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政党制度的探索

从世界范围看，中国的政党制度属于老树新花。说其老，那是因为自汉代起，中国的朝廷里就有党派存在。如汉朝的“朋党”，唐朝的“牛党”、“李党”，宋朝的“元祐党”、“元符党”，明朝的“东林党”，清朝的“会党”等。据史书记载，汉代官场上各派系因争夺权力、排斥异己而成“朋党”，以后一直沿袭，唐代尤甚。《战国策·赵策二》有“臣闻明王绝疑去谗，屏流言之迹，塞朋党之门”之说；《资治通鉴·唐文宗太和八年》亦有“时德裕、宗闵，各有朋党，互相济援。上患之，每叹曰：‘去河北贼易，去此朋党难！’”的记载。说其新，则在于中国古代的朋党之类，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政党，与近代政党有着很大的不同：朋党是专制政治的产物，政党是民主政治的产物；朋党是以个人目的而结合，以私利为标准。政党以国家为目的，以政治为依归。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制度发端于近代。

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鸦片战争前，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着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列强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侵略日益加深，资本主义的商品输出日益增长。这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也刺激了中国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剖析资本主义对落后国家的经济侵略时深刻指出：“它迫使一切民族都在唯恐灭亡的忧惧之下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就是说，变成资产者。”1869年，上海发昌机器厂开始使用车床；1872年，南洋华侨商人陈启沅在广东南海县开办继昌隆蒸汽缫丝厂，成为我国民族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发端。19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伴随着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逐步与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分离而独立出现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中，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关系较为密切，一般拥有较大规模的企业，资本较雄厚，大都是由官僚、地主、商人、买办转化而来。手工业工场主、中小商人转化为资本家的，成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他们兴办的企业，一般规模较小，资金不足，因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榨，与其矛盾较深。同时，他们还面临上层资产阶级的排挤和兼并威胁，艰难地发展着，随时面临着破产。他们的社会政治地位较低，有着强烈的革命要求，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展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

近代西方政党思想的传入。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入侵，西方资本主义的政党思想也传入中国。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后，一批进步的思想家要求学习西方，开始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态度来面对西学，他们主要关注的是西方的先进武器以及相关的器械运输；甲午战争后，由于当时中国面临着国破家亡的危机，许多有识之士开始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提出全面地向西方学习。他们不仅向西方学习大量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政治上也要求改革。由“西学”、“西法”，进而呼唤“议会”、“君民共主”的立宪政治。他们认为，西方国家富强之本，在于政治制度的优越，进而竭力宣扬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精神，称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例如，针对西方的政党政治，晚清著名思想家和杰出外交家薛福成就曾详细介绍，“英国上下议院，有公保两党，迭为进退，互相维制。公党者，主因时变通，裨益公务。保党者，主保守旧章，勿使损坏。两党胜负之数，视宰相为转移。保党为宰相，则保党在院皆居右，而公党皆居左；公党为宰相，则公党居右，亦如之”。戊戌变法失败后，资产阶级改良派于1898年12月31日在国外创办了《清议报》，主要撰稿人与实际主持人梁启超在《清议报》中也曾极力宣扬西方政党制度。《清议报》中的“政党说”记载有，“天下者，党派之天下也；国家者，党派之国家也。欧西各国政治，皆操之于政党。政党者，聚全国爱国之士，以参与一国之政；聚全国舌辩之士，以议会一国之政者也。凡设立内阁，则内阁之大臣，皆政党之魁首；召集议会，则议会之议员，皆政党之名士。用以抵抗暴政，则暴政绝迹而不行；用以代表民情，则民情无微而弗达。故文明之国，但闻有无国之党，不闻有无党之国”。资产阶级政党思想的输入，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奠定了相应的思想基础。

近代资产阶级政党的产生。1840—1842年中英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南京条约》，从此，中国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的领土完整和关税、司法等主权被蚕食，资本主义国家掠夺和奴役中国披上了合法化外衣。民族危机唤起了近代知识分子的觉醒。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开始萌发，通过政党斗争改变国家命运的思想意识，最终成为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派。1894年11月24日杨衢云、孙中山等人在美国檀香山创立了兴中会。宗旨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兴中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民主革命团体，兴中会的成立标志着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诞生。同一时期资产阶级上层代表人物组建的政治团体还有强学会、南学会、保国会等大小几十个团体，它们政治上主张“开议院”、“立议员”，强调平等，伸张民权，鲜明地表达了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有组织章程，有领导骨干和较稳定的组织形式，具有近代意义政党色彩。1905年7月，兴中会与华兴会、光复会等合并为同盟会。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了孙中山起草的《同盟会宣言》和《同盟会对外宣言》以及黄兴起草的会章。中国同盟会的根本政治主张是孙中山先生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纲领，其机关刊物是《民报》。1905年11月，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首次把同盟会的政治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后称“三民主义”。中国同盟会是一个有明确的政治纲领、有系统的组织机构、有固定的领导核心和成员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它的诞生，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政党产生的标志。

同盟会成立后，多次组织了推翻清政府的武装起义，取得了辛亥革命的胜利。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的腐朽统治，结束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民主宪法，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但从最终结果来看，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大地主买办阶级的代表袁世凯所窃取，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没有完成，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辛亥革命的最终失败，使得中国进入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

历史地看，萌发于特殊社会条件下的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政党，有着以下三大特点。

一是先天不足、后天“缺氧”。西方政党制度史表明，西方资产阶级政党的产生是同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思想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并以一定的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机制为基础。议会的演进离不开政党的支持，议会民主为不同利益集团组建代表自己利益的政党创造了条件。而近代中国政党则不同。从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出现，到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正式产生，其间，不仅资本主义经济发育很不充分、极不完备，而且其生存的政治环境也非常恶劣，通常只能在秘密的情况下开展宣传活动。

二是具有明显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西方资产阶级政党是在资产阶级战胜封建地主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形成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过程中产生的。而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政党则不同。由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自产生起，就在经济上与官僚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分布区域看，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主要集中于东南沿海；从资金技术看，难以与外资抗衡；从部门看，主要是轻工业。在经济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对官僚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依附和依靠，致使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发展的需要和不得已的依附依赖，使得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要求革命的同时又带有一定的软弱性、妥协性。这种软弱性、妥协性在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政党发动的辛亥革命中，具体表现为，没有提出一个明确反帝和彻底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三民主义”作为领导辛亥革命的纲领，其中的“民族主义”内容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斗争的矛头指向的是清政府，而忽视了中国近代史上真正的民族敌人——帝国主义；“民权主义”内容是“创立民国”，但矛头主要指向的是皇帝和贵族，并没有把地主阶级作为整个封建统治阶级来反对；“民生主义”内容是“平均地权”，但又不是把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更不是废除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从而不可能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以致辛亥革命缺乏坚实的群众基础。

三是缺乏坚实的政治基础。近代中国政党诞生后，政局动荡不安，反动势力猖獗，政党政治处境险恶，难以形成一种稳定的运行机制。中国同盟会作为近代资产阶级的第一个政党组织，其机构完全是按照西方资产阶级政党的模式建立起来的，总理由全体会员投票公选，任期四年，总部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明显具有西方“三权分立”色彩。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以后，为中国政党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各阶级、各阶层的政治代表人物围绕建政纷纷展开组党活动。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政党数目一时达到300多个。1912年颁布的《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确定国会采取两院制，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参议员，22行省，每省各10名；内外蒙古、西藏、青海，各设选举会，分别选出27名、10名、3名；另由中央学会选出8名；各地华侨选出6名。按法定名额，参议员共有274人。众议员的名额，则依各地区人口多寡定之。每80万人口选众议员一人，每省至少有众议员10人，人口不足800万的小省份亦照选。全国共有众议员596人。参众两院合计共有议员841人。1912年12月初至1913年3月，全国各地根据选举法选出参众两院国会议员。登记选民共4000万人以上，占全国人口的9．98%。选出的议员，主要包括政治活动家、自由职业者、原清朝官吏等；其中，于1912年8月由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和共和实进会五个政团合并成立的国民党籍议员约占45%，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的获胜，引起了北洋军阀统治者的不安，多次拉拢收买宋教仁无果后将其暗杀。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后，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了第一届国会。至此，民国初期以来大多数政党烟消云散，议会制、多党制的尝试宣告失败。

总结近代多党制失败的惨痛教训，孙中山先生曾深刻指出：“中国几千年以来社会上的民情风土习惯，和欧美的大不相同。中国的社会既然是和欧美的不同，所以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欧美不同，不能完全仿效欧美。”近代资产阶级政党的局限性及其多党制尝试的失败表明，多党制不符合中国国情，阶级局限决定了资产阶级政党无法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最终胜利，时代呼唤着能够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