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总体来看，无论是列宁和斯大林在苏联时期对社会主义分配正义的探索，还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曲折建设时期对社会主义分配正义的探索，其实质都是解决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中事实性与价值性的内在张力的一种尝试。他们共同的一点都是确证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主体性地位，坚持了自马克思开始的对社会主义社会由生产资料公有制所决定的分配的公平的价值取向。
总体来看，无论是列宁和斯大林在苏联时期对社会主义分配正义的探索，还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曲折建设时期对社会主义分配正义的探索，其实质都是解决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中事实性与价值性的内在张力的一种尝试。他们共同的一点都是确证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主体性地位，坚持了自马克思开始的对社会主义社会由生产资料公有制所决定的分配的公平的价值取向。但就如何在生产力水平落后的国家实现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的价值性目标，他们所采用的体制和策略是被历史所证伪了的。而实际上，其选择的体制和策略导致的是平等的不公正，偏离了马克思按劳分配的价值意蕴。
正如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所揭示的，分配正义价值目标的形成和选择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实践性、历史规定性、辩证性和价值主体性的命题，我们应该立足于一个国家的具体历史背景、具体实际的基础上，辩证地处理好实然与应然、事实性与价值性的关系。苏联的分配正义思想和实践及毛泽东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和曲折建设时期的思想和实践均呈现出脱离实践性、历史规定性和价值主体性的倾向，在解决事实性与价值性、实然与应然的关系上，都存在着脱离实际、意图以生产关系的公有化来推进社会主义分配公平的实现。而这些问题的背后实质上则是对社会主义是什么和怎样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尝试和探索，其间，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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