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去耶鲁大学法学院讲课

美国也好，中国也好，社会精英相当一部分来自名校。去美国名校讲课，让未来的社会精英了解一点中国人的看法，对双方都有好处。中美两国青年之间增加来往，这是对中美关系的未来投资。中美两国青年，特别是青年精英之间的了解加深了，未来的中美关系一定能够发展得更好。

2013年3月与2014年2月我应耶鲁大学法学院葛维宝教授的邀请，两次去耶鲁大学法学院讲中国外交与中美关系。去美国名校讲课，我过去讲过好几次。我的体会是，这件事值得做。美国也好，中国也好，社会精英相当一部分来自名校。去美国名校讲课，让未来社会精英了解一点中国人的看法，对双方都有好处。

葛维宝教授是我2011年1月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第二届中美清洁能源论坛上认识的一位美国朋友。此人是耶鲁大学法学院的著名教授，非常重视美中关系，早在1999年就在耶鲁大学成立了中国法研究中心，并担任中心的主任。他还让他的儿子读英文版的《邓小平文选》，去中国访问，与中国的大学生接触。他认为这样对他儿子的前程大有好处，中美之间能做的事情太多了。葛维宝与中国法律界人士联系很多，他经常来北京与他们举行会晤，进行学术交流。

葛维宝先生领导的中国法研究中心与中国以郑必坚先生为会长的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共同组织过几次中美人士间的对话，效果很好。葛维宝认为，中美关系是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关系到中美两国的前途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葛维宝曾多次邀请我去耶鲁大学讲话，他说:“耶鲁大学是美国的名校，迄今为止出了五位总统:第二十七任总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第三十八任总统杰拉尔德·福特、第四十一任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第四十二任总统比尔·克林顿以及美国第四十三任总统小乔治·沃克·布什。耶鲁大学法学院是美国大学法学院中最有名气的法学院之一，是培养美国政治精英的地方。在法学院学习的学生对中国有兴趣，但很少有中国人来讲中国。我在法学院成立了中国研究小组，学生自愿参加，报名者十分踊跃。我不能全部接受他们，还对他们进行了筛选，让最好的学生参加中国研究小组。美中两国要建立持久稳定的关系，必须重视年轻的政治精英。”

葛维宝的这番讲话对我是很有说服力的。

耶鲁大学成立于1701年，坐落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纽黑文。1701年，以詹姆士·皮尔庞为首的一批公理会传教士说服康涅狄格州政府同意成立一所教会学校，使青年“可以学习艺术和科学……为教会和国家服务”，10位受托管理学校的牧师从他们藏书不多的图书馆里拿出40本书，作为建校的资本。1701年10月，牧师们推举哈佛大学毕业生亚伯拉罕·皮尔逊为第一任校长，正式成立这所教会学校。1707年，第一批18名学生被授予学士学位。开始的时候学校没有校舍，学生分散在康涅狄格州的6个城市学习。1716年，校董事会投票一致同意将学校迁至纽黑文。

1718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高管伊莱休·耶鲁先生向这所教会学校捐赠了9捆总价值562英镑12先令的货物、417本书以及英王乔治一世的肖像和纹章，这对襁褓中的耶鲁简直是雪中送炭。为了感谢耶鲁先生的捐赠，学校正式更名为“耶鲁学院”，它就是今日耶鲁大学的前身。18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耶鲁在伯克利主教、斯泰尔斯牧师、波特校长等人的不懈努力下，逐渐由学院发展为大学。耶鲁大学经过300多年的发展，成为美国最有声望的大学之一，是20世纪50年代成立的由美国八大名校组成的常春藤联盟成员之一。

2013年3月12日上午我从加拿大蒙特利尔飞往纽约。从纽约开车到纽黑文要一个半小时。接我的司机原籍非洲贝宁，我们在车上聊起来。他说，现在去非洲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中国同非洲的合作也在迅速发展。我问他，非洲如何看待中国人?喜不喜欢?他回答说:非洲人对中国既喜欢，又反感。喜欢的是中国人做事情灵活，干事快;反感的是中国的产品质量差，不守信。这位司机对中国人的评论直截了当，可能反映了一定的实际情况。世界对中国的了解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每个走出国门的中国人都要意识到，在外国人眼里你就代表中国。

抵达耶鲁大学后，大雨，葛维宝安排我下榻专门为耶鲁大学服务的一家旅馆，名叫Study Hotel。旅馆的设备很简单，但干净实用。纽黑文是一座大学城，春天来得比北京早，3月中旬迎春花开了，耶鲁大学的校园里到处春意盎然。

12日晚，葛维宝教授邀请我共进晚餐。我来到耶鲁，葛教授非常高兴，他说:“你终于来了!我给你在耶鲁期间安排了很好的日程。13日上午我要带你见耶鲁副校长，校长出差去了。中午出席康州州长的家宴。下午要给我们学生讲话并答问，大约需要一个半小时。讲话结束后与我们中国问题研究小组进行座谈。晚上我选了十几个学生与你共进晚餐。座谈和晚餐中，学生一定会继续向你提出许多问题。你来一趟不容易，我们一定要把你有限的时间用好。”

3月13日上午，葛维宝先陪同我一起去会见耶鲁大学副校长琳达。琳达是一位很干练的职业女性，我们简单寒暄后，她向我表达了一个愿望:耶鲁大学西校区要发展生物制药和医药工业，这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产业。现在中国公司正在走向世界，非常欢迎中国公司到耶鲁大学西校区设立总部。在耶鲁校园里，产、学、研容易结合，而且纽黑文的地理位置很好，靠近纽约，交通方便。我表示愿意向中国的有关企业转达这一信息。

中午我在葛维宝陪同下赴康州州长马洛伊的官邸，在车上葛教授告诉我，之所以安排我去马洛伊州长官邸午餐，有两个原因:一是马洛伊州长在美国政界颇有地位，是拜登副总统的好朋友;二是中美两国在地方政府之间，特别是在州与省之间开展投资合作大有可为。马洛伊州长对此特别积极。美中关系发展的困难有一部分来自美国国会，如果中美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加强了，中国的公司到美国各州去投资，创造就业机会，就会影响美国的参议员、众议员的对华态度，因为他们都对自己选区的民意高度重视。我当即肯定葛维宝的想法，认为这是富有远见的。

抵达州长官邸后，我发现门前升了三面旗帜，迎风招展:美国国旗、中国国旗和康州州旗。走进官邸，马洛伊州长在那里迎候了。他对我的来访表示了热烈的欢迎，随后我们在官邸客厅里坐下，喝点开胃酒，然后就上桌就餐了。

马洛伊州长显然对我的情况有所了解，向我简要介绍了康州未来的发展计划。他强调，康州非常需要外来的直接投资。为了吸引外来投资，康州出台了一些具体的政策，譬如在康州投资50万美元并创造就业，就可以拿到来美国的签证，并取得在美国长期居留的资格。马洛伊特别欢迎中国的大企业到康州来安家落户。

我对马洛伊州长的这番讲话表示赞赏，认为他们的政策对于中美关系的发展十分有利。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大发展，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过去中外合作主要是贸易和外国企业到中国去投资办厂。我们有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们今后仍然欢迎外国企业到中国去投资。与此同时，中国的一批企业正在成长，走向世界是中国一些有实力的企业发展的目标。在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时候，美国是一个重要的投资地。因为美国市场大，技术先进，中美关系三十多年的大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迄今为止，美国对中国的投资存量大约500亿美元，但中国对美国的投资相对要少得多。一批有实力的中国企业到美国来投资办厂，这将会把中美合作推向一个新阶段。确实，中国企业在申请来美国的签证过程中经常遇到些麻烦，康州出台的政策是非常适时的。

我对马洛伊州长邀请我出席家宴表示感谢。我说，我在美国先后住了10年，离开美国后，也经常来美国访问。然而到州长的官邸作客，出席家宴，这还是第一次。我还向他简要介绍了中国当前的经济情况，并告诉他中国企业对走出去的兴趣在上升，中国政府也很支持;州长希望中国企业到康州来安家落户、投资办厂，我将把这一信息转达给我认识的企业家。临别时马洛伊州长对我说:“欢迎吴大使再来。下次来我们一起去中国餐馆就餐。这里的中国餐馆的水平还相当好。”

下午3点半，葛维宝派了他的学生凯蒂·哈德利来接我去法学院。旅馆离法学院很近，走5分钟就到了。凯蒂是小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助理哈德利先生的大女儿，我与哈德利先生认识多年了。凯蒂是工作两年后到法学院来学习的。

抵达法学院后，凯蒂先带我参观。她很自豪地对我介绍说:“耶鲁大学法学院连续15年全美排名第一。法学院每年招收150名学生，竞争激烈。法学院学习三年，学生一般都有本科学历和工作经历。克林顿夫妇都是耶鲁大学法学院毕业的，他们俩就是在法学院图书馆里相识的。”

参观完后，凯蒂带我去葛维宝的办公室。葛教授兴奋地告诉我说，你来讲话很叫座，来听你讲话的不仅有法学院的学生，还有老师。其中就有美国研究中国历史的权威斯潘思教授。

下午4点，葛维宝陪同我来到了会场，果然座无虚席。葛维宝向听众对我做了简要的介绍，随后就请我讲话。我讲话的题目是《世界的变化与中美关系》。

我讲了三个问题:世界的变化，中国的发展，中美关系。

一、世界的变化

今天的世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世界各国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关于世界变化的描述很多，有相同的，也有不同的。我们中国人看问题喜欢从宏观着眼。具体到世界变化，我们要问自己世界最大的变化是什么?统领一切的变化是什么?我不知道你们对这个问题作何想法。我认为，世界最大的变化就是时代主题变了。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主题，这是由当时世界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和主要矛盾所决定的。20世纪很长的时间里时代主题是战争与革命，20世纪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中国革命以及战后在许多国家爆发的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特别是到了20世纪末叶，时代的主题逐渐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

我们中国人是非常重视时代主题的。在世界处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我们起来革命，争取中国的独立与解放。我们取得了胜利，其标志是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当时代主题发生变化后，我们把发展，把经济建设作为政府的中心工作，迎来了中国的大发展。

时代主题变了对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两极体制寿终正寝。1991年全球GDP为23万亿美元，2012年上升到71万亿美元，在短短的21年里增长了两倍多。这在人类经济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就是时代主题变化带来的结果。

随着时代主题的变化，一批发展中国家在崛起，特别是在亚洲出现了一些新兴大国，中国、印度、印尼就是这样的国家。亚洲的崛起拉动着国际关系的重心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这大概是几百年来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变化。过去几百年，国际关系的重心在大西洋，在欧洲和美国。亚洲曾经对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过重大贡献，但毋庸讳言，在近代由于大家所知道的原因，我们大大落后了。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洲经过五个浪潮在崛起:日本、亚洲四小龙(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东南亚国家联盟、中国、印度。中国和印度加入了亚洲崛起的大潮后，使亚洲崛起的势头大大增强。1960年亚洲的GDP仅占全球的10%，现在上升到接近30%，估计在20年或30年之后可能会占到全球GDP的一半。

在世界大变化的背景下，科技进步，经济发展，我们正处在三大革命的前夜:新的能源革命、新的产业革命、新的生活方式革命。

新的能源革命是指工业革命以来，在欧美国家的带动下，世界大量使用化石能源，推动了人类物质文明的迅速进步。今天的情况变了，随着一批新兴大国的崛起，对能源的需求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崛起的时候，人口数量有限，开始只有几千万人。但是，今天当一批新兴大国崛起的时候，情况就很不一样了。因为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加在一起，大约接近世界人口的一半。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占世界人口一半的国家崛起的先例。这么多国家崛起要消耗大量的能源。世界上的化石能源贮量是有限的，而不是无限的。更令人忧虑的是，由于人类的活动向大气排放了大量的温室气体，气候正在发生变化，已经接近了极限，我们的地球母亲已经很难继续承受了。一场新的能源革命蓄势待发，人类必须转向可再生能源: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核能等。

新的产业革命是新的能源革命和互联网的出现催生的。美国、欧洲、日本和中国等都制定了迎接新的产业革命的措施。

新的生活方式的革命是世界大变化带来的必然结果。今天的世界，人们富裕起来，所采取的生活方式是发达国家创造的。像你们美国，人们富起来要开大汽车，住大房子，消耗大量的能源。如果把美国的生活方式移植到中国，中国的人口大约是美国的4倍，那再有两个地球的资源也不够用。这就迫使人类必须改变旧的生活方式，来一场革命，走向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上述变化可能是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变化。这些变化远远没有完成，全世界正处在一个变化的过程中。

二、中国的发展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举行了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得到全党的拥护。这个方针后来被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接受，成为中国政府行动的方针。

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绝非偶然。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们学习苏联采取了计划经济的模式。我们以为这么大的国家，一切都可以按计划来进行。计划由北京制定，全国执行。连农民该种什么东西也都由北京来决定。我们以为这样可以使全中国人民同时、以同一种方式富裕起来。近30年的实践告诉我们，这是乌托邦。

在分配制度上我们采取了平均主义，也就是说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中国人是很勤劳的，但平均主义大大挫伤了中国人对劳动的积极性。其结果是东西越来越少，票证越来越多。凭票购买各种生活必需品，成了中国人很长一段时期的生活方式。

1971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我是第一批来到美国纽约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的人员之一。我们来美国之前，学习列宁的论述，说帝国主义“腐朽、垂死、寄生”。我当时对这些说法是笃信不移的。来到纽约以后，到处一看，特别是看到美国的市场商品如此丰富，没有一点“垂死”的迹象。

1978年，中国采取了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后，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78年中国的GDP总量为1481亿美元，人均152美元。2012年中国GDP为8.23万亿美元，人均6078美元。1978年中国的GDP在全球排名第九，2010年上升到第二位。

这些数字是枯燥的，让我讲一讲我的亲身体会吧。1978年以前的中国，没有票证是很难生存下去的。你到饭店去吃饭，光有钱不行，必须得有粮票，否则人家不卖给你。1971年我来到美国后，看到你们的超市我非常羡慕。我心里想，有生之年看不到中国出现类似的超市。我这个估计错了。今天，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各种票证统统没有了。你到中国去看看超市，大概和美国的超市、欧洲的超市、日本的超市没有太大差别。这个变化太大了。

三、中美关系

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中美关系经历了一个十分曲折的历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两国是盟国，共同与日本军国主义作战，并战胜了日本军国主义。但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的政策，不承认新中国，中美两国对峙了22年。我们双方在朝鲜打了一仗，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朝鲜战争结束后，又来了越南战争。你们知道中国派了军队去越南，同越南人民一道同你们作战的。战争的代价总是沉重的，最后你们从越南撤走了。

1971年7月，尼克松总统派基辛格博士访问中国。1972年2月，在中美还没有建交的情况下，尼克松总统毅然决然访问中国，结束了中美尖锐对峙的局面。1979年1月1日，中美建立了外交关系。

二是中美关系大发展给双方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自基辛格博士1971年访问中国以来，42年过去了。42年在人类历史上不过是短暂的一瞬间，但这42年却见证了中美关系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我1971年第一次来美国纽约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时，两国之间的贸易额只有区区500万美元，2012年发展到4846亿美元。1971年中国大陆在美国没有留学生，现在却有几十万的留学生。1971年美国没有中国大陆来的旅游者，两国人员往来屈指可数。现在每年400万美国人和中国人飞越太平洋，来往于中美两国之间。这么快的发展，就连当时对中美关系前景最乐观的人也没有预料到。是什么力量推动中美合作如此迅速地发展?是双方的共同利益。特别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后，中国迅速崛起，为中美合作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取得的成果是喜人的。

三是中美关系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

中美关系40多年的大发展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随着中国的崛起，中美之间的摩擦、矛盾、分歧在增多。特别是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很多人都预言中美两国必将重蹈昔日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走向冲突与战争的覆辙。你们的学者米尔斯海默就预言中美必有一战。中国也有人持这样的看法。

说中美关系来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是因为一方面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大，相互依存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深。另一方面，中美之间所面临的矛盾、摩擦和分歧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之凸显。中美关系向何处去?这成为摆在中美两国面前的一个大问题，也是世界上许多人关注的一个大问题。我以为中美关系只能前进，不能后退，这是中美两国共同利益所在，也是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的需要。

如何推进中美关系健康、持续、稳定地向前发展?我有以下几点看法:

一是大力发展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美国有美国的利益，中国有中国的利益。二者之间的利益有相左之处，也有许多汇合之处。应当在中美利益汇合点的基础上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构建不同种类、不同领域的利益共同体。这些共同体构建之后带来的结果是，中美共同利益不断扩大，中美关系的基础就会越来越牢固。这样我们对中美关系的前途才更有信心，我们才能够更妥善地处理相互之间的分歧。

二是妥善处理中美之间的分歧。妥善处理包含三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是必须认识到中美之间存在着分歧，这是必然的，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因为中美两国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政治制度。中美之间现在有分歧，可能过100年之后还会有分歧。从本质上看，这是由文化的多样性所决定的。

第二层含义是我们必须坚持中美之间的分歧只能通过对话磋商来处理，因为对话、磋商是处理中美这两个大国之间分歧最好的办法。当然，我们在处理分歧时，必须进行全面的分析，要看到哪些分歧是今天能够解决的，哪些分歧是明天才能解决的，哪些分歧是要到后天才能解决的。我们要集中解决今天能够解决的分歧，把明天、后天才能解决的分歧留给后人去处理。这就是智慧。

第三层含义是不能让分歧妨碍两国共同利益的发展。既然中美之间出现分歧是必然的，所以就不能把解决分歧作为两国发展关系的前提，那样不仅解决不了，而且会损害两国已有的合作。

总之，我对中美关系的前途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因为中美关系的近代史告诉我们，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我们要避免做那些斗则俱伤的事情。

另外，中美关系在逐渐走向成熟。自1971年以来，美国经历了八任总统，中国经历了五代领导人。领导人的变化没有影响中美关系沿着正确的轨道向前推进，这就说明发展中美关系在两国的精英层中都有着共识，这是很可贵的。我们必须坚持这种共识。

我讲了大约45分钟，讲话结束后没有休息，立即进入答问阶段。我知道美国学生是非常喜欢提问的，提问多说明对你的讲话有兴趣，愿意深究，必须留给他们足够的时间。

我讲话之后，在大会上回答了9个问题，在小组座谈会上回答了6个问题，在晚餐会上回答了10个问题，加起来一共25个问题。你不能不佩服这批学生的水平，他们有些问题问得很到位。我对他们的提问根据不同的情况，有的回答长一点，有的就回答几句话。

有一个学生问我:“每一个领导人都有自己的风格，习近平的领导风格是什么?他能够领导中国应对面临的挑战吗?”

我是这样回答他的:

习近平先生是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当然各人有各人的风格，每个人的风格是由他的经历和品格造就的。习近平先生的经历很丰富。他出生于1953年，1962年的时候他的父亲习仲勋先生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这件事对他打击很大，当时他年仅9岁。“文化大革命”中，由于父亲的关系，他不能参加红卫兵，被打成“黑五类”。1969年到1975年，他在延安的农村里劳动了七年，接受“再教育”。这段时间他来到中国社会的最底层，了解中国农民的疾苦。1975年到1979年他在清华大学化工系学习了四年。此后，他先后担任过县委书记、市长、副省长、省长、省委书记。这些经历说明习近平先生对中国的社会有很深的了解。

我本人与习近平先生有过两次直接的接触。一次是在2006年，他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的时候，浙江省邀请我去为他们厅局级以上的领导300余人做一次国际形势的讲话。我讲话、接受提问共历时三小时，习近平先生和省长吕祖善一直坐在下面听。中午习近平书记和吕祖善省长请我和我的夫人共进午餐，谈得很好。

第二次是2007年习近平调任上海市委书记后，当时上海一项重要的工作是筹办2010年世博会。我参加了申办2010年世博会全过程的工作，从2003年到2007年底我担任国际展览局主席，所以对世博会的情况比较了解。习近平先生当时请我专程去上海和他共进晚餐，要我介绍世博会的情况。我记得他当时听得很认真。我讲话的时候他停下来不吃饭了，我觉得很不好意思，我请他一边吃一边听。这两件事情给我的印象是，他是愿意学习并且善于学习的人。

2012年11月他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他担任总书记之后，狠抓反腐败斗争。中国过去几十年经济发展很快，但腐败成了一个关系中国共产党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他狠抓反腐，这一点是很得民心的。

还有一个同学问:民族主义有时可以用来转移民众对国内问题的关注，这对于政治家来讲是一种诱惑，中国新领导能够抵挡这种诱惑吗?

我是这样回答他的:

民族主义包含两个内容。一是热爱自己的国家，这个没有什么错。全世界各国人民都热爱自己的国家。二是排斥他国，认为自己最好。这是非常错误的。中国过去30多年的大发展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改革开放，与世界进行合作。民族主义排斥他人，就是反对开放。而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中国的基本国策。我们对民族主义是保持警惕的。

与中国问题研究小组的座谈会和晚餐会，我们的交流很轻松、很开放也很深入。在晚餐会上，有一位学生问我:如何看待民主和人权?因为美国和中国经常就此吵架，对此有何看法?

我是这样回答他们的:

我们是赞成民主和人权的。保障人权写进了中国的宪法。中国的目标是要把中国建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民主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然而，各国实现民主的方式和速度不一样，这是由各国的国情决定的。

拿美国来说，你们1776年取得独立，请问你们当时实行的是什么制度?并非是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当时能够参加投票的人只占美国总人口很少的一部分。因为妇女、黑奴、不纳税的人没有投票权。美国妇女什么时候才取得选举权的?那是1920年。至于美国黑人的民权，那是到20世纪60年代才逐步实现的。我们都记得马丁·路德·金1963年8月28日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前的那篇令人震撼的讲话——《我有一个梦想》。他那篇讲话就是因为美国黑人不能像白人一样享受平等权利所发出的呐喊，他的梦想就是有一天黑人能够享受同样的权利。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可能到今天也没有完全解决。我看到一个材料，说美国约有六分之一的年龄在24岁至54岁的黑人男子，总数约150万人，要么早逝，要么被关进监狱。这个数字听了是很可怕的。我讲这些话，并非是要使你们难堪，而是讲一个事实。民主是大家追求的目标，但是实现民主的方式和速度是由各国国情所决定的。由外来的力量强加，大概是不会成功的。

2003年美国打了伊拉克，当时小布什总统有一个雄心勃勃的“大中东民主计划”，想把中东地区改造成美国式的民主。我当时就觉得不可能，一定会失败。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东情况，“大中东民主计划”成功了吗?

至于人权，这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我在1996年到1998年出席过三届人权委员会，并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当时人权委员会共有53个成员国。我发现在人权委员会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人权问题上强调的重点不一样。发达国家重视政治、公民权利，发展中国家重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在人权领域有两个著名公约，一个是《政治与公民权利公约》，一个是《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公约》。中国两个公约都签署了，而美国迄今为止仅签署了《政治与公民权利公约》。

我强调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你们可能不完全理解。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人权首先是要吃饱肚子。这个你们这样的发达国家可能没有体会。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大发展，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大约使6亿人脱贫。脱贫是什么含义?脱贫就意味着摆脱了饥饿的危机，这是很了不起的。6亿人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摆脱了饥饿，在人类发展史上是不多见的。

到了晚上9点钟，葛维宝教授发话了:“同学们，吴大使同你们在一起度过了5个小时，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是不是结束，让吴大使回饭店休息吧?”

我第二次去耶鲁大学法学院讲话是2014年2月。当时我率领一个小组去同美方人士对话，也是由葛维宝教授安排的。他希望我去华盛顿前再去一次耶鲁大学。我同意了他的意见。

我于2月25日再次来到耶鲁大学。26日上午我参观了耶鲁大学博物馆，这是由耶鲁大学一位校友捐助的，而且捐助者提出博物馆要免费开放。博物馆馆藏文物之多、品位之高完全出乎我的预料。有梵高、莫奈的画，这些画在拍卖市场上价格都非常昂贵。有来自世界各国的文物。我看了之后很有感触，耶鲁大学的学生是如此幸运，他们在校园的博物馆里就能看到世界各国的文化瑰宝，受到不同文明的熏陶。

26日中午，葛维宝安排我和美国耶鲁大学的著名经济学家罗奇共进午餐。罗奇是中国人比较熟悉的一位美国经济学家，他经常访问中国，会见中国的领导人。我国领导人也很愿意听取他有关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看法。他在中国也经常出席各种论坛，在大学里发表演说。2014年国际上对中国经济各种悲观论调增多，罗奇对我说，他不赞成这些悲观论调，他相信中国经济能克服眼前的各种困难。他认为中美今后的合作领域会十分广阔，特别是服务业。他估计到2025年，中国的服务业市场总值大约有12万亿美元。

下午我再次去耶鲁大学法学院的礼堂发表演讲。这次同上次一样座无虚席。演讲后接受提问，与公众的交流结束后，先后与中国研究小组座谈并与学生们共进晚餐。中国话说“一回生二回熟”。与学生们第二次见面时，他们问了更多的问题。他们特别问我:如何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大使?

我是这样回答他们的:

大使是国家元首的代表，驻在国对大使是非常重视的。大使的主要任务就是推动两国合作与交流，出现分歧的时候能够妥善处理。为此必须了解本国和外国双方，特别是了解双方的领导人。这样你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我上面讲的都是原则，比较抽象。我给大家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我在担任中国驻法国大使期间，成功地安排了江泽民主席和希拉克总统互访对方的故乡。这是新中国外交史上的第一次。这件事在中法两国影响都很大。

1998年11月，我到法国担任第八任中国驻法国大使。12月我向希拉克总统递交国书，总统与我谈了45分钟，这是异乎寻常的。希拉克提出邀请江泽民主席1999年访问法国，我把希拉克的邀请向国内转达后，国内迟迟没有回复。一了解，原来1994年江泽民主席访问了法国，五年内再次访问法国，国内一般没有这种安排。

1999年3月，我到希拉克的故乡科雷兹省访问，受到很好的接待。回巴黎后，总统身边的人对我去科雷兹反应很好，他们认为这可能是我为1999年江泽民主席访问法国去科雷兹探路。法方进而向我表示，如果1999年江泽民主席访问法国时去希拉克总统的故乡科雷兹省，那么2000年希拉克总统访问中国时将去扬州。我把法方的意图向北京报告，但是北京没有答复。

当出现上述情况时，作为大使我问自己两个问题:一是这件事情值不值得做?二是这件事做不做得成?我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值得做。因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说到底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元首间的关系对于两国关系的发展至关重要。至于能否做得成，这就需要大使作出一个判断。中国有句古话:“不为不可成。”意思是要想做事一定是能够做成的事，做不成的不要去白费力气，到头来自己也感觉很不好。我当时考虑再三，我的判断是这件事情能够做成。

这件事情能够做成需要双方都很愿意才行。法方已经提出了这样的建议，说明希拉克愿意。我需要判断的是江泽民主席愿不愿意。我考虑再三，觉得江泽民主席可能也愿意。我的根据是1993年11月，江泽民主席访问西雅图，要参观波音公司。在安排日程时，江泽民主席告诉外交部，他想在参观波音公司后访问一个工人家庭。江泽民主席还强调说:“搞外交要有人情味。”这件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江泽民主席去波音公司访问工人家庭时，我在现场，因为许多记者要采访此事。我见江泽民主席会见这对工人夫妇和他们的孩子时，还专门拿出他孙子的照片，对方看了很感动。重视家庭是很多国家人民的共同感情。江泽民主席和希拉克互访对方的故乡，这就很有人情味。所以我估计这个建议报回国内，江泽民主席最后是会同意的。

1999年4月初，我回国述职，去中南海见钱其琛副总理，向他报告了我在法国的工作，还专门谈了中法两国元首互访对方故乡的事情。听我汇报时他频频点头，最后说:“你们写报告吧。”最后，两国元首互访了对方的故乡，谈得非常好。一般国家元首访问，与对方元首在一起的时间不过是三四个小时。江泽民主席访问科雷兹，希拉克全程陪同，一起吃早饭、吃午饭、吃晚饭。两位领导人在一起的时间大约有16个小时，是一般国事访问的四倍到五倍。2000年10月，希拉克总统访问中国先从扬州开始，江泽民主席提前回到扬州，全程陪同希拉克，也是和他一起吃早饭、吃午饭、吃晚饭，一同参观。两国元首相互了解了，关系加深了，对两国合作的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我两次同耶鲁大学法学院青年人的交流是很愉快的，发现他们确实很聪明，知识面广，多数人意识形态色彩不浓。我讲中国的情况他们愿意听，而且还频频点头。

葛维宝对我两次去耶鲁大学讲话很高兴，一再对我说:“学生很喜欢你，现在看来安排你来讲话晚了，你早就应当来了。”他还主张中美两国青年精英之间要开展交流，这是很有道理的。习近平主席多次会见奥巴马总统时，双方都强调要扩大两国青年人之间的交流。

中美两国青年之间增加来往，这是对中美关系的未来投资。中美两国青年，特别是青年精英之间的了解加深了，未来的中美关系一定能够发展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