即“边缘”，取“撒哈拉沙漠之边缘”的意思，西起大西洋之滨的塞内加尔和毛里塔尼亚，东至红海之畔的厄立特里亚，包括塞内加尔、毛里塔尼亚、马里、布基纳法索、尼日尔、尼日利亚、乍得、苏丹和厄立特里亚，大体上包含了撒哈拉沙漠南部地区，以及撒哈拉南缘的草原和半沙漠地带。在当代地缘政治概念中，“萨赫勒走廊”还包括埃塞俄比亚、索马里，有时还会将肯尼亚、南苏丹和尼日利亚北部豪萨-富拉尼人居住区等包含进来。

这是一条南北狭窄(并无固定范围界线，通常南北宽不超过300公里)、东西绵亘漫长(有3800公里、4000公里、4200公里等多种说法)的“走廊”，将大西洋和印度洋连接起来，分布在这条“走廊”上的各部落生活习惯和经济方式相近(以游牧和干旱农业为主)，血缘相通(部落、民族繁多，但大多兼具阿拉伯人/摩尔人和非洲班图人的血脉)，宗教信仰也融会贯通(伊斯兰教逊尼派占据突出地位)。

萨赫勒地区在历史上曾经是地中海/阿拉伯文明和非洲文明的天然分界线，在萨赫勒以北，先是古埃及、迦太基等北非古文明，继而有希腊、罗马的环地中海文化，最后则是自西奈直到大马格里布的“泛阿拉伯化”，而在撒哈拉以南，则是缀如星点的一个个黑人文明，从史前时代开始，文治武功更为发达的“北方”便一次次试图越过萨赫勒“天堑”，向南扩张，进入加纳、马里、桑海、努比亚、阿克苏姆……自西向东横亘在萨赫勒地带的“南方”势力，则竭力将“北方”的势力阻隔在萨赫勒走廊一线。不论是公元前古埃及一次次入侵努比亚，还是1591年摩洛哥远征军占领桑海帝国首都加奥和“萨赫勒明珠”“梦幻之城”廷巴克图，更为强大、军事机器更先进的“北方”常常是战争的胜利者，但浩瀚的撒哈拉和谜一般的萨赫勒，却让这些“北方人”屡屡成为“南撒哈拉”的匆匆过客。

然而萨赫勒可以拖住征服者的兵锋(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殖民化最终由欧洲殖民者从海上完成)，却难以阻挡文化、知识和思想的渗透，正如15世纪廷巴克图的名谚“盐从北方来，金子从南方来，知识和学问，都得从廷巴克图来”，商队、使者、军人和教士们一次又一次穿越萨赫勒，将各种有形的货物和无形的思想互通有无，并潜移默化地完成了战争达不到的目的——将萨赫勒以南的广大非洲地区伊斯兰化，西非豪萨人以“豪萨七都”为代表的众多穆斯林邦国，东部桑给巴尔等伊斯兰、阿拉伯据点的巩固，都是这种“和平进军”的结果。^[3]

在“和平进军”过程中，萨赫勒扮演了走廊、桥梁和中继站的作用，在为撒哈拉南北“两个非洲”间交融发挥作用的同时，自己也从中获益匪浅。14世纪和15世纪，马里、桑海两个王国先后兴旺一时，萨赫勒中心城市廷巴克图一度成为世界文化中心之一，马里国王曼萨·穆萨(Mansa Musa)和桑海皇帝穆罕默德·杜尔(Askia Mohammed Touréle Grand)更分别在1325年和1496年举行了两次震惊世界的赴麦加“黄金朝圣”，令欧亚大陆对萨赫勒地带刮目相看。在殖民时代到来前，生存在萨赫勒地带的部落、国家和文明都带有典型的“混血”色彩，且随着时代的推移，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血统更‘非洲’、宗教更‘阿拉伯’”的特点。^[4]

正因如此，萨赫勒地带不仅是走廊、天堑，也是沟通不同文明的十字路口。

殖民时代的到来并没有从根本上颠覆萨赫勒走廊的特殊地位:英、法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完成了对整个非洲大陆的“十字对穿”，但由于非洲特殊的地理、气候、人文条件，“欧洲元素”在“穷山恶水”的萨赫勒走廊，尤其走廊中远离海洋的部分，仍显得十分淡薄，传统的“萨赫勒元素”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普通萨赫勒人日常需要遵循的依旧是古老的规矩，有形的商品，无形的思想，也仍然沿着古老的“萨赫勒之路”在传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洲各国纷纷独立，萨赫勒地带也崛起了一系列独立国家，但这些年轻的国家却不能、也无法在短时间消弭持续千载的“萨赫勒走廊效应”。在这条走廊上，一些“超国家元素”要远比新兴的国家本身更悠久、更牢固、更有生命力，不论这些实力有限的新兴国家，还是偶露峥嵘的“非洲宪兵”英国、法国，对此都显得鞭长莫及。

而冷战结束后原教旨势力对萨赫勒的渗透，以及“萨赫勒恐怖走廊”的形成，恰利用了这个既古老又年轻的“命门”。

“瓦哈比之网”

2009年12月25日，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由荷兰阿姆斯特丹飞往美国底特律的航班上，23岁尼日利亚籍穆斯林阿卜杜·穆塔拉卜(Umar Farouk Abdulmutallab)策划并实施了一起未遂炸机事件。随后的调查发现，穆塔拉卜出身开明家庭，父亲是银行家且坚决反对极端主义和原教旨，穆塔拉卜本人也受过良好的现代教育，之所以变成一名不惜充当“人弹”的极端分子，起因于他曾在一段时间内痴迷于参加带有瓦哈比原教旨主义背景清真寺、宗教寄宿学校活动，并在那里受到原教旨主义极端分子——也门裔美国人、外号“死亡教士”的安瓦尔·奥拉基(Anwar al-Awlaki)在线“洗脑”，最终自费赴也门等地“受训”，沦为暴恐工具。^[5]

事实上，阿卜杜·穆塔拉卜因为家境良好，有接受更开明教育的选择余地，他在多哥所上的寄宿学校是较为多元化的新式学校，很大程度上他是主动、自愿钻进“瓦哈比之网”的，而在萨赫勒及以南广大穆斯林地区，更多普通乃至贫困的家庭子弟为了节省教育开支，只能把子弟送进免费施教的宗教学校，这种宗教学校的特点是寄宿制，和清真寺相依托，与当地社区高度融合，当地穆斯林子弟一旦进入这个圈子就自动融入了整个“瓦哈比之网”，生、老、病、死，乃至每天的“功课”都要围绕着这个“网”运转。当然，“瓦哈比之网”也的确在很大程度上起到“社区润滑剂”的作用——修桥补路，发放补贴，帮“网民”打官司，当然，前提是“网民”守规矩。在经济落后的萨赫勒地区，“瓦哈比之网”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当地政府社会福利体系的不足，并因此和当地穆斯林社区、民众间产生了“黏性”。

瓦哈比教派是穆罕默德·本·阿布杜勒·瓦哈比(Muhammad ibn Abd-al-Wahhab)于18世纪在阿拉伯半岛上创立的原教旨主义教派，在逊尼派中属于后起，而萨赫勒地带的伊斯兰教传播早在此前约1000年就已开始，何以如此年轻的教派可以后来居上，形成“瓦哈比之网”?

首先，瓦哈比教派属于最彻底的“原教旨”主义，主张一切回到《古兰经》的本源去寻找答案，这种逻辑对于文化程度不高的信徒而言很容易自洽，又很难被驳倒;其次，瓦哈比教派在教义上相对忽视世俗权威，更强调信徒和信徒社区的宗教归属，对独立很晚、现代国家概念淡薄，却很容易接受宗教清规戒律灌输约束的萨赫勒地区民众而言如鱼得水。

不仅如此，“瓦哈比之网”依托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的财力，和原教旨主义教派在人力、教义等资源上的先天优势，即便在最贫困、最闭塞的萨赫勒社区，也可轻松维持清真寺—寄宿学校体系的运转，和以此为核心的“瓦哈比社区福利”正常运作。从某种意义上讲，越贫困、闭塞，世俗福利难以辐射的社区，“瓦哈比之网”就越有存活的空间——因为唯有他们才能依托背后更庞大的、遍布全球的网络，在如此贫瘠的土壤里生根、发芽。^[6]

仅仅在西非，这样的瓦哈比系统寄宿学校就数以千计，学生以百万计，^[7]在寄宿学校讲授经文的老师，乃至在清真寺布道的教士，相当大比例来自国外，而当地生源也有机会被选拔到国外深造，甚至成为为“瓦哈比之网”服务的老师、教士。

瓦哈比派是原教旨主义派系，但并非恐怖主义派系;“瓦哈比之网”设立的初衷，也是更方便高效地传播瓦哈比教义。然而这样一个网络一旦被有瓦哈比背景、资历和一定资源的恐怖集团所利用，就会形成“恐怖之环”。

“基地”组织与“恐怖之环”

“萨赫勒恐怖走廊”的奠基人是前“基地”组织领导人本·拉登。

本·拉登拥有深厚的瓦哈比教派背景和雄厚财力，又巧妙借助冷战和地缘政治的缝隙坐大，利用阿富汗战争建立了自己的人马和体系，这一时期他就已经和非洲的原教旨主义组织、“同志”频繁过从，如现任“基地”组织领袖扎瓦赫里(Ayman al-Zawahiri)是埃及人，当时是埃及“新伊斯兰圣战组织”(IYS)的负责人，曾经的“基地”组织二号人物阿布·叶海亚·利比(Abu Yahya al-Libi)则是利比亚人。1992年拉登和美国关系第一次破裂，并被沙特驱逐，选择的落脚点不是别处，正是萨赫勒走廊中的关键国家之一——苏丹，^[8]在苏丹他仿照阿富汗故事，建立了“圣战者”训练营，用于培训来自世界各地的“圣战者”，而萨赫勒本地的“圣战者”也会被送到其他地方的“圣战训练营”接受培训。苏丹相对闭塞、安全，适合初级培训，而阿富汗、也门等地战乱频仍，可以“战中学战”。而沟通这一切的网络并非别的，正是被他和“基地”组织钻入内部巧妙利用的部分“瓦哈比之网”。

尽管拉登在苏丹只待了一年左右，但“萨赫勒恐怖走廊”正是在这一年间奠定了基础。1998年8月7日，“基地”组织利用雏形已成的“萨赫勒恐怖走廊”调动人力、物力，同时在相距甚远的坦桑尼亚最大城市达累斯萨拉姆和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对两地美国使馆发动汽车炸弹袭击，导致224人死亡，约4000人受伤，这是“9·11”事件之前规模和破坏最大的一次恐怖袭击，也是“基地”组织的“成名之作”。

如果说“8·7”事件的行动者主要还是来自“基地”组织的骨干体系，那么在“9·11”事件之后，因美国、欧洲乃至亚洲各地对“基地”组织加大防范和打击力度而处处碰壁的“基地”组织和拉登，便着手让“萨赫勒恐怖走廊”落地生根，其手法是借助“瓦哈比之网”和此前积攒下的人脉，将萨赫勒地带及其南北的非洲本土原教旨主义恐怖组织尽可能整合到“基地”组织的黑旗之下。

这一整合首先发生在北非。

自中世纪以来，北非和中东就存在很深的渊源，中东的阿拉伯等民族连同伊斯兰教一起传入北非，曾盛极一时的埃及君主萨拉丁本人就是一名库尔德人。这些进入北非的中东民族、宗教和当地原有的游牧民族、文化相融合，形成了一种比中东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信仰狂热和尚武精神，奥斯曼土耳其时代，马木留克兵是土耳其苏丹仰赖的精锐部队，而这支部队正是发源于埃及等北非地区。

进入近现代，英、法、意势力入侵北非，法国吞并了阿尔及利亚并把突尼斯、摩洛哥占为保护国，毛里塔尼亚和马里等则成为法属西非的一部分，英国控制了埃及，意大利占据了利比亚，西撒哈拉被西班牙控制，表面上看，这些殖民地、保护国的人民被迫接受了宗主国的语言、文化和制度，但恰因如此，阿拉伯语和清真寺—宗教学校体系，成为他们保持民族传统、尊严，反抗殖民者的平台和依托。这种迫切感和需要感，是居住在半殖民、准殖民化中东的阿拉伯人所不及的，这也让北非的宗教原教旨主义社团特别有生命力和战斗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北非各国纷纷独立，最初这些原教旨主义社团和世俗社团并肩作战争取独立，但独立后走怎样的道路，双方很快产生分歧，几乎在北非所有国家，上台的都是世俗政体，而原教旨主义团体则或走上宗教对抗、议会斗争道路，或在高压下开始转入武装抵抗。

在利比亚，原教旨主义团体和奉行“绿色社会主义”的前领导人卡扎菲发生尖锐冲突，最终转为武装冲突和武力镇压，当地伊斯兰极端组织“北非伊斯兰战斗组织”(LIFG)和卡扎菲血战多年;在埃及，纳赛尔、萨达特和穆巴拉克三代领导人不仅依靠军方镇压武装极端分子“伊斯兰圣战者”组织，而且在政治上打压已放弃恐怖主义斗争方式的穆斯林兄弟会;在阿尔及利亚，原教旨主义组织“伊斯兰救世阵线”(FIS)在1991年大选中差点上台，迫使该国军方发动军管，随后发生的血腥冲突让阿尔及利亚一度成为全球恐怖活动的焦点，FIS随后裂变为“伊斯兰武装集团”(GIA)和“萨拉斯呼声与战斗宣教团”(GSPC)，后者更凶狠、更极端激进，也更国际化，不仅包括阿尔及利亚，也包括马格里布诸国(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广义范围还应包括利比亚和毛里塔尼亚)和萨赫勒地区(从大西洋直到红海的撒哈拉狭长地带)的原教旨主义恐怖分子，活动十分猖獗。当这些北非“土著恐怖组织”在各国专制政府打压下损失惨重，“基地”组织也因反恐战争而声势受损之际，本就血脉相连的两家便开始“抱团取暖”，在同时具备两家血统的拉赫曼奔走撮合下，2005年，“萨拉斯呼声与战斗宣教团”被“基地”组织收编，改称为“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AQIM)，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网络的重要一环。

这一事件成为“基地”组织跨国整合的里程碑事件。首先，通过“基地”组织和AQIM的关系，大量北非极端分子参加了在阿富汗、伊拉克、车臣、也门等地的“圣战”，因为这些北非极端分子好勇尚武，战斗力和组织力强，很快成为“基地”组织的骨干，而这些人中有的返回北非，便成为当地恐怖袭击的骨干;其次，由于AQIM的枢纽作用，“基地”组织开始将整合范围扩散到更广阔的领域:他们攘夺了马里北部分离运动的主导权，和另一个源自北非西部的极端组织“安萨尔丁”(Ansar Dine)沆瀣一气，更通过西非的极端恐怖组织“西非圣战组织”(MUJAO)向南渗透，并与西非腹地的极端恐怖组织“博科圣地”相联系，更通过一脉相承的清真寺—宗教寄宿学校平台，将影响力扩充到整个非洲。

在这个庞大而复杂的体系中，“萨赫勒恐怖走廊”可谓至关重要:纵向，它北接埃及和大马格里布，直抵地中海之滨，南连非洲雨林带直达几内亚湾;横向，它西达大西洋之滨，东至红海和“非洲之角”，与原教旨主义的另一个大本营——也门一衣带水，可谓敛裳可渡，只要“萨赫勒恐怖走廊”贯通，就可以将非洲恐怖带和阿拉伯半岛—南亚恐怖带连为一体，形成西起大西洋之滨的毛里塔尼亚，东到巴基斯坦西北部山区，横跨欧亚两洲、绵亘上万里的萨赫勒—阿拉伯半岛—阿富汗高原，空前规模、首尾呼应，如常山之蛇般的“亚非恐怖带”。

“萨赫勒恐怖走廊”的关键节点，首选与阿拉伯半岛最近的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在这些国家，政局长期混乱，土著极端组织索马里“青年党”在伊卜拉希姆·哈吉·贾玛(Ibrahim Haji Jama)的牵线下和“基地”组织接上头，彼此互动密切，2012年2月，“青年党”领袖艾哈迈德·戈达尼(Ahmed Godane)宣布加盟“基地”组织，从此成为“基地”事实上的海外分支。

借助“瓦哈比之网”，许多有战斗和恐怖经验的恐怖分子进入萨赫勒，如西非圣战组织Mujao的首领穆赫塔尔·贝·穆赫塔尔(Mokhtar Bel Mokhtar)就在阿富汗受训并参加过“圣战”，而不少萨赫勒本土恐怖头目则去国外参加“圣战”受训并“镀金”，戈达尼就是其中一个。

2011年本·拉登死后，“基地”组织的风格发生剧变。本·拉登的“理想”，是打破国家、民族的疆界，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政教合一、教法治国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国家，因此一直反对在某个地区单独建国，而扎瓦赫里一直认为“在一国或几国首先成功更为现实”，他执掌“基地”组织后一反拉登时代对萨赫勒走廊“独立建国”派的压制，转而试图加以利用，其高潮就是马里北方“阿扎瓦德国”(Azawad)的昙花一现。

马里北方属于“萨赫勒走廊”，其主体为当地部落图阿雷格人。图阿雷格是撒哈拉沙漠中古老的柏柏尔人部落，带有白人血统，和南方班巴拉族等黑人部落素有龃龉，民族矛盾已有千余年历史，近代以来已至少掀起五次武装分离运动。马里独立后，部分图阿雷格反政府势力组成本土分离组织“解放阿扎瓦德民族阵线”(MNLS)，目标是建立以廷巴克图(Tombouctou)、加奥(Gao)和基达尔(Kidal)为核心、包括整个马里东北部沙漠地区的“阿扎瓦德国”(Azawad)。尽管图阿雷格人也是穆斯林，但他们和政府的矛盾并非宗教矛盾(事实上南方黑人部落同样大多是穆斯林)，历史上也并未提出“教法治国”等原教旨主义主张。

扎瓦赫里接掌“基地”组织后，一反此前反对“阿扎瓦德建国”的既定立场，转而指使“安萨尔丁”(Ansar Dine)和“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AQIM)两个非洲分支积极参与“阿扎瓦德国”运动，借“阿拉伯之春”导致利比亚出现无政府状态的有利形势，将大量武器和外籍武装分子运入马里北部，于2012年初突然发动攻势，短短几个月间便占领了马里九个大区中的三个半(加奥、基达尔、通布图，以及莫普提大区的一半)，于4月6日宣布建立以廷巴克图为中心的“阿扎瓦德独立国”，这个“独立国”中充斥着“基地”系的外来恐怖分子，如当年4月三派势力在廷巴克图举行所谓“阿訇大会”，会上招待各国“圣战兄弟”的所谓“三巨头”竟然没有一个是马里人，而是AQIM的三个阿尔及利亚籍头目、国际著名恐怖主义分子阿布·赛义德(Abou Zeid)、莫克塔尔(Mokhtar Belmokhtar)和哈马姆(Yahya Abou Al-Hammam)。^[9]

2013年1月，法国发动代号“薮猫”(Serval)的军事干预行动，并迅速得到国际社会和非洲各国的普遍理解，由于“非洲宪兵”终于出手，加上“基地”系和MNLS间发生决裂，后者转而靠拢马里政府，“阿扎瓦德国”仅存活了一年就土崩瓦解。国际社会原本担心，一旦“马里走廊”被打通，北非的伊斯兰极端势力就将毫无滞碍地南下挺进西非，和声势浩大的“博科圣地”沆瀣一气，并东进与苏丹、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的极端组织相呼应，如此一来，北至地中海，南至几内亚湾，西至大西洋，东至红海和阿曼湾，“基地”组织等原教旨主义势力将连为一个整体，武器、毒品和人员的交流畅通无阻，将成为半个非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噩梦，马里的转折让人们都松了一口气。

“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武装的萨赫勒“恐怖之争”

然而，在“阿扎瓦德国”解体后，萨赫勒走廊的恐怖事件反倒增多了。

第一波是2013年，当年1月，AQIM的分支“穆萨利姆旅”(Al-Mouthalimin)在阿尔及利亚发起导致37名各国人质和29名劫持者死亡的“油田事件”;同年，和AQIM、“穆萨利姆旅”关系都很密切的“西非圣战组织”(Mujao，首领穆赫塔是老资格恐怖头目，阿尔及利亚人，老“基地”成员)在尼日尔接连发动多起恐怖袭击事件;^[10]当年8月，扎瓦赫里发出所谓针对美欧目标的“8月攻势号令”，并在多个亚非国家发动劫狱等行动，一度迫使美国等西方国家关闭了其在22个国家的使领馆;同年9月26日，“索马里青年党”在邻国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市中心的西门商场(Westgate Mall)发动恐怖袭击，三天半的战斗导致72人死亡，约200人受伤。

第二波则是自2015年底至2016年初，尤其是巴黎“11·13”事件后密集发生的，本文开始所叙述的几起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和国际影响的，但远非萨赫勒走廊同期恐怖袭击事件的全部。

耐人寻味的是，最新发生在萨赫勒走廊的恐怖活动，均系“基地”组织发起，且都有“不怕把事闹大”的特点，而且均发生在“伊斯兰国”武装发动震惊世界恶性恐怖袭击后不久，马里“11·20”丽笙酒店人质案发生在巴黎“11·13”事件后七天，事发时巴马科正举办法语国家议员会议，国际政要云集且和刚被“伊斯兰国”武装袭击过的法国关系重大，所选目标是众多外国代表团下榻和跨国公司设立办事处的要地，而布基纳法索“1·15”事件则发生在“伊斯兰国”在印尼雅加达“1·14”恐怖袭击事件后仅一天，所选择的同样是外国人云集的场合。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基地”组织也好，“伊斯兰国”武装也罢，都需要寄生在“瓦哈比网络”之上，才能维持生存和发展，事实上，它们是一根藤上的两个瓜。

“伊斯兰国”武装创始人扎卡维(Abu Musab al-Zarqawi)是出生在约旦的巴勒斯坦人，1999年在阿富汗赫拉特建立“一神论和圣战组织”(TOMJ)，当时依附于“基地”组织，2003年，美国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伊拉克北方许多地方出现政治真空，扎卡维等趁机打着“基地”组织的旗号进入伊拉克，利用逊尼派对美军和美军扶植的什叶派掌权政府不满，以“伊拉克基地分支”的名义猖獗一时，扎卡维也成为“基地”组织第三号人物。2006年1月，他们和提格里特附近一些逊尼派部落、组织组成反美的“圣战者联合委员会”(MSC)，同年12月13日，宣布成立政教合一的“伊拉克伊斯兰国”(ISI)。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ISI先是派遣部分武装以“支持阵线”名义进入叙利亚，成为反巴沙尔武装中最有战斗力的一支，控制了叙利亚伊拉克边界的许多关卡，随即ISI主力也纷纷进入叙利亚，并在2013年4月正式打出“伊拉克及沙姆伊斯兰国”(ISIS)的“国号”。2014年6月29日，ISIS第四任首领阿布·巴卡尔·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自称“全世界范围内的哈里发”，将组织改为“伊斯兰国”(ad-Dawlah al-Islāmiyah)，从此与“基地”组织分门立派。

“伊斯兰国”武装和“基地”组织的教义都源自瓦哈比派，且都以“最原教旨”相标榜，公开的宗旨又都是“把全球伊斯兰化”，这本身就构成冲突和竞争。如前所述，原教旨主义系统的恐怖组织在国际化进程中都不得不仰赖遍布全球的“瓦哈比网络”(包括持原教旨主义立场的清真寺/经文学校和瓦哈比派背景的“国际阿訇”，以及借助这一网络流通的资金、技术和教义)维持生存和发展，以筹集经费、运送物资和补给，筹措和调动人力资源，拓展新的势力范围。

但原教旨主义极端恐怖势力的生存“养分”终究还是有限的，很难同时养活类似“伊斯兰国”武装和“基地”组织这样的两个庞然大物，这就导致它们不免要在整个“瓦哈比网络”的每个环节相互竞争。

从目前情况看，在全球范围内“伊斯兰国”武装占据明显上风，曾经归附“基地”组织的东南亚和中东许多本土原教旨主义组织都宣布“效忠”，以至于前者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之外一下膨胀出昔兰尼加省、特里波利塔尼亚省、费赞省(以上三个省其实就是利比亚历史上的三个地区，涵盖全部利比亚)、西奈省(埃及西奈半岛)、呼罗珊省(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阿尔及利亚省、哈拉毛省、夏布瓦省、萨那省(以上三个在也门)、西非省共10个“省”。但在萨赫勒走廊及其南北，“基地”组织仍然占据优势，2014年9月1日，索马里“青年党”的戈达尼在一次美法联合的无人机袭击中被炸死，9月5日“青年党”新任领袖阿布·乌拜达赫(Abu Ubaidah)走马上任便宣布继续效忠“基地”组织，AQIM和“伊斯兰后卫”等也重申了自己站在“基地”组织一侧的立场。

但“伊斯兰国”武装的蚕食已悄然开始。利用“阿拉伯之春”的混乱，他们早已在利比亚占据了一块地盘;在和非洲仅隔一条苏伊士运河的西奈半岛，历史悠久的本土恐怖组织“安萨尔教法团”(Ansar Bait al-Maqdis)于2014年11月10日宣布归顺;在西非尼日利亚北部，以绑架女学生出名的当地恐怖组织“博科圣地”曾信誓旦旦效忠“基地”组织，2015年3月7日也宣布“归顺”;索马里“青年党”虽两次公开拒绝“归顺”，但也同时强调“会和‘伊斯兰国’武装并肩作战”，其背景则是“伊斯兰国”武装一再公开发出“必须效忠我们”的威逼利诱……很显然，“恐怖之争”在萨赫勒地带南北，已经磨刀霍霍了。

“恐怖之争”的第一步，是“恐怖竞赛”，两个“恐怖庞然大物”各自寻找能够制造轰动效应、足以压倒对方“恐怖效果”的目标分头行事，而避免相互间的直接火拼。如前所述，两家都依附于“瓦哈比网络”，所争的是同一份“养分”，谁的“动静”大，谁就具备更高的“恐怖声望”，有利于吸引更多“圣战者”和“圣战资金”——既然总量大体上就是这么多，那么此多一分，则彼少一分。

目前应该高度关注的，不仅是“恐怖之争”的第一步是否会持续或蔓延，更是其是否会发展到相互火拼、大打出手的第二步，以及一旦如此，将对萨赫勒走廊及其南北东西地缘政治格局，对全球反恐局势，造成怎样的影响。

同样，国际社会应对“瓦哈比网络”，尤其这一网络被国际恐怖组织渗透、附着、寄生和利用的现象加以足够重视，倘继续对这一事实上已成为“原教旨暴恐奶妈”的网络，以及网络与国际恐怖主义间的关系视若无睹，则恐正应了中国一句古话: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注释】

[1]陶短房，《纵横周刊》非洲问题研究员，旅居加拿大中国专栏作家。

[2]《几内亚快报》(L'Express Guinée)2015年11月19日。

[3]杜布瓦:《神秘的廷巴克图》(Tombouctou lamystérieuse)，格朗沃出版社(Grandvaux)2010年再版。

[4]西索科:《廷巴克图与桑海帝国》(Tombouctou et l'Empire songhay)，阿玛当出版社(l'Harmattan) 1996年版。让·乔利:《非洲内陆史》(Histoire du continent africain)，阿玛当出版社(l'Harmattan)1996年版。

[5]英国《卫报》(The Guardian)，2009年12月27日。

[6]加仑·阿姆斯特朗:《从瓦哈比主义到“伊斯兰国”》(Wahhabism to ISIS:how Saudi Arabia exported themain source of global terrorism)，英国《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2015年11月。

[7]多哥《共和国报》(Le Républicain)，2014年5月18日。

[8]美国《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2001年12月11日。

[9]法国《新观察家报》(Le Nouveau Observateur)，2013年2月7日。

[10]毛里塔尼亚新闻网/法国《世界报》(Le Monde)，2013年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