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秀梅
摘 要：在《模仿者》中，维·苏·奈保尔向读者阐释了后殖民时代的加勒比岛国伊莎贝拉摆脱殖民统治获得独立后所遇到的政治、经济上的困境。伊莎贝拉独立后，宗主国英国不甘心就此放弃自己在殖民地的既得利益，采取了经济制裁、文化渗透等手段对前殖民地进行控制并使其依附于宗主国。本文将从新殖民视角出发，通过分析伊莎贝拉的殖民后遗症，探讨后殖民时代宗主国和前殖民地控制与依附的关系，从而找出殖民地国家独立后贫困落后的根源。
关键词：《模仿者》；新殖民主义；殖民后遗症
一、引 言
《模仿者》是英籍印度裔作家维·苏·奈保尔的重要作品，作为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维·苏·奈保尔的很多作品因为其“将深具洞察力的叙述和不受世俗侵蚀的探索融为一体，迫使我们去发现被压抑历史的真实存在”而受到国内外文学批评家及爱好者的关注。《模仿者》主要以伦敦和加勒比一个虚拟的岛国伊莎贝拉为背景。小说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西印度群岛的社会、政治、经济和人们的生存状态以及独立后的第三世界在后殖民时代面临的问题——经济困顿、政局动荡、种族冲突和文化归属的难题等。
目前，国外已经有人从不同的角度对《模仿者》进行研究，而国内的研究却为数不多，且一般都从主题方面去解读模仿、身份、种族冲突等，或是讨论奈保尔的后殖民意识。其中，孙妮认为小说不仅再现了新近独立国家所面临的种种困境、民族主义者的两难境地，更重要的是揭示了长期的殖民统治和教育给被殖民者造成难以摆脱的殖民心态以及由此产生的心理扭曲和人格分裂（孙妮，2006）。潘纯琳从三方面来解读《模仿者》：外来者的疏离、陌生人的相遇、无根者的游荡（潘纯琳，2008）。以此表明奈保尔着力描写的是作为单个个人的人们在遭遇伦敦这样一个巨大的城市时的无力感。罗小云认为，奈保尔以独特的艺术手法将霸权话语下边缘作家的焦虑巧妙地编织在文本之中，小说《模仿者》详尽叙述了他的寻根、失望和觉醒的过程。（罗小云，2002）
从国内对《模仿者》为数不多的研究中发现，目前对该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主人公身份危机、种族冲突和作者后殖民意识等方面，而对于独立后的殖民地与原宗主国的关系的研究尚有所欠缺。本文中笔者试图从新殖民主义的角度出发，从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重新审视独立后的殖民地和宗主国之间控制与依附的关系，从而找出独立后的殖民地国家依旧贫困落后的根源。
二、无处不在的殖民后遗症
新殖民主义主要关涉独立后的殖民控制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后殖民主义可称为新殖民主义的一个最新阶段。20世纪70年代非殖民化运动已经基本完成，但是作为一种控制掠夺形式的殖民主义并没有消失。“新老帝国主义继续使用各种手段对前殖民地进行渗透和控制，经济上推广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把世界纳入他们的分工体系；宗教、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宣传和渗透则更加微妙和无孔不入。通过这些手段，使得当代世界的主导权仍然掌握在原先的新老殖民者手中，只不过控制和掠夺的方式不一样罢了。”（朱刚，2009：476）新殖民主义重要代表恩克鲁玛在其《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一书中侧重于从经济角度去分析批判，不过作者同时指出，新殖民主义“不仅仅在经济领域进行活动，而且也在政治、宗教、意识形态和文化方面进行活动”（赵稀方，2009：36）。
伊莎贝拉曾是英国的海外殖民地，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而获得独立。然而，宗主国英国并不甘心就此退出伊莎贝拉的历史舞台，而是采用诸如文化渗透、经济制裁、政治干预等各种手段试图继续控制伊莎贝拉，而正是由于这种控制与依附关系的存在，伊莎贝拉想要取得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和国有化无疑是天方夜谭。
（一）经济上的新殖民方式及殖民后遗症
恩克鲁玛将新殖民主义称为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他认为新殖民主义是资本主义内部和外部两种因素变化的结果。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必须在国内维持一个福利国家，即一个寄生国家，另一方面则加大了对海外资金的需求，仍然不能放弃对于前殖民地的控制，于是有了一种以经济控制为主的被称为“新殖民主义”的间接统治方法的出现。
“依附理论”的创始人萨米尔·阿明认为，资本主义中心国对于外围国家的经济控制，或者说外围国家对于资本主义中心国的依附，是造成外围国家不发达的根本原因。外围国家甚至谈不上有完整的民族经济。
故事中：伊莎贝拉独立后，像辛格一样的爱国知识分子满腔热忱地投身政界，试图通过发展国民经济来改善岛国人民的生活。他开始了一个新的招商引资项目——和外国公司谈判开采伊莎贝拉的铝土矿，提高开采费用，因为这是本国唯一主要的资源。可遗憾的是，即使独立了，岛国的经济命脉依然控制在宗主国的手里，所不同的只是新殖民主义取代了旧殖民主义，经济剥削取代了昭然若揭的政治占领而已。于是，岛国人民的意愿只要不合宗主国的意，那些跨国公司便以撤资或是不合作相威胁。就像在铝土矿的谈判中，外国公司根本不在乎这个合作项目对岛国人民是否重要。对于辛格的面谈请求，他们完全用野餐会这样随意的方式来对待。“我以正式的官方的形式和那些公司接洽。他们一律用不正式的方式邀请我到游泳池边参加烧烤宴。”（Naipaul，2002：31）他们还拼命压低铝土矿价格，原因是加勒比地区的铝土矿资源丰富，像牙买加等地的铝土不仅丰富，而且矿质好、易开采，如果伊莎贝拉方面不让步，他们更愿意和其他国家合作。
在对国有化呼声越来越高的情况下，辛格及其政党计划在国内创办自己的民族企业，其中之一便是建立一个国营的塑料制品厂。他们在上面投入了大量资金，高薪聘请了外国专家对生产进行指导，最后，他们生产出来的塑料梳子和塑料碗不仅质量低劣，而且还散发着难闻的味道，根本就卖不出去。其实，所谓的外国专家，不过是殖民宗主国的代表，表面上要帮助前殖民地致富和发展经济，其实根本不愿意将他们的核心技术教给前殖民地人民。之后，政府又想利用伊莎贝拉的水果资源在岛上建一个罐头生产厂。可悲的是，他们并不去了解有没有人会买罐头，结果生产水果罐头的计划失败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后来生产黄油罐头的计划则取得成功，原因是黄油是进口的，装黄油的罐子也是进口的，国内只负责将扁平的罐子加工成圆筒形，将黄油装进去封好，这样的成功与国家的保护政策是分不开的。在工业化进程中，岛国人民为其在知识和技术方面依赖外国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甚至比独立前更依赖宗主国。“工业化，在像我们这样的地区，似乎成了一个用各种进口的东西来装满进口的管子和罐子的过程。只要我们想超越一步，就会陷入困境。”（Naipaul，2002：236）
可见，独立后的殖民地国家要想摆脱宗主国的经济控制使本国经济得到发展以改变落后状况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殖民地的经济发展从模式到资源、从资金到技术，从销售和贸易都完全依附于外国资本主义，这样的依附关系也必然会导致经济命脉被他人控制，以此进行压迫和剥削。正像恩克鲁玛所说的，“新殖民主义较之殖民主义更加恶劣，因为从前直接的殖民统治至少还可以对殖民地国家进行保护，现在一切都没有了，对于那些深受新殖民主义之害的人来说，他意味着遭受剥削而得不到补偿”（赵稀方，2009：36）。实行新殖民主义的结果是，外国资本被用来对世界上的较不发达地区进行剥削，而不是用于它们的发展。在新殖民主义控制下，投资只是在扩大而不是在缩小世界上贫富国家之间的差距。
（二）文化上的新殖民方式及殖民后遗症
任一鸣指出，后殖民研究的是后殖民国家在完成了政治上的独立以后在文化价值观和社会其他领域遗留的殖民时代的痕迹（任一鸣，2008）。殖民统治者在如今已独立了的前殖民地国家留下了哪些痕迹，尤其是在教育、科技、语言和宗教等方面；这些因素如何影响到这些国家的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过程。恩克鲁玛、阿明等人侧重于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角度的论述，萨义德之后的后殖民侧重于文化角度的论述。新殖民主义重要代表恩克鲁玛在其《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一书侧重于从经济角度去分析批判，不过作者同时指出，新殖民主义“不仅仅在经济领域进行活动，而且也在政治、宗教、意识形态和文化方面进行活动”（赵稀方，2009：31）。
殖民主义者深知，要想达到永久的统治，必须俘获人的灵魂。在大英帝国数百年的殖民统治中，几乎所有的英国政治家和文化精英都认识到英语教育的重要性。他们推行自己的价值观念，强行在学校里实施以达到自身的目的。小说主人公辛格从小接受的就是宗主国英国式的文化教育和熏陶，所学知识都是取自英国的教材，与自己所处的岛国环境一点不相符合，接受的是“填鸭式”的教育。在辛格的记忆中，他第一天带着一个苹果去上课，这与实际完全不相符合。因为伊莎贝拉只产柑橘，根本就不种苹果。“我记得第一天去上学带了一个苹果给老师。这使我困惑极了，在伊莎贝拉我们根本就没有苹果。它准是一个橘子；然而我的记忆中它就是有个苹果。这样的编写明显是错误的，但是这是我所拥有的全部固定下来的版本。”（Naipaul，2002：97）这种脱离实际生活的教育使得年幼的辛格困惑了，弄不清楚现实和想象的差别。
殖民当局也不失时机地对岛国人民借教育之名进行着文化的渗透。课堂上老师说的都是一些与伊莎贝拉历史无关的东西，比如说英国国王在加冕仪式中，因为王冠太重所以只戴几秒钟之类。这似乎在告诉他们英国对伊莎贝拉至高无上的权威。辛格对此想知道更多，以至于做梦都梦到自己被无助地带到了英国，带到了伦敦，漂浮在水流湍急的泰晤士河上。从某种程度上说，英国当局对伊莎贝拉的宗主国文化教育是成功的，这样的教育让像辛格这样的孩子们接受了西方文化的优越性，并使他们慢慢地向英国文化靠拢。最好的例子便是辛格私自将他具有印度特征的名字Ranjit Kripalsingh改为具有英国特征的Ralph Singh。“Ranjit是我私下用的名字，它是按照印度特定的种姓制度取的。这私下用的名字才是我的真名，但是他不应该被用在公共场合。”（Naipaul，2002：100）
宗主国在殖民地推行西方文化教育的结果是，被教育者从文化上和心理上都被同化了，不论这种同化是无形的还是有形的，他们都被塑造成了西方文化的忠实崇尚者，他们从心理上接受了自己被统治的命运，接受了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接受了自己低白人一等的身份。这样的教育给被殖民者的心理带来了极大创伤和文化身份的模糊。“填鸭式”的教育完全扼杀了学生的创造性，培养出来的只是一群只懂得模仿的书呆子。教育并没有转化为生产力为伊莎贝拉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它只是一种从意识形态上进行的文化渗透，只是为一种新形式的殖民统治服务的工具。
（三）政治上的新殖民方式及殖民后遗症
小说里，从表面上看，伊莎贝拉已经摆脱了殖民统治走上独立的道路，组建了自己的政党和政府来管理国家事务，可事实上，它并没有从根本获得独立，在政治体制和事务管理上依然受前宗主国的控制。在政治体制上，伊莎贝拉照搬宗主国的模式，搞政党建设、议会选举、民主制等。政治领袖们在大选时通过许诺改善普通民众的物质生活条件等来换取民众的支持，然而一旦大权在握就只顾追求自己的私利，结果并不能履行对民众的承诺。在辛格看来，伊莎贝拉只是一个缺乏秩序的“过渡或临时性的社会”，即使是政府，也没有什么实权，所有大事的决定权都牢牢掌握在宗主国的手里，并且最重要的是，“我们缺乏权力，对此我们并不知道。我们错把言语和言语的欢呼当作权力”（Naipaul，2002：6）。
随着人民要求将种植园和外国企业国有化的呼声越来越高时，岛国议会多次向宗主国提出要求响应人民意愿，结果却被一次次地拒绝。作为谈判代表的辛格及其团队成员飞抵英国要求宗主国当局接受谈判，结果，辛格被英国当局官员大肆羞辱，谈判只能宣告失败。这不是因为辛格不懂谈判技巧，而是英国当局根本就不会留下任何谈判的余地，因为岛国谈判要求会直接损害他们的海外政治利益，他们怎么可能放弃对殖民地的控制，怎么可能让曾经臣服于自己的岛国挑战自己的政治权威。在这样的背景下，谈判以失败告终是必然的结果。
三、结 语
伊莎贝拉虽然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走上了民族独立的道路，但是英国当局不甘心就此放弃对海外殖民地的控制，他们依靠经济上的制裁和文化上的渗透等新殖民主义政策一如既往地控制着伊莎贝拉。与此同时，伊莎贝拉也曾经努力尝试彻底摆脱宗主国的新形式的殖民控制，但结果失败了，因为它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始终依附着英国。不论是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还是在独立后的本国政府的统治下，殖民主义始终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着，岛国人民始终是直接的受害者。因此，前被殖民地国家要想获得真意义上的独立和发展，只有努力摆脱对宗主国经济上和技术上的依附，摆脱宗主国文化的影响和打破其文化霸权在国内的状态，遏制在本国的新殖民主义势力，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才能从根本上获得民族独立。
参考文献：
［1］V.S.Naipaul.The Mimic Men［C］.London：Picador，2002.
［2］罗小云.从《模仿者》审视奈保尔的后殖民意识［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2（6）：42-45.
［3］潘纯琳.论V.S.奈保尔《效颦者》中的伦敦书写［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199）：147-150.
［4］任一鸣.后殖民：批评理论与实践［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5］孙妮.V.S.奈保尔《模仿者》的多重主题解读［J］.外国文学研究，2006（1）：48-53.
［6］赵稀方.后殖民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7］朱刚.二十世纪西方文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作者系曲靖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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