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与出路

张慧智^[1]

冷战后至今，建立伙伴关系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一种重要方式，伙伴外交也为中国争取了更大的外交空间和更多的战略平台。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当前中国的国家实力和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中国已经更深入地融入国际体系，同时也面临着更大的崛起压力和更复杂的外交局面。伙伴外交在实践了近20年后，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和挑战，应当做出适当的调整以适应当前新的外交情势。

一、伙伴关系的起源与中国“伙伴外交”的背景

中文“伙伴”一词先天就具有情感上的褒义色彩，它起源于北魏时期，当时军人以十人为火，共灶炊食，故称同火时为火伴，后多写为“伙伴”，也用来指共同参加某种组织或从事某种活动的人。但在用“伙伴”一词时，更体现出关系比较密切。而在英语语境中，“partner”一词有伴侣、搭档、合伙人等三层意思。但“partnership”只用来指合伙关系，广泛被应用商业领域，指的是为了实现共同利益而同意合作的一种安排。“partnership”在中文中被译为“伙伴关系”，伙伴一词本身的情感蕴意多少赋予了它原本没有的褒义色彩。因此，在国际关系研究和实践中使用“伙伴外交”、“伙伴关系”一词时，应当保持其中性色彩。

在国家间建立伙伴关系，最早是由美国总统尼克松提出。尼克松上台后，面临着非常复杂的外交局面。美国虽然在经济、军事力量上继续处于世界第一的水平，但在经济上已经面临着西欧和日本激烈的竞争，政治上面对着苏联咄咄逼人的攻势，自己又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为了解决这些难题，尼克松在给国会的《1970年对外政策报告》中提出了以“伙伴关系、实力和谈判”为三大支柱的“新和平战略”^[2]。他在《1971年对外政策报告》中进一步阐明:“伙伴关系”是美国新的对外政策的核心，而“实力”和“谈判”是其“必要的附属物”。伙伴关系的要义在于美国“不能也不会制定全部方案，拟定全部计划，执行全部决定，承担世界自由国家的全部防务”^[3]，而是依赖并支持地区性强国作为美国的伙伴发挥作用。

战略伙伴关系最早也是在美国的外交实践中提出的。1992年6月，美俄两国签订《美俄伙伴和友好关系宪章》，提出美俄“开始相互信任和尊重作为关系的基础，它们正在发展伙伴和友好关系”，两国“将为促进和捍卫共同的民主价值观念以及人权和基本自由而在国际领域进行密切合作”^[4]。宪章还提到美国将帮助俄罗斯加快实现自由市场经济和私有化，实际反映了按照美国意愿改造俄罗斯的方案，明确指出两国建立伙伴关系的前提是共有的价值观念。为了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加强美俄军事领域的沟通，美国提出“考虑到在美利坚合众国和俄罗斯联邦之间建立一种战略伙伴关系的潜力，双方打算加速两国的军事机构之间的防务合作”^[5]，包括加强各种级别的联系，扩大鼓励作战原则和作战行动公开性的活动，制定扩大了的交流和联络计划等。但是美国依然对俄罗斯充满敌意，并没有提供太多实质性帮助，还极力加以限制与削弱，美俄战略伙伴关系仅停留在纸面上。

国际社会出现了“伙伴热”的现象也是在冷战结束以后。在政治方面，“中俄战略协作关系”、“俄法优先伙伴关系”、“日俄相互信任的伙伴关系”纷纷出现;在经济方面，美欧与原独联体国家的“经济伙伴关系”、欧盟同地中海南岸国家的“经贸伙伴关系”、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也逐渐形成;在军事方面也有北约与原独联体国家建立的“和平伙伴关系”。中国开展伙伴外交也是在这种伙伴热兴起的情况下进行的，且有着具体的背景。

冷战结束初期，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入高潮。随着东西方冷战壁垒的打破，资本与技术对利润的追逐加速了全球贸易和投资的发展。社会生产的各个环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和各种资本形态(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的运动超出国界，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程度大为增强，经济运行的国际规则也逐步形成并不断完善。经济全球化使国际关系更加复杂，它推动了国际力量多极化的发展，使国际关系成为一个既相互竞争，又相互融合渗透的过程。一系列全球性经济规则的产生则通过制度变迁，推动了处理这些关系的国际协调和合作机制的发展。中国经济也经历了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初步融入了国际经济体系。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促使中国与更多的国家发展政治、经济关系，为进一步改革开放创造条件。与此同时，世界多个力量中心初具规模，国际格局“表现出单极倾向与多极倾向同时并存的复杂局面”，互相合作、互相制衡成为一种常见的态势。在相互依赖更加紧密的世界，中国成为“最有希望、规模最大的新兴市场”，“因相互依赖而产生的各种共同问题也需要中国和各国的合作才能解决”^[6]。中国与其他世界大国和地区组织在促进相互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方面具有共同利益，发展伙伴关系则是中国参与其中的一种方式。

相互依赖的加深并不能必然促成中国积极开展伙伴外交，西方国家孤立敌视的外在压力和独立自主外交方针的内在约束促成了中国采取既能打破孤立又非结盟的伙伴外交方式。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西方各国政府纷纷宣布制裁中国，各种政治势力出于各种目的，也在世界上掀起了阵阵反华浪潮。从1989年6月5日至7月15日，短短的一个多月里，美国、日本、欧共体和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相继发表声明，中止与中国领导层的互访，停止向中国军售和商业性武器出口，推迟国际金融机构向中国提供新的贷款^[7]。在苏联解体后，西方国家更是纷纷谈论着“中国还能支撑多久”的问题，期待中国向苏联那样出现剧变。在这种情况下，同样被西方孤立的俄罗斯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突破口。也正因为如此，中俄之间率先建立了伙伴关系。同时，针对“希望中国在世界上重新打起社会主义大旗”的看法，中国明确了“不扛旗、不当头、不对抗、不树敌”的方针。伙伴关系不针对第三方、不搞军事同盟，没有直接威胁到美国和其盟友的利益，也符合中国独立自主的传统政策，因而可以被推而广之。

冷战结束后，中美关系的重新定位也是中国开展伙伴外交的一个重要契机。1989年中美关系就开始恶化，苏联的解体更使中美合作失去了外部压力，海湾战争的胜利也强化了美国的超级大国心态。美国国会开始在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上不断制造麻烦，美国政府宣布向台湾出售F－16战斗机，将中国列入“特别301”^[8]国家名单。然而，中国国内局势的稳定和经济的继续增长，使得美国不得不接受中国成为新兴大国的现实。中美既存在着对立的、竞争的利益，也拥有很多共同的利益，两国也一直在某些领域内进行合作。“中国的作用随着国力和影响力的上升而显得更加重要，成为中美建立战略关系的内驱力量。”^[9]但是，中美双方都不能对两国关系做出明确的定位，存在着“非敌非友”、“介于敌友之间”、“战略伙伴”、“潜在对手”、“战略竞争者”等不同的判断。1997—1998年，中美两次首脑会晤终于达成“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承诺，为双边关系发展确定了基调和方向。

二、中国“伙伴外交”的实践与内涵

中国的伙伴外交始于1993年，江泽民主席在访问巴西期间，同巴西领导人就建立两国长期、稳定、互利的战略伙伴关系达成共识。1994年，中国和俄罗斯宣布建立建设性伙伴关系。1996年，中俄双方关系升格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997年，中美宣布“共同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此后，中国伙伴外交进入活跃期，纷纷与不同的国家、地区或国际组织建立了形式不同的伙伴关系，或明确宣告就建立某种伙伴关系已达成共识。进入21世纪以后，许多伙伴关系又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或更高级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截至2012年底，按照外交部网站上的公开信息显示，中国已与五十多个国家或国际组织建立了伙伴关系。这些伙伴关系总体可以分为三个等级: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战略伙伴关系和合作伙伴关系。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最高层次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巴基斯坦)，中巴两国视双边关系为“长期、全天候和多方面发展的友好关系”，双方在重大战略问题上互相支持，军事合作关系密切，基本上达到了盟友关系的水平;其次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俄罗斯)，这一层次的国家与中国存在共同战略利益，实现了一定水平的军事合作，能够在国际重大事务上进行协商、配合，基本达到准盟友水平;再次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一层次中的泰国、柬埔寨等国和中国没有战略矛盾，在政治、经济及军事领域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故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而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如阿富汗、韩国等国家与中国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且没有重大战略冲突，但由于第三方的存在(如美韩同盟)，而在一些重要领域难以实现合作(见表10－1)。

表10-1　中外伙伴关系概况

资料来源:根据外交部网站相关资料整理，截至2012年。

与中国结成战略伙伴关系的国家大都是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国家，这些国家与中国大都具有某一方面的共同战略利益。除美国外，这一等级的国家与中国没有结构性战略冲突，但也缺少深化战略合作的动力和实践。如中国与英、法、德等欧盟国家的关系，双方在经济领域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但在意识形态、人权、气候问题方面也存在着分歧，英、法、德与美国的盟友关系也限制了中欧战略合作的深化。已有的研究也证明，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大都处于良好和友好之间^[10]。而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则重在“建设”，表明了一种发展双边关系的愿望和方向。合作伙伴关系则是建立所有伙伴关系的基础，很多战略层面的伙伴关系都是由普通伙伴关系发展而来的。这种伙伴关系一方面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加强合作的起始阶段，若双边关系具有战略价值则会逐步升级;另一方面若双边关系长期处于这一水平，则说明双边关系没有重大矛盾，但不具有战略意义(如中国和匈牙利的关系)。

伙伴关系是为了寻求共同利益而建立的一种合作关系，伙伴外交则是以建立伙伴关系为核心的一种外交模式。参考中国与其他国家建立伙伴关系时的文件可以发现，它们大都强调对和平的维护和对共同发展的追求。如中俄“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印“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意(大利)“稳定、友好、长期、持续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等。再结合相关外交实践，可以将中国伙伴外交的基本内涵概括为:第一，平等信任、互相尊重。“承认一切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是中国外交的一项传统主张，也是中国反对霸权主义、主张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现实需求，中国强调和其伙伴互相尊重、平等互利。第二，强调共同利益，寻求共同合作，这是中国推行伙伴外交的主要目的。正如钱其琛在形容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时所说的，“现在中美要努力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利于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是为了发展经济、贸易等方面的合作。”^[11]伙伴关系双方承认在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方面所存在的差异，但努力保持在共同利益领域的合作。第三，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保持充分的灵活性。作为冷战后的产物和中国不结盟政策的延续，伙伴外交承认冲突但重视协调，其重点在于形成一个可以对话的框架，在这个框架内竞争与合作并存，形成一个稳定的、可控的关系架构。同时，双方“都希望并努力在各自与其他国家开展关系的过程中能最大限度保持自己的灵活性和行动自由”^[12]。如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韩国可以继续巩固美韩同盟而不受中韩伙伴关系的限制。

三、“伙伴外交”的作用与经验

庞大的伙伴关系体系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特点，伙伴外交也确实为冷战后中国外交保证国家发展、协调大国关系、稳定周边局势和巩固与发展中国家关系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中国外交提供了一些宝贵经验。

第一，伙伴外交保证了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持续开展，为引进技术、能源、军备等重要战略资源创造了条件。1989年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宣布对中国进行制裁，中国面临着非常孤立的局面。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政治制度、人权理念、意识形态等领域存在尖锐矛盾，伙伴外交并不回避这些矛盾，而是利用中国与这些国家在经济方面广泛的共同利益。如:1994年中法签订181亿法郎的经合项目，1996—1997年购买63架空客飞机，在此基础上两国宣布建立全面伙伴关系，以“改善经济环境……鼓励在对方投资，加强技术和工业合作”^[13]。而中国与俄罗斯建立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则为中国获得能源和军备提供了条件，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的各种伙伴关系也在原料、资源、市场等方面支撑了中国的持续发展。

第二，伙伴外交有效地协调了中国与大国之间的关系。对中国来说，俄罗斯和美国是最具战略意义的两个大国。冷战结束后，俄罗斯依然保留了超级大国的某些特征(军事、资源)，但在经济及政治影响力方面被大大削弱，同时受到西方世界的排斥。中国通过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抓住了被西方围攻的俄罗斯，不仅在国际格局动荡之际打开了发展局面，能够相对集中精力加强综合国力的提高，并开创了不结盟但互相支持、互相配合的外交新模式，为日后中国外交的开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而中美关系则确立了一个共同努力的方向，随之确立了联系机制，如首脑热线、人权对话、军事交流及执法合作机制，避免了两国走向对抗和军事冲突的发生，至少为中国发展国内经济创造了条件。中国与西欧国家没有战略上的矛盾，中欧伙伴关系为实现经济合作、分享共同利益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第三，伙伴外交为中国稳定周边环境，巩固与发展中国家关系起到了推动作用。中国与韩国、中亚国家和东南亚国家建立的伙伴关系已经形成了制度化的沟通、磋商机制，如中韩外交、国防部长定期会晤机制、中国—东盟首脑会晤机制、上海合作组织元首会晤机制等，有效地增进了互相理解和信任，对地区稳定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伙伴外交，一方面为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争取到了广泛的“盟友”，另一方面也为经济发展获取能源、资源，进行对外贸易、投资创造了有利条件。

伙伴外交的正面经验也可以归纳为三条:第一，伙伴外交是中国在被动条件下的一种主动选择。冷战结束后，中国面临着一个不利于自身发展的国际环境。中国外交的基本任务就是主动打开局面，协调大国关系、周边关系以及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中国因势利导地对“独立自主”外交政策进行调整，积极地致力于同世界各国广泛建立、发展良性互动的双边伙伴关系，寻求发掘本国和其他国家间潜在的共同利益，维护自身的根本利益，取得了积极的效果。

第二，伙伴外交合理地利用了国际矛盾，争取了自己发展的机会。1990年，中国面临西方全面禁运的压力。邓小平提出，“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14]美俄矛盾、美欧矛盾、美日矛盾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都是中国发展的空间和可利用的机会，伙伴外交把握住了机会，为中国获得军备、技术、资本、资源创造了有利条件，将国际压力反转为中国更深刻地融入世界体系、发展和壮大自己的动力。

第三，伙伴外交抓住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共同利益。“伙伴关系”是一种合作关系，它的成功需要合作双方存在共同利益、对共同利益的认同及为寻求共同利益而开展合作的动机。“寻求发展本国和其他国家间潜在的共同利益，弥合与其他国家的利益矛盾，进而将本国和其他国家的冲突性关系转化为友好的伙伴关系。”^[15]如中俄之间“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立，主要是因为冷战后两国之间存在广泛的共同战略利益，使两国通过伙伴关系在处理重大的国际、地区或双边问题时相互协作或配合。中国与德国、法国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则是因为在经济领域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通过伙伴关系能够扩展更深更广层次的经贸关系。

目前，建立和巩固伙伴关系依然是中国外交的一个重点，一些伙伴关系近年来也纷纷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但是，从中国的伙伴关系图谱来看，维持较高水平伙伴关系的国家依然还是90年代建立的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国与英、法、德等主要大国的关系基本都维持在战略伙伴关系这一层次，即便上升到(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也不一定能有实质性地提升，如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并没有使两国关系出现质的突破。这说明，伙伴外交和其他外交手段一样，必然有着其效用边界，原因有三。

首先，中国所建立的“伙伴关系”大都不具备国际法效力，它只是体现了某个时期相关国家的合作的意愿。中国所建立的伙伴关系大都强调独立自主和不针对第三方，与美国的联盟型伙伴关系有着很大的不同。这样虽然保持了外交的自主性和灵活性，但也使得这些伙伴关系更具脆弱性。中国与大部分“伙伴”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经济利益的联系并不能消除这些领域的矛盾对双边关系的影响。而伙伴关系对国家行为没有硬性约束力，充分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反而降低了对伙伴背叛的成本。

其次，共同利益无法掩盖竞争性利益和冲突性利益。各种伙伴关系的建立是基于各自的国家利益，共同利益是维系双方关系的基础。20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全面融入国际体系，与其他国家尤其是大国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共同经济利益。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其他大国在原材料、能源、消费市场等领域的竞争不可避免。再加上军事力量的日益壮大，一个全面崛起的中国必然会与其他大国、强国面临更多的竞争性利益甚至是冲突性利益。另一方面，中国的发展与需求到一定限度后自然会达到饱和，各国依赖中国市场获利的机会自然降低，当利益无法获得回馈与满足时，矛盾与分歧将会大于共同利益。那么，双方基于共同利益建立的互信基础就会立刻面临考验。

再次，伙伴关系的维持需要当事双方的良性互动。中国的伙伴外交的成功有赖于有关伙伴关系国之间的双边良性互动，需要中国与有关国家的共同努力，而不能一厢情愿，否则将会带来国家利益的损失。像美国的对华政策，并不会因为伙伴关系的存在而改变其遏制的一面。一些与中国建立伙伴关系的国家往往与美国之间是盟友关系，中国可以与这些国家共享经济利益，但在战略层面、安全层面的互动则是有限的，甚至是难以实现的。

四、案例: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是中国伙伴外交的一个典型案例，双边关系从1998年的合作伙伴关系上升到2003年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再到2008年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顺利实现了三级跳。与此同时，中韩两国在2010年“天安舰事件”后的分歧十分明显，此后又因苏岩礁问题、渔业纠纷问题和朝鲜脱北者问题而频起纠葛。中韩伙伴关系同时显示出伙伴外交的成就与问题。

中韩伙伴关系建立的最大动力在于经济领域迫切的和庞大的共同利益。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进行改革开放，面临着资金短缺和技术落后的难题。韩国能够为此提供资金支持和技术转让，其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也是中国借鉴的重要经验。而韩国经济经历了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后，也亟需寻求新的市场、原料产地与经济合作伙伴，中国巨大的市场、丰富的资源、廉价的劳动力以及改革开放的政策扶持为韩国发展新的对外经济联系提供了机遇。从1992年到1998年，中韩贸易额从50.3亿美元飙升到212.6亿美元，到2003年则达到了632.2亿美元^[16]，经贸合作的巨大利益成为两国迅速建立伙伴关系并不断提升的关键因素。除了经济原因外，鉴于中国与朝鲜的特殊关系，韩国也希望在半岛事务上获得中国更多的支持。另外，中美关系早已解冻，中韩关系改善也不存在美国因素的障碍;朝鲜虽然对中韩关系的发展存在不满，但事实表明中国愿意承担这种代价。

中韩伙伴关系的建立为推动双边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指导性方向和具体发展框架。比较1998年、2003年和2008年的三份关于伙伴关系的《中韩联合公报(声明)》可以发现，两国间共同关注的领域在不断扩展。1998年的中韩两国共同主要关注了亚洲金融危机、四方会谈和双边经贸合作等三个问题，提出要加强两国间各领域的交流;2003年则提出将两国间的政治交流进一步机制化，进一步至科教、人文领域交流，加强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2008年的联合声明则提出加强两国在外交和安全领域的对话与合作，将经贸合作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推进人文交流和在国际/地区事务上的合作^[17]。总体看来，三份联合公报(声明)体现了中韩双边合作领域的广度在从经贸合作向多样领域扩展，深度在从自律性向机制化发展，合作的层次也体现了从低级政治向高级政治的上升。

在伙伴关系的框架内，中韩政府间签署的主要条约、协定达70余项，涵盖了科技、贸易、投资、运输、邮电、司法等领域^[18]。到2012年底，中韩双边贸易额达到2 151亿美元，人员往来突破700万人次，高级国防战略对话机制得以建立，各领域的交流稳步发展。目前，韩国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国、第三大出口对象国、第二大进口来源国、第四大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国和第五大技术进口来源国，中韩伙伴关系的建立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此外，中韩之间的良好互动也为中国参与朝鲜半岛事务、发挥大国作用起到了积极效应，在几次六方会谈中两国的配合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韩伙伴关系也反映出伙伴外交的不足之处。2010年“天安舰事件”发生后，中韩关系受到了明显的冲击，暴露出两国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合作相对落后。有韩国学者认为中韩关系只注重量的增长，而疏忽了发展有实质内容的结构关系，对中韩战略合作伙伴是现实状态还是发展目标也产生了差异性的认识^[19]。实际上，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属于中国战略合作伙伴中的最低层次，尚没有达到全面战略合作伙伴水平，更与中俄、中巴关系存在较大差距。和中韩关系属于同一等级的有印度和阿富汗，中国与这两个国家的关系无论是政治高层互动还是经贸合作水平与中韩关系都还存在明显差距。因此，从伙伴关系角度来考量中韩关系，主要存在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伙伴关系没有法律约束力，中韩两国不存在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互相配合、支持的义务。而中国与朝鲜，韩国与美国之间的联盟义务则是有条约规定的，这就决定了中韩伙伴关系的脆弱性。与中俄伙伴关系以《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基础相比，中韩之间也缺少必要的法律约束。这使得天安舰事件后，中韩处于各自国家利益的立场持不同态度。

第二，利益排序的变化对伙伴关系的影响非常明显。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不同利益与共同利益的此消彼长，在突发性事件发生或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动出现时，国家间的共同利益会发生显著变化。“天安舰事件”发生时中韩两国在安全利益上的分歧就超过了在经济利益上的契合，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也使得中韩竞争性利益不断增多。另一方面是高级政治与低级政治的分野明显存在，低级政治对高级政治的溢出效应有限。中韩20年的经贸合作对安全合作的推动是缓慢的，经贸利益也无法避免或掩盖双边政治分歧和安全矛盾的出现。

第三，伙伴关系不针对第三方，但很容易受到第三方的影响。美韩同盟是中韩关系不得不面对的影响变量，美韩同盟是韩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战略的基石，中国与美国则在政治、安全和经济领域都存在战略性矛盾。没有法律约束力的伙伴关系比同盟关系要脆弱得多，中韩两国即便有充分的意愿深化政治、安全互信，也难以突破美韩同盟的结构性限制。

五、总结

当前，中国已经成为国际格局中最具实力的崛起国，不可能只和其他国家分享共同利益而搁置竞争性及冲突性利益。20年前，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为中国推行伙伴外交创造了条件。而今中国已经成为多强中最接近超级大国的力量，伙伴外交也需要在继承中做出新的调整。20世纪90年代，有学者按照重要性和紧迫性对中国国家利益进行划分，认为当时经济利益是重要利益，政治利益是次要利益，安全利益是未来重要利益，文化利益是未来次要利益^[20]。从近两年的国际环境来看，不发生战争的和平状态已经不能再满足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了，中国对安全利益的需求日益紧迫。如果说此前的伙伴外交为中国海外利益的实现创造了一个开放的国际环境，那么今后的“伙伴外交”应当为中国海外利益的实现创造一个更加安全的国际环境。

中国外交如果要继续致力于建立伙伴关系，第一，需要继承伙伴外交的精髓——“利用一切所能利用的矛盾，调动一切所能调动的力量”。列宁在谈到如何利用矛盾时讲，“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可能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21]。这对依然处于崛起期的中国来说十分重要。当前的国际格局下，各种国际矛盾依然是我们发展的空间和利用的机会。比如，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提出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标准，就抓住了南北矛盾，得到了相当一些国家的支持。第二，中国越发展，风险和挑战就越多，构建伙伴关系要更加重视冲突性利益和竞争性利益。随着中国日益成为全方位强国，中国与其他国家尤其是现有强国之间的竞争性利益将会继续增多。伙伴关系只是合作关系而不一定是友好关系，因此既可以是积极合作也可以是消极合作，前者是为了扩大共同利益，后者是为了预防冲突、规避风险。第三，拓展伙伴关系的效用边界，需要加强高级政治领域的合作，并以此界定伙伴关系的亲疏远近。目前中国伙伴外交的一个困境就是，伙伴多而朋友少，大部分伙伴关系没有明确的亲疏远近之分。如越南和柬埔寨，两国都是中国的战略合作伙伴，但两国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其中的差别就在于中国与柬埔寨更加密切的政治、军事合作。中欧战略伙伴、中韩战略合作伙伴都缺少高级政治领域的合作，而紧密的经贸关系不能必然增加伙伴关系的实质性内涵^[22]。

今后中国应当建立更加完善的全球伙伴网络，不仅要从政治大国，也要从经济大国、军事大国的角度考虑与实力地位相一致的外交政策。2013年3月，中俄元首会晤时强调了中俄关系的特殊性和战略性，中俄联合声明指出两国“在涉及对方主权、领土完整、安全等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23]。未来中国要有效拓展全球战略友好关系，也需要突出与伙伴尤其是战略伙伴之间关系的这种特殊性和紧密性。

【注释】

[1]作者单位: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

[2]Pub1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the United States:Richard M.Nixon，1970，pp.116－190.

[3]Ibid.，p.221.

[4]《美俄伙伴和友好关系宪章(摘录)》，《国际形势年鉴1993》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360页。

[5]同上书，第364页。

[6]陈志敏:“伙伴战略:世纪之交中国的现实理想主义外交战略”，《太平洋学报》1999年第3期。

[7]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65页。

[8]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根据美国1974年《美国贸易法》第182节的第301条款的规定，从1980年代开始对各个国家是否对于知识产权提供充分有效的保护，以及是否对依赖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业部门或商人提供公平平等的市场准入机会进行审查。针对那些美国认为对其知识产权没有提供充分有效保护的国家和地区，规定美国贸易代表可以对上述国家和地区进行认定、调查和采取报复措施。

[9]傅梦孜:“中美战略关系的新内涵”，《世界知识》2006年第11期。

[10]这方面的研究参见阎学通等人所著《中外关系鉴览1950—2005——中国与大国关系定量衡量》(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

[11]《为推进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向前发展而努力》，《人民日报》1997年11月4日。

[12]Yu Bin，“In Search for a Norma1Re1ationship:China and Russia Into the 21st Century”，China and Eurasia Forum Quarter1y，December 2007，Vo1ume 5，Number 4，p.67.陶季邑:“美国学术界关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伙伴外交战略研究述评”，《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2期。

[13]“中法联合声明(1997年5月)”，http://news.xinhuanet.com/zi1iao/2002－09/12/content_559463.htm.

[14]《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3页。

[15]陈志敏:“伙伴战略:世纪之交中国的现实理想主义外交战略”，《太平洋学报》1999年第3期。

[16]数据来源:中国商务部网站。

[17]参见“中韩联合公报(1998年11月7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1d/2006－12/19/content_5508256.htm.“中韩发表联合声明建立中韩全面合作伙伴关系”，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3－07/08/content_961705.htm.“中韩联合声明(全文)”，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5/28/content_8271274.htm.

[18]参见韩国驻华大使馆网站:http://chn.mofat.go.kr/wor1d1anguage/asia/chn/bi1atera1/treaty/index.jsp.

[19]詹德斌:“‘天安舰’事件后韩国对中韩关系的反思”，《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1年第6期。

[20]阎学通:“国家利益的判断”，《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3期。

[21]《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5页。

[22]相反，政治、安全领域的合作对经济的溢出效应要更加明显，如美韩同盟建立后美国对韩国大规模的开发援助，中俄着手把高水平政治关系优势转化为经济、人文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成果等。

[23]“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合作共赢、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全文)”，http://www.mfa.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024243.shtm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