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确认识新形势,为正确处理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而提出的正确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又称作“双百”方针,它的提出,和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客观要求是密不可分的。特别是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于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矛盾,要摒弃以往那些行政命令等简单粗暴的处理手段,对于科学文化领域的不同争论,应该用学术的观点和民主讨论的方法来解决。
1952年4月,毛泽东在为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的题词中第一次提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1953年,针对中国历史研究领域出现的争论,毛泽东又提出“百家争鸣”。20世纪50年代初,郭沫若和范文澜两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就中国古代历史的分歧问题产生了争论。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认为,这个问题没有谁对谁错,是个学术问题,要凭考古工作发掘的实物和历史学家自己的论证来评判。1953年8月,中国历史研究委员会主任陈伯达向毛泽东请示历史研究的具体方针,毛提出要实现“百家争鸣”。
1956年2月,我国科学界出现了关于米丘林学派和摩尔根学派的争论,医学界出现了中医、西医和巴甫洛夫学说之间的争论以及史学界关于中国古代史时期划分的争论。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随后召开的中共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就这些问题向毛泽东作了工作汇报。陆定一认为,对待科学问题和学术问题应当允许他们各抒己见、互相批评,但批评时不要“戴帽子”。同时强调我党在科学文化领域不要做“盖子”,以免限制科学界和文艺界的繁荣发展。同年4月2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论十大关系》的会议上,陆定一指出,对于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自由,要把政治思想问题同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分开来。[34]此时,“百家争鸣”的提法虽然还没有广泛使用,但是其作为一项文化政策和具体方针已经呼之欲出了。1956年4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总结讲话里,毛泽东正式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方针提了出来。他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同时强调: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多。[35] 1957年2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关于“双百”方针就有明确论述。《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双百”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也可以自由争论。同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因此不会解决,在辩论中间,在斗争中间,我们就会明了这些事情,就会懂得解决问题的方法。[36]随后不久,他又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讲话提纲中写道: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37]
毛泽东有预见性地提出了“双百”方针作为我国科学文化领域的基本方针基于以下考虑:一是我国需要迅速发展科学、文化、教育事业,以满足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客观需求;二是我国需要在人民内部扩大自由和民主的范围,以更好地采用民主的和平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综观《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关于“双百”方针的相关阐述,无不体现出这一方针的科学性和完整性。
首先,要正确看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双百”方针的辩证关系。“双百”方针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下的正确处理意识形态领域矛盾的具体体现,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规律的。毛泽东多次提到,坚持“双百”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相反还会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只有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才能在落实“双百”方针的过程中,引导不同主题、形式、题材、风格的思想和观点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摒弃一切腐朽的、落后的思想文化的影响,不断推陈出新,创造出崭新的、进步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另一方面,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政治方向的基础上,也要提倡学术科学领域的不同学派和艺术文化领域的不同形式、不同风格。要放手让大家表达不同的意见和观点,鼓励自由讨论和学术争鸣,防止任何企图禁止或损害不同学术流派和艺术形式的错误做法。另外,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也要正确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到,在我们国家里,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大多数人承认为指导思想,那末,能不能对它加以批评呢?当然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如果马克思主义害怕批评,如果可以批评倒,那末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用了。[38]马克思主义作为完整的普遍真理,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丰富内涵,涵盖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具有普遍适用性,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同时也要辩证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不是亘古不变的教条,它是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变化发展的,这是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会面临批评的必然因素。但是,要把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常批评”与“全盘否定”区别开来,坚决反对那些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倾向。
其次,“双百”方针要立足于人类认识规律和真理发展规律,突出精神世界的矛盾、科学文化领域的矛盾的多样性。“双百”方针从承认矛盾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提供矛盾展开的必要条件,从而促进矛盾的解决、推动人们的思想认识运动不断向前发展。其一,人类思维认识的客观规律,决定了思想认识领域、科学文化领域的矛盾总是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我们既有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也有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既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也有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既有唯物主义哲学也有唯心主义哲学,既有现实主义文学也有浪漫主义文学,既有持不同文艺理论的文艺工作者,也有持不同学术观点的科学派别。我们应当在倡导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化的基础上,以开放的心态允许和鼓励其他不同形式、不同风格的文化作品。其二,对立着的矛盾双方经过斗争走向统一,是真理发展的客观规律。真理越辨越明,“同错误思想作斗争,好比种牛痘,经过了牛痘疫苗的作用,人身上就增强免疫力”。正确的思想如果是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那么遇到错误意见的时候就没有免疫力。相反地,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那些认为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的教条主义观点曲解了“双百”方针的科学内涵。因此,我们主张用辩证的方法处理思想文化领域的问题,既反对强制推行一种“香花”,又反对强制禁止一种“毒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敛,而且非常有害。不让发表错误意见,结果错误意见还是存在着。[39]科学、艺术等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必须采取民主的、讨论的、说理的方法来解决。在毛泽东看来,与错误的思想辩论并进行适当的批判是符合辩证法和真理发展规律的科学态度,在我们的社会里,革命的战斗的批判和反批判,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艺术,做好各项工作的好方法。[40]
最后,“双百”方针是实现我国科学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长期方针,而非一时的“应对之策”。《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明确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来的。[41] 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42]接着,毛泽东就“双百”方针的内涵作了明确阐述,指出这是一个“放”的方针,而不是“收”的方针,即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又说,同志们在讨论中间是不赞成收的,我看这个意见很对。党中央的意见就是不能收,只能放……我们采取放的方针,因为这是有利于我们国家巩固和文化发展的方针……我们主张放的方针,现在还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过多。不要怕放,不要怕批评,也不要怕毒草。[43]这样看来,毛泽东认为错误的意见和“毒草”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可以拿出来讨论的。“毒草”的存在是一种客观实在,不仅现在有,将来仍会存在,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要在“放”的过程中用辩证的观点看待“毒草”,“香花”与“毒草”是相比较而存在的,在与“毒草”的斗争中,一方面能使人民群众更好地认识“毒草”,另一方面也使得香花在斗争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同时,毛泽东强调,我们容许一部分错误意见和“毒草”的“放”,是完全着眼于科学文化的发展,并不是要鼓励“毒草”的自由泛滥,毒害人民。相反,“对于一切有害的言论,要及时给予有力的反驳”。可以说,“双百”方针作为解决人民内部意识形态矛盾的科学政策,对推进我国科学文化繁荣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对此,薄一波回忆道:当年我们党开始提出和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时,知识分子是种什么精神状态?可以说是一片衷心拥护,兴高采烈,积极性很高涨,学术探讨空气也很浓厚。在那种情况下,就比较容易出成果、出人才。[44]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毛泽东所倡导的“双百”方针,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行,学术自由、百家争鸣的思想未能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双百”方针的精神在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中被严重扭曲,后来毛泽东甚至提到,所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世界观来说,实际上只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不同思想倾向,这就与“双百”方针的初衷完全相悖。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双百”方针被看作“为兴无灭资的阶级斗争服务的政策”,以实现我国科学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宗旨的“双百”方针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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