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的动力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二章第四节题为“中国革命的动力”。所谓革命的动力问题，就是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和各个阶层中，哪些阶级或阶层可以充当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力量的问题，也就是依靠谁、联合谁的问题。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对象和中国革命的任务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动力。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分别论述了当时中国社会中存在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农民以外的各种类型的小资产阶级以及游民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和立场，从而系统阐述了中国革命的动力问题。

1.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

这两个阶级都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统治阶级。但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这两个阶级都会产生分化，对中国革命的态度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毛泽东指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的社会基础，是用封建制度剥削和压迫农民的阶级，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阻碍中国社会前进而没有丝毫进步作用的阶级。因此，作为阶级来说，地主阶级是革命的对象，不是革命的动力。但是，在抗日战争中，地主阶级也产生分化，一部分大地主跟着一部分大资产阶级（投降派）已经投降日寇，变为汉奸了；另一部分大地主，跟着另一部分大资产阶级（顽固派），虽然还留在抗战营垒内，亦已非常动摇。但是许多中小地主出身的开明绅士即带有若干资本主义色彩的地主们，还有抗日的积极性，还需要团结他们一道抗日。因此，对地主阶级既要有一般的基本认识，也要有具体分析和区别对待。

关于资产阶级，毛泽东指出，中国资产阶级有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服务并为他们所豢养的阶级，他们和农村中的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中国革命史上，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历来不是革命的动力，而是革命的对象。但是，因为中国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分属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在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尖锐地对立着的时候，在革命主要地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之下的买办阶级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间内参加当前的反帝国主义战线。因此，在抗日战争中，对大资产阶级也要区别对待。

毛泽东还分析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中国资产阶级的来源与欧洲不同。欧洲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是从城市的市民中发展出来的，和封建主义没有什么联系，较少封建性。中国的资产阶级分子则大量是由官僚、地主和买办演变而来。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密切联系。因此，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又受封建主义的束缚，所以，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从这一方面来说，他们是革命的力量之一。在中国革命史上，他们也曾经表现过一定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积极性。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又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重性，决定了他们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他们可以成为革命的一种力量。而在另一时期，就有跟在买办大资产阶级后面，作为反革命的助手的危险。比如在1927年以后、1931年以前，民族资产阶级就曾经跟随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对过革命。但是，在抗日时期内，他们不但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派有区别，而且和大资产阶级的顽固派也有区别，是较好的同盟者，因此，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应该采取慎重的政策。^[14]

2.无产阶级

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所说的无产阶级，既包括现代产业工人，也包括城市小工业和手工业的雇佣劳动者和商店店员、农村中的无产阶级（即雇农）及其他城乡无产者。毛泽东指出，中国无产阶级除了具有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即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以外，还有它的许多特殊的优点。第一，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帝国主义的压迫、资产阶级的压迫、封建势力的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没有欧洲那样的社会改良主义的经济基础，所以除极少数的工贼之外，整个阶级都是最革命的。第二，中国无产阶级从开始走上革命的舞台，就在本阶级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成为中国社会里最有觉悟的阶级。第三，由于从破产农民出身的成分占多数，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便利于他们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因此，虽然中国无产阶级有其不可避免的弱点，例如人数较少（和农民比较），年龄较轻（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比较），文化水准较低（和资产阶级比较），然而，他们终究成为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动力。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

在强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同时，毛泽东也强调了无产阶级与其他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强调指出，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在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中，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坚固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15]在此前发表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毛泽东把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并称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并对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作了全面的阐述。毛泽东指出，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的历史证明了下列规律：（一）由于中国最大的压迫是民族压迫，所以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军阀斗争的。因此，无产阶级在这种一定的时期内，应该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并尽可能地保持之。（二）又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在另一种历史环境下，它就会动摇变节。因此，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内容不能始终一致，而是要发生变化的。在某一时期有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在内，而在另一时期则民族资产阶级并不参加在内。（三）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历来都是革命的对象。但是，由于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各个集团是以不同的帝国主义为背景的，所以在各个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尖锐化的时候，在革命的锋芒主要地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的大资产阶级集团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参加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斗争。在这种一定的时期内，中国无产阶级为了削弱敌人和加强自己的后备力量，可以同这样的大资产阶级集团建立可能的统一战线，并在有利于革命的一定条件下，尽可能地保持之。（四）无产阶级的坚固的同盟者是农民。（五）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者。^[16]

3.农民阶级

农民当时在全国总人口中大约占百分之八十，是国民经济的主要力量。农民阶级内部又分化成富农、中农、贫农。毛泽东认为，这三个阶层对中国革命的态度也是有区别的。富农约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五（连地主一起共约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十），被称为农村的资产阶级。中国的富农大多有一部分土地出租，又放高利贷，对于雇农的剥削也很残酷，带有半封建性。但富农一般都自己参加劳动，在这点上它又是农民的一部分。富农的生产在一定时期中还是有益的。富农一般在农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可能参加一份力量，在反对地主的土地革命斗争中也可能保持中立。因此不应把富农看成和地主无分别的阶级，不应过早地采取消灭富农的政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教条主义者曾经采取过消灭富农的政策，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错误政策。后来我们党纠正了这一错误。在抗日战争时期，对地主和富农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直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才采取消灭富农的政策。

中农在中国农村人口中约占百分之二十。毛泽东指出，中农一般不剥削他人，在经济上能自给自足，在年成丰收时能有些许盈余，有时也利用一点雇佣劳动或放一点小债，但是受到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剥削，没有政治权利，因此中农不但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革命和土地革命，并且能够接受社会主义，全部中农都可以成为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者，是重要的革命动力的一部分。毛泽东又把中农分成上、中、下三种。下中农土地不足，只有上中农（即富裕中农）土地略有多余。土地革命之后，农村中中农数量增加，中农态度的向背成为决定革命胜负的一个因素。党的团结中农的政策是包括所有的上、中、下三种中农。贫农，连同雇农在内，约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贫农是没有土地或土地不足的广大的农民群众，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17]

值得注意的是，“农民”这个名称所包括的内容，主要地是指贫农和中农。所谓工农联盟，主要是指无产阶级和贫农中农的联合。贫农和中农都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才能得到解放；而无产阶级也只有和贫农、中农结成坚固的联盟，才能领导革命到达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

4.农民以外的各种类型的小资产阶级

毛泽东把广大知识分子、小商人、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都归结为农民以外的各种类型的小资产阶级。毛泽东认为，所有这些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中的中农的地位有某些相像，都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日益走向破产和没落的境地，因此都是革命的动力之一，是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者。

毛泽东重点分析了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阶级属性和革命态度。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根据他们的家庭出身、生活条件和政治立场，可以把这一群体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毛泽东指出，数十年来，中国已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知识分子群和青年学生群。在这一群体中间，除去一部分接近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并为其服务而反对民众的知识分子外，一般都是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遭受着失业和失学的威胁。因此，他们有很大的革命性。他们或多或少地有了资本主义的科学知识，富于政治感觉，在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辛亥革命前的留学生运动，1919年的五四运动，1925年的五卅运动，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就是明显的例证。尤其是广大的比较贫苦的知识分子，能够和工农一道，参加和拥护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接受，首先也是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总之，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但是，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因此，并不是所有这些知识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至于小商人、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他们一般地能够参加和拥护革命，是革命的很好的同盟者，故必须争取和保护之。其缺点是有些人容易受资产阶级的影响，故必须注意在他们中进行革命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

最后，毛泽东还分析了游民的革命态度。所谓游民，主要指农村中和城市中的广大的失业人群，包括土匪、流氓、乞丐、娼妓和许多迷信职业家。毛泽东认为这个阶层是动摇的阶层；其中一部分容易被反动势力所收买，其另一部分则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他们缺乏建设性，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在参加革命以后，就又成为革命队伍中流寇主义和无政府思想的来源。因此，应该善于改造他们，注意防止他们的破坏性。^[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