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各党普遍存在着党内民主建设缺失问题

1991年苏联的解体, 以及在此前后出现的东欧剧变, 导致了苏东国家出现了历史性悲剧。 这一惨痛教训对我们来说刻骨铭心。 那么, 是什么原因导致苏东国家的剧变呢? 可以说, 苏东各党垮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正如恩格斯在解释历史发展的普遍原因时所说, 是各种原因形成的合力作用的结果。 然而, 各党在党的建设历史上, 忽视党内民主建设, 不能很好地保障基层广大党员的民主权利,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失误。

(一) 建立集权的行政命令式领导体制是苏东各国的基本特征

从历史上看, 苏东各党的领导体制, 高度集权是普遍特征。 在这种体制下,基层党员处于权力结构的最底层, 党的最高层处于权力结构的顶峰。 这种体制,在战争年代, 对于形成集中统一的领导, 以及确保政令畅通是必要的和有效的。可是, 在建设时期, 它也容易造成权力制约, 各级党的领导人产生唯我独尊、 独断专行, 实行一言堂的风气。 这种运作体制, 严重制约了党内民主的发展。 在斯大林统治时期, 党内民主在党内一步步走向淡化, 逐步建立了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 党内平等的同志关系逐渐被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等级关系所取代。 党内关系的这种严重走形, 使党由一个志同道合的人们组成的党, 逐步变成了由至高无上的领袖个人说了算的党, 由一个充满开拓精神的党, 逐步蜕化成了一个墨守成规、 不思进取的党。 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难以充分发挥, 自然导致整个党的创造力、 领导力的全面下降。 同时, 还容易导致中间环节增多, 上下沟通渠道不畅通, 必然形成欺上瞒下、 报喜不报忧等现象日益增长, 使整个国家运转机制越来越缺少应有的生机与活力。

(二) 干部选拔和任用中的群众公认度差

忽视党内选举是苏东各党的普遍现象。 党内选举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机制缺乏, 选人用人主要靠单纯的任命制, 自然形成了少数人说了算, 搞任人唯亲、 拉帮结伙、 裙带关系等风气盛行, 催生了一批唯命是从, 只对上负责, 不对下负责, 既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性, 又缺乏群众基础的大批领导干部。 这种机制也为那些投机分子混进党内大开方便之门。 如斯大林把任命制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党和国家的各级干部: “党的干部是党的指挥人员, 而由于我们的党是执政的党,所以他们也就是国家领导机关的指挥人员。”[2]到1939年, 斯大林进一步提出把挑选、 提拔、 配备和考察干部的工作集中起来, 归口由党中央干部局以及每一个共和国、 边疆区和州的党组织的干部统一负责。 党章规定的选举制度, 实际上已名存实亡。 一旦形势有变, 他们便会摇身成为反党的急先锋, 并且乘乱巧取豪夺, 大发国难之财。

(三) 党内监督机制没有真正有效地建立起来

忽视党内监督是苏东各党的普遍问题, 党内监督机制不仅十分薄弱, 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而且党内最高权力更是谈不上监督, 致使党的各级组织上行下效, 党的各级领导人的权力失去制约。1952年10月, 苏联党的十大再次修改党章的有关条款, 完全取消了实际上名存实亡的监督党和中央委员会决议执行情况的权力, 只把检查党员遵守党纪情况、 对违反党纪行为追究责任的权力保留了下来。

监察委员会作为党的专门监督职能机构, 放弃了对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的作用, 强化了作为掌权者实施压制的工具的作用。 对此, 斯大林非常清楚。 在1928年5月的一次演讲中, 他曾深刻地抨击过党内官僚主义事件, 对其原因、 严重性和铲除办法都讲得十分到位: “试问, 这是偶然的吗? 为什么在我们党组织的某些环节中会发生这种腐化堕落的可耻事件呢? 这是因为有些人把党的垄断弄到了荒谬的地步, 压制了下层的呼声, 取消了党内民主, 培植了官僚主义。 怎样来消除这种祸害呢? 我认为要消除这种祸害, 除了组织党员群众自下而上的监督以外, 除了发扬党内民主以外, 没有而且不可能有其他任何办法。”[3]

(四) 党员主体地位和民主权利不能得到充分保障和实现

在苏东各国党内, 党员民主权利长期得不到尊重, 党员主体地位不能真正确立, 特别是持不同意见党员民主权利更是得不到保护。 民主的不足造成党员长期缺乏参与机会, 进而缺乏主人翁态度。 党内表面上的团结一致, 事实上已经被越来越深刻的思想政治分歧掩盖着, 双重 “政治人格” 随之产生; 领导者与被领导者 “同床异梦” “貌合神离”, 形式上的集中统一经不起政治风浪的冲击。 如何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队作用? 广大党员成为联系群众的桥梁, 在党的会议上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是他们的权利, 同时还要提出意见和建议, 选举和监督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但由于党内民主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苏共并没有形成党内民主决策的有效机制。 党员的义务被反复强调, 党员的权利却没有得到保障。 基层党组织和党员早已习惯听命于上级指示, 政治上的敏锐性、 主动性和战斗性丧失殆尽,以至于戈尔巴乔夫宣布苏共中央自行解散时, 苏共党员表现出惊人的麻木。

(五) 推行高压政策和政治清洗在党内一度埋下了历史隐患

苏东各党对党内持不同意见者一度打击面过宽过大, 对那些持不同意见者被冠之以 “反党” 的罪名加以处置, 甚至从肉体上加以消灭, 逐步成为处理党内斗争的主要方式。 这种政治高压和消除异己的做法, 搞得绝大多数党员人人自危。 特别是苏共在 “肃反” 和其他政治运动中, 伤害了许多无辜干部群众。1933年至1934年, 为了清洗新的反对派集团, 不仅清洗了从事派别活动的人, 而且因没有区别对待, 还清洗了相当一部分只对中央的个别决议和某些政策有不同意见的党员和干部, 总数达36万人之多。 而1935年至1941年因基洛夫被暗杀,情况更加复杂严重,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大规模肃反活动, 涉及许多无辜的党员干部及其家属, 错杀了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 被清洗的党员达120万人之多。 这一切, 都在社会上积淀下了深刻的逆反心态, 一旦时机成熟, 就自然演变成对共产党的不满情绪和举动, 成为社会动荡的历史根源。

在大清洗中究竟有多少人被错杀, 现在还不得而知, 但人数之多十分惊人。这不仅给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造成了损失, 而且产生了社会上、 道义和心理上的严重影响。 特别是在大清洗中, 大搞逼供, 殃及亲友, 造成无数冤案, 十分恐怖的气氛, 这不仅给当代人, 而且给他们的后代心理上都留下了可怕的阴影, 在他们的思想深处自然产生了对共产党、 对社会主义的不满, 也影响了人们的生产热情, 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