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为上，“合”为贵

胡德坤^[1]

2012年9月10日，以日本政府购买我国固有领土钓鱼岛并企图将其“国有化”为导火线，中日钓鱼岛争端迅速激化，中日关系急剧降温，以至于中日邦交正常化四十周年的纪念活动都被取消。这一急转直下的形势，促使人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中日关系向何处去?从当前看，中日关系是战是和?从长远看，中日关系是分是合?我个人认为，中日两国战则两伤，和则两利;分则两损，合则两赢。“和”为上，“合”为贵，是现在及未来中日关系的最佳选择。

一、当今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

由于世界历史整体发展的推动，战后世界和平与发展已形成为时代主题。从世界发展模式而言，改变了战前以侵略与掠夺求发展的侵略发展模式，走上了战后以和平方式求自我发展的和平发展模式。战后，尤其是冷战后，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无论是国际关系层面，还是政治、经济、军事、安全、科技、文化、教育、体育等层面，各国之间的相互交往之频繁，相互依存度之高，都达到了空前的地步，地球成为名符其实的“地球村”，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的整体，结成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利益链。中日关系也是如此。

自1972年中日复交40年来，两国关系虽时有暗流涌动，但在“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框架下，两国关系得到了迅猛发展，尤其是在经济、教育、文化领域，硕果颇丰。据统计，1978年，中日双边贸易额为48.2亿美元，2002年，中日双边贸易总额首次突破1 000亿美元大关，达1 019亿美元，同比增长16.2%，日本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进口国^[2]。即使在中日关系“政冷”时期，经济上仍保持“经热”势头。据日方统计，2011年中日贸易总额比上年增长14.3%，达到3 449亿美元，其中自华进口1 834亿美元，增长20%，对华出口1 614亿美元，增长8.3%，创历史最高水平^[3]。中日贸易额从1978年的48.2亿美元增长到2011年的3 449亿美元，在33年内增长了近72倍。这一近乎天文的数字，给中日两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不可替代的活力。在这种形势下，从中日关系全局出发，双方都不愿意中止这来之不易的双边贸易的大好局面，都会力避因钓鱼岛争端激化到“破局”的程度。这是时代的呼唤，也是中日两国共同利益的诉求。这是我们思考对日政策的第一个重要因素。

二、21世纪世界发展趋势是走向合作与发展

进入21世纪之后，世界历史整体发展新趋势正在初露苗头，主要标志是开始走向合作与发展。从时代而言，是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开始向合作与发展的时代转变。从世界发展模式而言，是从以和平方式求自我发展的和平发展，开始向以共同体方式求发展的合作发展模式转变。

2005年9月15日，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了《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演说，正式提出了“和谐世界”的国际关系新理念。2006年4月16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会见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时明确指出，“求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是时代的潮流”。2008年12月18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既利用和平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通过自己的发展维护世界和平。”这就明确指出了时代主题已开始从和平与发展向和平、发展、合作转换，即向合作与发展转换。

在未来的合作与发展时代，世界发展模式将从各国自我发展走向以各种共同体方式求合作发展。战后，从西欧开始的欧共体，已经时间检验是成功的共同体。西欧各国为两次世界大战付出惨重代价之后，痛定思痛，决心化解冤仇，化敌为友，走向联合，共谋发展，终于催生了欧共体。欧共体成立于1957年，最早是法德等西欧六国经济共同体。欧共体作为一种新型的发展模式，对欧洲各国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到2007年，欧盟成员国达27个，总面积432万多平方公里、总人口4.8亿，是当今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一体化程度最高、合作最紧密的区域共同体。在亚洲，东南亚国家联盟是又一个正在形成中的区域共同体。1967年，由印尼等5国组建东盟，80—90年代越南等5国相继加入，使东盟成为拥有450万平方公里、5.7亿人口的地区性组织。此后，东盟又与中日韩建立了合作关系。2002年，东盟在内部设立自由贸易区。2003年，第九届东盟首脑会议发表了《第二次巴厘宣言》，计划于2020年建成东盟共同体。此外，世界其他地区也陆续诞生了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共同体。上述表明，共同体发展逐渐成为各国合作发展的一种新形式。

在东北亚，中国与日韩之间在20世纪就在探索建立东亚共同体，只是由于日本在历史观问题上的顽固态度，在领土争端问题上持有殖民主义心态，成为横亘在与中韩之间的一道鸿沟而进展缓慢。2002年，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峰会提出了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设想，这是一个由15亿人构成的庞大市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内关税和其他贸易限制将被取消，商品等物资流动更加顺畅，三国均能获得更大的市场和收益。2010年5月29日，在韩国举行了第三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一致同意坚持和落实《中日韩推进三国合作联合宣言》、《中日韩伙伴关系联合声明》和《中日韩合作十周年联合声明》中的各项共识，加快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设步伐。2012年5月13日，第五次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峰会上，同意年内正式启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签署中日韩投资协定。但遗憾的是，由于日本政府购买中国钓鱼岛的行为恶化了两国关系，使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嘎然而止。尽管如此，中日韩建立自由贸易区，加强经济合作，是大势所趋，是历史的必然。中日钓鱼岛争端并不是中日关系的全部，而中日合作则既是现实利益的需要，又是长远的战略利益需要。为此，在钓鱼岛争端中，应力避引发中日局部战争，这是我们思考对日政策的第二个重要因素。

三、中日关系的根本改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近代以来，日本这个民族的一个鲜明特点是:依赖强国，狐假虎威;欺凌邻国，唯我独大。因此，日本很难与邻国建立良好的关系。中日之间亦是如此，要想在短时间内完全改善中日关系只是一种幻想，中日关系的根本改善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古代，中国是亚洲首屈一指的封建帝国，中华文明辐射到周边各国，带动了周边国家的发展，日本是最大的受益国。尤其是在盛唐时期，尚处于奴隶制时期的日本，如饥似渴地学习和吸收中国先进的社会制度、文化、科技，中国的文字、书法、历法、儒学、佛教、音乐、体育、艺术、建筑、冶金、印刷、医学等传到日本，推动了日本社会经济和科技文化的进步，但日本并不感谢中国。

在近代，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成功，实施富国强兵国策，开始走上了侵略扩张之路。1879年，日本以武力为后盾，强行吞并了琉球王国。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打败了清政府，迫使中国割地赔款求和。1902年，日本与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英国结成了日英同盟。1904年，日本以日英同盟为后盾，发动了日俄战争，打败了沙俄，步入了帝国主义的行列，成为东方一霸。1910年，日本将朝鲜变为其殖民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又与德国结盟，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侵占了中国的大片领土和东南亚及西南太平洋地区，建立了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可见，与强国为伍，欺凌弱国，是近代日本的特性。

日本战败投降后，拒不向中国等受害国赔罪赔偿，又追随世界头号大国美国，订立日美同盟，仇视新中国，充当美国反华反共的走卒。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解冻，日本才与中国复交。中日复交后的40年间，一方面，中日两国的政治、经济、贸易、科技、文化、教育的交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出现了双赢的局面。但另一方面，日本利用日美同盟，坚持错误的战争史观，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在钓鱼岛争端上严重损害了中国的领土主权，成为横亘在中日关系发展道路上的一大障碍。尤其是2012年9月10日，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企图将中国固有领土钓鱼岛“国有化”，引起了两岸中国人的愤慨，以至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愤怒地斥责日本:“一个战败国却要霸占一个战胜国的领土，岂有此理!”

从中日关系的历史可以看出，在当今世界美国一国独大之时，在中国正在实现民族复兴而又未完成复兴之际，日本依赖美国，打压中国，将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在中国还未强大到超过美国时，日本对华政策仍然会按照亲美欺华的路线继续下去。换言之，只有中国强大到超过美国的情况下，日本对华政策才会有根本转变。这当然会是很长的历史时期。这是我们思考对日政策的第三个重要因素。

四、中国对日政策:“和”为上，“合”为贵

基于以上分析，我对现在与未来的对日政策建议是:

第一，近期政策:“和”为上，搁置争议，维持“政冷经热”，不影响两国的战略性发展。

由于历史观的分歧和钓鱼岛争端，中日之间从20世纪末开始，已处于“政冷经热”状态，如前所述，中日两国贸易额持续上升，对我国在新世纪的战略机遇期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当日本激化钓鱼岛争端后，我国反制措施迅速有力，使日本措手不及。但我国的近期目标不是收复钓鱼岛，而是要敦促日本回到搁置争端的立场上来。

当然，日本政策已迈出了购岛的步伐，不可能退回到原来的立场。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也必须要进一步，提出与日本共控共管钓鱼岛。如果日本不同意，则要准备一场局部军事冲突，将钓鱼岛变成军事禁区。如果日本还不肯罢手，便横下一条心，打一场局部战争，夺回钓鱼岛。我认为，当前对钓鱼岛的政策目标宜以促使日本回到搁置争端的立场，尚可保持“政冷经热”局面。如果中日爆发局部战争，将可能会将“政冷经热”变为“政冷经冷”，甚至是重回敌对状态。这种情况的出现对我国的发展是不利的，对日本的发展也是不利的，是下策，应极力避免。为此，当前中国对日政策应以“和”为上策，以斗争求和解，即通过外交和各种形式的斗争，使日本回到搁置争端的原点上来。

第二，长期政策:“合”为贵，求同存异，保留争议，共谋双赢，促进我国的发展。

欧共体的历史经验表明，共同体内部的国家间存在的领土争端和历史宿怨更容易获得和解，法德两国就是典型的案例。在历史上，尤其是在近现代史上，法德两国为领土边界之争，相互厮杀，仇恨不可谓不深。但由于法德在欧共体内都能得到发展，进而能帮助两国化解百年宿怨，最终能获得双赢成效。这一成功的经验，可用作处理未来中日关系的政策参考。

新中国成立后至1972年中日复交前，中日两国敌对了23年，互不了解，互不信任，互相提防，中日关系面临的环境是严峻的。即便如此，1972年中日两国出于各自的利益需要，尚能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从敌对走向友好。今天，中日关系已有40年的发展基础，较之中日复交时的环境可谓天壤之别，中日两国应该同样能做到化解矛盾，求同存异，保留争议，共谋双赢。在当今世界，发展仍是各国的共同主题，建立地区共同体最能体现共同发展的主题。我国应将建立东亚共同体放在战略高度来推进，可按“三步走”来设计:第一步是促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第二步逐渐形成“东北亚共同体”，第三步最终建立“东亚共同体”。由于无论是“东北亚共同体”还是“东亚共同体”，中日韩三国都是核心国家，因此，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是东北亚和东亚各国走向共同体的开端，我国应努力推进。

总之，我国对日政策既要有近期应对，又要有长期战略思考，才能从容应对突发事件，在战略层面上化解矛盾和冲突。具体而言，是以“和”为上策，以“合”为长远战略，即“和”为上，“合”为贵，努力构建和谐的中日关系，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使中日两国在“和”、“合”中能够受益，在“和”、“合”中取得共赢，也为亚洲各国和平解决边界领土与海洋争端提供成功的范例，为构建和谐亚洲贡献智慧。

【注释】

[1]作者单位:胡德坤，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

[2]《环球时报》，2003年1月29日。

[3]驻日本使馆经商处，2012年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