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新加坡介绍中国外交和“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是和平的倡议、合作的倡议。如果说有什么政治目的的话，那就是追求欧亚大陆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欧亚大陆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不仅对中国有利，而且有利于全人类。

2014年7月14日，新加坡驻华大使罗家良专门来办公室会见我。他转交了新加坡外交学院院长塞尔维拉贾大使的邀请信，请我去新加坡外交学院讲课，介绍中国的外交政策。新方希望我能够在2015年第一季度成行。罗大使还说:“您去新加坡的全部费用由新方负担，届时我们还会安排新加坡外交部的领导和智库人士与您会面。”我对罗家良大使的好意和塞尔维拉贾大使的邀请表示感谢，并说:“新中两国关系很好，我尽量争取在明年第一季度去。”

2015年3月9日，我乘新航飞机赴新加坡，飞机晚点一小时，到达时已经是当地时间23∶30。我一出机舱门就看见段洁龙大使在门口迎接我，我们认识多年了，见面很高兴。然后我们一起来到了樟宜机场贵宾室，塞尔维拉贾大使正在那里迎候我。塞尔维拉贾大使是新加坡一位有经验的外交官，他曾在多国担任大使。他现在还兼任驻丹麦的非常驻大使，每年去一次，待一周时间。我们是初次见面，但相谈甚欢。他告诉我听课的大约有50名年轻外交官，其中还有3名文莱的外交官，问我是否介意。我说欢迎他们听课，也欢迎他们多提问题。

3月10日上午，根据新加坡方面安排的日程，我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座谈。东亚研究所是李光耀先生倡议成立的，重点是研究中国，现任所长是郑永年教授。郑永年所长我见过多次，他研究中国有其独到之处，有些观点也引起国内的重视。主管新闻宣传的领导还专门会见过他，听取他的看法。

我们这次会见是在东亚研究所一个大会议室举行的，来了大约40名学者，为首的是郑永年所长，还有前任所长黄朝翰先生。他是新加坡一位老资格的中国问题专家。2004年至2008年，我担任东亚思想库网络中方协调员，出席过许多思想库网络的会议，黄先生是新加坡的代表，我们多次见面。

座谈会由郑永年先生主持，从沈大伟3月7日在《华尔街日报》上的一篇文章谈起。这篇文章危言耸听，预言中国要垮台。在座的新加坡学者们对中国国内的形势也非常关注，向我提了18个问题。从提问可以看出，他们一方面对中国取得的进步、发展感到由衷的高兴，对新中合作表示满意;另一方面对于中国目前面临的各种挑战也不无担心。

我在会上主要讲了以下看法:

一、沈大伟预言中国要垮台，这并不新鲜

过去三十多年，西方多少人都曾经预言中国要垮台。但是，中国不仅没有垮，而且发展得越来越好。

为什么中国要垮台的预言一次又一次被事实所粉碎，但总是有人不断要预言中国垮台呢?因为一方面，世界上确实有一些人对中国有偏见。他们不喜欢我们的国家，不喜欢我们的社会制度，不喜欢中国共产党。他们从偏见出发希望我们垮。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看到我们面临的严峻挑战，估计中国人过不去这个坎，要垮。他们低估了中国人应对挑战的能力。中国垮台的预言，不仅不会使我们垂头丧气，相反会激励我们加倍努力，把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妥善地应对面临的各种挑战。

二、我本人对中国的发展前途总体上是乐观的

这是因为:

(一)世界大局对中国有利。从世界大局看，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和平与发展是今天时代的主题。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当今时代的潮流，中国顺应了这股潮流。解决各国所面临的问题，改革是正确的选择，而不是通过战争与革命。进入21世纪以来，各种各样的颜色革命统统以失败而告终，这是时代主题变化所决定的。中国从1978年就开始改革，占了改革的先机。世界大局有利于中国的发展和稳定。

(二)中国人心思定。从中国国内的形势看，改革开放以来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最和平的一段时间。我们充分利用了这段和平时间来发展自己。过去的动荡和今天的和平，过去的衰落和今天的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老百姓不希望乱，人心思定。

(三)三个根本因素在起作用。改革开放使中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三个根本因素。

一是中国领导人都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目前面临的发展机遇，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这个机遇千万不能错过，必须一心一意搞建设。从邓小平到习近平都强调要抓住机遇，抓住机遇的关键是改革，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全面深化改革。

尽管中国今天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但是横向比较一下，中国政府总体上是做得很好的。请问有哪个国家能在30多年中让7亿人脱贫?

二是中国的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民营经济是零，今天已占到中国经济的65%，提供中国75%以上的就业机会。群众中蕴藏着发展生产力的巨大热情。

三是中国的经济已经同世界经济连成一气。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和稳定也离不开中国。

以上三个因素是根本性的，会推动中国不断前进。

三、中国人应对困难和挑战的能力不可低估

“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仅转危为安，而且迎来了大发展。1989年西方国家对我们实行制裁，中国政府通过各种努力，不仅打破了制裁，而且迎来了中国外交的黄金时期。今天我们虽然面临着各种困难和挑战，我相信我们有能力对付。

中午，郑永年所长等人请我共进午餐。郑永年告诉我，他正在写一篇大文章，有六七万字，是关于中国外交可能犯的颠覆性错误。我表示:

2014年是中国外交的丰收年。王毅部长3月8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满怀信心地对中国外交进行了展望。同时，必须看到2015年对中国是一个大坎，内政外交均面临着许多难题和挑战。你从新加坡的角度看中国，指出中国外交可能犯的颠覆性错误，这样的文章在中国大概没人写。你来写，旁观者清，可能对我们有警示作用。我期待阅读你这篇文章。

在饭桌上，我们讨论了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大家都认为“重返”这个词不恰当，因为美国从来就没离开过亚洲。我谈道:

国际关系的重心正在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这是400年来国际关系中最大的变化。但转移是一个很长的过程，目前这个过程尚未完成。美国作为当代唯一的超级大国，当然要追随国际关系的重心。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重返亚太”是必然的。当然美国“重返亚太”有针对中国的一面，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一点。但是，如何应对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中国和其他亚太国家都能发挥重要作用。首先，我们必须看到，亚太地区是中美两国利益会合点最多的地方，也是矛盾、摩擦的多发地。但是总体上看，中美在亚太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这一点很重要。这就意味着在亚太地区中美之间虽有摩擦、矛盾，有各种各样的纠葛，但合作是双方关系的主导面。其次，绝大多数亚太国家，都不愿意在中国和美国之间选边站队，不支持美国重返亚太针对中国的这一面。我们对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要应对好，不要使之成为中美在亚太地区迎头相撞的起点。

希望东亚研究所除研究如何应对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外，还要研究当代的思潮，特别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这两股思潮正在全世界泛滥。国际上对此研究得不够。思潮来了，大家都会受影响，而且人们有时在思潮影响下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两股思潮可以对和平、稳定、发展与合作造成严重的危害，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

郑永年教授赞成我的观点。

3月11日下午3点我来到了新加坡外交部。对方安排了新加坡第二常秘蔡艾伯见我。会见是在外交部大楼的高层，蔡艾伯先生办公室旁边的一个会客厅里进行的。从玻璃窗看出去，周围郁郁葱葱，景色很好。

蔡艾伯先生我是第一次见，看上去50岁上下，头发花白，华人，身材匀称，眼睛大大的，炯炯有神。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位干练的高级外交官。蔡先生告诉我，他曾经在李光耀手下干过，后来担任过吴作栋总统的秘书。我知道这个经历不简单，这就是说蔡先生曾经接触过新加坡最高决策圈。

蔡先生是一个大忙人，但和我谈了大约50分钟，我们是用英语直接交谈的。双方就中新关系、中国-东盟关系、“一带一路”等问题交换了意见。蔡艾伯对新中关系的现状表示满意，说两国的元首要进行互访。新加坡正准备在中国继苏州工业园、天津生态园之后，建一个第三大工程。目前正在西安、成都、重庆进行考察，三个城市之间竞争也十分激烈。在谈及“一带一路”时，他表示新加坡十分欢迎。同时，他也非常坦率地告诉我:“吴大使，中国太大了。你们块头那么大，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沿途都是小国。小国对大国有一种天生的担心和害怕情绪。这一点你们可能要想办法逐渐化解。”

我表示蔡先生的提醒很有道理，中方不久之后将会出台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阐述。新加坡对中国的了解比其他国家要深，希望新加坡也帮我们做一些工作。我告诉他2014年底我曾陪同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访问新加坡，大家对新加坡健全的法制、低税收、良好的亲商环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的中国企业家正在考虑以新加坡为基地，开展同东盟各国之间的合作。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东盟很关键，新加坡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我这次来新加坡有两场重头戏:一是给新加坡外交学院讲“世界的变化与中国外交”，二是给南洋理工大学拉贾拉南国际关系学院讲“‘一带一路’与亚洲的稳定和繁荣”。这两场活动分别于3月11日和12日下午举行。

3月11日下午，我对新加坡外交官发表题为“世界的变化与中国外交”的演讲。演讲是在新加坡外交部的新闻发布厅举行的，主持人是新加坡外交部一位名叫陈海泉的副司长。讲课前，我们在新闻发布厅旁边的会见厅见了面，我告诉陈司长，演讲后欢迎大家提问，什么问题都可以提，没有禁区。他告诉我，我是到新加坡外交学院发表讲话的第一位中国大使。

随后，我们一同来到了新闻发布厅。陈司长首先对我做了简短的介绍，特别强调:“吴大使欢迎大家提问，没有禁区。”这句话引起了听众会意的笑声。

在我的外交生涯中，曾经在联合国搞多边外交13年。我发现新加坡外交官的素质很好，都受过良好的教育，知识面广，英文流利。如何给他们讲课，这确实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挑战。除去感谢新方邀请外，我说:

我1959年大学毕业就被外交部录用了，2009年我正式从外交部退休。在我50年的外交生涯中，与新加坡的外交官有些接触，发现他们都很优秀。我并不是到了新加坡才说这话，这确实是我切身的感受。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1998年11月，我到法国担任大使。我的前任蔡方柏大使在法国前后生活了23年，当了8年大使，对法国很了解。来巴黎就职前，我来法国出差的时间加在一起不超过23天。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与我的前任有很大的差距，我需要努力学习。我到任之后，按照外交惯例，要拜会一些驻法国的大使，新加坡大使是我拜会的对象之一。新加坡大使名叫贾苏，高高的个子。他是法国国立行政学院毕业，能够讲法文。法国国立行政学院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学校，法国很多领导人、部长、大公司的一把手都出自该学院。希拉克总统和法国现任总统奥朗德都是国立行政学院的毕业生。贾苏大使毕业于国立行政学院，这对他在法国的工作十分有利。他有一批同学都在法国政府或大公司任要职。我在拜会贾苏大使时，直接向他请教了一个问题:对我来法工作有何建议。

贾苏想了一会儿，这样回答我:“法国是一个文化大国，中国也是一个文化大国。希拉克总统酷爱中华文化，对中国的青铜器有独到的研究。法国人喜爱中华文化，法国有身份的人一般家里都有几件中国艺术品。所以我建议你多搞一点文化方面的活动。”

贾苏大使的建议很有道理。我在法国5年，我们在法国举办了中国文化周、中国文化季，最后双方互办文化年。这些文化活动都十分成功。

随后我进入讲话的主题，我的讲话分三部分:世界大变化、中国的大发展、中国与东盟的关系。

一、世界大变化

过去两年，我先后到中国20多所大学去讲国际关系。在讲话开头我经常问学生一个问题:“大家都说世界在变，请问世界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学生纷纷举手发言，有的说最大的变化是全球化，有的说是金砖国家崛起，有的说是信息革命。我告诉他们，你们所讲的这些都是世界上的重要变化，但并非最重要的变化。所谓最重要的变化是统领一切的。

在我看来，世界最大的变化就是时代主题变了。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主题，这是由当时世界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所决定的。时代主题既揭示了当时世界面临的主要矛盾，同时又指出了解决这些矛盾的路径。20世纪很长的时间里，时代的主题是战争与革命，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许多革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时代主题逐渐从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推动时代主题发生变化的有以下五个因素。

一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20世纪人类所经历的两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战争，死了大约1亿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成立了联合国，《联合国宪章》第一句话就是这样说的:“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这是人类良知的体现。

二是核武器的出现。核武器杀伤力极大，冷战期间美苏两国疯狂地进行军备竞赛，制造和储存了大量核武器。这些核武器足以摧毁我们地球若干次。摧毁一次和摧毁十次有什么差别?摧毁一次还不够吗?!核武器的出现，毫无疑问对于大国之间爆发战争有很强的制约作用。核武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才出现的，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间隔的时间很短，只有21年。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今年70年了，虽然局部战争不断，但是没有爆发世界大战，核武器的存在是一个重要原因。

三是全球化。全球化使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度从来没像今天这样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打仗总是打别人，不会自己打自己吧。

四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从来没有像今天如此之严峻，诸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流行疾病、自然灾害、跨国犯罪等等。没有一个国家，不论其如何强大，能够单独应对这些挑战。人类只有联合起来才能生存下去。

五是全球化使地球变小了，但现在全球72亿人中，每天人均收入不到两美元的穷人有28亿人。如何消除贫困?只有发展才能消除贫困，当然发展问题突出了。

上述五大因素推动时代主题从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这是国际关系中最大的变化。时代主题变了，很多东西得跟着变。时代主题变化在世界范围内带来两个直接的后果。

一是战争解决不了问题了。请看进入21世纪美国打了三场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这三场战争解决了什么问题?不仅没有解决任何问题，而且越打越乱。今天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动乱，都与这三场战争有直接关系。美国花了多少钱?美国人自己估计大概花了6万亿美元。2013年10月1日至16日，美国政府关门了16天，因为没有钱了。奥巴马的亚洲之行也被迫取消。如果美国不打这三场战争，美国人的日子大概会很好过。美国偏要打，你有什么办法?

战争解决不了问题了，这难道不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吗?战争解决不了问题，意味着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丛林法则越来越行不通了。

二是改革越来越成为许多国家的正确选择。世界各国都面临着许多矛盾和问题，怎么办?靠战争与革命大概不行了，进入21世纪以来，各种各样的颜色革命均以失败而告终，这大概不是偶然的。什么能解决问题?那就是改革。

二、中国的大发展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是一个战略性的决策。同时决定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改革、开放这两个关键词放在一起绝非偶然。

我在担任外交部发言人的时候，有一次江泽民主席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改革开放，而毛泽东主席没有提出?我的回答是:“两人的经历不一样……”

中国曾经在人类历史上领先过很长时期，但在近代我们落后了。我们为什么会落后?有的说中国的落后是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的确，所有的西方大国都侵略过中国，强迫中国签订了343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但又有人提出来，为什么中国没有把这些侵略者打回去呢?为什么中国老是战败呢?那是因为中国落后了。什么原因造成中国的落后?

最后，邓小平先生作出了结论:是封闭导致了落后。不改革开放，死路一条。

为什么要改革?因为我们深知全球化是一股大潮。为了赶上去，必须改变我们自己，以适应全球化，以融入到全球经济中去，所以要改革。实行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78年中国的GDP仅为1481亿美元，人均仅为152美元;2014年中国GDP总量突破10万亿美元，人均7500美元。2010年，中国的GDP超过了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外交政策是国内政策的延伸，1978年中国国内方针发生重大变化后，邓小平先生领导中国政府对外交政策做了大幅度的调整，提出了和平发展战略。

什么是和平发展战略?我概括为“三不”“三要”。

第一个“不”是不扩张。中国绝不会重蹈西方大国殖民扩张的覆辙。在21世纪搞殖民扩张是自寻死路。

第二个“不”是不称霸。中国绝不会重蹈前苏联与美国争霸的覆辙，那也是死路一条。

第三个“不”是不结盟。在我们看来，结盟是冷战的产物，结盟政策过时了。中国把不结盟作为外交的一个重要原则，既考虑到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也考虑到全人类的根本利益。如果今天中国同某些国家结盟，请大家想一想，那会带来什么结果?那可能就意味着一场新冷战开始了。中国和世界都会成为输家。我们绝不会走这条路。

第一个“要”是要和平。和平是发展的前提，没有和平就没有发展。

第二个“要”是要发展。中国今天面临许多难题和挑战，只有发展才能解决面临的难题和成功应对面临的各种挑战。

第三个“要”是要合作。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关起门来不可能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开展国际合作，舍此别无他路。

自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们坚持的就是和平发展战略。中国的大发展说明这个战略是成功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偏离这个成功的和平发展战略。请大家注意看一下，习近平主席这两年多次发表的演说，他一再强调中国将始终不渝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三、中国与东盟的关系

自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同东盟国家的关系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进展。1978年中国与东盟五国的贸易仅为8.59亿美元，2014年达到了4800亿美元。东盟成为我国仅次于欧洲、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回顾中国和东盟关系的发展，可以看出以下特点:

(一)同属亚洲崛起的大潮。亚洲正在崛起，亚洲的崛起正在拉动国际关系的重心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这可能是过去400年国际关系中最大的变化。过去400年国际关系的重心大体在大西洋，在欧洲和美国。今天随着亚洲的崛起，重心正在向太平洋转移，这个过程尚未完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亚洲，经历五个浪潮正在崛起。

第一个浪潮是日本。日本在战后走上了和平发展道路，开创了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这个模式很适合日本的情况，也适应了全球化的需要。战后日本在亚洲第一个崛起。1968年在日本明治维新100周年的时候，经济总量超过了当时的西德，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第二个浪潮是“亚洲四小龙”。四小龙是指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20世纪60年代，四小龙也采取了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走上了崛起之路。新加坡的崛起速度最快，用李光耀先生的话说，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新加坡从第三世界进入了第一世界”。

第三个浪潮是东南亚国家联盟中的部分国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在20世纪70年代初追随“亚洲四小龙”走上了崛起之路。

第四个浪潮是中国。我们在1978年采取了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和政策，使中国加入了亚洲崛起的大潮。

第五个浪潮是印度。印度于1991年实行了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发展迅速。

中国和印度加入了亚洲崛起的大潮，使亚洲崛起的势头、深度和广度大大加强，使亚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中心，让世人刮目相看。

(二)中国和东盟都是和平崛起。双方在崛起过程中都没有诉诸武力，都没有进行侵略扩张，但是使自己的国家不断发展起来。

(三)中国和东盟在崛起的过程中是相互帮助的，而不是相互拆台;是相互合作的，而不是相互敌对;是相互促进的，而不是相互拉后腿。

3月12日下午，我对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一带一路’和亚洲的稳定与繁荣”。讲话在喜来登饭店举行。出席报告会有政界、学界、商界、外交界、新闻界的听众。主持这次报告会的是新加坡驻马来西亚大使。我到达会场时，这位大使亲自出来迎接我，与我进行简短的交流。他对我说:“吴大使，你这个演讲很叫座，来了200多人，这是不多见的。”

主持人向听众简短地介绍了我的情况，随后邀请我讲话，我是这样说的: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讲话，提出了构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同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又在印度尼西亚国会提出了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这两个倡议被概括为“一带一路”开放包容的经济合作倡议。这是在中国外交史上，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提出涉及65个国家、44亿人口、影响深远的倡议。实现这个倡议需要好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这个倡议提出后引起了国内、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王毅外长在2015年3月8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强调指出全面推进“一带一路”的建设是今年中国外交的重点。

“一带一路”是习近平主席经过深思熟虑提出的重大倡议，既考虑到全球形势，又考虑到亚洲的需要以及中国国内的情况。

从全球情况看，当今的国际形势呈现出三个中心。

冷战、对抗、局部战争与冲突的中心在中东和北非。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引发了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大地震，一个个强人倒台，整个地区陷入了长期的动荡之中。叙利亚内战持续了3年多，造成20万人死亡，几百万难民流离失所。2014年6月29日又冒出了一个“伊斯兰国”，凶狠残暴，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国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反伊斯兰国联盟，有54个国家和欧盟、北约以及阿盟等地区组织参加。北非地区，利比亚战争之后，利比亚陷入了长期动荡的局面，正沦为伊斯兰国在北非的基地。中东、北非地区是当今世界各种矛盾集中反映的地方:大国在这里较量，地区大国在这里角逐，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冲突在这里延续，民族矛盾在这里恶化，教派仇杀愈演愈烈。这个地区的动荡眼下还看不到完结的时候，给中东、北非地区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这么动荡、冲突、局部战争的中心吸引了国际社会和大国外交上的注意力。

全球金融危机的中心在欧洲。2008年一场突如其来、破坏力极大的金融危机首先在美国爆发，美国成为金融危机的中心。但是后来，随着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恶化，全球金融危机的中心逐渐转移到欧洲。金融危机已经持续了多年，欧洲人仍然在同金融危机的后果进行苦斗。2014年爆发的乌克兰危机对于欧洲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这就使本来在国际关系中非常活跃的欧洲，注意力内向。

全球经济增长的中心在东亚。过去几十年，东亚是全球经济中增长最迅速、最有活力的地区。东亚的经济增长率大约为全球平均增长率的一倍以上。东亚作为全球经济增长中心的形势在延续，这就带来以下三个影响深远的后果:一是东亚国家特别珍视东亚作为全球经济增长中心的地位，不会做任何事情来破坏这一地位。二是大国和国家集团没有一个想要破坏东亚作为全球经济增长中心的地位。因为东亚的增长是全世界所需要的。三是东亚所面临的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国际环境依然存在。尽管在东海和南海，我国与邻国围绕领土争端出现了一些摩擦和紧张形势，但是大家都主张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现存的分歧，没有一个国家主张武力解决。

三个中心的形势告诉我们，东亚作为全球经济增长中心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从亚洲看，亚洲包括东亚、南亚、中亚和西亚。东亚发展最快，势头最强劲;南亚正在积极赶上;中亚相对滞后;西亚动荡。东亚有大约22亿人，南亚有16亿人，中亚有1亿人。“一带一路”的倡议是要把东亚、南亚和中亚连接起来。这三个地区国家之间经济上有很强的互补性，“一带一路”的构想将会推动这三个地区之间的合作，为亚洲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源源不绝的动力。

从中国的情况看，30多年的大发展，我们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举世公认。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使中国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2014年我国的GDP总量突破了10万亿美元大关，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诸如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环境污染严重、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步履维艰、产能过剩。

改革开放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亚洲所面临的问题乃至世界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只能通过国际合作才能解决好。

习近平主席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他还指出:“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十分明显，闭关锁国是无法实现中国梦的。实现中国梦一定要改革开放，一定要高举合作共赢的旗帜，同世界各国进行合作。因此，“一带一路”也是实现中国梦的一个关键性步骤。

“一带一路”的倡议也适应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望。随着中国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国际社会期待中国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一带一路”就是我们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一带一路”的根本目标是为了实现欧亚大陆的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随着“一带一路”这个宏伟倡议逐步实施，东亚、南亚、中亚的合作进一步加强，必定会对美国、欧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经济增长均有很强劲的推动作用。习近平主席倡导以合作共赢为核心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一带一路”的倡议就是我们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具体行动。

当然，“一带一路”的倡议目标宏伟、内涵丰富、时间跨度长，要实现起来绝非易事，绝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共商、共建、共享。习近平主席一连用三个“共”字是很有道理的，这就是说中国一家办不了，必须同人家商量办才能办成。中国有自己的利益，有自己的需要，“一带一路”上的国家也有自己的利益，自己的需要。共商就是要找到双方利益的汇合点，在利益汇合点的基础上开展合作，共同构建利益共同体。使双方的利益得到发展，双方的需要得到满足，只有这样才能谈得上共享。

实现“一带一路”的倡议必须按规则办事。这个规则必须是国际公认的规则，不是一家定的规则，也不是潜规则。我们在实现“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必须坚决按照大家都接受的国际规则办。

“一带一路”的倡议是开放的、包容的，不仅中国和“一带一路”上的国家参加，而且欢迎美国、欧洲、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参加。发达国家、国际组织有很多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我们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一定要认真汲取他们的成功经验，避免过去所犯的错误。

综上所述，“一带一路”确实是一个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倡议。实现这个倡议，需要我们同“一带一路”上的各国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持续不懈地努力，共同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

我的讲话大概花了40分钟，随后进入提问阶段。这里的听众比外交官们更加活跃，他们一连向我提了18个问题。我从他们的提问中看出来，他们对“一带一路”的倡议有一种复杂的心情，既欢迎中国的这项倡议，但同时又没有完全搞清楚将来如何实施，对它的细节是什么并不了解。提问最尖锐的问题是:“一带一路”是不是针对美国“重返亚太”的再平衡战略的?这会对中美关系造成何种影响?我回答:

说美国重返亚太，这个说法是不确切的，因为美国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地区。美国作为当今的唯一超级大国，它的战略重点当然要追随国际关系的重心。但是毋庸讳言，美国在提出这项战略时，有些人确实有针对中国的一面。在我看来，“一带一路”追求的目标是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和稳定，绝不是针对任何人。我们欢迎美国参加到“一带一路”的建设中来。

关于中美关系，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在加州安纳伯格庄园达成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共识。习近平主席对新型大国关系做了如下的定义: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在我看来，不冲突、不对抗是底线;相互尊重是前提;合作共赢是路径。过去30多年中美关系的大发展，就是沿着这条路径发展起来的。1971年我第一次去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当年中美贸易额仅为500万美元，2014年上升到5400亿美元。中美之间贸易发展的速度是惊人的。为什么能发展得如此之快?这是因为我们的贸易是建立在合作共赢的基础上的。中美经贸关系的大发展，不仅对中国有利，也对美国有利，所以美方才有那么大的积极性。中美之间合作共赢这条路是能走得通的，我希望“一带一路”能成为今后中美合作的新亮点。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中美双方共同努力。美国方面尤其要摆脱冷战思维，也就是零和思维，即中国的得就是美国的失，这是站不住脚的。中美经贸合作发展得这么快，是正和，而不是零和。我希望“一带一路”能成为中美合作的新亮点。

还有人直截了当地问，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地缘政治考虑是什么?我回答说，“一带一路”是和平的倡议、合作的倡议。如果说有什么政治目的的话，那就是追求欧亚大陆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欧亚大陆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不仅对中国有利，而且有利于全人类。

有人问，俄罗斯在“一带一路”上能发挥什么作用?我回答说，俄罗斯是中国重要的邻国，也处在“一带一路”上。“一带一路”的建设，会把中俄关系推向一个新阶段。

新加坡和外国的媒体均十分关注我这篇讲话。我讲话后还接受了5家媒体的专访。

这场报告会和答问给我最突出的印象是，“一带一路”这个倡议确实气魄大、影响深远，所以引起了国际舆论特别是东南亚舆论的高度关注。他们关注这个倡议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也有人担心这个倡议会带来什么样的风险。看来我们在实施“一带一路”的倡议过程中，还要认真地对待各种各样的疑虑、担心和误解。疑虑、担心和误解减少了，双方合作的潜力才能挖掘出来。

3月12日中午，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院长马凯硕请我午餐。马先生是新加坡最优秀的外交官之一，我认识他有30年了。1985年马凯硕到联合国担任常驻联合国代表，那时候他才三十多岁，刚刚结婚(夫人是美国人)，风华正茂，个子不高，思维敏捷，谙熟国际事务。他经常以犀利的语言抨击西方的傲慢。2015年3月5日，“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发表了政府工作报告后，马凯硕先生和我一同参加央视英语频道杨锐主持的对话节目。当杨锐问及马凯硕有关腐败问题时，他说:“在亚洲腐败是非法的，在美国腐败是合法的。大公司老板可以为竞选总统人捐款，一旦竞选成功，总统就会对其捐款人特别照顾，这不是腐败吗?这种腐败在美国是合法的。”

午餐时，我问他对沈大伟3月7日发表的关于中国要垮台的文章怎么看?他回答说:“胡说八道(rubbish)。”马凯硕先生告诉我，他的一本新书即将出版，书的题目是“新加坡能生存下去吗”。我问他，新加坡这个国家治理得井然有序，经济发展，社会安定，你怎么会想到写这样一本书呢?

马凯硕先生不紧不慢地回答我说:“今年是新加坡建国50周年。我们过去50年做得很好，新加坡一下子从第三世界进入了第一世界。但是，过去50年做得好并不意味着今后50年仍然做得好。历史上的城市国家存在的时间都不长，最多一二百年。新加坡必须考虑能否生存的问题，必须具有危机意识。没有危机意识是要完蛋的。”

3月13日，我结束了对新加坡的访问，早晨7点钟就去机场。新加坡外交学院院长塞尔维拉贾已在那里迎候我。他对我说:“新加坡年轻外交官对我讲话的反应很好，特别是关于时代主题的变化，从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你对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介绍。”在谈及新加坡的外交时，他对我讲了一个故事:“若干年前，美国对新加坡的人权状况不满意，专门派了助理国务卿来新加坡见李光耀先生，提出新加坡应当改善人权状况的要求。李光耀先生耐心地听完了美方提出的要求，然后这样回答美方:‘你们所提出的要求，我可以一一照办。但是有一条，请你们写下保证:如果我按你们意见去办了，新加坡垮掉了，你们得负责，而且要把新加坡重新扶起来。’李光耀先生这番话讲得美方哑口无言，也不敢写保证。”我很欣赏李光耀先生的睿智和犀利。

我对新加坡的访问虽然时间很短，但觉得颇有收获。人和人之间，国家和国家之间是容易发生误解的，我们只有通过多交流、多沟通才能逐步消除误解。误解减少了，合作的可能性就增大，我对此笃信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