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哈林的帝国主义理论的发展

前面说过的布哈林的帝国主义理论，是就其1915年写成的《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来说的。其后，他1920年写了《过渡时期经济学》、1925年写了《帝国主义和资本积累》、1928年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作的两次报告，都论述和涉及帝国主义问题。

在这一时期，他接受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历史阶段的定义，抛弃了他从前接受的希法亭关于帝国主义金融资本的政策的定义。他说：“虽然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帝国主义阶段揭露出日益增长的内部腐朽的症状，虽然寄生倾向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越来越强烈地表现出来，但是在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里，特别是在最近时期内，强大生产力毕竟在发展，技术在成长”^[1]。这里肯定了帝国主义是一个历史阶段，是布哈林帝国主义理论重大的变化。这里分析的是第一次大战后，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时期的经济情况，虽然对生产力发展的估计可能过高，因为这时资本主义经济恢复和发展，主要是由于管理方面的合理化，而不是技术的新突破，但是分析的方向还是正确的。

他对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中的殖民地问题特别予以重视。他在谈到共产国际纲领草案中指出，拿殖民地和工业国对比，前者是世界农村，后者是世界城市。但是，实际上，如果从未来的观点看世界经济的全貌，那末，“强大的工业国在阶级关系上正是工业无产阶级的中心”，而“殖民地外围区域或原来殖民地同这些工业中心比起来，乃是大农村，是农村外围”。因此，从经济观点看，“我们同殖民地人民的兄弟关系取决于强大的工业中心和广大农村之间的经济联系的绝对必要性”^[2]，而从阶级观点来看，“在这方面就是在世界范围内提出世界工业无产阶级和……世界殖民地农民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3]。

布哈林从这个经济观点来考察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瓦解。他先指出：这个体系的崩溃，“是从最薄弱的、国家资本主义组织最不发达的国民经济体系开始的”^[4]；然后认为，这个体系瓦解的最大因素，“是帝国主义国家同它们的无数殖民地之间的联系的瓦解”^[5]，因为随着资本的国家政权的瓦解，必然出现殖民地的脱离，这可表现为殖民地起义、民族起义和小型民族战争等等。他只看到工业国无产阶级革命对殖民地解放、独立的意义，而没有看到殖民地的解放、独立对工业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影响，即减少垄断利润的来源，能促使工业国无产阶级革命化，其重要原因在于他没有如像列宁那样，研究帝国主义时，揭示无产阶级上层分子资产阶级化的经济根源。

关于金融资本，布哈林始终坚持它是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的混合生长的正确看法，反对它是银行资本对产业资本的统治的错误看法。但是，在接受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历史阶段的定义后，结合金融资本来考察这个阶段时，他又认为：“如果资本的个体所有制是帝国主义以前时代的特征，那末在组织上互相联合起来的资本家的集体所有制，就是现时金融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6]。认为帝国主义或金融资本主义阶段的特征是资本家的集体所有制，而在这之前资本主义阶段的特征是资本的个体所有制，这是片面的。问题在于：股份企业这种资本家集体所有制，在这两个阶段都存在。它是为了解决生产力迅速发展和个体资本积累较为缓慢这两者之间的矛盾而产生的。严格说来，只有在信用制度上股份企业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才充分展开。其后，在股份公司的基础上垄断产生了，自由竞争就发展为垄断，由于攫取垄断利润，垄断资本主义就成为帝国主义。所以，区别资本主义两个阶段的，不是资本家的个体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而是自由竞争和垄断统治。

在这个时期，布哈林谈得最多，并且提出新的看法的，是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问题。从前，他是根据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大战的情况来谈这问题的，现在，他已根据资本主义的正常情况来谈了。我认为，他的议论，除了上面已提到的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的商品生产（他现在认为已不是商品生产了，这一点马上就谈到），是一种不存在市场问题的生产，是正确的外，其余的大部分是错误的。

他说，不久以前，他提出这样的论点：“我们现在看到国家资本主义趋势的某种发展，并且这种发展采取的不是从前实行配给制和具有战争决定的特点的‘战时资本主义形式（各种各样的社会骗子把这种苦役般的战时资本主义无耻地叫做‘战时社会主义’！），而是一种或者不如说几种新的形式”^[7]。最重要的是资产阶级国家组织和经济组织溶合，逐步变成由国家调节生产。这有两种重要形式：“一是通过生产领域中实行国家垄断，这主要出自财政方面……以及国家和军事方面的考虑……；二是通过所谓‘混合企业’这种特殊系统。‘混合企业’的共同占有者是国家和企业主经济组织。在运输部门也是这种情况。国家贸易垄断制的实行，国家和‘私人’的信贷机构（银行）的溶合，固定价格的实行，国家对产品分配的干预——这一切都意味着国家组织对经济生活的吞食。‘国民经济’日益成为‘国家经济’，成为‘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8]。这里说的和国家组织相溶合的经济组织，只是垄断组织，其他非垄断的经济都消灭了，因此这种调论是以纯粹垄断资本主义论为理论基础的。

现在要说明的是和经济组织相溶合的国家组织。布哈林认为，“不单单是国家组织和资产阶级的经济组织结合在一起，一切其他的资产阶级的组织和有阶级性的组织也显示出同样的趋势。科学、政党、教会、企业主同盟都纷纷被纳入国家机构。这样就逐步形成一个单一的无所不包的组织，即现代帝国主义强盗国家这一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万能组织”^[9]。它既拥有精神权力，又拥有物质权力。在分析资产阶级国家发展的历史辩证法时，他说：“国家最初是统治阶级的单一的组织，后来变成与其他组织并存的组织，最后又通过把其他一切组织合并进来变成一个单一组织。这就是当代的怪物，当代的利维坦——国家”^[10]。这段话的目的在于说明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统治越来越严酷，但为了说明这一趋势，竟认为国家曾经是与其他组织并存的组织，这是错误的政治多元论。国家是统治其他组织的统治阶级的工具。

值得注意的是，布哈林对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中的国家，是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的看法。虽然他谈过在生产领域实行国家垄断和成立混合企业问题，但他断然指出：“国家是上层建筑，但是国家也可以支配生产过程”^[11]。在这里，存在的是上层建筑和经济组织或生产这经济基础的混合生长。

根据这种论述，布哈林实质上是在纯粹垄断资本主义论这错误理论的前提下，把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中的国家组织看成是管理机构，把其中的经济组织看成是生产机构，因此国家除对与其结合在一起的生产机构进行管理外，尽管这种管理具有二重性，即社会化生产的组织者和对劳动的统治者，但除此以外，它对内再也没有其他的职能了，垄断的经济组织不可能通过国家机器为其从别的经济成分那里取得任何利润——因为别的经济成分已经全部消灭了。这不仅与实际情况不符（纯粹垄断资本主义论本来就与实际情况不符），而且与他提出的为了财政的目的国家便垄断生产的说法矛盾，因为这样一来财政就是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这个国家经济内部的财务了。

布哈林在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竞争完全消灭，国家之间竞争更为激烈的问题。他说，从竞争的观点来看，国家资本主义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资本主义内部竞争的消亡和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竞争的极大尖锐化”^[12]。换句话说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无政府主义性质正在转入国际经济关系的主要方面。市场问题、价格问题、竞争问题和危机问题，正在日益变成世界经济的问题，而在‘本国’内部则为组织问题所代替”^[13]。我们以前已指出，这种内部竞争消失论是错误的。

就在这种错误的理论基础上，他提出在这条件下，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经济危机消亡论。

关于商品生产消失，他指出：“当生产过程的不合理性消失的时候，也就是当自觉的社会调节者出来代替自发势力的时候，商品就变成产品而失去自己的商品性质”^[14]。这样，他便认为，在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条件下，“在一国内有组织地分配的产品，只有当它的存在与世界市场的存在联系起来时，才成为商品”^[15]，总之，对内已经不是商品了。

这种理论与事实不符。因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产品事实上是分属各个不同的所有者的，因而它要通过交换才能进入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它是商品。这种理论来自希法亭。希法亭认为垄断的发展，最终导致一个垄断组织囊括全部国民经济，所有产品属于一个所有者。假如情况确实这样，商品生产便消失了。但这也是纯粹垄断资本主义论，是错误的。

关于经济危机的消失，他写道：“拿西欧意义上的国家资本主义来说，在这种制度下，危机是不可能发生的，尽管工人们的‘份额’可能日益减少。这种日益减少的‘份额’是计划所能估计到的。”^[16]这也是与实际情况不符的，原因还是纯粹垄断资本主义论是错误的。

现在的问题是他对无危机论的解释。那就是，尽管工人占有的份额减少，亦即存在着生产发展与消费相对下降之间的矛盾，但是由于消费减少是有计划地进行的，所以没有危机的发生。因此，经济危机的原因是没有计划。他将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同没有奴隶市场的奴隶制经济相比，认为这两者极为相像，后者也没有危机。

这是错误的。首先，奴隶制经济是简单再生产，因此，奴隶消费即使很低下，也不存在发生经济危机的矛盾——生产发展和消费对落后的矛盾，当然不发生危机。这个道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说得很清楚。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与此不同，即使按照布哈林自己的解释，它也要进行扩大再生产，因为它还要和国外的商品生产进行竞争。这就使得它发生生产发展和消费落后的矛盾，发生经济危机。计划化不能消灭经济危机。

其次，普遍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原因是生产与消费的矛盾，而不是生产盲目性、或比例失调、或缺乏计划。这些只能是局部危机的原因。当别人在这问题上批评布哈林时，他回答说：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即“购买力同生产增长之间的比例失调和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失调无非是资本主义经济中缺乏计划性的表现”^[17]。将生产与消费的矛盾等同于购买力与生产增长间的比例失调是不对的，因为购买力包括对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购买力，其含义比有购买能力的消费力大。他谈到这两种比例失调的关系时说：“一旦撇开居民的购买能力同生产力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或者比例失调这一概念就会毫无意义”。举例来说“假如不知道生产多少纺织品（因为这些产品是同消费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联系的），那怎么能够谈得上纺织品同制铁工业之间的比例或比例失调呢”^[18]？

根据这两种比例关系有联系，就认为普遍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原因就是比例失调，因而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的计划化便可以消灭危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我们就用棉布和钢铁这个例子来说。当棉布的需要已定时，根据一定的技术条件，钢铁的产量与它成一定比例，如果过多，钢铁局部过剩，棉布不过剩。这是局部危机的因素。但资本主义是在竞争（国内外竞争）的压力下进行生产的，它本质上是扩大再生产，一切产品都是如此。这样，不仅棉布和钢铁之间可能比例失调，更重要的是，由于消费增长落后于生产增长，因此，棉布产量必然超过其需要量，部分棉布销售不掉，由此必然引起部分钢铁销售不掉，影响所及，一切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却部分销售不掉，这才是普遍危机。因此，普遍危机的原因，不是生产部门的比例失调，而是生产发展和消费落后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不能消除，因此它不能消灭危机。这还是从纯粹垄断资本主义这一角度来看的。如从垄断资本主义现实来看，就更加是这样。

当然，经济危机在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领域中的表现，有其特点。因为危机的实质是淘汰多余的生产力，企业倒闭是其形式。但由于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是由国家财政力量支撑着的，国家包买其产品，因此企业可以不倒闭，但是产品，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由国家包买后便可以浪费掉——用这种形式来淘汰多余的生产力。这对社会经济危机的形式，当然发生影响。但这不是危机消失。

布哈林谈论过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和资本主义总危机问题。它指的都不是经济危机。他认为：“对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分析是同总的论述作为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矛盾再生产的结果的崩溃论相联系的”^[19]。换句话说就是，和社会主义的产生相联系的。他还认为：“不应当把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设想成这样：资本主义几乎在一切国家或者在大多数国家都正在垮台”。它只是意味着世界经济的变化，“加剧资本主义体系的一切矛盾而最终导致资本主义体系的灭亡”^[20]。但他有时又认为这就是资本主义总危机。他把资本主义总危机和资本主义矛盾的加深以及苏联的成长联系起来^[21]。这就引起不必要的混乱，因为资本主义总危机原来的含义就是普遍的经济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