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现在阶段的革命和将来阶段的革命这样两重任务。毛泽东指出，这两重革命任务的领导，都是担负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双肩之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1]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不仅要领导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还要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是历史赋予的使命。近代以来，一些阶级或政党都曾想担负起领导革命的重任，但都没有成功。太平天国失败了，义和团运动失败了，辛亥革命也失败了。历史证明，农民阶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资产阶级也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中国革命的领导任务，就这样历史地落到了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身上。正如毛泽东所说：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达彻底的完成，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能够担负的。而中国共产党则从自己建党的一天起，就把这样的两重任务放在自己的双肩之上了，并且已经为此而艰苦奋斗了整整十八年。[2]
由于中国共产党承担着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两重任务，因此，正确认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就是实现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的重要条件。党内曾经在这个问题上犯过“左”、右两种错误。右倾机会主义者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截然分开，认为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必然要经过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共和国阶段，因此把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事情，结果从右的方面取消无产阶级领导权。“左”倾机会主义者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革命阶段完全等同起来，主观地急于超越民主革命阶段，因而把资产阶级当作革命对象，结果从“左”的方面损害了无产阶级领导权。毛泽东指出，每个共产党员须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3]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在后来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中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写于抗战时期，自然要回答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抗战的问题。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以来，因为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所以团结了全民族，发动了和坚持了伟大的抗日战争。[4]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及其他抗日力量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何处理跟国民党的关系，当时党内存在一些分歧。王明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实际上就是一切经过国民党，一切服从国民党。如果是这样的话，共产党就没有独立，就没有发展，就放弃了领导权。毛泽东主张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所谓独立自主的原则，就是统一战线内部的自主权、自由权、平等权和发展权。独立自主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至关重要。没有独立自主，就没有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也就不会有共产党的发展壮大。放弃了独立自主，也就放弃了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也就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所以毛泽东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他认为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当然，这里说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不是指权力结构形式、组织指挥系统、国际上承认与否，更不是说只有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起了作用，国民党没有起作用，而是讲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政治上起了领导作用，居于领导地位。[5]事实上，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坚定意志和模范行动，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这具体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成为引导全民族抗战走向胜利的一面旗帜；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促成、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动员了全国军民共同抗战，成为凝聚全民族力量的杰出组织者和鼓舞者；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实施动员人民、依靠人民的路线政策，提出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开辟广大的敌后战场，成为坚持抗战的中坚力量。[6]这一切，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而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准备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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