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

在1938年召开的扩大的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首次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他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方面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使之带有中国的特性；另一方面也是要使中国丰富的革命实践理论化，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它在许多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首先，《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经验时，提出了“不断革命”的口号。他们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指出，民主派小资产者根本不愿为革命无产者的利益而变革整个社会，他们要求改变社会状况，是想使现存社会尽可能让他们感到日子好过而舒服。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断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全部消灭，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举足轻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之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发展到使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中。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只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对立，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2]列宁继承和发展了这一学说，把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发展成为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学说。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文中指出，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是极其有利的。从无产阶级的利益着想，资产阶级革命是绝对必要的。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愈充分，愈坚决，愈彻底，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而同资产阶级进行的斗争就愈有保证。无产者不要避开资产阶级革命，不要对资产阶级革命漠不关心，不要把革命中的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相反地，要尽最大的努力参加革命，最坚决地为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把革命进行到底而奋斗。^[3]在列宁看来，俄国首先应当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当民主革命一经完成，无产阶级就要领导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运用到中国的具体实际，指出中国革命也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革命，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两个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联系。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这样，毛泽东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的阶段论统一起来，确立了关于革命转变的理论。这一理论，一方面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严格地区别开来，防止在民主革命胜利以前采取越出民主革命范围的政策；另一方面又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联系起来，争得了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从而为我国由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准备了条件。

其次，《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的革命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确立了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过程中要争取领导权及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的革命原则。列宁根据帝国主义时代的特点，结合俄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提出了关于民主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的革命的理论。俄国1905年革命之后，列宁撰写了《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等一系列文章，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工农联盟、工农民主专政等理论。1920年7月，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又进一步阐述了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其要点是：（一）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力量必须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共同奋斗。（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第一步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为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准备条件。（三）为了实现上述革命，无产阶级必须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四）无产阶级要支持农民反对封建压迫的斗争，要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同时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五）落后国家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4]

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深刻分析了中国的社会形态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政治态度，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和前途。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的任务就是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无产阶级必须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在革命过程中无产阶级必须与农民阶级结成巩固的工农联盟；无产阶级在反帝反封建的过程中可以而且应该与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中国革命的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等。这些观点，就其理论来源而言，都可以在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找到依据。特别是列宁的著作和理论，对毛泽东的影响更为直接。毛泽东十分重视列宁的学说。早在1921年，毛泽东就关注到列宁主义。到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阅读了大量列宁的著作。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中，毛泽东尤其喜欢读列宁的著作，读得最多、下功夫最大的也是列宁的著作。毛泽东自己也说过，他是先学列宁的东西，后读马克思、恩格斯的书。^[5]毛泽东认为，列宁主义就是研究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作斗争的各种具体形式的科学，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6]他要从列宁的著作中寻找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行民主革命及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理论。此外，毛泽东还深受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学说的影响。他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对中国革命特点和优点的分析以及关于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观点，或者是受到了斯大林的影响，或者直接来自斯大林的相关论述。当然，毛泽东并没有简单照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而是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学说。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及前途的分析，就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运用和发展。正如于光远先生所说，毛泽东不仅善于把马恩列斯已经讲过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得很好，就是在一般原理方面他也对马克思主义有所发展。^[7]

总之，《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

【注释】

[1]毛泽东：《论新阶段》，《解放》第57期，1938年11月25日，第36页—第37页。毛泽东的这段话在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时作了许多改动。其中最重要的改动有两处，一是删去了“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一句，增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二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34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1页—第192页。

[3]《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6页、第558页。

[4]《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7页、第221页、第276页、第279页。

[5]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2页。

[6]《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4页。

[7]于光远著述：《“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读史笔记》，韩钢诠注，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