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恢复时期的多党合作

在这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多党合作方面所做的工作主要有：

（1）肯定各民主党派的政党性质。鉴于各民主党派都以共同纲领为自己的政治纲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而中国共产党肯定各民主党派基本上都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政党，强调共产党不仅要同各民主党派“共同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还要把他们带到社会主义中去”。毛泽东提出，要把共产党对民主党派在抗战时期实行的“团结、抗战、进步”的方针，改为“团结、建设、进步”的方针。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要以共同纲领为准则，团结和推动他们共同奋斗。在组织上，必须尊重他们的独立性，善于根据他们的具体情况，推动和帮助他们逐步前进。

（2）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各民主党派的作用发挥，归结为“参、代、监、改”。参，就是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参加对国家政治生活中重大事件的协商和执行；代，就是代表其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合法利益，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监，就是对共产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发挥监督作用；改，就是对其成员和所联系的群众，通过学习和实践，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

（3）帮助各民主党派清理整顿组织、发展成员。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各民主党派于1949年底至1950年4月先后在自己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制定了“巩固组织，质量并重”的方针，并决定开展清理整顿组织、建立健全各级领导机构的工作。经过一年的努力，基本上达到了纯洁组织、健全机构的目的。同时，还根据他们的社会联系和历史联系，协商确定了各自活动的范围和重点。民革是原国民党及与国民党有一定历史联系的人士；民盟是文教界知识分子；民建是工商业资本家及与工商界有联系的知识分子；民进是中小学教师和文化出版界人士；农工党是医务界和公职人员；九三学社是科技界知识分子；致公党是归国华侨及与华侨有联系的人员；台盟是在大陆的台湾籍同胞。各民主党派联系对象主要以中上层为主，组织发展以大中城市为主。在组织整顿的基础上，各民主党派在国家机关人员、知识分子和各界进步人士中吸收了一批成员。到1953年初，各民主党派成员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时的近1．2万人发展到3万多人，增长了2倍多。

（4）支持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国家政权。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及国家其他机构中，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担任了许多重要的领导职务，并占了相当比重。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6位副主席中，有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3名，占总数的50%；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56名委员中，有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26名，占委员总数的46．5%；政务院4名副总理中，有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2人，占50%；政务院所辖34个部、委、院、署、行中，担任正职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有14人。这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真诚合作，共同担负管理和建设国家重任的诚意。

（5）在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和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充分发挥民主党派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的任务十分繁重。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充分发挥其智力、人才方面的优势，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同全国人民一道，积极投身于各项运动，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多党合作制度的优越性得以显现。

与此同时，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也对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表现出了极大的诚意。中国共产党为巩固人民政权，恢复国民经济，先后开展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运动等。各民主党派中央纷纷发文，领导人发表讲话，坚决拥护和支持中共的各项政策主张，建言献策，大力协助中共开展活动，并号召本党成员积极参加，为取得各项运动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为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毛泽东1950年6月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建立最广泛的反封建统一战线，以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地主阶级和其他反对土地改革的反革命残余势力。但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中的一部分人，同地主阶级和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一些人本身就是地主兼工商业者，因而对土地改革怀有不同程度的疑虑。中共中央领导通过各种方式同他们反复交换意见，逐渐统一了认识。在1950年6月召开的一届政协二次会议上，民革主席李济深、民盟主席张澜、民建常委召集人黄炎培、民进主席马叙伦、农工党主席章伯钧都公开表示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并且号召所属成员为土地改革的圆满完成而奋斗。刘文辉、卢汉、邓锡侯等还现身说法，表示无条件无保留地坚决放弃地主阶级的利益，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土地，分给农民，诚挚拥护土地改革，不仅做到军事上的起义，更要做到阶级上的起义。各民主党派大批成员直接参加了土地改革运动，在实践中经受住了锻炼和考验，减少了土地改革的阻力，为在我国彻底铲除封建土地制度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先是共同协商、相互支持，共同发表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联合宣言，之后又针对美帝在东北地区进行细菌战，联名向美国政府发出强烈抗议的声明。京、津地区工商界组织10万人参加反美爱国游行。各民主党派还积极组织动员成员捐献飞机大炮，慰问伤病员和军烈属。1951年6月到7月，全国各大区工商界捐献飞机400架。各民主党派派人多次参加祖国人民慰问团，奔赴朝鲜前线和后方进行慰问，回国后组织多种形式的报告会、座谈会，介绍志愿军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使各民主党派普遍提高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觉悟。

各民主党派还充分发挥自身在财政、经济、金融等方面的知识专长，协助共产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财政经济政策，在抑制通货膨胀、统一财政管理、调整工商业以及运用公债、利用侨资、健全税收制度等方面出主意、想办法，积极发挥作用。在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各民主党派利用同海内外侨胞、工商界人士联系广泛的优势，推动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积极投身于国家的经济建设。

1953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政治形势稳定的基础上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三大改造中，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难度最大。各民主党派协助共产党和政府做了大量工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一场复杂深刻的社会变革，在民族资产阶级中引起了震动和不安。为了引导私营工商业者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和取得各民主党派的共识，1953年9月7日，毛泽东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和一部分工商界代表人物座谈，发表了《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由之路》的重要讲话。之后，又经过深入宣传和耐心教育，充分阐明了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的赎买政策，大大减少了民族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的思想疑虑。1953年10月至11月，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成立大会召开，民建总会主任委员黄炎培作了大会发言，宣传共产党和平改造的方针政策。之后，黄炎培等还分赴上海、北京、天津等工商业比较集中的城市，了解情况，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做工商业者会员的思想工作。1955年4月，民建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黄炎培致开幕词，提出要加强团结，努力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一步协助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通过大量细致的工作，民建中的工商业者会员提高了思想认识，消除了各种疑虑，自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被誉为中国“纺织大王”的荣毅仁，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一次谈话中说，“我是一个资本家，但是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解放以后六年来，国家强盛了。这是每一个从旧中国过来的中国人最感到骄傲的”。还有被誉为中国“煤炭大王”、“火柴大王”、“水泥大王”的民建会员刘鸿生，也有同样的感慨：“我为什么拥护共产党？我是一个企业家，我的企业……目前都在发展着，规模远较过去大得多。共产党能推动企业，能使中国变成工业化的国家，这是我过去五十年的梦想，我为什么不拥护它？”他们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携手合作，在私营工商业者和他们的亲属中做了大量工作，发挥了有益的配合作用。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公布到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各民主党派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经济建设及有关统一战线等重大问题的协商、决策和执行，为实现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发挥了特殊作用，作出了有益贡献。到1956年1月底，全国50多个资本主义工商业集中的大、中城市，都相继宣布实现全市的全行业公私合营。1956年底，全国私营工业户数的99%，私营商业户数的85%，分别纳入了公私合营或合作社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