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务与特点

革命，革谁的命？如何革命？这是每一个革命者首先必须清楚认识的问题。毛泽东通过对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与特点的分析，系统回答了这一问题。

1.中国革命的对象

早在1925年，毛泽东就说过，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1]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依据对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深刻分析，明确了中国革命的对象。毛泽东指出，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那末，中国现阶段革命的主要对象或主要敌人，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本国的地主阶级。这是因为，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中，压迫和阻止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正是它们二者。这二者互相勾结以压迫中国人民，而以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为最大的压迫，因而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在日本武力侵入中国以后，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勾结日本公开投降或准备投降的一切汉奸和反动派。中国的资产阶级本来也是受着帝国主义压迫的，它也曾领导或参加过革命斗争。但它的上层部分，即以国民党反动集团为代表那个阶层，曾经勾结帝国主义，并和地主阶级结成反动的同盟，背叛了中国革命，所以他们也曾被当作革命的对象之一。在抗日战争中，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已经叛变，成为汉奸。所以，他们也是革命的对象之一。总之，中国革命的敌人不但有强大的帝国主义，而且有强大的封建势力，而且在一定时期内还有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与人民为敌的资产阶级的反动派。^[2]

关于中国革命的对象，当时社会上还存在着一些错误的认识。托陈取消派认为，自从帝国主义侵入之后，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据此他们认为，中国革命的力量就是无产阶级，而对象是资产阶级。一些代表国民党立场的学者认为，中国社会既不是封建社会，也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士大夫社会”，因此他们反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土地革命。还有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不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不赞成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当作革命的对象。胡适就提出所谓“五鬼闹中华说”。他说，我们要打倒五个大仇敌：第一大敌是贫穷。第二大敌是疾病。第三大敌是愚昧。第四大敌是贪污。第五大敌是扰乱。这五大仇敌之中，资本主义不在内，因为我们还没有资格谈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也不在内，因为我们至多有几个小富人，哪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中国今日需要的，不是那用暴力专制而制造革命的革命，也不是那用暴力推翻暴力的革命，也不是那悬空捏造革命对象因而用来鼓吹革命的革命。我们真正的敌人是贫穷，是疾病，是愚昧，是贪污，是扰乱。这五大恶魔是我们革命的真正对象，而它们都不是用暴力革命所能打倒的。打倒这五大敌人的真革命只有一条路，就是认清了我们的敌人，认清了我们的问题，集合全国的人才智力，充分采用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作自觉的改革，在自觉的指导之下一点一滴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3]毛泽东从理论上阐明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对象，有助于排除各种错误思想的干扰，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

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对象的认识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1925年，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指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4]这就初步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权和性质、前途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抗战爆发后，民族矛盾上升，国、共再度合作。毛泽东根据形势的变化，强调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1939年5月，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写道，中国的革命，它反对的是什么东西？革命的对象是什么呢？大家知道，一个是帝国主义，一个是封建主义。现在的革命对象是什么？一个是日本帝国主义，再一个是汉奸。^[5]同年10月，毛泽东在为《共产党人》所写的发刊词中写道，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服务并为它们所豢养的阶级。因此，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历来都是革命的对象。但是，由于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各个集团是以不同的帝国主义为背景的，在各个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尖锐化的时候，在革命的锋芒主要地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的大资产阶级集团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参加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斗争。在这种一定的时期内，中国无产阶级为了削弱敌人和加强自己的后备力量，可以同这样的大资产阶级集团建立可能的统一战线，并在有利于革命的一定条件下尽可能地保持之。^[6]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进一步明确了抗战时期中国革命的对象，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强调在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又根据主要矛盾的变化，把已经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与和日本帝国主义有矛盾的亲英美派的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区别开来。前者是革命的对象，后者是又团结又斗争的对象。

2.中国革命的任务

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科学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两大任务，论证了两个任务的关系。毛泽东指出，既然现阶段上中国革命的敌人主要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那末中国革命的任务主要地就是打击这两个敌人，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而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对于这两大任务之间的关系，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的两大任务，是互相关联的。如果不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就不能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因为帝国主义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主要支持者。反之，因为封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而农民则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如果不帮助农民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就不能组成中国革命的强大队伍而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所以，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这样的两个基本任务，是互相区别的，又是互相统一的。^[7]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积极投身到民族民主革命的斗争之中，开始了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22年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次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会议认为，中国人民的痛苦来自“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的压迫，因此反对那两种势力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是极有意义的。会议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党的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8]从那时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实现这一任务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的任务有了一些新的特点。毛泽东指出，中国今天的民族革命任务，主要地是反对侵入国土的日本帝国主义，而民主革命任务，又是为了争取抗日战争胜利所必须完成的，两个革命任务已经联系在一起了。那种把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革命阶段的观点，是不正确的。^[9]毫无疑问，抗日战争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但是，抗日战争要取得胜利，必须发动全国民众，让全国人民在政治上享有民主自由的权利。所以，争取民主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这样就把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统一起来了。

然而，党内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对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关系十分清楚。特别是在抗战时期，由于实现了国共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放弃了武装暴动政策和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如何认识中国革命的任务尤其是民主革命的任务，如何处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问题，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以王明为代表的一部分人把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对立起来，把抗日战争看作是单纯的民族革命，否认其民主革命的性质，这实际上是要放弃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的目标。在毛泽东看来，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具有一致性，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10]毛泽东强调指出，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必须把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联系起来，必须说清楚，告诉每一个士兵，每一个人，告诉他们为什么打仗，打仗跟他们有什么关系，把政治的目的告诉他们。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抗日的目的，就是最后建立一个新中国，所以必须要紧紧想着最终的目标。要把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统一起来，使抗日战争的胜利最终变成人民的胜利，使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的目标同时实现。

3.中国革命的特点与优点

毛泽东在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之后，进一步分析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他指出，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中国革命的敌人不但有强大的帝国主义，而且有强大的封建势力，而且在一定时期内还有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与人民为敌的资产阶级的反动派。这就决定了：第一，中国革命具有长期性和残酷性。因为我们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革命力量就非在长期间内不能聚积和锻炼成为一个足以最后地战胜敌人的力量。因为敌人对于中国革命的镇压是异常残酷的，革命力量就非磨炼和发挥自己的顽强性，不能坚持自己的阵地和夺取敌人的阵地。因此，那种以为中国革命力量瞬间就可以组成，中国革命斗争顷刻就可以胜利的观点，是不正确的。第二，中国革命的主要方法、主要形式只能是武装斗争。因为我们的敌人不给中国人民以和平活动的可能，中国人民没有任何的政治上的自由权利。因此，那种轻视武装斗争，轻视革命战争，轻视游击战争，轻视军队工作的观点，是不正确的。第三，中国革命要想取得胜利，必须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因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革命的队伍要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在这种情形下面，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由于中国土地的广大（革命势力有回旋的余地），由于中国的反革命营垒内部的不统一和充满着各种矛盾，由于中国革命主力军的农民的斗争是在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这样，就使得在一方面，中国革命有在农村区域首先胜利的可能。因此，忽视以农村区域作革命根据地的观点，忽视对农民进行艰苦工作的观点，忽视游击战争的观点，都是不正确的。^[11]

斯大林曾经说过，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引用了斯大林的这句话，并说“这是完全正确的规定”。^[12]在此前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也引用了斯大林的这句话，并对武装斗争这一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进行过详细的阐述。毛泽东指出，战争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的革命原则，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但是在同一个原则下，就无产阶级政党在各种条件下执行这个原则的表现说来，则基于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在资本主义各国，在没有法西斯和没有战争的时期内，那里的条件是国家内部没有了封建制度，有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外部没有民族压迫，有的是自己民族压迫别的民族。基于这些特点，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于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教育工人，生息力量，准备最后地推翻资本主义。在那里，是长期的合法斗争，是利用议会讲坛，是经济的和政治的罢工，是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那里的组织形式是合法的，斗争形式是不流血的（非战争的）。中国则不同。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基本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因此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就是联合尽可能多的同盟军，组织武装斗争。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13]

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特点和优点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他的观点主要是针对党内存在的那种轻视敌人、轻视武装斗争、忽视游击战争、忽视农村根据地的错误思想而发的。换言之，毛泽东强调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也是为了强调武装斗争、游击战争和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为了防止在纠偏过程中走向另一极端，毛泽东还指出，着重武装斗争，不是说可以放弃其他形式的斗争。相反，没有武装斗争以外的各种形式的斗争相配合，武装斗争就不能取得胜利；着重农村根据地的工作，不是说可以放弃城市工作和尚在敌人统治下的其他广大农村中的工作。相反，没有城市工作和其他农村工作，农村根据地就处于孤立，革命就会失败。而且革命的最后目的，是夺取作为敌人主要根据地的城市，没有充分的城市工作，就不能达此目的。毛泽东上述对中国革命特点和优点的论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