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修改

《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修订本最早在《党建论文集》上发表。文集中发表的版本，与《共产党人》发表的版本相比，增加了大量的内容。修改的内容都是毛泽东本人增加的，时间在1940年6月以后，11月以前。^[6]

此次修改中最重要的修改，就是对第二章第四节“中国革命的动力”这一部分所作的修改，加写了三段话，主要内容是：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将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将大地主与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加以区别。《共产党人》所发表的版本只是一般地将资产阶级划分为买办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并将大资产阶级纳入民族资产阶级范畴之内，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中又有大资产阶级与中产阶级的区别。在大资产阶级，那是妥协性很大的很不可靠的部分。而在中产阶级尤其是中等民族工业资本家，则是比较多带革命性的部分。^[7]基于这样的认识，毛泽东在初稿中分析民族资产阶级两重性时，对其“反动性”作了分量比较重的评论。^[8]

经过打退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毛泽东对资产阶级的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就是无论从提法到内容分析都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区别开来了。据此，毛泽东在此次修改中专门增写了下面两段话：在抗日战争中，亲日派大资产阶级（投降派），已经投降或准备投降了。欧美派大资产阶级（顽固派）虽然尚留在抗日营垒内，亦是非常动摇着，他们就是一面抗日一面反共的两面派人物。我们对于大资产阶级投降派的政策是把他们当作敌人看待，坚决的打倒他们。而对于大资产阶级的顽固派，则是革命的两面政策，即一方面是联合他们，因为他们还在抗日，还应该利用他们一点残余的积极性；又一方面是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因为他们执行破坏团结的反共反人民的高压政策，没有斗争就会危害抗日与团结。但是在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主要都是中等资产阶级，他们虽然在一九二七年以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前跟随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对过革命，但是这个阶级基本上还没有掌握过政权，而受当政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政策所限制。在抗日时期内，这个阶层不但与大资产阶级投降派有区别，而且与大资产阶级顽固派也有区别，至今仍然是我们的较好的同盟者，因此对于这个阶层采取慎重的政策是完全必要的。^[9]同时删去了原文中的下面这些话：“在中国革命史上，资产阶级曾经演过帝国主义走狗与地主阶级帮凶的脚色。”“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或两面性），虽然同时存在于一身之中，但其表现是有时间性的。在同一时间内，或者以发挥其革命性为主，而以发挥其反动性为辅；或者以发挥其反动性为主，但也并未完全消失其革命可能性。这是由于摆在民族资产阶级面前的敌人（它们所认为的敌人），在同一时间只能以一个为主的原故。但是如果历史行程已经把这个阶级的革命可能性完全使用枯竭之时，到了那时，它们所有的就只剩下反动的可能性了。”“同时还应明白，民族资产阶级中又有大资产阶级与中产阶级的区别。在大资产阶级，那是妥协性很大的很不可靠的部份。而在中产阶级尤其是中等民族工业资本家，则是比较多带革命性的部份。”“由于这种情形，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由于这种两重性在大资产阶级与中产阶级之间又有程度上的区别，就使得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同中国革命，同中国资产阶级，同中国共产党，有了极其复杂的关系。”^[10]毛泽东在此次修改中分析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投降派和顽固派的区别，从而澄清了依赖国民党进行抗战的右的思想和认为顽固派已经投降日本的“左”的思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什么要团结国民党一道抗战，并在统一战线中要力争无产阶级领导权提供了理论基础。^[11]

毛泽东后来多次提到过此次修改的原因与经过。1940年11月，毛泽东在修改《抗日战士政治课本》时给时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的肖向荣的信中说：战士课本写得很好。第一第二第四课看了，可即付印。第三课须加修改，望送来看，要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非亲日派（即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与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加以区别。宣传部正在付印的一本书中，我已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二章关于这一部分加了修改，请你向罗迈同志索取一阅。在第三课中，主要应说各阶级对抗日的态度，才有现实意义，亦请加以注意。在去年十二月写《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二章时，正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头几个月，民族资产阶级与开明绅士的态度是否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有区别，还不能明显地看出来，到今年三月就可以看出来了，请参看三月十一日我那个《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12]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还有两次谈到此事。在1940年12月4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蒋介石统治集团内部也有英美派与亲日派的矛盾时，毛泽东说：过去我们没有把大资产阶级（即买办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区别开来，直到写《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二章及“七七决议”（指1940年7月7日《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时才认识清楚。1940年12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中又说，他准备写一篇文章，主要说明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区别，因为过去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二章中没有说清楚。此外要把亲日派资产阶级与英美派资产阶级加以区别。^[13]

此次修改中还有两处重要的删改。

一是毛泽东在谈到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这两大任务及其相互关系时，删去了原文中的下面这句话：因此，反帝国主义与反封建残余，就成了现阶段上中国革命的两大目标，换言之，就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两大任务，而反帝国主义尤其成为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14]同时新增了下面这段话：所以，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这样两个基本任务，是互相分别，又是互相统一的。中国今天的民族革命任务，主要是反对侵入国土的日本帝国主义，而民主革命任务，则是为了争取胜利的必要而去完成的，两个革命任务已经联系在一起了，那种把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分为截然对立的两个革命阶段的观点，已经是不合时宜的了。^[15]此处修改明显突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不是笼统地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这是为了适应建立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需要。同时此处修改还进一步明确了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的关系，这是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左”、右两种错误倾向而作的修改。当时以王明为代表的一部分人，主张一切为了统一战线，把民主运动与抗日救国对立起来，这实际上从右的方面把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割裂开来；另一方面，一部分同志不懂得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导致在反摩擦斗争中发生了许多“左”的错误，这实际上是从“左”的方面把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割裂开来。毛泽东正是针对这两种错误倾向，作出了上述补充修改。

二是删去了第二章第六节关于中国革命前途中关于“民主共和国”的一段话。原文如下：同时，既然现在抗战的胜利，是各参加抗战阶级共同努力的结果，那末，显然的，在抗战胜利后所建立起来的民主共和国，也必然不能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国家，而是一个新式的各抗战阶级和民主阶级共同有的新式的民主国家，即抗日统一战线的国家。^[16]删掉这段话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第二章第五节中已有关于“民主共和国”的论述；另一方面是因为此时形势已发生变化。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建国问题上的提法曾有多次改变。在召开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时，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一个“真正民主共和国”的口号。^[17]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提出“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口号，并最终在江西瑞金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又叫作“工农共和国”。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深入，中共中央改变政策，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1935年召开的瓦窑堡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中宣布，为了使民族统一战线得到更加广大与强有力的基础，把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名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把自己的政策，即苏维埃工农共和国的政策的许多部分，改变到更加适合反对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情况。^[18] 1936年，为了与国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又提出了“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在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可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苏区人民的代表将参加全中国的国会，并在苏区实行与全中国一样的民主制度。^[19]关于“民主共和国”的性质和前途的问题，毛泽东曾明确指出：我们的民主共和国，是在执行民族抗战任务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是在国际新环境之下（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世界革命新时期的前夜）建立起来的。因此，按照社会经济条件，它虽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国家，但是按照具体的政治条件，它应该是一个工农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联盟的国家，而不同于一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因此，它的前途虽仍然有走上资本主义方向的可能，但是同时又有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的可能，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应该力争这后一个前途。^[20]当毛泽东写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时，仍需强调民主共和国。但是，毛泽东在随后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已经阐述了未来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式，因此在修改《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时，有必要淡化民主共和国的提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