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和抗战胜利后都发挥了重要的革命动员和教育作用。首先，《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驳斥了各种反共论调，为中国的未来指明了方向。《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写作和出版时，抗日战争正处于相持阶段。当时国内的妥协空气、反共声浪甚嚣尘上，汪精卫集团公开投敌，国民党顽固派又大肆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些中间势力也对共产党的主张抱有疑虑，企图在国共两党之外走第三条道路。这样，“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就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和全体中国人民的面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对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基本矛盾，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总结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基本规律，深刻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反动本质，批驳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并第一次明确举起了“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从而回答了困扰人们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使人们在复杂多变的局势面前能够清醒地把握方向。毛泽东早年就曾说过，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1]《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使越来越多的民众“有所指望”，“知所趋赴”，不仅对抗日战争中后期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以后的中国革命和建设起了巨大的指导作用。于光远说，我们年轻的时候，想把某一个革命青年吸收入党，就把这本书介绍给他看，让他知道关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大道理。[2]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前表示，他在读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后，“认清了现在中国革命的性质，认清了现在的时代”，并因此实现了思想的转变。[3]
其次，《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批判了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潮，增强了党的团结和战斗力。抗日战争爆发后，党内出现了“左”、右两种错误思潮。“左”倾机会主义者，看不到国际局势的变化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继续采取关门主义的政策。右倾机会主义者只看到国民党的力量，看不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从而产生了把抗日战争的胜利寄托于国民党军队的错误想法。他们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主张“一切联合，否认斗争”，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实行独立自主。因此，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克服党内存在的“左”、右两种错误思潮，就显得非常重要而且紧迫。毛泽东指出，在民族革命战争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必须解决好一个问题，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处于何种地位的问题，这就是共产党员应该怎样认识自己、加强自己、团结自己，才能领导这次战争达到胜利而不致失败的问题。[4]与之相应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提下，处理与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关系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对这一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回答。毛泽东强调指出，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这样两个基本任务，是互相区别，又是互相统一的。在抗日战争中，民族革命任务主要地是反对侵入国土的日本帝国主义，但也不能忘记民主革命任务，因为民主革命的任务是为了争取战争胜利所必需完成的，两个革命任务已经联系在一起了。那种把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革命阶段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此外，《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还批判了党内那种轻视敌人，轻视游击战争，轻视农村根据地的观点。通过批判党内的错误思潮，使党的思想高度统一，从而增强了党的团结和战斗力。
再次，《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教育了广大党员干部，提高了全党的理论水平。抗日战争时期，大批有志爱国青年涌进了革命队伍。然而这批青年，包括已经加入共产党的青年党员，他们的抗日热情虽然很高，在理论上却没有什么准备。他们寻找共产党，投奔延安，只是为了参加抗日战争，为了投奔光明，至于共产党究竟是什么？社会发展的前途和规律又是什么？头脑并不十分清楚。[5]为此，中央决定对在职干部实行教育，《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就是延安实施干部教育的重要教材。根据1940年3月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将在职干部分成甲、乙、丙、丁四类。甲类干部是指有相当文化理论水准的老干部，以学习《联共党史》为基本课程，同时学习“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等；乙类干部是指文化、理论水准都较低的老干部，学习文化课与“中国问题”同时并进，然后转入甲类课程；丙类干部是指有相当文化水准的新干部，先学“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国问题”，然后转入甲类课程；丁类干部是指工农出身的新干部，以学习文化课与“中国问题”为主。[6]据1941年对在职干部教育的检查，参加了在职干部教育，并学完了规定课程的达4867人。[7]《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作为在职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政策策略的重要教材，在干部教育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广大党员干部通过学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提高了党员干部分析时局，辨别是非，把握政治方向的能力。既掌握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方针政策，又克服了自身理论上的落后性。而只有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
最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念。《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为适应抗战的需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解释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的近代史，用历史知识对全国民众进行宣传教育。抗日战争时期，无论是抗战营垒还是日寇及投降派的营垒，都重视对中国历史的解释。一方面，抗战派从历史中证明抗战胜利的可能性和今后中国应走的道路，或者从历史上民族斗争的光荣史迹来鼓励抗战的信心，或者从历史上民族败类的卖国阴谋来提高对投降分子的警惕性；另一方面，投降派则企图歪曲历史事实以证明其投降理论的正确，日寇御用学者也企图用所谓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来证明其侵略行为的合理性。[8]《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虽非专门的历史著作，但对中国历史及中国社会的发展有一个总体的分析。该书第一章“中国社会”概述了中国从原始社会，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赞扬了中国悠久发达的古代文明和中华民族酷爱自由、反抗外来压迫的光荣革命传统。第二章第一节“百年来的革命运动”介绍了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革命历史，赞扬了中国人民反抗外国帝国主义与本国反动统治的革命精神。这些都极大地提高了民族自信心和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信心。
【注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54页。
[2]于光远著述：《“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读史笔记》，韩钢诠注，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8页。
[3]陈垣：《给胡适之一封公开信》，《人民日报》1949年5月11日，第4版。
[4]《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0页。
[5]宋平：《张闻天对干部理论教育的贡献》，《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
[6]《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共产党人》第6期，第5页。
[7]曹轶欧：《一年来的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解放》第127期，1941年4月30日，第22页。
[8]叶蠖生：《抗战以来的历史学》，《中国文化》第三卷第二期、第三期合刊，1941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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