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依据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理论，在阶级对抗的社会形态中，阶级斗争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也必然是阶级之间的斗争。而在消灭了剥削制度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原有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消失且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出现并突显出许多其他新的社会矛盾。社会主义社会虽然还存在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矛盾，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主要地且大量地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有鉴于此，毛泽东认为，能否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能否顺利向前推进的重要课题。《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也明确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在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不久，毛泽东在1957年7月写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也继续肯定了这一主题。文中提到：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总题目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正确地处理敌我矛盾。^[44]

（一）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内在依据

1956年，针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确立的客观现实，以及就此暴露出的一些社会矛盾，亟须澄清两大问题：第一，在我国，阶级矛盾是否已下降为次要矛盾，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否已从解放生产力转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条件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第二，在对抗已经消除的条件下，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直接动力是什么，执政党应当如何认清这一形势变化并作出科学决策？

为了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厘清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以更好地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也为了进一步消除党内外人士的种种疑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上述问题作出科学回答，明确了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的形势变化和主要任务。具体如下：

一是我国正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即由革命转向建设，由过去的政治革命转向“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毛泽东批评了那些没有看清我国已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落后思想，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45]一方面，社会主义制度已基本确立，我国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继续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中国社会很久以来就处在大变动中间了。抗日战争时期是大变动，解放战争时期也是大变动。但是就性质来说，现在的变动比过去的变动深刻得多。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有几亿人口进入社会主义的改造运动。全国各个阶级的相互关系都在起变化。农业和手工业方面的小资产阶级和工商业资产阶级，都发生了变化。社会经济制度变化了，个体经济变为集体经济，资本主义私有制正在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又说，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场伟大的斗争，是社会制度和人的相互关系的一场大变动。应该说，情况基本上是健康的。^[46]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起来，现在还不完全稳固。但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在我国已经基本明确，我们的最终目标就是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要使它最后巩固起来，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47]

二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运动是我国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同自然界作斗争”代替之前的“阶级斗争”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毛泽东特别分析了“阶级斗争”和“同自然界作斗争”两者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初期所处的地位，认为现阶段我国社会发展的动力已经不再是通过革命手段进行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党和国家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继续保护和发展生产力。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谈到，共产党能领导阶级斗争，也就能领导向自然界作斗争。如果有这样一个党，叫共产党，他就只能作社会斗争，要率领整个社会向自然界作斗争就不行了，那末这样一个党就应该灭亡。共产党过去忙于阶级斗争，一直到现在，阶级斗争基本完结了，但还没有完全完结，许多政治问题要它来处理。跟别的东西一样，阶级斗争也是学会的，我们是花了几十年的功夫，从一九二一年起到党的七大，花了二十四年，才使我们对阶级斗争有一套科学，有一套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合乎中国情况的战略、策略。学会自然科学可能也要这样长的时间。中国共产党是领导阶级斗争胜利了的党，现在的任务是要向自然界作斗争，就是要搞建设，搞建设就需要科学，要学会这个东西。^[48]这就是说，要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全力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培养一批科学家、工程师、医生、大学教授等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从而为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扫除障碍。

三是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新时期我国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发生变化。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对社会主义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作出明确阐述：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49]这是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国内形势的正确认识。不同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强调以革命的手段进行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民内部矛盾居于主要地位，相应地，主要任务也由解放生产力转化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1957年6月19日公开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正是延续了党的八大的这一正确论断。事实上，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前后，就在不同的场合谈到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他反复强调，在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后，我们的任务要转向搞经济建设，要率领整个社会，率领六亿人民，向自然界开战，发展生产力，把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

基于以上判断，毛泽东提出，应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明确提到，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限，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50]周恩来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也曾说：为什么在现在，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上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因为我们革命阶段过去了，或者说基本上过去了……现在面临着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这个阶段，由于革命阶段过去了，大规模群众性阶级斗争结束了，因此人民内部的矛盾就露出来了，这些问题就多起来，就需要我们处理……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有许多新问题，最主要的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51]由此可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不是凭空设想的，而是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根源，其内在依据和根本指向就是在现阶段同自然界作斗争、在新的生产关系下继续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二）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一个“总题目”

当时我国的理论界对人民内部矛盾的看法大致有两种：一种是盲目的、不自觉的、绝对的态度，就是片面地强调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一致，片面地强调领导的正确性和权威性，否认或者忽视人民内部客观存在着的矛盾，否认或者忽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另一种是自觉的、分析的、自我批评的态度，就是既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内部的统一和一致，又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内部存在着矛盾；既肯定领导工作的成就，肯定一定范围的集中的必要，又肯定领导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的存在，肯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扩大民主生活、扩大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必要。面对这种思想认识上的分歧，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一个“总题目”的科学命题，主张全面地、辩证地看待人民内部问题，并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过程中不断探索正确的方法来调和矛盾、解决矛盾。

应当指出，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一个“总题目”，是相对于敌我矛盾而言的。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是一个总题目……在这里，也要说到敌我矛盾的问题，但是重点是讨论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开宗明义，突出强调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这是因为人民内部矛盾不是今天才有的，它在过去各个时期都存在，只是由于当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对付敌人、处理敌我矛盾和阶级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就显得不那么明显。而现在的情况是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敌我矛盾、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相反地，人民内部矛盾大量涌现出来。因此，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重心必须转移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上来。1957年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根据毛泽东意见撰写的题为《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人民内部矛盾已经在我国历史舞台上代替敌我矛盾而居于主要地位”，同时指明了这次整风运动的目的，就是要全党学会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以便完满地完成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任务。从具体的解决方法上说，要在全国采取扩大民主生活，扩大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使领导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变得容易发现和容易解决，使全体人民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充分的自由、平等和主人翁的感觉。这样，他们就会更加容易脱离旧社会的影响，更积极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52]

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一个“总题目”，还突出表现在辩证地、全面地看待少数人闹事现象。在被毛泽东称为“多事之秋”的1956年，受到国际上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的影响，以及国内社会主义改造遗留下来的问题，我国出现了许多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群众请愿等群体性事件，这些新情况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促使他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进行深入思索。不同于那些将群众闹事笼统归纳为反革命势力的破坏和阶级斗争的错误观点，毛泽东着重分析了这些社会矛盾的性质和特点，把社会上出现的新问题归结为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人民内部矛盾。他认为，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现在的阶级斗争，小部分是对抗性的敌我矛盾，但是大部分是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肃反问题”一节中指出，肃清反革命分子的问题是敌我矛盾的斗争问题……有右倾思想的人不分敌我，认敌为我。广大群众认为是敌人，他们却认为是朋友。有“左”倾思想的人则把敌我矛盾扩大化，以致把某些人民内部的矛盾也看作敌我矛盾，把某些本来不是反革命的人也看作反革命。这两种看法都是错误的，都不能正确地处理肃反问题，也不能正确地估计我们的肃反工作。^[53]应当承认，人民内部矛盾的激化是闹事发生的主要原因，我国社会出现的少数人闹事事件正是从侧面反映出我国还存在着一定的人民内部矛盾，并且在社会主义时期的社会矛盾中占突出地位。这样，毛泽东就透过复杂的现象看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发展动力，把敌我矛盾和阶级斗争放在次要位置，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不可否认，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以及之后“左”的错误不断蔓延和发展，直到“文化大革命”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以阶级斗争为纲”等一系列指示，都偏离了党的八大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正确判断，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从而造成全国性的内乱。这些都从反面说明，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同时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一指导思想，是十分可贵的。

（三）“十二个小题目”：社会主义社会不同类型的人民内部矛盾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性质和特点，规定和制约了其他不同类型的社会矛盾。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具有特殊性，其中适应是主要方面，冲突和对抗是次要方面。因此，在社会矛盾方面，旧社会激烈的对抗性的阶级矛盾已经下降到次要地位，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突出地、大量地表现在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

具体说来，毛泽东对人民内部矛盾进行了科学的归纳，将其概括为以下三种：一是人民内部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二是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人民政府代表人民利益，是为人民服务的，但是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矛盾”。其中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之间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等等。三是客观规律同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缺乏对广大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都是主观认识和客观规律发生矛盾的表现和原因。特别是一些国家工作人员错误的主观认识和工作方法，会进一步导致和激化新的矛盾，有时因为主观安排不符合客观情况，发生矛盾，破坏平衡，这就叫作犯错误。^[54]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一个“总题目”，同时为了叙述的方便，分别列出了十二个小题目。除第一节讲“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第二节讲“肃反问题”之外，其他从第三节到第十二节这十个小节都是对我国各种不同类型的人民内部矛盾做了具体阐述。其中，重点讲了政治方面和思想方面的人民内部矛盾，经济方面的矛盾也有所涉及，但相较于之前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更侧重于前者。

1.全面分析了劳动人民内部之间的矛盾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农业合作化问题”一节，主要讲了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问题，强调正确解决好工农之间、农民阶级内部之间等矛盾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早在1954年4月和7月，邓子恢在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相关讲话中，两次谈到“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这一概念。他认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社是有矛盾的，新社员与老社员、土地多的与土地少的社员、合作社与个体农民、合作社与互助组、这个社和那个社等都有矛盾。但是这些矛盾不是对抗性的阶级矛盾，是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因此，处理这些矛盾，不是采取阶级斗争的方法，而是要用社会主义精神来妥善处理。^[55]这一思想认识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有集中体现。合作社正在经历一个逐步巩固的过程，它还存在着一些需要解决的矛盾。例如，在国家同合作社之间，在合作社内部，在合作社同合作社相互之间，都有一些矛盾需要解决。我们必须经常注意从生产问题和分配问题上处理上述矛盾。^[56]在生产问题上，要注意国家的统一计划与合作社自身的灵活性和独立性相结合；在分配问题上，要注意统筹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另外，《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明确提到，合作社的巨大成就，成功地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和个体农业经济之间的矛盾，从而为正确处理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提供有力保障。同时强调，要正确看待我国当前形势下工人和农民的待遇问题，全面地评价农民苦不苦的问题，并根据具体情况作出适当调整。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知识分子问题”一节，主要讲了工农阶级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以及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问题。在充分肯定新旧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贡献的基础上，强调了知识分子为适应新社会的需求，继续改造自己、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尽管如此，《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对知识分子是否应该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是否应该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问题，采取了“不苛求”“不强制”的态度，指出“只要他们服从国家的要求，从事正常的劳动，我们就应当给他们以适当工作的机会”。另外，《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还规定了对知识分子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妥善处理好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及物质利益关系，还内在地体现在正确处理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少数民族问题”一节，主要讲了汉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毛泽东指出，无论是“大汉族主义”的倾向还是“地方民族主义”的倾向，都不利于全国各民族的团结和社会主义的建设。

2.科学界定了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一大突出理论贡献就在于，对社会主义时期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矛盾的特殊性进行了精辟论述。马克思主义普遍认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本质上是相互对立的两个阶级，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对抗性质的敌我矛盾，这是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一个重要原则。但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主义，马克思、恩格斯也多次讲过，对待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不一定采取“革命”手段，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用“和平”的方法处理。恩格斯说，我们决不认为，赎买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容许的；马克思曾向我讲过（并且讲过好多次！）他的意见：假如我们能赎买下这整个匪帮，那对于我们最便宜不过了。^[57]毛泽东从我国的历史和现实出发，把资产阶级划分为两部分—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他指出，官僚资产阶级是革命的敌人，对它应当采取推翻和没收的政策来加以消灭；民族资产阶级无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都是属于我国统一战线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对它应采取和平赎买的方法来加以改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工商业者问题”一节，主要讲了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问题，从矛盾自身的性质、外部条件和处理方法等多角度分析了我国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明确指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同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它具有两面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58]因此，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本来是一种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但如果处理得当，用和平的、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解决矛盾，又可以转化为非对抗性的矛盾。

需要指出的是，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问世之前，我国理论界关于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性质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但一直未能定论。1952年，《学习》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根据“五反”运动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否定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还存在着两面性的说法，认为它只有反动腐朽的一面，并否定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仍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这些观点遭到了毛泽东的批评，他在《致黄炎培》的信中谈到，在现阶段，允许资产阶级存在，但须经营有益于国家人民的事业，不犯“五毒”，这就是工人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领导，也就是共同纲领所规定的。超过这个限度，而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或者说，不许资产阶级想剥削赚钱的事情，只许他们和工人一样想“没有劳动就没有生活”的事情，只想社会主义，不想资本主义，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今年上半年北京的《学习》杂志上有些写文章的同志曾提出了这样的意见，我们已叫他们作了更正。^[59] 1956年8月到1957年2月期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哲学研究》《大公报》《新建设》等报刊又开展了“过渡时期中国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矛盾性质”的大讨论。有观点认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处于被剥削与剥削的关系，其矛盾性质始终是对抗性的；也有观点认为，在过渡时期，我国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基本上是非对抗性的，局部是对抗性的。还有观点则认为，二者的矛盾性质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因而具有对抗性；另一方面，它们之间由于具有反帝、反封建以及发展国民经济的共同利益，又使得它们之间的矛盾具有非对抗性。这种观点较为客观中立，但在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以及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之间相互转化等问题上，没有作具体阐述。之后，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并解决了以上问题，并从理论联系实际的高度对理论界此次大讨论做了科学总结。

毛泽东对我国民族资产阶级性质以及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矛盾性质的这一科学判断，坚持了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分析方法和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原则。他从我国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矛盾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将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纳入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并为之后成功实现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提供了理论依据。

3.充分认识到党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一节，主要讲了过分狭隘的“小圈子主义”同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之间的矛盾问题。明确指出，持有“小圈子主义”错误思想的人们，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并且尽可能将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而服务的总方针相背离，脱离了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与建设实践中所积累起来的宝贵经验—“群众路线”。相反地，我们应该从我国拥有六亿人口的客观实际出发，采取统筹兼顾的方法，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和具体问题，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决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后，嫌事情麻烦难办，推出门外了事……许多人，许多事，可以由社会团体想办法，可以由群众直接想办法……我们应当指导社会团体和各地群众这样做。^[60]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少数人闹事问题”一节，主要讲了党的一些领导干部同群众之间的矛盾问题。在排除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和违法分子蓄意带头闹事这一类敌我矛盾之后，毛泽东谈到，大部分闹事事件是由于部分群众的物质要求未能得到满足而造成的，这些属于党的领导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接着，文中分析指出了群众闹事的两个主要原因：一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二是对群众缺乏思想政治教育。归根结底，还是上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在工作上采取了简单的、粗暴的处理方式，因此，想要减少“少数人闹事问题”，必须加强克服官僚主义。

4.具体阐述了经济、政治、文化各领域的矛盾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一节，主要讲了文化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以及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的矛盾问题。第一，文中明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61]反对利用行政力量干涉艺术和科学的发展，主张通过“自由讨论”的方法去判断和解决科学文化领域中的是非问题。第二，关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问题，毛泽东深刻剖析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与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三者之间的矛盾。他主张采取讨论的、批评的、说理的方法解决这一精神领域的问题，从而在实践中谨慎地辨别“香花”和“毒草”，克服错误的意见，发展正确的意见。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有错误就得批评，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62]但是，这种批评必须采取辩证的态度，而非教条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态度。与此同时，毛泽东又分析论证了“能否对马克思主义加以批评”的问题。他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马克思主义是在不断经受批评与斗争之中成熟和发展起来的，这不仅符合真理发展的客观规律，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第三，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作为新时期处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针。实际上，毛泽东在1956年4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就论述了“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的问题，并首次提出了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合作的基本方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又进一步强调了各党派长期共存的良好愿望及其政治基础，同时分析了各党派互相监督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为我国后来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奠定了基础。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关于节约”一节，主要讲了大规模经济建设同我国现阶段经济落后的现实之间的矛盾。这也内在地包含了我国既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又是一个经济文化穷国的矛盾。而解决这个矛盾的一大途径和方法则是节约，因此“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被规定为我国当时勤俭建国的方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强调，节约的方针不仅要在国民经济各部门认真推行，还要在一般机关、部队、学校、人民团体中认真推行，力求“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不仅要“精简机关、下放干部”，还要使全体人民群众加入增产节约运动的大队伍中来，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工人、农民、手工业者，总之，我们六亿人口都要实行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63]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一节，主要讲了经济建设中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三者之间的矛盾，以及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们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毛泽东提出了“工业和农业必须同时并举”“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重工业以农业为市场”等论断。他指出，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又谈到，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64]这一统筹兼顾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三者之间关系的思想，为后来制定国民经济总方针和探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作出了重大理论贡献。另外，毛泽东还特别强调了经济发展规律和我们主观认识之间存在着矛盾，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解决。这个矛盾，也将表现为人同人之间的矛盾，即比较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同比较不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之间的矛盾，因此也是人民内部的矛盾。^[65]这就需要我们不断摸索和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既不能夸大经济客观规律的作用而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也不能单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而违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5.深刻分析了两种思想方法之间的矛盾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坏事能否变成好事？”一节，讲的是辩证的思想方法和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之间的矛盾问题。这一思想观点植根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中国传统哲学很早就提出“物生有两”“一分为二”“物极必反”等重要命题，强调矛盾双方相辅相成、相互转化。《老子》一书中，对阴阳、有无、大小、强弱、正反、生死、美丑、善恶等一系列矛盾概念做了详细论述，旨在说明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自己的对立面相比较而存在。《周易·系辞》更精辟地总结了自然界的发生规律，“一阴一阳之谓道”，其出发点即是矛盾的普遍性和客观性。毛泽东吸收了中国古代的这种朴素辩证法思想，并对它进行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改造，特别强调矛盾双方相互转化的条件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主张我们不仅要认识矛盾，还要利用矛盾，使它向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就直接引用了老子在两千多年前说过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一经典名句。他认为，坏事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化为好事，群众闹事是坏事，但可以为我们克服官僚主义、教育干部和群众提供教训；匈牙利事件是坏事，但可以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阵营提供教训；1956年下半年的反共反人民的世界性风潮是坏事，但可以锻炼各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革命坚定性。同时，他还指出，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66]他强调，中国完全有可能由穷国变成富国，由无权变成有权，但是这个先决条件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团结一致的奋斗”。

综上所述，《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这些探讨各种类型人民内部矛盾的科学论断都为我国在今后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思想文化建设等方面提供了理论依据，为正确处理我国各领域的人民内部矛盾提供了理论指导。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5页。

[2]《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2页。

[3]《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3页。

[4]《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3页。

[5]《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3页。

[6]《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31页—第238页。

[7]《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页。

[8]《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4页。

[9]《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2页。

[10]《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5页—第206页。

[11]《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真实的和虚构的矛盾》，原载于《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40年06期。

[12]《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49页。

[13]《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页。

[14]《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49页。

[15]《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571页。

[16]《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6页。

[17]《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3页。

[18]《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页。

[19]《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页。

[20]《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3页—第214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第33页。

[2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292页。

[24]《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912页。

[2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1页。

[2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27]《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页。

[28]《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72页。

[29]《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5页。

[30]《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562页—第563页。

[31]《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5页。

[32]《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51页。

[33]《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4页—第205页。

[3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1页。

[35]《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7页。

[36]《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0页。

[37]《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4页。

[38]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49页。

[39]《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9页。

[4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01页。

[4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562页—第563页。

[42]《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9页。

[43]《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1页。

[4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43页—第544页。

[45]《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8页。

[46]《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7页—第268页。

[4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79页。

[48]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年）》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39页。

[49]《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41页。

[50]《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6页。

[5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88页—第589页。

[52]《为什么要整风》，《人民日报》，1957年5月2日。

[53]《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6页—第217页。

[54]《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6页。

[55]注：分别指1954年4月全国第二次农村工作会议和1954年7月青年团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参见《中国青年》1954年第17期。

[56]《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1页。

[5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3页。

[58]《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6页。

[59]《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05页—第406页。

[60]《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8页。

[61]《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9页。

[62]《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页—第233页。

[63]《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0页。

[64]《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1页。

[65]《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2页。

[66]《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8页—第2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