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批评—团结”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主张，用民主的、讨论的、说服教育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并把“团结—批评—团结”作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总的原则。这一原则的具体内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1959年7月26日，毛泽东在《对于一封信的评论》中又一次总结指出，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们解决党内矛盾、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的已被历史证明有效的方法，我们一定要坚持这种方法。^[1]

首先，采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与唯物辩证法所讲的否定之否定规律有高度的内在契合性。毛泽东说过，从团结全党出发是第一，加以分析批评是第二，然后再来一个团结。团结、批评、团结，这就是我们的方法，这就是辩证法。^[2]辩证法的特征和本质，并非简单的、单纯的、任意的否定，而是作为联系和发展环节的辩证否定，通过扬弃达到肯定和否定新的统一。列宁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指出，对于简单的和最初的“第一个”肯定的论断、论点等等，“辩证的环节”，即科学的考察，要求指出差别、联系、转化。否则，简单的、肯定的论断就是不完全的、无生命的、僵死的。对于“第二个”否定的论点，“辩证的环节”要求指出“统一”，也就是指出否定的东西和肯定的东西的联系，指出这个肯定的东西存在于否定的东西之中。从肯定到否定—从否定到与肯定的东西“统一”，—否则，辩证法就要成为空洞的否定，成为游戏或怀疑论。^[3]马克思主义者向来主张积极的团结，即有原则的团结。如果放弃维护原则的批评和斗争，只以达到形式上、表面上的团结为目标，实际上则没有真正的团结。同样地，批评不是无目的的、斗争式的批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为了教育与自我教育，纠正错误、引导方向，从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并实现新的团结。

其次，采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积累的宝贵经验。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尤其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就逐步把这一经验建立在更加自觉的基础之上，并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即“团结—批评—团结”。这种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党内矛盾、解决党同人民群众之间矛盾的方法，不同于之前一段时期“左”倾教条主义者采取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党内斗争方式，它是一种民主的、温和的、非命令主义的矛盾处理方法。在开展具体工作的过程中，反对采取“一棍子把人打死”的办法，而是坚持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既要解决问题，又要治病救人；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团结—批评—团结”已经被历史证明是行之有效的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总的倾向是要把病治好，把人救了，真正要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不是讲讲而已。第一条保护他，第二条批评他。首先要保护他，因为他不是反革命。这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在人民内部，对犯错误的人，都用保护他又批判他的方法，这样就很得人心，就能够团结全国人民，调动六亿人口中的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4]

再次，采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是基于我国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考虑。毛泽东认为，正确处理社会矛盾的前提就是明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由于两类社会矛盾的性质不同，其解决方法也就不同。敌我矛盾是分清敌我的问题，而人民内部矛盾则是分清是非的问题。因此，用来解决敌我矛盾的专政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矛盾，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只能采取和平的、民主的方法。《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5]敌我矛盾的对抗性决定了对敌人必须采取专政的手段，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专政还有第二个作用，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在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专政就担负着对外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的任务。^[6]与此相反，解决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人民内部矛盾则必须采用民主的方法。《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明确规定：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7]同时强调，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不让发表错误意见，结果错误意见还是存在着。而正确的意见如果是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如果没有见过风雨，没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错误意见就不能打胜仗。因此，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8]关于这一点，刘少奇也曾指出：我们采取什么方针和方法来解决矛盾，不是凭主观愿望决定的，而是由客观矛盾的性质决定的。只在必要的时候才采取强力的办法、压服的办法。凡是可以采取说服、教育、团结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都是采取说服、教育、团结的办法。^[9]

毛泽东把“团结—批评—团结”这一方针运用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中去，从而把社会主义矛盾学说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团结—批评—团结”这一方针的目的是在政治领域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在科学文化领域实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使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繁荣发达；在社会其他重要领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使党的事业保持活力，人民事业欣欣向荣，社会主义社会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