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方法论的观点来看，关键指标的选择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长波论与当前其他纯学术理论相区别的首要特征。”[12]
有学者指出，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理论有一个根本缺陷，它抽象了产品创新这一重要的因素。确实，以产品创新的消长解释一般利润率动态是新熊彼特学派的重大贡献，值得充分关注。但是是否可以认为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忽略了产品创新和技术革命？或者说，是不是在马克思的资本内在否定性分析中，技术革命的作用无法得到真正体现？
其实，早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已经注意到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马克思通过相对价值生产所带来的生产过剩论证了创新的重要性：“由于生产力提高一倍，以前需要使用100资本的地方，现在只需要使用50资本，于是就有50资本和相应的必要劳动游离出来；因此必须为游离出来的资本和劳动创造出一个在质上不同的新的生产部门，这个生产部门会满足并引起新的需要。”[13]这里实际上已经蕴含了马克思主义的产业升级问题。然而更重要的是，对马克思而言，技术创新并不能简单作用于经济增长，或者更准确地说，技术创新是否能够转化为经济增长，关键还要看它对利润生产的作用。
在资本内在否定性的视野里，“技术”不仅仅是一个纯客观的生产力因素，同时也是社会生产关系的体现；技术创新的功能是被放置在资本有机构成中辩证表达出来的，它“阻碍利润率下降但归根到底总是使这种下降加速的原因”[14]，它既使得个别生产部门获得超额利润，又使得一般利润率趋势下降成为自身存在的社会形式。这是因为：“直接剥削的条件（获取超额利润的条件——笔者注）和实现这种剥削的条件，不是一回事。二者不仅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分开的，而且在概念上也是分开的。前者只受社会生产力的限制，后者受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和社会消费力的限制。但是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15]。
正因为如此，在曼德尔那里，技术创新并不是造成扩张性长波的直接原因，而只是其维持扩张延续的因素之一，是“半”内生性的。曼德尔写道：“马克思主义学者一般不愿接受康德拉季耶夫的经济发展长周期理论模型。该理论认为经济本身有一个内在机制，通过这个内在机制，一个大约25年的扩张性长周期会导致一个同样长的停滞性周期，这又自动导致另一个扩张性的长周期，如此等等。说得更清楚些，虽然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内在逻辑能说明每个长波（一旦它开始）的累积本性，虽然它也能说明一个扩张性的长波向一个停滞性长波的转变，但是不能说明从后者向前者的转变。资本主义经济加速增长的不可避免的长期结果（精确地说是平均利润率的长期下降）和持续25年平均利润率的下降之后突然又长期上升，这两者之间没有对称性。这个上升不能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本身推断出，也不能从‘一般意义上的资本’的运动来推断。只有在某一既定环境中资本主义发展的所有具体形式（‘诸多种类资本’的所有具体形式及矛盾）都发挥作用时，才能明白这个上升的问题。这些指的是一系列非经济因素如战争掠夺、资本主义运行领域的扩展与收缩、资本家间的竞争、阶级斗争、革命与反革命等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赖以生存的所有社会与地理环境的这些激烈变动反过来引起资本主义增长的基本变量的激变（即它们可以导致平均利润率的激变）。”[16]在曼德尔的分析中，长波的收缩期实际上是一个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构性危机。结构性危机（下降期）向扩张性长波（上升期）的转折，是由环境的突变性改造等外生因素引起的；而转折一旦发生，资本扩张是否能够长时段延续下去，则取决于包括企业是否对创新技术进行了大规模投资、劳资对立关系是否得到缓解等一系列内生因素。
由此，我们可以总结：马克思主义强调的是建立在“资本—劳动”对立关系之上的资本生产、技术进步和社会分配制度之间的相互影响和演进。因而与新熊彼特学派不同，在资本内在否定性的分析框架中，产品创新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作用机制要复杂得多，也就是说，技术对经济扩张的促进作用是有条件的，产品创新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条件下，才能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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