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党制度的曲折发展

国民党改组。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流亡到日本。他从二次革命的失败中深切感到“非袁氏兵力之强，乃同党人心涣散”，已不能领导革命继续前进。于是决心从整顿党务入手，重组新党，拯救革命。1913年9月27日，孙中山亲自拟定入党誓约，规定入党者须绝对服从其领导，无论资格多老，皆须重立誓约，加按指印；1914年5月10日，孙中山创办《民国》杂志，作为新党机关刊物；1914年7月8日，由国民党改组而成的中华革命党在东京举行大会正式宣告成立。

成立后的中华革命党把武装讨袁放在首位。自1914年7月至1915年12月，在湖南、江苏、广东、江西、上海等省市先后发动四十多次大小武装起义。护国战争爆发后，在广东、四川、湖南、湖北、江苏、安徽、山东等省全面展开军事讨袁活动，在全国范围内牵制了袁世凯的军事力量。1916年7月护国运动结束后，中华革命党宣告停止一切党务。

第一次国共合作。1924年至1927年，以推翻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和北洋军阀为目标的“大革命”爆发。这一时期的各种革命力量，远不如统治着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强大。中国共产党认识到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决定采取积极步骤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1923年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出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的决议传到中国，对促进国共合作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孙中山先生在经历多次挫折后，深感其领导的革命必须改弦易辙，真诚地欢迎共产党同他合作，欢迎苏联援助中国革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于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正确地估计了孙中山和国民党的革命立场，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同时还明确规定，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共产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中共三大以后，国共合作的步伐大大加快。1923年10月初，应孙中山的邀请，苏联代表鲍罗廷到达广州，不久被聘为政治顾问。国民党的改组很快进入实行阶段。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孙中山主持在广州举行。出席开幕式的代表165人中，有共产党员20多人。李大钊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大会通过的宣言，对三民主义作出了新的解释。民族主义突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民权主义强调民主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义则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两大原则。这个新三民主义的政纲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基本一致，因而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国民党一大的成功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这次合作实现后，以广州为中心，汇集全国的革命力量，很快开创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局面。这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加快了中国民主革命前进的步伐；北伐战争的迅猛发展，威慑了帝国主义列强；合作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队伍显著壮大，建立起了一定数量的工农武装。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带领国民党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搞一党专制。不仅共产党被取缔转入地下，就连一些左翼政党也不能公开活动并不断遭到迫害，甚至右翼的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等也不允许公开参政。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开展土地革命和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性。

第二次国共合作。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图谋侵略中国，相继导演和炮制了“河北事件”、“张北事件”、“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及“冀察政务委员会”，企图侵占我华北地区。华北事变使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引起国内阶级关系的重大变化、各种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1935年6月10日，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发表宣言，号召各级党的组织必须与一切可能反蒋抗日的政治军事派别协作，共同进行反蒋抗日的武装斗争。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和中国苏维埃政府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随后，中共中央于12月下旬在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举行政治局会议，批判了党内的关门主义错误，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会后，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地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1936年9月，中共中央根据形势的进一步变化情况，又发出致国民党书和《中共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提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组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并把“抗日反蒋”口号改为“逼蒋抗日”。与此同时，在民族矛盾成为国内主要矛盾的大背景下，国民党也不得不对其政策作出相应调整。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蒋介石政府对尚在进行的中日外交谈判采取了较为强硬的态度；调整了对苏联的政策；1935年11月又提出“打通与共产党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从1936年初开始，国共两党打破长期对立的僵局，通过多种渠道，双方派出代表，进行秘密接触。尽管这次接触由于国民党方面只是想借谈判“合作抗日”，达到“招抚”共产党和“收编”红军的目的，并不准备真正达成合作协议，但通过谈判沟通也还是增进了彼此了解，为两党的正式谈判作了铺垫。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仍没有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政策，继续进行“剿共”。1936年12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共产党的影响下，“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进而促使国共两党间长达10年之久的内战基本停息，为国共第二次合作创造了前提条件。

1937年2月9日至9月下旬，国共两党代表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和南京等地举行了6次谈判。经过7个多月的反复商谈，国民党终于同意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3个师，共计4．5万人，在3个师之上设总指挥部，由朱德和彭德怀分别担任正、副总指挥；并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事实上宣布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促成了全国人民空前的大团结，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成为国共两党的根本分歧点。中国共产党主张，战后要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民主主义国家。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我们主张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而国民党则主张战后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独裁专制的国家，并在1943年春夏策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时就曾大肆鼓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为战后实现其建国方案预做准备。两种建国方案的尖锐对立，便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破裂埋下了伏笔，并成为导致第二次国共合作日后破裂的根本政治原因。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很快即对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作出了清醒的估计，认为世界形势的发展从根本上说有利于和平民主，不利于内战独裁；中国国内的民主力量已获得了空前壮大，各阶层人民热切期盼消弭内战、休养生息、和平建国，中国实现和平、民主、团结、进步的前途光明；国际上对中国政局影响较大的美、苏两国，出于各自战略利益的考虑，也均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基于上述估计，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在战后有可能避免内战，通过和平方式实现新民主主义的建国目标。1945年8月23日，在毛泽东收到蒋介石第三封邀请赴渝谈判电报的当天，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重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深刻分析了国内实现和平民主团结建国的可能性，并正式决定接受国民党邀请，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前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协商和平建国问题。这次会议还决定正式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以动员全国人民为实现这些口号而共同努力。1945年9月3日，国共两党重庆谈判期间，周恩来、王若飞又代表中共正式向国民党提交了十一项纪要，郑重申明：国共两党确定和平建国方针，以和平、民主、团结为统一的基础，实行三民主义，以及国民党承认各党派合法平等地位、结束党治之后，中国共产党将拥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与国民党长期合作和平建国。在中共谈判代表的斗争及努力下，国共两党的重庆谈判，终于达成以和平、民主、团结建国为原则的“双十协定”。

各民主党派联合抗日、反对内战的义举。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中国共产党提出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得到各界人士和各民主党派的积极响应。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策动了华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立即发表了“八一宣言”，得到了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人的声援支持。同年11月，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农工民主党的前身）发表了《临时行动纲领》，响应中共号召，明确提出要把实行抗日、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作为中心任务。1936年，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推举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等40人为执行委员，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王造时等人为常务委员，明确提出救国会的主要任务，积极开展抗日救国活动。救国会的爱国活动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镇压。1936年11月23日凌晨，国民党当局在上海逮捕了救国会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史良七名领袖，史称“七君子事件”，激起全国各界人士的义愤。由于全国抗议活动和沈钧儒等人的顽强斗争，国民党政府被迫释放了七君子。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的抗日活动，对于逼蒋抗日、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起到了推动作用。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各民主党派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民主，反对独裁。他们创办报刊，进行抗日动员和宣传。救国会许多成员进入陕北、华北、华中等抗日根据地，参加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斗争。致公党陆续输送华侨青年回国参加救亡工作。1938年4月，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在武汉召开，民主党派同共产党的参政员一起在参政会中互相配合，为争取实现全面抗战、督促蒋介石实行民主诺言而奋斗。中共南方局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邓颖超、叶剑英同民主党派领袖和民主人士广泛接触，深交朋友，与他们一起讨论国际国内形势和抗日战争面临的问题，阐述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征求他们的意见。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推动下，出席国民参政会的沈钧儒、黄炎培等组织了统一建国会，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由于中共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努力，1939年9月，第四次参政会通过了实施宪政的决议，极大地推动了国统区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1940年10月，国民党顽固派突然袭击北上抗日的新四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加紧迫害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悍然取消许多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参政员资格。中共把郭沫若、何香凝、章伯钧、柳亚子等一大批民主人士送到香港予以保护。各民主党派开始丢掉对蒋介石的幻想，积极投身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民主运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大决战。蒋介石政府不顾全国人民要求和平的愿望，准备发动内战，以建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民主党派一些成员既强烈反对蒋介石政府的独裁统治，又不赞成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主张走第三条道路，即以英美国家的民主制度为榜样，把中国打造成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但这种主张不仅遭到民主党派内部一些同志的批评，也为实行一党专政、疯狂镇压民主运动的国民党政府所不容，民盟、民建等党派被诬蔑为“共产奸谋”，被迫转入秘密状态。严酷的现实使一些人所追求的议会民主、多党制和中间道路宣告破产，促使他们抛弃幻想，选择了同中国共产党一道反对国民党的内战独裁政策，为实现和平、民主而努力。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赴重庆，同蒋介石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广泛接触各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民主人士，拜访了宋庆龄、冯玉祥，同张澜、沈钧儒、许德珩、黄炎培、谭平山、陈铭枢、柳亚子等进行了多次亲切交谈，介绍谈判情况，阐明中共对和平谈判的诚意，就和平民主、团结建国等问题交换意见。民盟领导人张澜诚恳地向毛泽东表示：“国民党丧尽民心，全国人民把希望寄托给你们。”国共谈判一度出现僵局时，张澜应毛泽东要求，发表《给国共两党领袖的公开信》，在舆论上促使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回到谈判桌上。由于中共代表团的不懈努力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大力推动，1945年10月，国共两党的“双十协定”终于签署发表。1946年1月10日，根据重庆谈判协定，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社会贤达派出代表共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会议期间，中共与民盟等进步力量订有“君子协定”，即在重大问题上要事先交换意见共同协商，以便于互相配合与支持，共同对国民党进行斗争。在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团结合作、共同努力下，政协会议通过了关于政府组织法、国民大会、和平建国纲领、军事和宪法草案等五项决议。这些决议在不同程度上都是有利于人民的。

尽管国民党迫于形势在政协决议上签了字，但政协会议后立即蓄意破坏政协决议，接连制造了“校场口惨案”、“下关惨案”、“李闻惨案”等一系列暴力事件，迫害坚持和平民主、坚持政协决议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斗争的实践使各民主党派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本质，从而更加坚定地站在人民革命方面，更加紧密地同中共团结合作，反对国民党蒋介石搞内战与实行独裁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