垄断资本主义经济要攫取垄断利润。为垄断资本主义提供垄断利润的经济成分和社会阶层，我们称为殖民地或殖民对象。它可以相对地分为国内的和国外的两种。国内的就在垄断资产阶级政权统治之下，要为其提供垄断利润是必然的。国外的问题较为复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体系开始瓦解，这就是说原受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宗主国剥削和统治的国外殖民地，其中的“移民垦殖”殖民地，已经发展为资本主义国家，有的甚至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再也不是殖民地了，其中的“奴役土著”殖民地，包括附属国，绝大多数在政治上已经独立，在经济上也朝着独立的道路前进。其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制定一条正确的路线，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前提下，首先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支援下，完成了国家的工业化，实现了经济独立；其中的民族独立国家和没有获得独立的国家，情况就不是这样，它们由于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对帝国主义殖民政策没有深刻的认识，再加上对本国存在的社会矛盾无法妥善解决，要制定一条正确的发展路线就相当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垄断资产阶级除了使用经济、政治手段外，亟需有一种足以引这些国家上钩的理论，以便继续统治它们。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就是为此服务的。
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写了大量经济著作。1960年他写了《经济成长的阶段》一书，副书名是“非共产党宣言”。其矛头是对着马克思主义的，其目的则是要那些在经济上据说不可能自行现代化的国家接受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帮助。
罗斯托将社会发展分为五个阶段，划分的标准是“经济规模”。这五个阶段是：传统社会、为发动创造前提条件阶段、发动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
首先要指出的是，这种划分社会阶段的方法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罗斯托用他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来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相对抗。不过，这并不是他的新发明，他不过是拾德国新历史学派的牙慧。德国历史学派最初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对立物。德国经济发展原落后于英国，它当然不能接受古典派的自由贸易思想，它要实行保护关税政策。这要有理论依据。历史学派的理论依据是：德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与英国不同。相对于其后的新历史学派来说，这是旧历史学派的理论。新历史学派产生于19世纪80年代，即俾斯麦宰相加紧向外扩张和对抗工人运动之时。因此，新历史学派和旧历史学派不同，其矛头不是指向另一国的资产阶级，而是指向马克思主义及其指导下的工人运动。但它和旧历史学派有相同的方法论，即把社会发展划分为阶段。它的划分标准因各思想家而异，但基本上以流通，即交换有无、交换范围的变化、货币经济到信用经济的变化等为标准，以此来和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划分法相对抗，使人们看不出在社会发展中，人们之间的关系有何变化，剥削和被剥削关系如何产生和变化，从而从方法论上取消了要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来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此外，它又将道德、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的作用和经济的作用等量齐观，从而抹杀经济规律的作用。这是一种最巧妙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从方法论上反对马克思主义。
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的方法论也是这样。以“经济规模”来划分社会阶段，正如下面将指出的，其实有时是以技术尤其是从工业的有无和发展，有时是以人均消费为标准来划分社会阶段。这种方法论虽然是从新历史学派那里拾来的，但却后退一步，因为新历史学派的方法论虽然是错误的，然而却是一元的——以流通为划分标准，罗斯托的方法论不仅从反对生产方式来划分这点上看是错误的，而且从它本身既从技术又以消费来划分来看，这种二元论或多元论也是错误的。
他就是以这种错误的方法论来反对马克思主义。他将共产主义污蔑为一种不合人情的政治组织形式，是一种病症。他认为它所以能够产生，只是由于在为发动创造前提条件的阶段中，没有产生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的缘故。因此要防治共产主义就要创造这个条件。他就以防治共产主义为名，让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继续统治殖民地。
他是以下述的论述来说明这个问题的。
传统社会——它的结构是在生产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是以牛顿以前的科学和技术以及牛顿以前的对物质世界的认识为基础的。主要特点是，生产以手工劳动为主，农业居于首位，消费水平很低，等级制、家族、种族起很大的作用。换句话说，这是科学技术产生前的社会。
为发动创造前提条件阶段——这是一个过渡的阶段。发动阶段的前提条件最初是在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初期在欧洲发展起来的，当时世界市场的扩大和国际间争夺世界市场是它的推动力，这样，现代科学在农业和工业生产中发生了新的作用。如此说来，这种推动力应该是传统社会内部产生的。但是，他却认为，现代史的较为普遍的情况是，创造前提条件阶段不是从内部引起的，而是较为先进的社会外来侵略所引起的；而这里的所谓侵略不过是一种比喻性的说法，指的只是使传统社会受到震动，加速其崩溃，使传统社会产生新的思想感想，它足以使现代社会代替传统社会。在这里，他已经为以后的结论埋下伏笔——先进的社会“帮助”传统社会发展。但是，他无法说明第一个先进社会当它成为先进社会时，靠的是哪一个社会的“帮助”？牛顿无法解释宇宙运动的第一推动力是什么，最后只好说是上帝。罗斯托怎样解释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呢？他认为英国第一个开始发动，是由于偶然因素起作用。
在这个阶段，每年的国民收入要有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用于积累和投资。要有人掌握现代科学技术，以降低产品成本；要有人提供借贷资本，以满足企业需要；要有人懂得经营管理，以完善企业生产。而广大的人民则必须懂得怎样在有纪律的组织中，担任分派的专门工作，等等。
发动阶段——它是妨碍不断成长的旧障碍物和阻力最后已被克服的时期。复利增长规律成为社会习惯和组织结构的一部分。在英国和栖息着主要来自英国的居民的世界上得天独厚的地方，即美国和加拿大等，刺激它们进入发展阶段的最直接的力量最主要的是技术。这时储蓄和投资要占国民收入百分之十以上[1]。这个阶段往往是从某一工业部门作为突破口开始的：在英国是纺织业，在瑞典是木材工业，在丹麦是乳品肉类工业，这些部门积累了资本后再带动其他部门。按照历史，这个阶段在英国是1783年以后的20年，在法国和美国是1860年前的几十年，在德国是1850年至1875年，在日本是19世纪最后25年，在俄国和加拿大是1914年以前的25年，而印度和中国则在20世纪50年代沿着不同的道路开始。
向成熟推进阶段——它是超出原有的、推动它发动的各种工业之外，而把当时的现代技术有效地应用于它的大部分资源的时期，新的工业代替发动阶段的旧工业。这时投资约占国民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便使生产的增加超过人口的增加。从历史上看，在发动阶段开始后约60年，亦即发动阶段结束后40年，一般就到了成熟阶段。
高额群众消费时代——主导部门转移到耐用消费品和服务业方面，按人口计算的实际收入增加到使为数众多的人可以在基本衣、食、住以外还享用其他消费品的程度，劳动力结构的改变不仅使城市居民的比重增加，而且使在办公室里工作和从事工厂熟练工作的人的比重也增加了。社会不再认为推广现代技术是一个比一切都重要的目标，正因为这样，便将更多的资源用于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事业。在这里有决定作用的因素是生产供群众使用的廉价汽车。这一点据说具有革命性的影响。它是如此的重要，以致罗斯托在书末附有“私用汽车普及情况”表，公布某些国家从1900年至1958年拥有的私人汽车总数和每一百万人使用的私人汽车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处于这个时代。
这就是我们从历史学派的著作中常见的经济史流水账。
罗斯托的历史发展外因论，即从所谓的传统社会过渡到所谓的发动阶段，除历史发展第一推动力英国的发展是由所谓的偶然因素引起外，一般的都是由于接受先进社会的刺激，引起震动，才向前发展的。同所有历史发展外因论一样，罗斯托的外因论本来就可以成为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侵略国外殖民地的理论根据，但他觉得这并不能说明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在道义上有责任去帮助落后国家的发展。他要努力说明这一点。他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不合人情的政治组织形式，当发动阶段在政治、社会和经济上还没有完成和巩固之前，共产党阴谋夺取政权是最容易的，而现在的传统社会即落后国家，还由于有特殊原因，无法自行发展至发动阶段，因而存在着由共产党阴谋夺取政权的危险。基于道义的考虑，先进国家亟需帮助落后国家发展，以防止共产主义的蔓延。
俄国共产党在一个资本主义落后的国家里取得政权，中国共产党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国家里取得政权，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消耗了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而俄国和中国共产党又利用这条件，在一条正确路线指导下，进行革命斗争的结果，这绝对不是什么阴谋夺取政权。
罗斯托认为现在的传统社会无法自行过渡到发动阶段，除一般原因即历史发展要由外力推动外，还有一个特殊原因，或者说历史发展外因论要增加一个内容。这个特殊原因是现在（50年代末期）世界主要不发达地区每年人口增长率为：拉丁美洲百分之二点五，南亚百分之一点五，中东百分之二点三，远东百分之一点八，非洲百分之一点七，远远超过欧洲国家处于相同历史阶段时的人口增长率。根据前面关于积累率的增加要超过人口增长率的分析，不发达国家要过渡到发动阶段，其积累率就要比当时的欧洲国家高。根据他的计算，人口多增加百分之一，就要从国民收入中多拿出百分之三作为投资，因而这种较高的人口增长率造成了一种紧张情况，并提出了新的挑战。其结果就是农业承受的人口压力特别大，没有什么剩余可供积累，运用资本从事生产的阶级不易产生。在这条件下，传统社会不但不能过渡到发动阶段，而且使共产党容易阴谋夺取政权，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唯一的出路就是，传统社会要接受先进国家的帮助才能过渡到发动阶段，才能避免共产党夺取政权。
按照他的计算，要使整个亚洲、中东和拉丁美洲进入正常的成长，使按人口平均计算的收入每年增加百分之一点五，每年就需要增加大约四十亿美元的外援。据此，他呼吁：除非我们在民主的北方的人尽到我们全部的道义义务，把我们的全部精力和资源拿出来，正视和应付目前世界成长阶段所隐含的挑战，否则剩下来需要保全的文明可能就不多了。换句话说，如果“民主的北方”不对那些奴役土著的殖民地即南方加以援助，那末它们由于不能过渡到发动阶段而被共产党夺取了政权，文明就近于毁灭了。这是以防治共产主义为名，实行新殖民主义。
以所谓的人口压力来说明所谓的传统社会不能发展和发生革命，这不过是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翻版。这种陈词滥调，我们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从敌人那里听到不少。例如，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就说，中国人口在18、19两个世纪增加了一倍，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由于人口太多才发生革命。认为革命的发生是由于人口太多是错误的。美国其所以爆发独立战争，革英国统治的命，显然不是由于人口对于土地来说太多了。社会革命的发生是由于生产关系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现在的问题是要说明人口增长率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首先要指出，不受生产关系、社会制度制约的、抽象的人口规律是没有的；在阶级对抗的社会里，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人口规律也是不同的。马克思指出，产业革命的结果，使资本消费劳动力非常迅速，以致工人到了中年通常就已经多少显得衰老了，甚至过早地死亡了，这样就需要工人一代一代地迅速更替，这种社会需要是通过早婚这一大工业工人生活条件的必然后果，并通过榨取工人子女，以奖励工人生育子女的办法来得到满足的；“这个规律对人口中的其他阶级是不适用的”[2]。
罗斯托指出，50年代末期，一些处于传统社会的国家的人口增长率，大于欧美国家向发动阶段过渡时的人口增长率，由于这一原因，它们无法积累资本为发动准备条件。按照此说，传统社会人口增长率很低时，就可以向发动阶段过渡了。根据瑞士日内瓦大学教授保罗·贝罗赫所著的《一九〇〇年以来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的统计，第三世界的人口，从1900年以前很久到1920年左右，每年增长率还不到百分之一，因为出生率和死亡率同样都很高[3]。这个数字同我国社会学家言心哲统计出旧中国20年代农村人口增长率为百分之一点一一[4]基本相同。这个数字比罗斯托所说的欧美国家当时的人口增长率还要低些。那末20年代时，它们为什么不能向发动阶段过渡呢？
第三世界人口增长率的增大，明显地是从50年代开始的。这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原来的奴役土著的殖民地取得独立，努力发展经济，程度不同地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因此，从根本上说，是经济发展制约人口发展。罗斯托在根本问题上把因果关系颠倒了。
因此，奴役土著的殖民地只要革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命，在这个基础上制定一个正确路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就能发展经济，这是内部力量决定的。当然，由于国际经济的发展使国家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在坚持上述原则下，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接受外援，也是需要的，但这不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力量。至于人口增长问题，第三世界视经济发展情况，完全可以自己解决。帝国主义思想家利用所谓的人口压力问题，企图控制落后国家，这种伎俩是拙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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