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务必”是对“民主”新路的发展和补充

怎样跳出历史周期律？早在延安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就开始了对这一重大课题的探索和思考。

在延安整风中，党中央把郭沫若的枟甲申三百年祭枠作为整风文件之一印发全党，警示全党以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失败教训“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945年7月，黄炎培在和毛泽东的谈话中感慨古今执政者“政怠宦成”、“人亡政息”、“求荣取辱”导致国家败亡的教训，提出了“历史周期律的支配力”，希望中国共产党能找到一条道路，跳出历史周期律。毛泽东肃然答道：我们已找到了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毛泽东在这里从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和特征出发，认为在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但随着中国革命的快速发展，随着对政权更迭规律的深入思考，毛泽东从辩证唯物主义出发，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对历史周期律并不具有天生的免疫力。找到了民主这条新路，并不意味着就能跳出历史周期律。在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民主之路充满艰难险阻，能不能走好这条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否践行，关键在人。这就是说，能否跳出周期律，要看代表人民掌握政权的执政者能不能保持政治本色，能不能对跳出周期律时刻保持高度警惕性。只有执政者的自觉（内因）与人民群众的监督（外因）两者相结合，才能打破历史铁律。正是因此，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两个务必”和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的那次著名谈话有着前后一致的思想渊源关系。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本原因，从一定意义上讲，能否保持“两个务必”对我们党能否跳出历史周期律具有决定作用，因此，当党中央领导机关从西柏坡迁往北京、我们党开始掌握全国政权时，毛泽东将其称为“进京赶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