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击战不能战胜中国共产党的中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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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写作之前，中国共产党已经经历过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即从大革命的失败到土地革命的兴起、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到抗日战争的兴起。自1921年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就积极投身于中国革命。

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写作之前，中国共产党已经经历过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即从大革命的失败到土地革命的兴起、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到抗日战争的兴起。自1921年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就积极投身于中国革命。在1924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推进并帮助国民党的改组和国民革命军的建立，发动了全国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青年运动。但是，到了1927年，由于反革命力量的强大和国民党的背叛革命，加之处于“幼年”的中国共产党还不善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最终失败。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深入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开始了对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使土地革命也曾经取得很大的胜利，红军发展到30万人，建立了许多革命根据地。但是，由于党内又连续发生三次“左”的错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国革命再次遭遇严重挫折。红军被迫撤离根据地，开始长征。红军长征到陕北后，中国共产党倡导并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中国革命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经历了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中国共产党，逐渐成为了一个政治上成熟的政党，已经能够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熟练地结合起来，能够系统地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能够系统阐明现阶段民主革命的理论和纲领。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积累了丰富的理论成果，这是《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产生的理论前提。用毛泽东后来的话说：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经过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的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20]

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进一步确立及延安相对稳定的环境，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写作创造了条件。

虽然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但是王明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错误影响并未消除。1937年11月，王明从苏联回国，12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明在会上说，现在不能空喊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的问题，这是将来看力量的问题，没有力量空喊无产阶级领导是不行的，空喊领导只有吓走同盟军，我们要拥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受蒋指挥，红军的改编不仅是名义改变，而且内容也改变了，没有统一的国防军与统一的正规军是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游击战不能战胜日本，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21]显然，王明在如何抗战的问题上还存在一些错误认识。他只看到国民党有几百万军队的表面现象，看不到广大革命群众和无产阶级的力量，从而产生了把抗日战争的胜利寄托于国民党军队，把人民的命运寄托于国民党统治下的合法运动的错误思想。这样，毛泽东与王明在如何抗战、如何处理与国民党之间的关系上产生了严重分歧。毛泽东后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上谈到过“十二月会议”的情况。他说：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但中间也遭过波折。抗战初期，“十二月会议”就是一次波折。“十二月会议”的情形，如果继续下去，那将怎么样呢？有人说他奉共产国际命令回国，国内搞得不好，需要有一个新的方针。所谓新的方针，主要是在两个问题上，就是统一战线问题和战争问题。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或减弱独立自主；在战争问题上，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还是运动战。^[22]

在这一背景下，中共中央特派任弼时前往苏联，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递交《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并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作详细的口头报告。任弼时详细介绍了抗战以来中国国内的变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状况、中国共产党的状况以及八路军的作战情况，包括国共两党合作以来的特点、困难和阻碍。他还单独向季米特洛夫汇报了中共中央的实际情况，使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中国共产党增多了了解，加深了认识。1938年七、八月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带着共产国际的新指示回到延安。9月14日至27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他说：根据国际讨论时季米特洛夫的发言，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国际认为，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中共中央在领导机关中要在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王稼祥传达的共产国际的指示极为重要。因为，第一是肯定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第二是肯定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的问题，为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扫除了障碍。^[23]毛泽东在党的领导集体中核心地位的确立，为我们党系统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并根据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独立自主地制定中国革命的方针和政策创造了条件。

另一方面，全面抗战爆发后，相对稳定的局势使得延安的理论活动异常活跃。众多社会科学方面的人才汇聚延安，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典著作翻译出版，各种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会团体相继成立。1938年5月，延安成立马列学院，以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同年夏秋，又在毛泽东的提议下成立了新哲学学会，希望把目前做得很不够的理论工作推进一步。^[24] 1939年又分别成立了中国问题研究会、马列主义研究会、党建研究会等。其中，中国问题研究会研究的问题涉及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任务、性质及前途，沦陷区工作、中国文化运动、中国少数民族问题，中国职工问题，中国青年问题，中国妇女问题，中国农民土地问题等。所有这些，都有利于党和毛泽东从理论上全面回顾和思考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从而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写作准备了条件。

【注释】

[1]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547页、第554页。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70页。

[3]《中央党务公报》第一卷第一期、第二期，1939年。

[4]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57页。

[5]叶青：《论学术中国化》，《时代精神》创刊号，1939年8月10日，第64页—第70页。

[6]张君劢：《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再生》第十期，1938年12月16日。

[7]毛泽东：《反投降提纲》，《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0页。

[8]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2页。

[9]毛泽东：《论新阶段》，《解放》第五十七期，1938年11月25日，第36页。

[10]毛泽东：《反投降提纲》，《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4页。又见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9页。

[11]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