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次修改

新中国成立后，在把《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时，毛泽东又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很大的修改，修改的时间是在1951年10月至1952年3月间。此次修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文字性的、知识性的或技术性的改动

这种改动又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标点符号的改动；二是文字表述上的改动，如文中包括标题在内的所有的“与”均改为“和”。这样，《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就改成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三是文字内容基本没变，但顺序作了调整。如第一章第三节列举的一八四○年的英国鸦片战争，一八五七年的英法联军战争，一八八四年的中法战争，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战争，一九○○年的八国联军战争，从原来的第十方面提到了第一方面；四是知识性的改动。如第一章谈到中华民族的发展时，把中国从原始社会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来的历史从“已有了五千年之久”改为“大约四千年之久”，把指南针发明的时间从“还在三千年前”改为“在很早的时候”，把造纸术的发明从“一千七百年前”改为“一千八百年前”，把刻版印刷的发明从“一千二百年前”改为“一千三百年前”。第二章第六节在谈到中国革命所处的历史方位时，把原文中所说中国革命处在“二十世纪四十与五十年代的新的国际环境”改为处在“二十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21]这样的改动，显然使相关知识的表述更加准确了，相关内容在注释中作了进一步的说明。

2.基于政治原因所作的改动

其一，原文中的“封建残余”全部改为“封建主义”或“封建地主阶级”。这一改动显然是为了避免“封建残余”一词可能会引起的歧义。因为“封建残余”这个词，曾经是“托派”用来描述中国社会的一个主要概念。在1928—1933年间，中国思想界曾发生过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的论战。参加这场论战的，有马克思主义者，有托陈取消派，还有所谓的“新生命派”。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自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之后，中国就逐渐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经济就其主要的势力及其发展方向来说，乃是个保有强大封建关系而在走向殖民地的资本主义的途中，这可以说中国一方面是在国际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使全国成为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已经开始了资本主义方向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仍然保持着强有力的封建关系。托陈取消派认为，自从帝国主义侵入之后，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银行、工厂、铁路、电线、轮船、电灯、电话等所有资本主义社会的形式，都应有尽有，已经形成了官僚买办的资本主义。到了欧战前后，更进入了民族的大工业资本时代，商品的生产与消费及货币经济，连穷乡僻壤都达到了。自然经济已扫荡殆尽……至于城市、乡村各种落后的现象，乃是生产停滞，农村人口过剩，资本主义落后国共有的现象，也并不是封建的产物，因为封建势力，在经过了大革命之后，失了统治全中国的中央政权形式，失了和资产阶级对立的地位，至少在失去对立地位的过程中，变成残余势力之残余。^[22]

其二，对中国社会特殊性的描述所作的修改。第一章第二节在论及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时，原文写道，中国自从脱离奴隶制度进到封建制度以后，这个封建制度，则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多年。由于封建制度的延续，就使得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都长期地陷在发展迟缓甚至停滞的状态中。^[23]修改后的表述是这样的：中国自从脱离奴隶制度进到封建制度以后，其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就长期地陷在发展迟缓的状态中。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24]此处最重要的修改，是删去了原文中“甚至停滞”几个字。这一改动，主要是为了避免把“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性”与所谓“停滞论”混淆在一起。1937年6月，伪装成马克思主义者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代言人秋泽修二抛出了《东洋哲学史》一书，翌年又出版《支那社会构成》一书。在这两本书中，秋泽修二歪曲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提出所谓“中国社会之‘亚细亚’的停滞性”命题，鼓吹所谓“此次中日事变……皇军的武力”将“给予中国社会之特有的停滞性以最后的克服”，“使农业的中国……与工业的日本结合”，以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这样，所谓“中国社会长期停滞论”成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理论根据”。秋泽修二的观点，受到了以吕振羽为代表的进步史家和革命者的批判。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形成了一次以清算秋泽修二反动谬论为内容的批判运动，这一批判运动也成为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25]此次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对中国社会特殊性的这一修改，显然是吸收了这一批判日本帝国主义谬论运动的成果。

3.因形势变化而作的修改

其一，第一章第一节在谈到中国的国境时，增加了“正北面，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一句。《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写作之时，蒙古尚在中国的版图之内。1946年，国民党政府根据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宣布承认蒙古独立。1950年，中苏两国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替代1945年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签订的条约。在签订新的条约与协定的同时，中苏两国政府宣布确认蒙古的独立地位。所以此次修改增加了这一句话。此外，把“南方与暹罗、缅甸和安南接壤”改换成“南方，和缅甸、越南接壤”，并删掉了“并和台湾邻近”一句。“安南”是古代中国对越南的称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上开始采用“越南”——这一越南人民对自己国家的称呼。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写作之时，台湾还在日本殖民统治之下。抗战胜利后台湾回归祖国，所以原有的表述已经不合适了。

其二，第二章第四节在谈到地主阶级时，删掉了原文中的下面这段话：但是地主阶级中，最反动的是大地主阶层。至于小地主，特别是破产与半破产的小地主，则有比较不同的情形。当革命还是反对帝国主义与大地主时，它们往往是能够保守中立或暂时地参加斗争的。尤其是从这个阶层出身而受过科学教育的知识分子，很多都能够这样做。^[26]此处原本是毛泽东1940年时所作的重要修改，也就是把大地主与中小地主加以区别。但是新中国成立后，这样的区别已经不再适用了。这样的修改，适应了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改革中消灭地主阶级、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需要。

其三，对第二章第四节关于农民以外的各种类型的小资产阶级作了大幅度的删改。原文如下：“第二是城市贫民。这个阶层中，包括破产了的手工业者、小贩，离乡别井到城市寻找职业而不得的农民，以及大群依靠不定劳动维持生活的苦力。他们是一个很大的群众，他们的地位大体上和贫农的地位相当，是一种半无产阶级。他们的地位推动他们起来拥护革命，并使他们容易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所以他们是很好的革命力量，和贫农一样，是无产阶级的天然同盟者。第三是职员。工商业机关中的职员，国家机关与文化机关中的下层月薪生活者，都属于这一类。他们是依靠出卖精神劳动或技艺而生活的人，是不剥削他人的。他们受失业威胁又非常之大，因此，也是重要的革命力量。这一类人是一个相当广大的群众，经济建设，国家建设与文化建设，是不能离开他们的。第四是手工业者与自由职业者。手工业者是独立生产者，是一个很大的群众，是现时中国经济建设的一个担负者。他们不但遭受外国商品竞争的打击，而且无力摆脱商业高利贷资本的罗网，所以他们能够站在革命的方面，他们也是重要的革命力量之一。他们当中的一部份是雇佣少数工人的；另一部份则是不雇工人的。这后一部份人，是更加可靠的同盟者。自由职业者例如医生等人虽是他们在思想意识上常常受资产阶级的影响，但他们是与手工业者属于同一范畴的，也是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部门，也是受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压迫的，所以也可以成为革命的力量。第五是小商人。他们一般是受帝国主义与大资产阶级的压迫，且是一个很大的群众。这一阶层的下层份子，是不剥削别人劳动，而遭受高利贷剥削的，所以他们在革命中是一支有用的力量。只有那些剥削他人劳动而又同帝国主义买办阶级或封建残余有联系的上层份子，才是对革命表现动摇态度的人们。”^[27]修改后的内容为：第二是小商人。他们一般不雇店员，或者只雇少数店员，开设小规模的商店。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和高利贷者的剥削，使他们处在破产的威胁中。第三是手工业者。这是一个广大的群众。他们自有生产手段，不雇工，或者只雇一二个学徒或助手。他们的地位类似中农。第四是自由职业者。有各种业务的自由职业者，医生即是其中之一。他们不剥削别人，或对别人只有轻微的剥削。他们的地位类似手工业者。上述各项小资产阶级成分，构成广大的人群，他们一般地能够参加和拥护革命，是革命的很好的同盟者，故必须争取和保护之。其缺点是有些人容易受资产阶级的影响，故必须注意在他们中进行革命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28]此处最大的变化就是把城市贫民排除在了小资产阶级范围之外。

其四，第二章第五节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表述进行了修改。原文的表述是：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就是各革命阶级统一战线的革命。中国必须经过这个革命，才能进一步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否则是不可能的。^[29]修改后的表述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国的社会必须经过这个革命，才能进一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去，否则是不可能的。^[30]此处修改删掉了原来的补充表述“就是各革命阶级统一战线的革命”，同时把革命发展的目标由“社会主义革命”改为“社会主义的社会”。

此外，有些改动是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任务转变有关的。比如原文中的“农民暴动”均改为“农民起义”，“社会革命”均改为“社会主义革命”。这类改动，既是为了文字表述更加准确，也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思想的某种变化。把“农民暴动”改为“农民起义”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农民阶级感情的变化，而此时突显“社会主义”的概念，显然与即将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有关。

4.新增加一些内容，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处

第一章第三节增加了这样一段话：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31]《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1939年最初的文本中并没有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提法。这段文字是新中国成立后经《毛泽东选集》编委会重新审定，由以范文澜为首的一批史学家认真修改后加进去，而后得到毛泽东的认可。^[32]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中国发展道路问题。早在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33]这一论述反映了马克思在19世纪中叶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20世纪30年代，一些人借用马克思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制造中国国情特殊论，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意义，从而使中国自外于世界历史发展的主流，把中国历史放在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制约之外；一些人则提出如果没有外国的侵入，中国社会不可能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还有一些人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早已崩溃，似乎中国社会已经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但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及大多数非马克思主义的爱国学者则认为，近代以前的中国已具有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只要通过革命或改良，就必然会像欧美国家那样发展成为近代化的强国。因此此次修改增加的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观点，只是采纳了当时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学者及爱国学者的共同看法。^[34]显然，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提出，有助于把中国历史从“外烁论”“特殊论”“早熟论”“循环论”中解救出来，并且有力地驳斥帝国主义关于中国只有外力入侵才能进步与发展的谬论。这一论断表明，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存在资本主义萌芽，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一方面破坏了封建主义经济，同时也就刺激和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又与封建主义势力勾结，阻碍和限制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第二章第三节谈到中国革命两大任务时，加写了这样一句话：“而农民则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如果不帮助农民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就不能组成中国革命的强大的队伍而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35]此段文字是在第一次修改基础上的进一步补充，意在强调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这里的农民主要指贫农和中农。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对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也是在实践中逐步发展的。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中指出，农民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36]在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对于农民运动之决议案》阐明了农民是无产阶级同盟军的原理，并认为中国革命要成功，“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37]然而，在大革命期间，党内出现了两种错误倾向，一是只注意与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二是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毛泽东则特别重视农民阶级和农民运动。1926年6月，毛泽东为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讲授农民问题，他从人口、生产、革命力量、战争关系、革命目的五个方面阐明农民问题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指出：国民革命的目标，是要解决工农商学兵的各阶级问题；若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则各阶级问题也无由解决，可以说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38]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在随后发表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说：农民问题乃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的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39]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入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成功地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人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实际上仍是农民革命战争，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40]

第二章第四节论及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时，增加了这样一段话：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但是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看，从他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立场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41]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这是毛泽东早有的思想。1925年，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就把小知识阶层——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划入了“小资产阶级”的范围，并认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42]在土地革命时期，党对于知识分子采取过不正确的态度。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提出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他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43]此次修改，反映了毛泽东仍然坚持对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阶级属性的认识，这种认识与后来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有关。

总之，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的修改，除了一些文字和技术上的改动外，主要是突出了农民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强调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和社会主义因素的存在和发展。它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需要。

【注释】

[1]陈绍禹：《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1940年3月第3版，第3页。转引自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26页。

[2]曹雁行：《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修改述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毛泽东重要著作和思想形成始末》，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2页。

[3]如将文中的“戊戌政变”改为“戊戌变法”，将“航空”改为“航路”。参见蒋建农等著：《毛泽东著作版本编年纪事》（上），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57页。

[4]施金炎主编：《毛泽东著作版本述录与考订》，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第323页。蒋建农等著：《毛泽东著作版本编年纪事》（上），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57页。

[5]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人民出版社1952年6月版。

[6]曹雁行：《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修改述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毛泽东重要著作和思想形成始末》，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2页。

[7]《共产党人》第五期，1940年4月25日，第8页。

[8]石仲泉：《我观毛泽东》，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页—第126页。

[9]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华书店1949年5月版，第18页—第19页。

[10]《共产党人》第五期，1940年4月25日，第8页。

[11]曹雁行：《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修改述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毛泽东重要著作和思想形成始末》，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5页。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32页—第233页。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38页—第239页。

[14]《共产党人》第五期，1940年4月25日，第6页。

[15]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华书店1949年5月版，第15页。

[16]《共产党人》第五期，1940年4月25日，第16页。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30页。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40页。

[19]《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29页。

[20]《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63页—第264页。

[2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8页、第622页、第650页。

[22]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0页、第90页、第78页。

[23]《共产党人》第四期，1940年2月25日，第4页。

[24]《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3页。

[25]白钢编著：《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论战的由来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3页。

[26]《共产党人》第五期，1940年4月25日，第7页。

[27]《共产党人》第五期，1940年4月25日，第9页—第10页。

[28]《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2页。

[29]《共产党人》第五期，1940年4月25日，第14页。

[30]《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7页。

[3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6页。

[32]冯天瑜：《“封建”考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74页。

[3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34]李伯重：《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35]《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7页。

[3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31页。

[3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39页。

[3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65页。

[39]《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页。

[40]《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2页。

[4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1页。

[42]《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页。

[43]《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