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巴黎参加电视辩论会

我这次去巴黎是应法国雇主协会的邀请，参加在法国高等商业学院举行的夏季大学电视辩论会。法国的政党、团体往往在夏季结束的时候举办一到两天的“夏季大学”，讨论当前的形势和面临的大问题，大家交流看法，以明确上班后的工作方向。

2014年8月27日凌晨，我乘法航班机飞往巴黎。这个班机的好处是上飞机就可以睡觉。飞机于27日北京时间凌晨1点从北京出发，飞行9个多小时，由于北京与巴黎时差6个小时，飞机于巴黎时间27日早晨5点钟飞抵戴高乐机场。我这次来巴黎出差时间是最短的，27日凌晨到，28日下午3点就乘法航班机回国，总共在巴黎停留32小时。时间虽短，但很有意思。

我这次去巴黎是应法国雇主协会的邀请，参加于27日傍晚在法国高等商业学院举行的夏季大学电视辩论会。我在巴黎工作期间也参加过几次电视辩论会，但出席雇主协会的夏季大学电视辩论会，这还是第一次。

法国雇主协会成立于1920年，1998年改名为“法兰西企业运动”(Mouvement des entreprises de France)。会员有80万人，其中雇工人数低于50人的中小企业占了90%，雇用员工1300万人。

我在法国工作了大约5年时间，深感法国工人和雇主都组织得很好。参加工会的工人不到工人总数的5%，但是法国工会的势力很强大，经常发动罢工，对雇主和政府形成很大压力。法国雇主协会组织得也很好，法兰西企业运动在巴黎和外省的工作人员大约有7000多人，是法国政坛上一支活跃的力量。

从1998年起，雇主协会开始举办夏季大学。夏季大学也是法国特有的。法国的政党、团体往往在夏季结束的时候举办一到两天的“夏季大学”，讨论当前的形势和面临的大问题，大家交流看法，以明确上班后的工作方向。

本届法兰西企业运动举办的夏季大学已经是第十七届了，主题是“在一个变化的世界上，法国要取胜”。今年的夏季大学特别引人注目，因为8月27日下午夏季大学开幕的时候，法国总理瓦尔斯将出席并发表讲话。

瓦尔斯是法国社会党的新秀，1962年出生，先后给两任法国社会党总理罗卡尔和若斯潘当过顾问。媒体说罗卡尔对瓦尔斯的影响较大。罗卡尔是法国社会党里一位很有能力的元老，1988年至1991年担任法国政府总理，熟悉经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我在2007年11月同他有一次长谈。罗卡尔当时就预言世界经济可能出大问题，爆发危机。我听了有些半信半疑，心想你怎么能算得这么准。但危机爆发后，再回忆他当时与我的谈话，感到罗卡尔对世界经济的研究确实是很深的。

2012年5月，社会党候选人奥朗德在法国总统选举中获胜。在奥朗德第一届政府中，瓦尔斯担任内政部部长。2012年至2014年法国的经济越来越不景气，失业率在上升，法国人对于政府未能推动经济复苏感到十分不满。在公众的压力下，2014年3月31日，奥朗德改组政府，上任不到两年的埃罗总理下台，马努埃尔·瓦尔斯接任总理。

法国各界对瓦尔斯担任总理反映颇佳，认为在法国经济十分困难时，选这样一位能人担任总理，显然有助于法国经济的复苏。但是法国新政府内部对如何推动法国经济增长，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我起程前几天，法国经济部部长蒙特布尔公开发表讲话，批评奥朗德政府的经济政策。奥朗德和瓦尔斯大为恼火，认为蒙特布尔越过了“黄线”，做得太过分了。8月26日，奥朗德改组了政府，撤换了蒙特布尔，任命他身边的经济顾问、36岁的银行家马克隆接任经济部部长。8月27日上午，改组后的新政府首次举行内阁会议。下午，瓦尔斯就来法兰西企业运动夏季大学发表演说。这件事情当然在法国成了头条新闻。

我出席电视辩论也好，外出讲话也好，一般都选择早一点到达会场。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感受到会场的氛围。我准备公众场合的讲话总是要准备到最后一分钟，了解会场的氛围，了解会场的最新动向，对调整我讲话的内容、语气和分寸大有好处。

我在8月27日下午两点十分抵达夏季大学的会场巴黎高等商业学院。这是法国培养经济界人士的最高学府，有着悠久的历史。该校1881年由巴黎工商会建立，开始主要是培养会计，后来逐渐演变为培养经济管理人才。法国大学一般都设在大城市的中心地带，巴黎高等商业学院原来也在市区。1964年巴黎高等商业学院接受了美国人在大城市郊区建大学的办法，在离巴黎市中心大约20公里的郊区建了新校园。举行奠基仪式时，时任法国总统的戴高乐将军出席。我在巴黎担任驻法大使期间，曾经到巴黎高等商业学院讲课，介绍中国经济改革的情况。

我来到会场，会场入口处两旁黑压压的人群，大约有几百名记者在那里等候瓦尔斯总理的到来。

我到了会场之后，工作人员把我领到会场第一排专门给外国使节留的座位入座。这次与会者有几千人，巴黎高等商业学院没有很大的会场，所以会场设在草坪上，临时搭了一个可以容纳2000人的巨大帐篷。

我到达会场时，法兰西企业运动主席加塔兹正在发表演说。加塔兹是2013年就任法国雇主协会主席的，我并不认识他。在台上，加塔兹的身旁，立着一块巨幅木板，上面画了一棵“改革之树”，说明需要进行哪些改革，改革将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实。这个场景很有新意。1998年至2003年，我在法国期间，深感法国人和中国人对改革的态度不一样。中国人欢迎改革，法国人怕改革，怕他们的既得利益受到影响。而今天，法兰西企业运动的夏季大学却在公开呼吁改革。目睹此情此景，我感到改革之风正在吹遍全球。邓小平36年前就提出了改革，中国人占了改革的先机啊!

加塔兹讲话嗓门很大，很有激情，强烈呼吁法国需要改革。他说法国失业的人数已经到了340万人，失业率上升到了两位数，情况非常危急。法国企业的税赋过重，政府管得太多，对企业的约束太多。他认为法国只有通过改革才能走出目前的困境。这篇呼吁改革的讲话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

加塔兹讲话后告诉听众，他现在要到校门口迎接瓦尔斯总理。过了几分钟，瓦尔斯总理在加塔兹等人的陪同下进入会场。听众起立鼓掌，表示欢迎。

加塔兹主席没有发表冗长的讲话来介绍瓦尔斯总理，只是对他表示了感谢，随即邀请他发表讲话。

瓦尔斯总理讲话历时45分钟，不断被掌声打断。他一反过去社会党批评雇主的论调，在会上公开宣称:“我喜欢企业，法兰西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你们，没有雇主就没有就业。”他还强调:“必须摆脱陈旧的观念，把工会和雇主对立起来是荒唐的。”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南欧的欧盟成员国，公共开支过大，债台高筑，远远超过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财政赤字不得超过GDP的3%，政府债务总额不得超过GDP的60%的上限。针对这种状况，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欧盟内极力主张采取紧缩政策，削减公共开支，减少公共债务。默克尔的主张显然是正确的。在危机的形势下，如果再不削减公共开支，再不减少政府的公共债务，危机只会进一步加剧。但是默克尔的主张却遭到欧盟各国工会组织和民众的强烈反对，法国也不例外。法德联盟是欧洲建设的核心，如果法德关系出了问题，欧洲建设的进程就会大受影响。针对这种状况，瓦尔斯在讲话中还特别指出，欧洲建设需要法国和德国加强合作，也强调法国需要改革。

这篇讲话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讲话结束后，全场起立鼓掌。瓦尔斯总理走下讲台，和前排就座的几位大使握手，也包括我。

与会的法国人反映说总理这篇讲话，标志着法国奥朗德政府同党内的左翼决裂。

听完瓦尔斯总理的讲话后，我和法中委员会副主席钱法仁共同主持了中法企业家的会晤。中国企业代表团是由国资委组织的，包括七个行业的十一位企业家。法国一些与中国长期合作的大企业也派代表来参加这次会晤，与会的中法企业家总共大约有30人。

在出席中法企业家会晤前，我和钱法仁先生专门进行了沟通，讨论如何使这次企业家的会晤更有成效。我们一致认为，介绍双方与会的企业家要尽可能简短，因为个人的情况在发给双方的小册子上都有。我们还认为，如果这种会晤双方在会场上都念一通稿子，讲一些对方知道的情况，会晤就没有意思了。会晤的价值，贵在交流，通过交流来发现中法企业合作新的机遇。为此，双方的发言不要“穿靴戴帽”，不要讲套话，而是开门见山，直奔主题。

在这次会晤的开头，钱法仁先生和我都讲了这个意思，得到与会双方企业家的认同。这次企业家会晤的时间虽然只有一个半小时，但双方均认为有收获。

会议的组织者要我来主持这个会议，我知道主持人的位置非常特殊，既要把会议引导好，同时自己需要什么信息也可以让与会者提供，会议的主持者可以随时发言。我不是企业家，而是退休的外交官，我的视野与企业家不大一样。我在会上向大家提供了两点信息:

一是中法合作参与非洲发展大有可为。今天中国的企业开始走向非洲，但中国人对非洲的了解不多，也不大懂得如何克服跨文化交流的障碍。所以中国企业在非洲有成功的，但失败的也不少。法国经济上有自身的优势，而且在非洲经营了几百年，对非洲的了解比中国人深得多，也懂得如何同非洲人打交道。

我当年在法国工作时，就接到中国政府的明确指示，要求探索法国、中国、非洲三方在非洲的合作。迄今为止，已经有一些三边合作成功的案例。三边合作是一个新事物，但很有生命力。因为法、非、中三方各有各的优势，把三方的优势结合在一起，一定能够取得良好的效果。

二是中法货币合作有巨大潜力。法国是欧元区成员国，欧元的问世是欧洲建设中的一大创举。与此同时，人民币也在走向世界，我们正在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毋庸讳言，今天的世界仍然是美元主导的世界，我们在从事国际贸易的时候都用美元计价。然而，与此同时也必须看到，美元的霸权也给欧洲和中国带来一些麻烦。

2014年6月30日，因涉嫌违反美国对苏丹、伊朗和利比亚等国的制裁令，法国第一大银行——法国巴黎银行被美国当局处以89.7亿美元的天价罚款。而法国巴黎银行2013年全年税前获利才约为82亿欧元(约合112亿美元)。最初，美国当局开出的罚单金额高达100亿美元，后来奥朗德总统亲自出面说情，才有所减少。该罚金将创下欧资银行迄今因违反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制裁规定，而被处以罚款的最高纪录。彭博社分析认为，本次罚金有可能导致巴黎银行客户流失，并重创其招募新人和留住美国员工的能力。

中国和法国都是外交上有很强独立性的国家，都不愿意受制于人，这是双方的共同点，也为双方开展货币领域的合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如果我们今后更多地开展以欧元计价和以人民币计价的业务，这样美元的霸权就难以对我们逞凶了。

法国人晚饭吃得很晚，这次夏季大学安排晚餐是晚上9点钟开始。晚餐之前，从6点到8点是这次夏季大学的重头戏——电视辩论。主题是“充分就业是可能的”。这是法国当前的热门话题，因为失业率上升。官方宣布失业人数为340万人，而《费加罗报》估计实际失业人数超过500万人。电视辩论分两场进行，6点至7点第一场，7点至8点第二场。两场均由商业电视台BFM Business的总编舍夫黎蓉主持，此人是法国电视媒体中的大腕，能言善辩。参加这两场辩论的，有一些重量级人物。如法国前总理朱佩，他是2017年总统选举的热门候选人。他出现在夏季大学会场时被记者紧追不放，拍了很多照片，还不时向他发问。参加这次电视辩论的有企业运动雇主组织的主席加塔兹，著名经济学家科恩，法国雇主协会副主席凯斯莱尔，还有几位法国著名的企业家和我，我是参加这次电视辩论唯一的外国人。

第一场辩论的重点是讨论瓦尔斯总理的讲话。主持人向朱佩提出了两个很有新闻价值的问题:一是朱佩对于瓦尔斯今天下午的讲话有何评论?二是如果奥朗德下一步遇到更大的困难，邀请朱佩出来当总理，实行法国左右翼两大政党的共治，朱佩做何反应?

朱佩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可想而知的，他作为法国右翼政党的头面人物，当然不会出面赞扬瓦尔斯的讲话。他讲话的核心，可以概括为我们中国人说的“听其言，观其行”。朱佩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就更有意思了，他毫不含糊地说:如果邀请他现在出来担任总理，这个邀请没有吸引力。

法国政界的斗争是相当严酷的，朱佩这番话的含义显然是不愿为奥朗德政府做嫁衣裳，而是等待下届总统大选后，重新执政，来收拾残局。

我参加的是第二场辩论，两场辩论中间仅间隔1分钟，电视台插播一些广告。参加第二场辩论的有法国前总理朱佩、法国雇主协会副主席凯斯莱尔、阿德科公司总裁德马塞奈尔和我。

主持人要凯斯莱尔首先发言。凯斯莱尔是法中委员会前任主席，是法国的一位大企业家，很善于演说，讲话有煽动性。他第一个发言，听众都很有期待。凯斯莱尔准备这篇发言是煞费苦心的，上台时带了厚厚的一大本法国著名寓言诗人拉封丹的寓言集。他的发言不是念拉封丹的寓言，而是念他模仿拉封丹的体裁写的一篇讽刺法国实行35小时工作制的寓言。他一口气念了6页纸的发言，这篇讲话很有特色，不断在会场上引起一阵阵的笑声和掌声。

凯斯莱尔发言后，主持人问他，写这篇讲话花了多长时间，他回答说在暑假期间花了一周时间来撰写这篇发言。随后，主持人要我评论凯斯莱尔这篇讲话，我回答说:“我们中国人喜爱拉封丹的寓言，我们赞赏古老的智慧。”我的简短回答却博得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第二场辩论的中心是讨论法国的失业问题。朱佩做了一个长篇发言，介绍了法国在经济领域的强项，诸如科技创新能力强，有一批优秀的大企业，中小企业很有活力，等等。他认为只要发挥法国经济中的优势，就能解决就业问题。在他讲话之后，主持人请我发言，我是这样讲的:

朱佩总理讲了法国的长处，我完全赞成。我在法国工作期间对法国的长处深有体会。任何国家都有其长处和短处，我认为法国的失业问题也与法国的短处有关。

我1998年11月来法国工作，在法国前后工作了5年时间。法国若斯潘政府1998年提出把每周工作时间从39小时减为35小时的方案。后来议会制定了法律，每周工作35小时。我在法国期间接待了很多来自中国的代表团，向他们介绍了35小时工作制，来访的中国代表团对此都不以为然。劳动是创造财富的源泉，你把劳动减少了，还要享受更多的财富，这二者不是矛盾吗?35小时工作制还涉及一个如何看待劳动的问题。如果把劳动看成一种负担，越少越好，这样就带来严重的后果，那就是不鼓励劳动，而是鼓励懒惰。不鼓励劳动，鼓励懒惰，社会如何前进?(听众报以热烈的掌声)

全球化使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十分激烈。法国实行每周35小时工作制，使劳动成本上升，产品的价格也随之上升，法国产品的竞争能力下降。

瓦尔斯总理今天下午强调，法兰西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需要企业家。这说明法国政府今天认识到企业家的重要性。我们中国在这方面有过一段曲折的经历。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成就巨大，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我们对企业家的态度有了根本的变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很长的时间里企业家被视为资本家、剥削者、坏人，是要消灭的对象、打倒的对象，把他们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样的结果是什么?中国经济成为一种短缺经济，商品越来越少，票证越来越多。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的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实行改革开放。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本人出面宴请五位工商业界的代表人士吃饭，鼓励他们重操旧业、办公司。企业家被视为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力量。

邓小平的上述行动，反映出我们对于企业家的认识和态度有了重大变化。这是对生产力极大的解放。35年来涌现出大批的企业家，中国现在有1250万家企业，4300万家个体工商户。没有他们，中国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35年前中国没有民营经济，今天民营经济总量占到中国经济总量的65%，创造75%的就业机会，提供占全国税收总量60%的税收。(我上述这段发言，多次被长时间的掌声打断)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平均主义的问题。在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前，我们搞的计划经济本质上是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都一个样”。这样一来，就把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劳动热情完全扼杀了，我们为此吃了大苦头。大家都说中国的改革很成功，中国经济大发展。重要原因之一是，邓小平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们打破了大锅饭，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平均主义。

平均主义是与民粹主义相联系的。以社会公正的名义搞平均主义，在选举中能多得选票，这有很大的吸引力。(听众对上述这番讲话也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随后四人的电视辩论集中在讨论法国社会保障体制，企业家们肯定了社会保障体制的作用，同时也揭露了其弊病，主张进行改革。朱佩发言也赞成改革。主持人再次邀请我发言，我说:

中国也正在建立社会保障体制，我们研究国外的经验，包括法国、德国的经验。我们意识到，社会保障体制必须同本国的国力相适应。如果太丰厚了，那就很难持续。我们目前建立的社会保障体制基本上还是低水平的。

今天，大家都赞成对社会保障体制进行改革。然而改革是不容易的。两年前，我曾经会见了德国的前总理施罗德。我问他，为什么德国的经济在金融危机中表现如此之好?施的回答是:“那是因为2003年我担任德国总理时，对德国的福利制度进行了改革。我认为福利制度如果太丰厚的话，很难长久持续。我把改革福利制度作为‘2010年议程’的一部分。改革是改了，但是大选中我败北了。”在欧洲，谁改革谁下台。这就是今天欧洲的现实。

在今天的讨论中，大家都赞同改革，然而我的问题是政治家有勇气来进行改革吗?(听众的掌声长达2分钟)

主持人听了我的发言后，把目光转向朱佩，问他有勇气进行改革吗?朱佩不得不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他说:“如果现在说我有勇气进行改革，你们可能不一定会相信。但是如果法国人把我选上台了，大家会看到我是会进行改革的。”

朱佩的上述回答，引来了主持人评论，她说:“吴大使的问题逼出了朱佩先生的上述讲话，这可是‘泄露了天机’哦!”

电视辩论会结束后，我先出席小范围内的酒会，随后去大厅参加了大约有1000人出席的晚餐。在酒会和晚餐会上，很多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法国企业家来找我，纷纷对我的发言叫好，表示欣赏，认为我的发言反映了中国人的智慧。有的还对我说:“中国改革搞得那么好，你用非常简洁的语言说明了成功的原因。”

晚餐时，法兰西企业运动主席加塔兹专门过来对我说:“你的发言非常好，今天的晚餐会上，大家都在议论你的发言。”一位法国企业家过来对我说:“你讲话言简意赅，句子短，但是切中要害。”

一位长期生活在法国、了解法国人的华裔企业家对我说:“法兰西民族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民族，有时有点护短。但你的发言，会场认可度如此之高，这是罕见的。”

一位担任法国企业运动办公室主任的华人发短信跟我说:“你的精彩发言使我们感到骄傲。”

晚上回到饭店后，我想我的发言受到法国人如此热烈的欢迎，大概有两个原因:

一是中国改革的成功。30多年的大发展，使我的发言有了底气。没有中国的大发展，我是说不出这一番话来的。1978年至2013年，不过短短的35年。然而在35年中，中法两国经济总量的对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78年中国GDP为1481亿美元，法国为5000亿美元，法国是中国的3.5倍。2013年法国的GDP为2.73万亿美元，中国为9.24万亿美元，中国是法国的3.4倍。

二是法国今天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促使人们进行反思。法国总理瓦尔斯说:“我们过去40年的生活，都超出了我国经济所能承受的能力。”换句话说，法国人寅吃卯粮已经40年了，问题成堆。而且法国的选举制度使得民粹主义盛行，政党领导人为了讨好选民，赢得更多的选票，不惜采取损害法国经济的措施，每周工作时间从39小时减到35小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今天越来越多的法国人认识到，法国的上述状况已经难以为继了，总有一天要进行改革。然而改革是困难的，改革会打破现存的利益格局，有很大的阻力。法国企业运动副主席私下对我说:“看来法国经济还没有困难到混不下去的地步，所以眼下改革还难以实施。只有到了有一天，混不下去了，出现大危机了，那时候改革才能够得以实施。”

我对世界观察了几十年，感到全球正处在一个大反思的时期。出席法兰西企业运动夏季大学的电视辩论更加坚定了我的这一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