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协商制度的起源

命运多舛的“政协会议”。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的宏伟目标，由政治构想开始逐步成为现实。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未来的前途和命运，提出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构想，强调只有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权，中国才能实现长治久安，并从根本上跳出“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率。为此，早在1945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就抗战胜利后的时局发表了《中共中央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主张“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各重要问题”，尽快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以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局面。中国共产党的这一主张促成了1946年1月10—31日重庆政协会议的召开。这次政协会议经过激烈的斗争，最后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等五项协议。

1946年3月1日至17日，在国民党为批准政协协议而召开的六届二中全会上，国民党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受到了激烈攻击。蒋介石公然声称，要对政协协议“就其荦荦大端，妥筹补救”。以武力解决“中共问题”的言论一时甚嚣尘上。从而使这次会议成为国民党决心推翻政协协议、抛弃和平建国而转向内战分裂的一个转折点。从此，国民党在内战升级、破裂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由半遮半掩的小打很快转向公开的放手大打，继之完全走上分裂内战之路。最终，国民党对政协协议的全盘否定和推翻，成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最终破裂的直接政治原因。

1946年11月15日，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单方面召开了“国民大会”，使尚处于萌芽状态的政治协商机制宣告解体。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关于实行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关于让人民监督政府等政治构想却由此得到广泛传播并深入人心。

从“政治协商会议”到“新政协”。历史地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建立，经历了“政治协商会议”、“新政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三个性质、内容不同的阶段。

“政治协商会议”于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由国民政府主持，共产党和其他党派代表参加。会议通过了改组政府、和平建国纲领、宪法草案原则、整编全国军队、召开立宪国民大会五项协议。不久协议遭到破坏，但这种通过各党派代表和社会贤达召开政协会议共商国是的方式，不仅深受各民主党派的拥护，也获得中共领导人的赞誉，并在人民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因此，毛泽东在筹建新中国中央政府时，首先便考虑恢复政协。

1948年4月25日，中国革命胜利的前夕，毛泽东致电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和任弼时，提出“邀请港、沪、平、津等地各中间党派及民众团体的代表人物到解放区，商讨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临时中央政府问题”。随后他又进一步说明，这个邀请各民主党派、团体到解放区商讨的会议，“名称拟称为政治协商会议”。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晋察冀军区所在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召开（又称城南庄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口号共23条，其中第五条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当日，陕北新华社正式对外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新华社广播电台也进行了广播。5月1日《晋察冀日报》在第一版头条位置予以发表。当日，毛泽东致函李济深、沈钧儒，进一步说明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各项事宜。5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全文刊发“五一口号”。

“五一口号”一经发布，就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海外华侨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第二天，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即集会讨论，一致认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是中国“政治上的必需的途径”，“民主人士自应起来响应”。5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促进会马叙伦、王绍鏊，中国致公党陈其尤，中国农工民主党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李章达，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谭平山，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等12人发表联合声明，并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盛赞“五一口号”，赞同召开新政协，赞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此后的两个月内，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海外华侨纷纷以各种方式发表通电、声明、宣言、告全国同胞书，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

毛泽东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是鉴于1946年的政协深入人心，因而沿用了旧的名称。各民主党派在响应“五一口号”的同时，对即将召开的政协会议究竟应当用什么名称，提出了自己的建议。5月8日，在香港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以“目前新形势与新政协”为题举行座谈。中国民主促进会常务理事马叙伦提出：将来的政协，完全不是继承过去的政协，应该叫它为新政协。他认为，新政协与1946年政协两者有本质的不同：政治协商会议的名称虽是历史性的，但新政协不是1946年政协的继续；上次政协的主体是反民主的反动集团，这次则是民主阵线的集合体，中国共产党是当然的领导者。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常委谭平山指出：新政协不是旧政协的还原，旧政协已变成历史陈迹。新政协是各民主党派分担革命责任的会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和结果，各民主党派应该接受中共领导。各民主党派在响应“五一口号”发表的宣言、声明和告全国同胞书中，也均采用了“新政协”或“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名称。毛泽东采纳了民主党派的意见，自6月后，在他起草的文电中都使用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提法。

毛泽东最初提出召开政协的目的是讨论并尽早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选的中央政府。他在“五一口号”发布的当天致信李济深、沈钧儒，表明“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随着辽沈战役即将取得胜利，中共加快了建政步骤。10月初，中共中央将《关于新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发给高岗、李富春并东北局，第一次以书面的形式向在哈尔滨的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高崇民、朱学范7位民主党派领导人征询意见。文件提出新政协的任务是要制定“共同纲领”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章伯钧、蔡廷锴在讨论文件时提出：“新政协即等于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即可产生临时中央政府，现在对内对外均需要。”周恩来立即接受了这个建议，于11月3日致电东北局：“依据目前形势的发展，临时中央人民政府有很大可能不需经全国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即经由新政协会议产生。”1949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决议：“一九四九年必须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组成中央政府，并通过共同纲领。”确定由新政协完成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项任务。新政协筹备会成立时，秘书长李维汉宣布：新政协“要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要制定宪法性的纲领与组织法”。

1948年8月1日，毛泽东电复香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要求他们迅速就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共同研讨。从8月开始，应中共中央邀请，经上海、香港党组织周密安排，华北局、东北局密切配合，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华侨代表陆续从香港及国民党统治区到达东北解放区的哈尔滨、华北解放区的河北平山县李家庄，最后到达和平解放的北平古都，参与新政协的筹建工作。

1949年1月22日，到达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谭平山等55人联合发表题为《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的声明，明确宣告“在人民解放战争进行中，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贯彻始终，以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这是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第一次明确提出在政治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筹备和召开新政协是中国共产党在即将夺取全国胜利形势下建立统一战线的新任务。毛泽东早在1947年撰写的《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就曾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不但如此，这个统一战线还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之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这一论断第一次从内涵上明确了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制度设计。

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1949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这次筹备会在政治协商会议前冠以“新”字，以有别于1946年在重庆召开的“旧政协”。后来，考虑到“人民”二字不仅包括了工、农阶级，还包括了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分子，具有非常鲜明的人民民主性质，经周恩来同志提议，1949年9月17日新政协第二次筹备会议决定将“新政治协商会议”正式改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人民政协”。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京举行，包括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宗教界人士等46个界别的代表以及特邀代表共662人出席会议。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行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陈毅等56人任政府委员，其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28人。会议还选举了由180人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作为人民政协会议闭幕期间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全国领导机关。毛泽东被推举为主席，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席；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京，国旗为五星红旗，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采用公元纪年。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全国人民团结建国伟大目标的实现，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也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年宪法以共同纲领为基础，又是共同纲领的发展。同年12月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召开，宣告共同纲领为宪法所代替，全国政协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已经结束，但作为统一战线组织而存在的各级政协组织，在活跃国家政治生活、发扬人民民主，巩固统一战线，团结各族人民和各界爱国力量，为国家建设服务等方面，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