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距今已有70多年。应该说，这篇著作当中所描述的情况和所提出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国社会的不断前进，其中许多地方已是时过境迁。与70多年前相比，中国革命早已成功，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中国共产党也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8000多万名党员的执政党，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也不再与当年一样了。尽管如此，这篇文章所蕴含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思想，直到现在还是正确的，对我们当今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有指导意义。
首先，《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告诉我们，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实际上是一个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发生于20世纪上半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又有独特历史和文化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挑战。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革命理论，是立足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提出来的，列宁的理论也是建立在俄国经验的基础之上的，他们都没有为如何进行中国革命提供现成的答案。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曾一度简单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原理和照搬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导致中国革命遭受到严重挫折。毛泽东从革命斗争的这种失误教训中，深刻认识到，决不能以教条主义的观点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只能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从中国实际出发来制定中国革命的理论、路线和政策。《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正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其最大的特点，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中国的具体问题。列宁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这句话，毛泽东在很多文章中多次引用并反复强调。[1]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及其历史趋势的基本观点，具体地分析了中国社会从古代的封建社会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及其特点；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具体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与政治取向；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革命的理论，具体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等。
诚如逄先知所说，毛泽东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信念是坚定不移的，但总的来说他又不受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个别论断所束缚。他善于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并且根据客观形势的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指导下，大胆地提出新的理论和观点。[2]《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就是毛泽东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理论成果。它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这种态度仍然是当前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所应持的态度。这里包含有两个层面的意思：第一是坚持，也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过时；第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就要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既坚决抵制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等种种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又不要被针对具体情况、具体条件的个别词句、个别结论束缚住手脚。正因为我们党采取这种科学态度，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际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先后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指引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伟大胜利。[3]
其次，《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告诉我们，认清中国的国情，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依据。《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章第一节分析了中国的地理、人口、民族、文化及历史等情况，实际上是在分析当时中国的基本国情。第三节分析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情况，确定了中国社会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这实际上是当时中国的最大国情。然后在此基础上论述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和转变等一系列根本问题。所以毛泽东说，认清中国的社会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依据。[4]毛泽东正是依据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和把握，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毛泽东重视研究中国国情的态度，对于我们认识和分析今天中国的国情，仍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必须认清中国国情，一切从实际出发。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这是党从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阶段上对当前我国国情所作的总体性、根本性判断。如果说当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对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判断是中国革命的依据，那么新时期党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依据。这一判断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二是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我们必须正视而不能超越这个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决不能套用任何别国的模式，而必须走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正如习近平所说，中国是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家，中国是经历了深重苦难的国家，中国是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是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的国家，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国情，注定了中国必然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5]
最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告诉我们，政治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是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毛泽东写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时，正是抗日战争处于十分艰难的时期，各种反共思潮涌现出来。毛泽东以极大的政治智慧和理论勇气，完成了这一伟大著作。这一著作驳斥了各种反共思潮，体现了党的政治自信；系统阐述了中国革命的理论，体现了党的理论自信；旗帜鲜明地打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体现了党的道路自信。
崇高的理想信念、先进的理论、正确的革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力量源泉和政治保证。新时期我们仍然需要这样的自信，这可以说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给我们留下的精神遗产。如今，我国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时代，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党和人民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党的十八大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科学内涵及其相互联系，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只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一定能实现。
【注释】
[1]这些文章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87页）、《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317页）、《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的要点》（《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11页）、《学习与时局》（《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39页）等。
[2]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33页。
[3]习近平：《深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求是》2010年第7期。
[4]《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3页。
[5]习近平：《在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4月2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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