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定社会结构中的资本积累过程

在研究对象上，“方法论的资本内在否定性”聚焦资本积累的过程，它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长周期为时间框架，以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为空间框架，对特定生产关系中的资本积累的现实过程展开研究。

在当代经济理论中，以经济长周期和资本的社会积累结构为研究对象的，主要有三个学派（对长波理论的详细阐述将在本书第三章展开）。一是法国调节学派，他们认为，资本的积累过程按照某种“积累体制”（accumulation regime）所特有的规律运行，“调节模式”（model of regulation）维持着积累体制内部各变量之间的均衡；调节模式的失灵造成资本积累的结构性危机，而新调节模式是旧积累体制为克服危机自我演化的结果。二是美国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中长期的快速增长和长期的经济萧条的更替，根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整套促进经济增长的制度的产生和崩溃，而这一整套社会制度就是“积累的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简称“SSA”）^[12]，SSA的解体导致危机发生。三是新熊彼特学派，他们以技术创新为内生机制，开创了“技术—制度”协同演化的分析范式，以此解释资本扩张的长周期。前两个学派被划归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阵营，后一学派被看作演化经济学的旗帜。

然而这些研究有两大缺憾。

一是由于缺乏对资本“社会性”的理解，这些研究往往从资本的“私人性”出发，将政府与市场外在对立，即把市场和资本看作私人的事情，把政府调节仅仅视为对市场失灵、资本越界的纠偏。于是这些研究把政府作为经济的外部变量之一，没有意识到政府（特别是在当今世界国际分工格局下的不发达国家政府）其实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发挥着“内生”机制的作用。

二是由于缺乏资本内在否定性的历史唯物主义向度，他们的研究自觉不自觉地停留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改良之上，从而丧失了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把握资本自我扬弃的理论维度。对于法国调节学派和美国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而言，他们过分强调了资本积累与支撑这一积累的制度环境之间的矛盾，而将更为根本的剩余价值生产与实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放在了次要地位；对于新熊彼特学派而言，技术的“创造性破坏”是推动经济长波周期的唯一内生机制，他们关注的是技术推动下的制度演化，而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排除在研究的视野之外。

“方法论的资本内在否定性”力图从“中间层次”的研究方法上弥补这两大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