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资本主义与当代中国

（一）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国内学者曾为《资本论》的热销而激动一时。遗憾的是，这似乎有些一厢情愿。如果说面对凯恩斯与哈耶克的风水轮转，滞胀危机之后的金融危机暴露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无奈，那么唯一让主流经济学感到安慰的是：它的对立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比它的处境还要糟糕。主流经济学家骄傲地宣称：尽管（英国）女王和（美国）总统认为我们没什么了不起，但我们的理论毕竟还是“最不坏的”理论，你们没得选择。

保罗·克鲁格曼不这么看。皮克提的《21世纪资本论》出版以后，不仅主流经济学家感到了威胁，利益群体也变得手忙脚乱。克鲁格曼幸灾乐祸地评论道：“保守派分子们吓坏了。于是美国企业协会的詹姆士·皮索科吉斯在《国家评论》上警告说：皮克提先生的著作必须予以反驳，否则它会在知识阶层中传播开来，未来政策争论所据以进行的整个政治经济学背景将会被重塑。”克鲁格曼取笑说：“祝君好运。但这场争论中真正让人惊讶的是，右翼不能对皮克提先生的命题提出任何实质性反驳。相反，所能做出的反应就是贴标签——特别是，称皮克提先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任何把收入和财富的分配视为重要问题的人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把这种“贴标签”、把论敌“描红”的做法称为右翼黔驴技穷之后的“标准操作程序”。^[1]

皮克提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并不重要，我们感兴趣的是他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克鲁格曼把《21世纪资本论》称为“理解不平等发展的长期趋势的一场革命”，“这是一部把宏大的历史视野……同精致的数据分析结合在一起的著作。尽管皮克提嘲笑经济学专业为‘狂热的数学儿戏’，蕴藏在他的讨论背后的却是经济模型的力量之旅，一种把经济增长分析同收入和财富分配分析整合在一起的方法。这是一部将同时改变我们思考社会的方式和如何做经济学的方式的著作”。^[2]正如克鲁格曼指出的那样：断言我们处于新镀金时代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发现，只要不是让利益蒙蔽自己的双眼，任何人单凭感觉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皮克提的力量在于，他不是自己断言我们处于什么样的时代，而是根据数据说话。

这也正是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方法——让材料自己说话。“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3]在马克思那里，材料甚至是有生命的——当“材料的生命被观念地反映出来”，现实的结构“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4]

科学的经济学应当让材料自己说话，而不是替材料说话。当今时代的主流经济学需要的恰恰是这样一种精神。感谢皮克提的《21世纪资本论》，让马克思的《资本论》以方法论的形式重回21世纪人们的视野。你可以赞成《资本论》，也可以反对《资本论》，但是如果你不了解《资本论》的方法，那么所有的赞成和反对就不过是一种“贴标签”行为。

（二）

似乎以全新的面目，“全球资本主义”登场了。

美国学者威廉·罗宾逊竭力阐明这一史无前例的崭新时代。他区分了“世界经济”和“全球经济”两个世界资本主义的不同时期。前者特指1913年之前出现的世界贸易高度一体化，其特征是“基于国家生产体系之间货物和服务的公平贸易，以及以证券投资资本为形式的跨界资金流动”^[5]，即一个国际贸易和金融流动形成的一体化国际市场，本质上仍是资本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量的扩张，因而属于彼得·迪肯所说的“肤浅的一体化”^[6]；后者则特指20世纪晚期出现的新一轮全球化，它以跨国生产为特征，资本“按照一系列促使赢利机会最大化的策略来重组世界范围内的生产”，“不仅包括跨国公司活动的扩张，同时也包括生产过程的重构、碎片化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分散化”，它瓦解了原先民族国家内部的资本生产与积累循环，代之以全球化的生产与积累循环，是资本扩张的一次质的飞跃，促生了跨越国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程的一体化。因此，后者对于前者而言，不是资本主义原有“历史范型在数量上的扩大”，而是“深刻的一体化”，是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发展到跨国家的新阶段”。^[7]

正是这一崭新的全球资本主义，使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呈现出奇特的二律背反：一方面，“一体化”前所未有地凸显——资本、生产、阶级、国家机器，一再洞穿了民族国家的边界，冠以“跨国”的前缀；借助着全球交通革命和计算机信息革命的荣光，分布全球的生产、消费、分配、交换链条将世界的每个角落紧密编织，将全人类的命运捆绑一处。另一方面，“碎片化”日新月异地推进——弹性的生产和积累过程，可替代性的临时工作和转包、外包，个性化的消费和劳动，整个世界充斥着原子式个人的存在碎片和消费主义的绚丽虚无。

“一体化”与“碎片化”齐头并进，各种准则和信仰相互冲突，人类的未来如此强烈地不确定。如罗宾逊所言，这是一个“历史的转型期，它伴随着旧形式和新形式之间经常性的碰撞和融合”，“受到偶然性的支配，并将被推向不可预知的新方向”。^[8]那么是否仍然有一种确定的“科学”，可以用来考察这变幻莫测却关切人类整体命运的全球资本主义？是否会有一种与时代同步“生成（generative）的理论”，可以揭示出资本主义不断发展的动力，阐明那些看起来尖锐对立的复杂现象实则是一个完全相同的重要进程的一部分？

意大利学者乔万尼·阿里吉在《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一书中写道：“无论左翼还是右翼，他们的主要问题之一是：都认为历史上不断再现的只有一种资本主义。然而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正以出乎意料的方式进行着深刻的演变。几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一直以奴隶制为基础，又植根于其中。似乎资本主义的存在离不开奴隶制。然而奴隶制已然被废除，资本主义不仅完好无损，而且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基础上比以前任何时候发展得都更为繁荣，单从这点上，似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运转之根本，但是二战后，资本主义再次摒弃了它们，继续得以生存和发展。纵览世界，资本主义一直不断地进行自我更新，这也是其主要特点之一。仅仅论证什么是资本主义而无视这些根本性变化显然是目光短浅的。在这些适应中始终保持恒定不变，又能很好界定资本主义的实质，莫过于马克思关于资本的一般公式：M—C—M。”^[9]

人们重新回到马克思那里。因为迄今为止，全球化的本质恰恰是资本主义化。关于“世界经济”，即资本最初在世界范围内的地理扩张，马克思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阐述，而关于“全球经济”，即从资本生产的角度分析“全球资本主义”，是《资本论》及其手稿的任务。《资本论》第一卷自1867年问世以来，引发争议无数。但无论如何，这部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0]作为研究对象的著作，不管是对还是错，必定是任何研究资本的人所无法绕过的。

20世纪晚期，比利时经济学家欧内斯特·曼德尔在导读《资本论》时惊人地指出：“今天的西方世界远比写作《资本论》时的世界更接近《资本论》中的‘纯粹’模型！”曼德尔认为：当年，马克思的《资本论》以英国为“纯粹”模型，阐述了那种“为了追求私人利润并把这种利润主要用于资本积累的生产方式所具有的无情的和不可抗拒的增长趋势”，并且“说明了为什么这个制度的日益尖锐化的矛盾同它的迅猛发展一样不可避免”；而今，不仅法国、德国、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都已经接近《资本论》的理想模型，而且“尽管采取了凯恩斯的办法，尽管实行了各种各样企图使工人阶级与晚期资本主义一体化的措施，最近十几年来资本主义制度如果说发生了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变得比马克思写《资本论》时更加危机四伏了”。^[11]因而曼德尔指出，与其说马克思是19世纪的经济学家，不如说他是当代的经济学家，他更属于我们这个时代。

（三）

如果曼德尔看到21世纪的中国，他会作何感想呢？他肯定不会想到，社会主义的中国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在21世纪的头十年跃居全球经济总量的第二位。也正因为如此，中国不得不面对全球性的经济难题和社会问题，这其中既有英国刚刚完成工业革命时的“过剩经济”难题，也有虚拟经济条件下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而且还必须面对越来越严峻的全球生态危机、社会两极分化等问题。不管是否清醒地意识到，不管身为一个怎样的角色，当代中国已经深深嵌入全球资本主义的秩序之中。^[12]

自罗莎·卢森堡提出“世界体系论”以来，该理论已驰名当世。但对于中国来说，却鲜有学者从这方面予以关注。中国的经济社会已经取得了巨大发展，对于其中的成就和问题早就应当认真反思。一个对发展缺乏反思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盲人骑瞎马”难免会葬送下一步发展的宝贵机遇。鉴于此，从“方法论的资本内在否定性”出发，考察全球资本主义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关联，就是本书研究的任务。

“资本主义”不是一个简单的“标签”。无论保守的和激进的经济学家曾如何激烈地论战，从历史到当代，“资本主义”实际上一直被“自由市场”与“国家计划”所交替主宰。新古典综合派的最伟大代表人物之一萨缪尔森，将自己近十五年来对当代美国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探讨写成著作，取名为“中间道路经济学”；连一生高举自由主义大旗的哈耶克，在他生前的最后著作中也不得不承认，经过几千年交换行为的漫长演化而积累起来的“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或许，已经不应当继续被误导性地叫作“资本主义”了；今天的全球资本主义甚至被一些学者称为“后资本主义”，其理由是：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作为其对立面的“社会主义”，都是西方社会理性化进程的产物；“冷战”结束后，当两大阵营的一方消失时，另一方也就消失了——世界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就已经进入了既不姓“资”也不姓“社”的时代。^[13]

我们重视《资本论》的方法，原因恰恰在于“资本主义”本身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标签”；在中国，“贴标签”同样不解决问题。我们研究《资本论》的方法，是由于全球资本主义需要一种科学的分析工具。只有借助方法的力量，置身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才不至于在资本主义浪潮中随波逐流、迷失方向。因而，考察《资本论》的方法论，就具有了独立的科学意义。

但这并不是说《资本论》的方法普遍适用。马克思讲得很清楚：它只适用于对资本的分析（包括对资本的生产和资本的流通的分析）。卢卡奇也曾经指出：“我们姑且假定新的研究完全驳倒了马克思的每一个个别的论点。即使这点得到证明，每个严肃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可以毫无保留地接受所有这种新结论，放弃马克思的所有全部论点，而无须片刻放弃他的马克思主义正统……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它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14]

按照笔者的看法，纵然曼德尔关于马克思的“纯粹模型”的观点不尽正确，卢卡奇的看法仍然值得我们深思：在其他科学无法很好地解读全球资本主义和对当前人类面对的各种危机束手无策的情况下，我们有必要认真研究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论。今天，如果我们在经济学方法论方面毫无突破，那么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反思，充其量也就是捡拾前人牙慧而难以有理论上的重大突破。

【注释】

[1]Paul Crugman，The Piketty Panic，New York Times，May 24，2014．

[2]Paul Crugman，Why We’re in a New Gilded Age，New York Times，May 8，2014．

[3]马克思著：《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22页。

[4]马克思著：《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22页。

[5]［美］威廉·I．罗宾逊著：《全球资本主义论——跨国世界中的生产、阶级与国家》，高明秀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2页。

[6]Peter Dicken，Global Shift，New York：Guilford，1998，p．5．

[7]［美］威廉·I．罗宾逊著：《全球资本主义论——跨国世界中的生产、阶级与国家》，高明秀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2～17页。

[8]同上，第2页。

[9]［意］乔万尼·阿里吉著：《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路爱国、黄平、许安结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序言第30页。

[10]马克思著：《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页。

[11]［比利时］欧内斯特·孟德尔著：《〈资本论〉新英译本导言》，仇启华、杜章智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2页，“孟德尔”又译作“曼德尔”，本书正文中都采用“曼德尔”的译法。

[12]一些外媒甚至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称为“市场列宁主义”，评论说在中国改革开放重申“致富光荣”以后，“金钱已经取代马克思主义成了中国的上帝”。参见［美］赖坚立：《中国改革中的财富概念》，沈斐泽，《国外理论动态》，2012年第5期。

[13]［美］劳伦斯·A．博兰著：《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王铁生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丛书序言”第2页。

[14]［匈牙利］卢卡奇著：《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47～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