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建立与发展的客观必然性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历史的选择。中国近代历史上曾出现过三种政党制，一是辛亥革命后民国初年实行的多党制；二是1927年国民党在蒋介石掌权后实行的一党制；三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实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前两者因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得不到各党派团体和人民群众的拥护，最终退出中国历史的舞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能够得到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拥戴、全国各族人民的拥护，有其内在的客观必然性。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一整套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团结带领全国各民主党派、各族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创立新中国的过程中，创立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显然，这一制度不仅符合中国的国情，而且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是符合全中国人民利益和各民主党派利益，符合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要求的政党制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与中国社会经济基础相适应。从经济制度看，政党是特定阶层利益的集中代表者，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对政党制度的架构最终起关键性的决定作用。我国实行的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从而决定了我国实行的是有主有从的政党和政治格局。从分配制度看，我国实行的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种分配制度使得各民主党派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利益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这是多党合作、共同发展的坚实基础。建立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能够在广泛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的同时，确保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统一领导，快速决策，集中力量办大事。正因为如此，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发展滞后的大国，才能够战胜种种困难和险阻，在较短的时间内，保持了较高的发展速度，一跃成为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经济体。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适应。实践表明，一个民族的文化主旋律是该民族社会历史发展的积淀。作为一种文化精髓，它又深深地融入社会各个领域，对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发挥着价值牵引的作用。中华传统文化的基调是“和而不同”，追求和谐，寻求平衡，排斥分裂与冲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所反映的正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和合”精神，体现的是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的本质。在多党合作中，中国的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不是在野党，更不是反对党。民主党派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是真诚合作，相互补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主张的是一党领导、多党合作，一党执政、多党参政。这种一主多元的政党格局，能够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和特点。既能实现广泛的民主参与，集中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的智慧，促进执政党和各级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又能实现集中统一，统筹兼顾各方利益和要求；既能避免一党执政缺乏监督的弊端，又可避免多党纷争、互相倾轧而造成的政治混乱和社会动荡。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实现国家根本利益提供了制度保障。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最大的国家利益，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维护我国社会政治稳定上具有重要的作用。在我国，各民主党派具有反帝爱国的光荣传统，为新中国的成立作出了重要贡献，是维护国家统一的重要力量。共产党的执政和民主党派参政，有效地维护了我国政党制度和政治架构的稳定，对国家的政治稳定、政策持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能够保持几十年稳定不变、坚持实行，就与我国政党制度的优越性不无关系。每逢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中共中央都要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通报情况及听取意见，通过广泛讨论、民主协商达成共识，对强化执行力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尤其在当前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国际形势复杂多变，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的情况下，如果出现政党纷争，势必会引发社会动荡。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很好地发挥了执政党和参政党的合作协商机制作用，由于中共和各民主党派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谋一党一派的私利，加之执政党和各参政党之间的真诚合作，从而能够发挥各自独特的作用，共同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发挥巨大作用。同时，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社会的稳定器，一方面能够通过多党合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整合各方面的积极性，为社会发展提供政策资源；另一方面各民主党派又能够帮助共产党吸纳各种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把各方面的利益诉求引入机制之中，有利于妥善地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实现社会各阶层和群体在团结、合作、共赢中的利益和谐，进而推动社会的和谐、进步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