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长波理论为“中间层次”的分析方法做了不少贡献。曼德尔通过把《资本论》中的六个内生变量变为“半独立”自变量（其变化不完全以内生方式决定，还受各种非经济因素影响），从而将资本主义一般规律与资本扩张的实际历史相结合。调节学派和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则自觉发展了这一方法：在调节学派那里，调节模式介于宏观的积累体制和微观的经济行为之间；在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那里，SSA大致对应调节模式。新熊彼特学派没有自觉提出“中间层次”的方法，但这种分析体现在“技术—经济”的范式上，尤其是技术、经济、制度的三维协同演化上。
无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还是新熊彼特学派，都表现出重视制度在资本主义经济波动中所起到的作用。所不同的是，后者以“创造性破坏”为核心概念，关注“技术—经济”元范式在社会扩散过程所遭遇的制度约束，主张技术革命的创新、成熟和扩散是引起经济长期波动的决定性因素；而前者以“破坏性适应”为核心概念，关注制度对于促进资本积累的重要意义，主张资本积累条件的变化是造成经济长期波动的决定性因素。在对特定资本积累阶段的制度分析方面，二者在方法上有着趋同倾向，即都是建立在制度层面上的“中间层次”演化分析，因而两支学派中均有学者力主理论“综合发展”。例如，调节学派的布瓦耶主张将调节学派与新熊彼特学派相结合，他试图解释一种给定的技术体系与积累模式之间的一致性和相容性，从而赋予“技术创新”一种结构功能主义的作用；SSA学派的戈登，在其早期论文中认为创新具有完全的内生性（强调投资基础设施对于长波形成的重要意义），但在后期论文《分割的劳动、分化的工人》中，转而认为技术创新是一种受内生因素影响的外生力量；新熊彼特学派的荷兰学者艾尔弗雷德·克莱因克耐希特试图在马克思利润率下降理论的基础上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德制造业中高度创新部门和传统部门的利润率动态差异，并妥协地承认重大产品创新不仅蜂聚于萧条时期，而且也集中出现于复苏和繁荣的初期阶段。[10]
那么方法的发展是否依靠“综合处理”的良好愿景就能实现？
对于长波理论的不同派别而言，问题的焦点始终在于，长波的拐点究竟是由“技术内生”还是制度演化促成，抑或二者兼是？而对于资本内在否定性的“中间层次”分析框架而言，厘清研究的出发点、选择关键的分析指标，并基于此建立一个演化分析的框架，才是问题的根本。这仍然需要回到《资本论》中的资本内在否定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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