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独立”变量

曼德尔被认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长波理论的先驱。他的研究从资本主义的危机入手，既强调经济运行的内部因素，又强调经济之外的社会条件，他将经济长波形成的原因与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相结合，指出正是经济长波构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从而将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运动规律与具体历史阶段相结合。

在《晚期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马克思主义的阐述》中，曼德尔把每一次长波分为前后继起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技术革命正在发生的时期，利润率上升，资本积累加速、闲置资本得到利用并快速增殖，经济发展迅猛；到了第二阶段，大规模的生产技术革新已经过去，利润率普遍下降，资本积累减速，限制资本的社会条件逐渐增多，经济发展速度放缓。曼德尔认为，长波第一阶段转向第二阶段是单纯由经济运行的内在因素所决定的，可以说是自发的；而由第二阶段再转为第一阶段就不是自发的了，除了经济因素外，还必须具备外因或非经济条件，那就是劳资冲突、阶级斗争、革命运动与反革命运动、战争掠夺、资本主义运行领域的扩展或收缩，等等。曼德尔的长波理论与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发展阶段的理解是一致的。他认为，工业革命本身的长波与第一次技术革命的长波是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第二次技术革命长波是古典帝国主义阶段；第三次技术革命长波则标志着进入晚期资本主义阶段。

曼德尔对“中间层次”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他重新探讨了马克思《资本论》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六个基本变量的发展及其相互关系，指出这些变量既具有部分独立的功能、又具有相互依赖的特点；并试图通过这六个“半独立”自变量，沟通抽象层次的“总的资本”与具体层次的“多种资本”，搭建起“中间层次”的研究平台。

曼德尔努力把《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一般的运动规律与资本扩张的实际历史结合起来。他指出：“虽然马克思所发现的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揭露了长期的最终结果（增长的资本有机构成、增长的剩余价值率、降低的利润率），但是，这些规律并没有揭露这些发展趋势之间的任何确切的、有规律的比例”，因此把这些基本变量视为部分独立又部分依赖，“这不但是合法的，而且是完全必要的”；“这样一种独立并不是任意的，而是存在于这种特殊生产方式及其一般长期发展趋势内在逻辑的结构之中的”，“正是这种一般的长期发展趋势与这些变量那短期和中期的波动的结合，使得抽象的‘总的资本’与具体的‘多样资本’之间的调解成为可能”。^[3]在《晚期资本主义》一书中，曼德尔探讨了资本有机构成、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比例、剩余价值率、积累率、资本周转时间、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关系这六个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变量。曼德尔认为，这些变量并非只是内生决定、只能用以分析资本运动的一般规律，它们实际上受各种非经济因素的影响，是“半独立”的，即各个变量的关系是嵌入特定资本积累的制度体系当中的^[4]；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的最终形成，取决于这些“半独立”变量的相互作用，其作用结果表现为利润率动态，也就是说，利润率波动是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地震仪”，“这种波动只不过是结果，这个结果本身还需要用这些变量的相互影响加以解释”。^[5]曼德尔的研究力图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不是在真空中发展起来的，而是在一种特殊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发展起来的”^[6]，长波的形成取决于那些具有历史偶然性的超经济因素与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共同作用。

曼德尔开创了“中间层次”研究的先河，这是他在方法论方面最杰出的成就。尽管他自己没有明确表达，但在他的分析框架中确实存有两个层次：一个是抽象层次，即资本运动的一般规律；另一个是具体层次，即资本扩张的实际历史。他试图通过六个“半独立”自变量，把历史偶然性纳入变量，把长波纳入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从而把“抽象”和“具体”这两个层次沟通起来。不过，美国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的戈登认为这还不够，他这样评价：“曼德尔最接近于某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因为他充分注意到了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所有变革；但是，他仍然是有缺陷的，因为他没有为其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依次更替的各阶段，提出一个全面的方法论基础”^[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