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典到新古典经济学

如果说在南北战争之前，学院派经济学家还生活在象牙塔中，如威利斯·米切尔所说：“早期的美国经济学家的态度让人联想到某些美国诗人，他们在不知道百灵鸟并不是美国本地物种的前提下，就大肆为百灵鸟做诗赋词”^[21]，那么到了南北战争之后，学院派开始积极维护美国的新工业时代，竭尽所能为之提供理论基础，旗帜鲜明地为之进行辩护，成为名副其实的辩护者学派（Apologist）。

这一时期，美国的学院经济学主要由那些为现状辩护的辩护者们所控制。如巴克豪斯所言：“大众对经济和社会问题饶有兴趣，希望理论经济学家们对这些问题给出‘合理的’意见，使业界产生了职业性而不是政治性的保守主义倾向。”^[22]这些“职业性”的辩护者分布在各大院校的讲坛上，如哈佛大学的邓巴和陶西格，耶鲁大学的哈德利和萨勒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纽科姆，芝加哥大学的劳克林，哥伦比亚大学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和曾任美国统计学会、经济学会会长、担任过15年麻省理工大学校长的沃克等。其中，沃克和克拉克被认为是19世纪美国的最重要的主流经济学家。

沃克以与亨利·乔治在土地、地租、税收上的大辩论而闻名，其主要理论如工资理论（The Wages Question：1" treatise on Wages and the Wages Class，1876）、货币理论（Money，1878；Money in its Relation to Trade and Industry，1879）和金银复本位制理论（International Bimetallism，1896）被后人誉为“美国有了自己的经济学”^[23]。克拉克则为推动经济学从古典到新古典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著作《财富哲学：经济原则的新公式》（1886）、《资本与收入》（1888）、《财富分配：工资、利息和利润的理论》（1899）、《经济理论的本质》、《非社会主义的社会正义》为他赢得了巨大声誉，以至于后来的美国经济协会以他的名字设立了俗称“小诺贝尔奖”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John Bates Clark Medal）。在他的理论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marginal productivity theory of distribution）。他将边际理论引入分配领域，假设每种收入（工资、利润、利息、租金）都是按照其接受者对生产的贡献份额来分配的，从而每一种生产要素的价格都等于其边际产出，既没有剩余也不存在剥削；他通过将马歇尔主义的理论归结为收入分配问题，完成了为一个资产阶级社会辩护的任务，即证明这一社会是“阶级调和”的，没有剥削存在。

然而无论是古典还是新古典经济学，用现有理论为那个时代辩护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南北战争之前，美国是一个由小规模制造业、自由农场和有限政府所组成的相对温和的资本主义体系。但到了19世纪70年代，运河的开通、全国铁路网的初步建成，促使整个美国国内的统一市场逐渐形成，竞争不断加剧并快速走向垄断。与铁路、钢铁等产业兴起相伴随的是寡头形成、金融恐慌和农业危机，是农民运动、工人组织“劳联”（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简称“AFL”）^[24]和平民主义的社会改良者及进步主义者的激进活动。面对公众对财产迅速集中和新兴工业掠夺方式的极大关注和强烈质疑，辩护者学派必须作出充分的理论解释。

这些辩护者们现在要维护的是一个正在破坏先前的社会经济状态的新的工业资本主义，而且它是由一些垄断的托拉斯集团所控制的。他们要说服贫困的小农场主、破产的手工业者以及大量的移民，给自己重新建立一个关于财富和独立的梦想，并为了这个梦想而接受现实并平静地组成一个工业劳动大军，去接受范德比尔德、古尔德、卡内基、梅隆、洛克菲勒、古根海姆等工业领袖的领导。他们还必须向这个仍然是相当清教徒式的传统的美国，解释那些“强盗般的大亨”们的不受限制的贪婪、掠夺性的行为以及到处进行的炫富行为为什么仍然是合理的和道德的。同时，他们还必须向人们解释，为什么一个几乎是公开腐败的政府仍然应该被允许利用自己的权力去摧毁工会和农场主组织，去严格控制货币供给，使用管制手段去尽量减少公司之间的竞争，同时建立贸易壁垒以保护这些公司。而这些立场在欧洲的自由主义者看来都是不可想象的。^[25]

为了完成这些几乎无法完成的艰难任务，他们在理论上捉襟见肘、自相矛盾。如乔治的批评：“种种努力不仅表明庸俗观念与科学理论之间的分歧，而且还说明，公开宣称有着相同的一般性理论的那些人之间的勉强凑合，他们把实际问题分裂为混乱的见解。”^[26]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最后不得不回到神学传统的老路上，诉诸宗教和道德，从道德上谴责反垄断立法、工会运动等违背了神圣的经济自然规律；另一部分人（如萨勒姆）成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用进化论来为经济自然规律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