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局限与当代启示

（一）历史局限

从总体上看，完全可以这样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一部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马克思主义的光辉著作^[22]，然而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该文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和不足。加之当时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处理好社会主义社会中纷繁复杂的诸多矛盾，都处在摸索阶段，因此，《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应当承认，《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在中国共产党缺乏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实践经验的背景下形成的。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刚刚建立，还不具备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针对社会主义探索初期国内涌现出的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阐释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矛盾的性质、矛盾的具体内容和处理方法等基本观点，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人民内部矛盾理论体系。然而，这个理论最终并没有成功运用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去。究其原因，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积累了大量斗争经验，同时缺乏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成功经验，容易导致将建设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当作革命时期的阶级问题来处理。

1.《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判断模糊，加重了阶级斗争的分量

1986年，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毛泽东著作选读》时，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写了一个题解，指出：讲话公开发表前，反右派斗争已经开始，由于当时对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在讲话稿的整理过程中加进了强调阶级斗争很激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这些同原讲话精神不协调的论述。^[23]这也是党的文献中第一次公开提到《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历史局限性问题。

由于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后的阶级斗争形势估量失误，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与斗争估计过高、过重，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对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上出现摇摆与失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当时党内这一认识的理论成果，不可避免地具有时代局限性。从理论上来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缺乏对当时国内主要矛盾的缜密分析，也没有对“何谓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进行概念上的阐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从论证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矛盾，到论述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直到最后重点分析了人民内部矛盾的相关问题，整个论证过程因为缺乏“主要矛盾”而出现了逻辑上的断层。事实上，公开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回避了中共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决议。尽管它没有直接把阶级矛盾看作我国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但也并未明确沿用中共八大对我国当前“主要矛盾”的提法。直到1957年9月准备召开八届三中全会期间，中国共产党作出了“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国内的主要矛盾”的错误论断。

应当指出，修改之后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思路和两种判定：一方面是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发展经济和文化；另一方面是阶级斗争还很激烈，要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遗憾的是，前一方面后来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后一方面却被不断扩大并发生重大演化。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仍然需要一段时期的“继续过渡”，这种判断使毛泽东在主要矛盾的认识问题上容易产生动摇，一旦客观形势发生不利变化，就会使正确的思想倒向错误的一边。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24]正是过去一段时期形成的革命式的思维方式容易导致对政治领域的矛盾高度敏感，甚至严重扩大化，从而忽略经济领域、社会领域等的其他社会矛盾。关于后来毛泽东将当时我国社会大量存在的以物质利益冲突为主的人民内部矛盾当作阶级矛盾来处理这一点，胡乔木曾回忆道：多年来，一方面，搞了阶级斗争扩大化，另一方面，对大量社会政治矛盾没有处理好。最明显的是干群关系，花的力气很大，收效甚微……“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个总题目，解决这些问题要做复杂的工作，要从制度上解决。这一点没有做。后来爆发“文化大革命”。^[25]此外，毛泽东认为国内阶级斗争还将长期存在的判断是基于当时的国际背景，即美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和平演变”方针。他要求全党全国人民严重注意防止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危险，强调这也是社会主义条件下敌我矛盾的新形态。

2.《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将人民内部矛盾简单归结为是非问题，易混淆两类性质的矛盾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反复强调应正确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然而，关于两类矛盾的划分标准表现出一定的单一性和模糊性。《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指出，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分清敌我的问题，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分清是非的问题。同时，也对“人民”的概念做了界定，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26]事实上，在当时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没有形成明确区分“人民”和“敌人”的具体准则，往往以领导人的个人意志来划分敌友。特别是后来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之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掩盖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任务，很多正常范围内的群众运动都被当作敌我问题来处理。此外，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定性为正确的思想，而将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定性为错误的思想，并强调应解决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这一是非问题，这本身就不符合人类思想认识的发展规律，容易导致人民内部矛盾向敌我矛盾的转化。

1958年1月，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谈两类矛盾问题的讲话提纲》中指出，人民内部矛盾分为两类，一类是阶级斗争性质的，一类是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内部先进、落后性质的。而且认为，人民内部矛盾大量地表现为先进和落后的矛盾，但是主要的还是阶级矛盾（特别是在过渡时期内）。具体原因是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劳动人民；主观主义的原因；领导的原因—领导好了、工作方法到位了，那就是先进的形势占多数，落后就能迅速克服。^[27]很显然，这个提法有失偏颇。从逻辑上讲，阶级斗争属于对抗性质的矛盾，“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一提法看似合理，而将其归为“非对抗性质的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则容易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进而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再者，将人民内部矛盾简单划分为先进与落后的矛盾是不科学的，实际上还有一些是物质利益冲突问题、分配问题、观念转变问题，以及不同行业、不同区域生产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等，都不属于“先进与落后”的范畴。

3.《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主要从政治思想的角度考察人民内部矛盾，从经济角度考虑问题略显不足

毛泽东在分析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根源时，着重强调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矛盾，而对于经济利益方面也会产生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则认识不够，估计不足。无论是在阐述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形态，还是在提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方法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都将着力点放在了“政治概念”上，认为人民内部矛盾主要是分清是非的问题。1962年1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强调，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种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方法。^[28]显然，在毛泽东看来，人民内部矛盾主要的是政治和思想方面的矛盾，因此必须采取这种“团结—批评—团结”的思想政治工作手段加以解决。这就容易导致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忽视对物质利益关系的合理调整。尽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也提到过“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正确处理好国家、单位和个人之间的关系等基本方针，但在实际操作层面未能运用这些经济手段来处理不同类型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而是采取说服教育、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思想政治工作的手段。

（二）当代启示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奠基之作，发表至今，已近六十年。今天我们重温《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理论内涵和历史地位，对于我们在新时期新形势下，科学分析社会矛盾，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与道路，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科学分析社会主要矛盾是新时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前提

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更加复杂、多样。总体而言，在经济方面，人民内部矛盾主要表现为：中央与地方、工业与农业、地区之间、城乡之间、部门之间、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利益冲突；在政治方面，人民内部矛盾主要表现为：干部与群众之间在一定程度上的对立情绪，官僚主义与腐败问题，民生问题解决不到位引起的群众上访和群众闹事，企业改制过程中的利益博弈；在思想文化方面，人民内部矛盾主要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新思想与旧思想的冲突与分歧；在社会问题方面则主要涉及人口、就业、教育、医疗、住房、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和社会治安等方方面面。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系统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表现形态和解决措施，对于处理我国当前社会复杂的人民内部矛盾具有启发意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客观分析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基础上，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不同类型的矛盾及其特点。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人民内部矛盾，可以通过调整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他提出，关于基本矛盾，我想还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29]同时，邓小平吸取我国社会主义探索时期的经验教训，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明确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根本途径。这一科学论断，既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又解决了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模式和具体路径。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提出了处理党群关系和执政党建设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它规定了中国共产党今后工作的根本方向和根本原则，即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样，解决好、把握好、协调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以及人民内部的矛盾就上升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以胡锦涛为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进一步继承和延续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目标就是正确区分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同时要努力防止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向对抗性的敌我矛盾转化，促进敌我矛盾向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从而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题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号召全体党员同志牢记并恪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优良作风把人民紧紧凝聚在一起，为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目标任务和“中国梦”的实现而努力奋斗。习近平强调，我们……必须相信群众、敞开大门，让群众参与、群众监督、群众批判。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让群众满意是我们党做好一切工作的价值取向和根本标准，群众意见是一把最好的尺子。必须打开大门、依靠群众，让群众来监督和评判，才能做到不虚不空不偏。^[30]这些新的理论要求和实际举措，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新时期我国出现的各类社会矛盾的有力回应，也体现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思想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下的新形态和新发展。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原则和一系列具体措施，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民内部矛盾应当用民主的方法、讨论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疏通引导的方法去解决。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社会矛盾的新变化，我们不仅要科学把握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深层原因和发展规律，同时还要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方法和措施。胡锦涛同志在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讲话中强调，要密切注意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形式，关键是我们要正视矛盾，找到化解矛盾的正确途径和有效方法，形成妥善处理矛盾的体制机制，而不能让矛盾积累和发展起来，以致影响国家改革发展稳定大局。^[31]当前，国内外环境都在发生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我国发展过程中仍面临一系列突出的矛盾和挑战。例如，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较为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足，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方式粗放，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困难，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突出，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等等。面对这些重大课题，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关键问题为导向，进一步研究思考新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中面临的一系列社会矛盾。习近平强调，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深入研究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体制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把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有机衔接起来，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32]

2.妥善处理物质利益关系是新时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关键环节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利益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及其他一切社会活动的内在根源。马克思说过：“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恩格斯也指出：“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一切经济关系的实质都是物质利益关系，物质利益关系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也都根源于物质利益的差别和对立，人们思想观念上的分歧同样是建立在不同物质利益的基础之上的。可以说，历史唯物主义正是以人类物质利益为逻辑起点来观察和解释世界。关于这一点，列宁概括指出，物质利益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整个世界观的基础。毛泽东也在一次谈话中明确讲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33]

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十分重视和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早在井冈山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反复强调抓好经济建设事业，改善群众生活以满足群众切身利益的极端重要性。特别是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他深刻指出，我们发动革命战争，夺取全国胜利，目的是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只有解决好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需求，才能真正做到动员群众、团结群众、依靠群众。这就需要我们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34] 1956年，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更加注重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问题，并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阐发了这一观点。他强调，闹事的直接的原因，是有一些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中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我们目前的任务以及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目的在于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人民内部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基础上的非对抗性矛盾，但在强调“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之上不能忽视“具体利益”的差异性。正是人民群众之间千差万别的物质利益，构成了产生人民内部矛盾的深刻根源。人民内部矛盾表现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领域及社会生活各方面，其中物质利益矛盾是主要方面。同时，物质利益差异性导致的矛盾冲突在任何时代都是存在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日益凸显出来。对此，邓小平作出了科学预见并号召全党做好足够的思想准备，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必然会出现许多我们不熟悉的、预想不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尤其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涉及的面很广，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和问题，一定会遇到重重障碍。^[35]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面临着诸多深层次、全方位的矛盾。仍然需要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快发展，协调矛盾，全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面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妥善处理物质利益关系仍然是新时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关键。具体说来：

第一，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这也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要求和根本途径。1987年4月26日，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36]他还强调，经济发展是妥善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前提，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37]如果不继续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社会主义社会将成为空中楼阁，所谓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更是无从谈起。目前我国的基本国情是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其中首要的是发展经济，只有“把蛋糕做大”才能为解决住房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养老问题等其他民生问题提供根本保障。同时，还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调整那些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旧的生产关系，并通过国家宏观调控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正如《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到的，在客观上将会长期存在的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就需要人们时常经过国家计划去调节。我国每年作一次经济计划，安排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38]

第二，充分协调人民内部的物质利益关系，建立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由于我国尚处于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转型期，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有待优化、分配结构也有待调整，不可避免地造成人民内部的利益关系紧张。因此，我们亟须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并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的利益关系新格局。邓小平强调，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39]面对贫富差距拉大、收入分配不均的新难题，我们更应一以贯之地坚持物质利益原则，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保护劳动所得，努力实现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并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同时完善最低工资和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完善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真正做到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逐步形成科学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

第三，坚持把“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作为当今协调人民利益矛盾的重要原则与解决方法。如前所述，并非所有的人民内部矛盾都属于是非问题，大部分都是由纯粹的物质利益差别引起的具体矛盾。因此，物质利益冲突导致的人民内部矛盾，就应当以调整利益关系的经济手段为主，辅之以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及思想政治工作手段等。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新形势下仍要正确处理好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之间的关系，统筹好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既要保证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也要充分兼顾个人利益和特殊利益，尤其是不能忽视人民群众的具体利益。与此同时，我国目前存在着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等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全面兼顾好各方利益主体的物质利益势在必行。面对阻碍我国经济发展的城乡二元结构，应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努力构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在“统筹兼顾”原则的指导下，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等。

3.搞好党风廉政建设是新时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基础

中国共产党的廉政作风建设，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都是关乎党的生死存亡和人心向背的重大课题。我国目前正处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社会矛盾呈现出多样性、复杂性和尖锐性的特点。其中，党群之间的矛盾较为突出，由于官僚主义和腐败之风盛行，人民群众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对立情绪。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正确处理好党群关系就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发生群众闹事的深层次原因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要从根本上解决闹事事件，必须坚决地反对官僚主义。同样地，在当前形势下搞好党风廉政建设、处理好党群关系，仍然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需首要解决的问题。

长期以来，毛泽东坚信广大人民群众是拥护党的领导，是讲道理的，是必须依靠和团结的坚强后盾。在依靠和团结人民群众的方法问题上，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了“团结—批评—团结”的总原则，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具体方针，这一重要思想对于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正确处理社会矛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同时，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也已经证明，运用说服教育的手段远比行政压服的官僚主义作风更容易取得民心、化解矛盾。当前，我国社会发生的许多群体性事件，多数是因为部分党员干部遇事独断专行，以及严重的官僚主义和腐败行为造成的。如果各级党委和政府工作人员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上，能够从自身的思想作风和工作方式入手反省检讨自己，克服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杜绝有损群众利益的行为，从群众的实际利益出发，那么就一定能够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由此可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是始终保持党同群众血肉关系的关键性环节。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关于党风廉政建设作了深刻的阐述：优良的党风是凝聚党心民心的巨大力量。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群众路线，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多为群众办好事，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反对形式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弄虚作假……以优良的党风促政风带民风……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40]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指出：我们党从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深沉的使命忧患感、顽强的意志品质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严肃查处腐败分子，着力营造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政治氛围。^[41]同时强调：党的建设的经验表明，加强党内监督和纪律建设，必须要有严格的制度规范。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是党内监督工作和纪律建设持续深入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42]一方面，要加大反腐倡廉力度，切实遏制权力腐败，强化对腐败多发领域和重要部门、关键岗位的监督工作；另一方面，要加大权力运行机制的创新制度，将权力运行纳入法治的轨道之上，真正做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4.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是新时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制度保障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反复强调民主集中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同时把这种“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凝练为“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但是，由于缺乏制度保障，这种看似和风细雨的方式极易在具体实践中走向急风暴雨。这也正是毛泽东的人民内部矛盾学说之所以没有得到有效实践，最终导致整风运动转向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原因所在。针对民主法制化的问题，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43]他还强调，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法制）国家不可能发生。^[44]邓小平进一步指出，我国面临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需要有一个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这样一种政治局面，不能依靠政治斗争来维持，而要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必须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只有从根本上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才能切断随意把人民内部矛盾转向敌我矛盾的错误根源，才能真正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兴旺发达。

现阶段，我国凸显出许多新的社会矛盾，继续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指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党内矛盾的有力武器。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党性，本着对自己、对同志、对班子、对党高度负责的精神，大胆使用、经常使用这个武器，使之越用越灵、越用越有效，以此促进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执行，促进党内生活的严格规范，促进党性原则基础上的团结。^[45]更重要的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十分重视推进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步伐的紧迫性，并强调应逐步把我国的政治生活纳入法制化、制度化、民主化的轨道。在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指出，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行第四次集体学习时，他再次强调：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努力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规范发展行为、促进矛盾化解、保障社会和谐。2014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顺利召开，再次将“法治中国”、“法治社会”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强调法治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途径。只有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才能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制度保障。

【注释】

[1]《列宁全集》第60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2页。

[2]《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1页—第393页。

[3]《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6页。

[4]《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0页。

[5]《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69页。

[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8页。

[7]《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9页。

[8]《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2版，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75页—第1476页。

[9]《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44页。

[1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8页—第659页。

[11]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第10页。

[1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43页。

[13]《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2页。

[14]《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页—第215页。

[15]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89页。

[16]《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7页。

[17]《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7页。

[18]《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6页—第237页。

[19]《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人民日报》，1957年5月1日。

[2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8页。

[2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4页。

[2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15页—第616页。

[23]《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57页。

[24]《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0页。

[25]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61页。

[26]《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5页。

[2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0页。

[28]《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18页。

[2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1页—第182页。

[30]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167页—第168页。

[31]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胡锦涛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94页。

[32]习近平：《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2013年3月1日，第1版。

[3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8页。

[3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6页—第137页。

[3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2页。

[3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5页。

[3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页。

[38]《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5页。

[3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

[40]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4页—第55页。

[41]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月4日，第1版。

[42]习近平：《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8页。

[4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4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45]习近平：《在参加河北省委常委班子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9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