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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历史赢得未来

时间:2023-08-30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一跃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力量,其贡献有目共睹。尽管如此,中国仍是最有希望率先打破这一历史难题的大国。近年来,周边国家成为中国领导人出访活动最为密集的区域。欧盟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

2014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要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把合作共赢理念体现到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对外合作的方方面面。”[1]这是中国第一次鲜明提出建立“新型国际关系”这一宏大构想,掷地有声地点出新时期中国外交思想的指导原则,即“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外交部部长王毅强调,“这一倡议,既是对《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继承,更是一次重要的创新和发展”[2]。这也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外交思想与实践的结晶,为未来中国外交指明了方向,对推动国际关系演变具有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中国外交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同时革故鼎新、锐意进取,新思想、新理念、新实践不断涌现,令国人倍感鼓舞的同时,也使国际社会耳目一新。“新型国际关系”的“新”在何处?它是如何形成的?对未来有何影响?面临着哪些挑战?本文试图对上述问题作一初浅的探讨。

一、“新型国际关系”的定义

“新型国际关系”核心是“合作共赢”。相较过去你输我赢、你失我得的“零和”博弈思维,“合作共赢”是双方或多方在合作中互惠互利、相得益彰,从而实现各方的共同收益。“合作共赢”以合作为路径,以共赢为目标,是通向“新型国际关系”的路线图。“合作”与“共赢”相辅相成、相映成趣、浑然一体。

合作是路径。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程,坚持以合作而不是对抗的方式与世界打交道,走的就是“合作共赢”道路。尽管西方国家主导下建立的国际体系仍有不完善之处,但中国没有寻求“另起炉灶”,而是通过自身努力参与和加入了各式各样的国际机制或国际组织,主动地、自愿地将自己“嵌入”国际体系的网络之中。[3]中国以实际行动向国际社会表明了尊重国际秩序、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意愿与决心,国际体系也因中国的融入而更具代表性和合法性。

共赢是目标。中国的发展壮大,意味着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在增强,意味着促进世界经济繁荣的力量在壮大。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的发展与强大有利于进一步维护联合国权威,有助于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2008年金融危机横扫全球,世界经济遭遇滑铁卢,美国、欧洲、日本三大西方经济体几乎同时陷于衰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一跃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力量,其贡献有目共睹。即使在后危机时代的今天,中国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双引擎”之一。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使它拥有更大的能力与资源向世界提供更丰富的公共产品,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

“合作共赢”是“新型国际关系”的核心思想。王毅强调,中国“在主要大国中率先把实现合作共赢确定为国际间交往的根本目标,符合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符合中国外交的一贯追求,符合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时代潮流,为当今世界处理国与国关系提供了崭新思路,必将对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产生积极和深远的影响”[4]。合作共赢理念无疑是中国外交的核心内涵,它符合21世纪的世界潮流,是通向和平与繁荣的道路。

中国不仅在理念上倡导“新型国际关系”,而且将其付诸实践,积极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王毅指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贵在‘特色’二字,旨在走出一条与传统大国不同的强国之路。中华民族历来爱好和平。我们不仅自己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同时在国际事务中也坚持做主和派、促和派、维和派。”[5]具体而言,中国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

(一)经略新型周边关系

环顾全球,大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似乎都有“近而不亲”的宿命。中国周边国家众多,大小、强弱、贫富千差万别,受冷战的影响较深。加之历史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曾走过一些弯路,中国与一些国家仍存在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使得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错综复杂。尽管如此,中国仍是最有希望率先打破这一历史难题的大国。中国长期致力于同周边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保持良性互动,至今已与12个邻国通过谈判划定了边界,并有信心继续和平解决其他领土争端。未来,如何推动与周边国家走一条互利共赢的道路、构建“命运共同体”,成为对中国外交的新要求。

当前,中国将同周边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置于外交工作的优先地位。近年来,周边国家成为中国领导人出访活动最为密集的区域。2013年,中国还专门召开了周边外交工作会议,全面梳理并更新了中国周边外交的政策。中国致力于同周边国家建立更加紧密的机制联系,大力加强与上海合作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等发展更紧密的伙伴关系。中国奉行“亲、诚、惠、容”的睦邻友好政策,妥善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分歧。

(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中国与俄罗斯互为最大邻国,有着43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互为战略依托,相互借力给力。多年来,两国领导人互访频繁,双边关系发展活跃。中俄两国从建立伙伴关系、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到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交往水平不断提升,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高水平上稳定运行,合作基础更加牢固。近年来,在两国高层引领的驱动下,一些重大合作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中俄关系的长期稳定发展不仅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维护世界的持久和平与稳定。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获得“早期收获”。2014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参加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后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其间穿插的“瀛台夜话”为中美关系添彩。双方在应对气候变化、签证互惠安排、建立两军互信机制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习近平主席在同奥巴马总统举行会谈时指出,双方要朝着六个重点方向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6]上述具体成果显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并非空中楼阁,而是具有实质性内容的战略举措。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有利于维护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中欧合作开创新局面,双方决定构建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中欧人口之和占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经济之和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欧盟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习近平主席强调,要从战略高度看待中欧关系,将中欧两大力量、两大市场、两大文明结合起来,共同打造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7]同时,中国积极向欧洲介绍自己。习近平主席将中国形容为“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8]2014年4月,中国政府发表《深化互利共赢的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规划了双方未来五到十年的合作蓝图。这是中国政府时隔11年发表的第二份对欧政策文件,强调中欧关系面临新的历史机遇,深化互利共赢的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将为双方各自发展提供助力,并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作出重要贡献。[9]

(三)坚持正确的义利观

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具有多重属性,这一特点随着中国进一步崛起将更加明显。中国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仍将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仍是发展中国家的同盟军。即使今后经济总量位于世界第一,这一特点也难改变。这要求中国始终优先拓展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坚定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做到义利兼顾,要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10]中国在同非洲国家交往时以道义为先。坚持与非洲兄弟平等相待、真诚友好、重诺守信,为维护非洲国家的正当权利和合理诉求仗义执言。中国在与非洲国家交往时决不走殖民者的掠夺老路,而是愿与非洲兄弟共同发展。王毅指出:“正确义利观是新时期中国外交的一面旗帜。中方会更多考虑非洲国家的合理需求,力争通过合作让非洲早得利、多得利。在需要的时候,我们还要重义让利,甚至舍利取义。”[11]

(四)结伴不结盟

冷战时期是以结盟对抗为标志的时期。在后冷战时代,需要有超越冷战思维的国际关系,才能给世界新的希望。中国及时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探索走出了一条结伴而不结盟的新路。习近平主席指出:“志同道合,是伙伴;求同存异,也是伙伴。”[12]截至目前,中国已同67个国家、5个地区或区域组织建立了72对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伙伴关系,基本覆盖了世界上主要国家和重要地区。伙伴关系有三个基本特征,即平等性、和平性与包容性。它与军事同盟最大的区别是不设假想敌,不针对第三方,排除了军事因素对国家间关系的干扰,致力于以合作而非对抗的方式,以共赢而非“零和”的理念处理国与国关系。[13]伙伴关系使中国能超越意识形态、地缘政治的束缚,在国际上占据更加主动灵活的地位。

(五)完善全球经济治理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催生了二十国集团(G20)。2009年9月,全球19个主要经济体和欧洲联盟领导人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三次金融峰会上宣布,二十国集团将代替八国集团,成为国际经济合作与协调的首要全球性论坛,八国集团在国际经济事务上退居次席。2010年,二十国集团达成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因迟迟得不到美国批准引发国际社会广泛不满。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会议上呼吁:“我们要以此为契机,建设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体系,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确保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要加快并切实落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方案,加强全球金融安全网。”[14]近年来,中国同广大新兴市场国家的团结协作和战略沟通不断加强,打造了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宣布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亚洲20多个国家发起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均为国际金融体系作出了有益补充。

二、新型国际关系思想形成的背景

“新型国际关系”思想体现了中国外交继承传统而又与时俱进的特点,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新安全观等外交理念一脉相承。

(一)从历史的眼光看,国际关系正在演变并亟须正确引导

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可追溯至17世纪上半叶,欧洲爆发大规模战争后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定了以平等、主权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准则。国际社会后来又签订了多项国际条约,建立了各式各样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组织,如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和雅尔塔体系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国际联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联合国。《联合国宪章》确立了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但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大军事联盟对抗却主导着战后国际关系,出现近半个世纪的冷战。

冷战结束以来,在欧洲,苏联与华约一并消失,但北约一直发展至今,不断通过东扩增加其合法性。在亚洲,美国仍保持着军事联盟体系,并通过强化和扩大措施,试图将其包装为维护东亚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基石”。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为了证实其存在的合理性,美国及其盟友千方百计地寻找甚至制造“战略对手”,严重损害了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近期爆发的乌克兰危机与美国抛出的亚太“再平衡”均充斥着冷战思维。靠树敌组建的军事联盟,其封闭性和排他性大大背离了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

70年过去了,《联合国宪章》描绘的美好蓝图尚待实现。局部冲突、集团政治并未终结,非传统安全等难题日益增多,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应运而生,响应了时代的呼唤,顺应了时代的潮流。

(二)从中国国内看,建立“新型国际关系”是实现中国梦的必要保障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大型展览时,正式提出“中国梦”这一概念,中国梦如今已成为凝聚中国人民奋进的精神力量。中国外交要为实现中国梦服务,不仅要服务于国内经济建设,而且要服务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鲜明地坚持得到中国人民广泛拥护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有机组成部分。习近平强调:“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我国的发展道路、社会制度、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增强全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维护国家长治久安。”[15]这大大丰富了当代中国外交的内涵,即要为增强“三个自信”服务。

习近平在会见来访外宾或出访时,主动阐述中国选择自身社会制度与发展道路的意义。2014年3月,他在欧洲学院讲述了如何理解当今的中国。同年11月,他在“瀛台夜话”中向奥巴马介绍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依法治国、加强执政党建设等情况,强调中国已经找到一条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将沿着这条道路坚定不移走下去。中国继续保持稳定和发展,有利于世界,将给美国及中美合作带来更多机遇。习近平指出,要了解今天的中国、预测明天的中国,必须了解中国的过去、了解中国的文化。当代中国人的思维、中国政府的治国方略,浸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中国人民自古以来珍视国家独立、统一和尊严。中国政府必须顺乎民意,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中美国情各异,历史文化、发展道路、发展阶段不同,应该相互理解、相互尊重、聚同化异、和而不同。奥巴马表示,与习近平主席的深入交谈,进一步加深了他对中国情况以及中国政府和领导人执政理念的了解,从而更加理解中国人民为何珍惜国家统一和稳定。美国支持中国改革开放,无意遏制或围堵中国,因为这样做不符合美国的利益。[16]这样开诚布公的谈话不仅有助于增进双方了解,还有助于增进彼此信任。

(三)从国际上看,世界期盼中国发挥更大的作用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已处于世界的聚光灯下,一言一行都备受关注。中国利益已与世界利益深度融合,无论是促进经济繁荣与发展,还是化解各种各样的危机与冲突,或者是构建公正合理的世界新秩序,世界都期待中国发挥更大作用。这说明,中国自身力量的增强赢得了世界的尊重,同时,国际社会也要求中国承担更大的责任。这无疑是中国向世界展示自身作用的良机。

“新型国际关系”的提出,正说明中国以国际社会的需要为契机,积极提供“中国方案”。当前,中国经济转型正迈向结构调整的“新常态”,需要进一步扩大开放、深化国际合作,优势产能需要向外转移,资本需要寻求新的投资市场。2014年,中国吸收外资水平持续提升,连续23年保持发展中国家最大引资国的地位;对外投资规模与吸收外资基本持平,按目前发展趋势,对外投资增速将继续快于吸收外资,预计很快中国对外投资会超过吸引外资,这对中国来说是历史性的转变。[17]如果说改革开放后的30年中国主要是在“请进来”,那么今后将是中国“走出去”的时候了。“上世纪80年代我们抓住了世界产业革命机遇,通过改革开放特别是入世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综合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当前,第三次工业革命或‘工业化4.0’正在来临,面对难得的新机遇,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历史的机遇往往稍纵即逝,我们正面对着推进科技创新的重要历史机遇,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必须紧紧抓住’,‘维护和延长我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18]

在此背景下,中国倡导并推动的“一带一路”建设,是新一轮的大开放,希望以此为契机向周边地区和世界释放更大的发展红利。自提出以来,“一带一路”战略频获世界点赞,沿线已有50多个国家积极响应,并愿同各自的发展战略对接,发展机遇对接,发展利益对接,形成了良性互动势头。

三、如何赢得未来

历史上世界秩序的形成或变迁,大多发生在战争冲突之后。“新型国际关系”则诞生于21世纪世界秩序的过渡期,其发展演变总体是在和平状态下进行的。因而必将更加错综复杂、旷日持久,对未来世界秩序的发展转型也将产生重要引领作用。中国的所思所为将为国际社会塑造一个合作共赢的新时代提供独特的中国视角。

(一)清晰说明中国倡导什么样的世界秩序

2015年是联合国成立、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2015年2月,中国作为安理会轮值主席国倡议举行安理会部长级公开辩论会,主题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史为鉴,重申对《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坚定承诺”。2月23日,辩论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80多个国家代表踊跃发言。王毅外长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以史为鉴,就是要重申对《联合国宪章》的庄严承诺,让后世不再遭受‘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开辟未来,就是要携手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实现‘彼此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的崇高理想”。王毅外长进一步阐述了中国对于21世纪国际关系的“四要四不要”主张:第一,要和平,不要冲突;第二,要合作,不要对立;第三,要公平,不要强权;第四,要共赢,不要零和。[19]“四要四不要”充分体现了“新型国际关系”的取舍,是“中国方案”国际化的最新努力。

“新型国际关系”有利于增加中国对外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中国努力与世界结为更加密切的利益共同体,向世界提供一个新的选择。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出发点是实现沿线各国的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秉持构建命运共同体的精神理念,强调共商、共建、共享的平等互利方式,本质上契合了沿线各国发展战略,符合沿线地区发展的愿望与需求,有助于沿线国家从经济融合中获得更大收益,得到各方积极响应。

当今,世界秩序正经历深刻嬗变,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世界其他力量的崛起”是冷战结束以来最振奋人心的故事。新兴经济体希望能够平等地参与未来国际规则制定和议程设定,为国际社会作出更大贡献,亦是大势所趋,应被视为对现行体系的有益贡献和建设性力量。然而,一些国家和势力仍持“零和”心态看待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与呼声,抵制世界秩序的变革与发展。“金砖国家”无一例外地被排除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后发展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P)谈判进程之外。西方错失了一个与新兴经济体共同构建利益攸关方、共同谋划世界秩序的良机。

(二)展现中国的责任,建设性管控分歧

分歧与摩擦将伴随中国崛起的全过程,中国需要以建设性方式管控有关分歧与争端,向世界表明中国崛起能够为世界与地区和平稳定带来实惠。在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同时,也需要有关国家相向而行,采取同样的态度与行动而不是相反。

海洋权益争端的挑战进入新阶段。域外势力对南海及东海问题的介入并未收敛,在中国与个别周边国家较量的背后是中美角力。2014年8月,美国在东盟外长会议上提议“冻结”南海的行动,除菲律宾外应者寥寥。对此,中国提出“双轨思路”,同时警告域外力量好自为之。2014年11月,李克强总理在东亚峰会上说:“我们明确了处理南海问题‘双轨思路’,即有关具体争议由直接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和国际法基础上,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南海和平稳定由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加以维护。”[20]此前,王毅外长在缅甸内比都出席中国-东盟(10+1)外长会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中方赞成并倡导以“双轨思路”处理南海问题。这表明,中国将解决南海争端和维护南海和平与稳定区分处理,体现了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得到本地区多数国家理解支持。同时,中国还积极与有关国家开展磋商,争取在协商一致基础上早日达成“南海行为准则”。由于日本在历史问题、钓鱼岛问题上频频挑起事端,中日关系跌入低谷。2014年11月7日,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谷内正太郎举行会谈,就处理和改善中日关系达成四点原则共识,[21]向缓和与改善中日关系迈出了重要一步。但是,急欲摆脱“战后体制”的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愈益壮大,民族情绪和公众舆论弥漫着的焦灼与不安,将为中日关系增添愈益复杂的因素。中日两国在双边、地区层面的博弈将长期存在。

(三)探索解决国际热点问题的中国特色方式

当前,国际热点此起彼伏,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积极参与谈判斡旋。中国以实际行动支持阿富汗国内局势的政治、经济、安全三重过渡,宣布对阿富汗提供新的援助与大型培训计划,致力于维护阿富汗的和平稳定。中国积极参与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谈判进程,在谈判过程尤其是关键节点上提出中国思路和方案,为各方弥合分歧、打破僵局、推进谈判发挥了建设性作用。在朝鲜核问题上,中国坚持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坚持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主张尽早重启六方会谈,把半岛核问题重新纳入可持续、不可逆、有实效的对话进程。

面对突如其来的埃博拉疫情,中国第一时间向非洲兄弟伸出援手,先后向疫区国及周边国家提供总计7.5亿元人民币的援助,派出1000多人次的传染病专家和医疗人员赶赴一线参与救援,及时在疫区援建治疗中心。在乌克兰问题上,中国秉持客观公正立场,积极劝和促谈。在叙利亚危机问题上,中国政府始终坚持在联合国框架下寻求危机的和平解决方案,与相关各方保持密切沟通与协调,为有关叙利亚化学武器问题的决议顺利通过发挥了建设性作用。在南苏丹问题上,中国根据国际社会达成的共识,包括安理会有关决议,为涉苏丹问题的争端解决发挥了积极作用。应联合国邀请,中国派遣700人的维和步兵营赴南苏丹执行维和任务。迄今为止,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中国是向冲突地区派遣联合国蓝盔部队最多的国家,以自身行动坚定支持联合国的维和行动。

四、需要克服哪些挑战

“新型国际关系”兼有理想主义与建构主义的成分,必将面临现实主义尤其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挑战。在政策层面,国际社会需要妥善处理以下难题。

(一)你输我赢的“零和”思维对世界的影响甚深

全球化进程重塑了人们的思维观念和方式,迄今已在亚太地区和世界其他地区闪现出一些合作共赢的思想火花。但在国际政治及国家关系中,“零和博弈”的思维方式还无处不在,有的国家甚至乐此不疲,特别是既得利益和权势集团对其仍欲迎还拒,使“新型国际关系”这一观念面临多重阻碍。因此,推动合作共赢在国际社会开花结果将是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需要耐心和信心。

(二)安全困境是另一个绊脚石

国际关系中有一种现象,即一个国家为了自身安全而采取的防御措施,往往会降低其他国家的安全感。这种安全困境制约着国际合作的深入开展,加深了国家间的相互防范与不信任。亚太地区既是当今全球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也是安全挑战最为复杂的地区之一,冷战遗留的痕迹仍难以清除。一些国家仍热衷于强化军事联盟,动辄以此威胁他人;个别国家大搞历史修正主义,试图开历史倒车,以开脱罪责,以邻为壑。它们将联盟利益置于地区稳定和公平正义之上,造成地区紧张态势。可见,军事联盟是造成安全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安全困境不利于建立共同安全架构。

(三)中国与外界关系进入新的复杂磨合期

从某种意义上讲,外界似乎已经习惯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寡言少语”或被动应对,一旦中国变得越来越健谈或主动表达看法,有些国家便觉得不适应,甚至焦躁不安,担心中国抢它们的“麦克风”。有的舆论将中国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合法行为视为“威胁”,有意渲染中国的“示强外交”;有的将中国提出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观误读为“中国版的门罗主义”;有的将“一带一路”误解为“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将中国对非投资称为“中国的新殖民主义”,将中国倡导建立的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视为对现行国际秩序的“挑战”,等等,不一而足。针对上述偏见或误读,中国不能因噎废食,而应更加主动地做有针对性的工作,增信释疑,积累共识,扩大合作共赢的公约数。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不可能一帆风顺,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

五、结语

习近平主席运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提出建立“新型国际关系”这一宏大构想,既是对当代中国外交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也是对未来世界秩序演进方向的重要判断,有利于中国在世界秩序演变的关口占据国际道义高地,必将对未来国际关系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新型国际关系”的出发点与落脚点都是“合作共赢”,与“零和博弈”主导的国际关系有根本区别。为了实现中国梦,中国必须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在坚定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的基础上推动“新型国际关系”发展。同时,正如“一带一路”倡议体现的合作共赢精神一样,中国希望与国际社会一道,实现共同发展。

“新型国际关系”代表了中国观念的创新,它契合21世纪的时代潮流与绝大多数国家的共同利益与诉求,必将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认同与理解。“中方倡导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树立利益与命运共同体的新观念,践行权责共担、义利并举的新做法,追求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新前景。”[22]一言以蔽之,“新型国际关系”具有鲜明的“中国外交”特色与时代特征,其深远意义在于超越历史,赢得未来。

中国的改革开放得益于周边国家的积极参与,周边国家也受益于中国发展带来的红利。中国与周边国家不仅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成为了命运共同体。

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在人类发展、消除贫困、应对跨界威胁,以及带动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复苏等诸多方面,功不可没。

(《国际问题研究》2015年第2期)

【注释】

[1]《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发表重要讲话强调: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年12月1日第1版。

[2]王毅:《弘扬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构建合作共赢新型国际关系——在安理会公开辩论会上的发言》,外交部网站,2015年2月24日,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239932.shtm l。

[3]阮宗泽:《中国崛起与东亚国际秩序的转型——共有利益的塑造与拓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95页。

[4]王毅:《2014,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风生水起》,2014年12月31日,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224950.shtml。

[5]王毅:《2014,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风生水起》,2014年12月31日,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224950.shtml。

[6]这六点包括:第一,加强高层沟通和交往,增进战略互信;第二,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处理两国关系;第三,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第四,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第五,在亚太地区开展包容协作;第六,共同应对各种地区和全球性挑战。详见《习近平强调从6个重点方向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新华网,2014年11月12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1/12/c_1113220972.htm。

[7]《习近平同欧洲理事会主席举行会谈》,央广网,2014年3月31日,http://news.cnr.cn/native/gd/201403/t20140331_515197310.shtml。

[8]《习近平:中国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新华网,2014年3月28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3/28/c_119984544.htm。

[9]《深化互利共赢的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新华网,2014年4月2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4/02/c_1110054550.htm。

[10]《习近平出席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网,2014年11月29日,http://news.xinhuanet.com/ttgg/2014-11/29/c_1113457723.htm。

[11]《王毅:正确义利观是中国外交的一面旗帜》,新华网,2014年1月11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4-01/11/c_118923106.htm。

[12]《习近平:志同道合是伙伴求同存异也是伙伴》,中国新闻网,2014年11月9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4/11-09/6763413.shtml。

[13]王毅:《2014,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风生水起》,外交部网站,2014年12月31日,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224950.shtml。

[14]《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九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的发言》,外交部网站,2014年11月15日,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211452.shtml。

[15]《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发表重要讲话强调: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年12月1日第1版。

[16]《APEC授权发布: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中南海会晤,强调要以积水成渊、积土成山的精神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新华网,2014年11月12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4-11/12/c_1113206992.htm。

[17]《国新办发布会:我国对外投资将超过吸引外资》,中国农业新闻网,2015年1月17日,http://www.farmer.com.cn/xwpd/cjxw/201501/t20150117_1007970.htm。

[18]高虎城:《把握世界大势提高开放水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体会》,《求是》,2015年1月15日。

[19]王毅:《弘扬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构建合作共赢新型国际关系——在安理会公开辩论会上的发言》,外交部网站,2015年2月23日,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239932.shtm l。

[20]《李克强在第九届东亚峰会上的发言(全文)》,外交部网站,2014年11月14日,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210824.shtml。

[21]四点共识包括:一、双方确认将遵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和精神,继续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二、双方本着“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就克服影响两国关系政治障碍达成一些共识;三、双方认识到围绕钓鱼岛等东海海域近年来出现的紧张局势存在不同主张,同意通过对话磋商防止局势恶化,建立危机管控机制,避免发生不测事态;四、双方同意利用各种多双边渠道逐步重启政治、外交和安全对话,努力构建政治互信。参见《杨洁篪会见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谷内正太郎,中日就处理和改善中日关系达成四点原则共识》,外交部网站,2014年11月7日,http://www.fmprc.gov.cn/m fa_chn/zyxw_602251/t1208349.shtml。

[22]王毅:《弘扬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构建合作共赢新型国际关系——在安理会公开辩论会上的发言》,外交部网站,2015年2月23日,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239932.sht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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