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壤学说与城乡平衡

李嘉图—马尔萨斯的经济模型认为，人口增长超过一定的点，将会导致农业的收益递减，致使人类使用越来越贫瘠的土地，从而为英国的自由贸易、阶级斗争和社会悲观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美国学派则提出相反观点。他们反驳说，李嘉图“农业收益递减论”错误地建立在土壤的静态概念之上，真正对美国农业产生威胁的，不是日益增长的人口密度，而是对土地掠夺式耕作的生产方式，自由贸易政策应对美国土壤的肥力损害负有最终责任。

首先，美国学派指出，土壤并非李嘉图租金理论中的静态概念，而是具有可以耗尽和增加的可变力量。为了让土壤肥力保持丰沃，需要持续地恢复耕作过程中损耗掉的成分，就像工业资本需要维护费用一样，土壤也需要肥料保持化学平衡。为这一观点提出理论支持的是贾斯特斯·冯·李比希、奥尔布雷克特·塞厄、约翰·贝内特·劳斯和丹尼尔·李等人的科学发现。李比希在他1840年出版的《化学及其与农业和生理学之间的关系》一书中把土壤肥力转化为农作物产出理解为化学成分的循环流转。他指出，在给定土壤的基础上，土壤无机物的供给是由农作物以肥料的形式回归土壤的速度所决定的，它或者由城市排泄物的形式回归，或者由灰烬、海鸟粪和特定配给物的形式回归；如果农产品净出口区的土壤得不到足够的肥料补充，那么这个国家的农业必然是竭泽而渔的发展模式。

其次，美国学派还论证了一定程度的人口密度有利于保持土壤肥力。这项论证是由帕申·史密斯在李比希的“土壤肥力说”基础上完成的。史密斯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手册》中把李比希的理论称作“物质和力量无尽循环法则”。他指出，在消费、消化和排泄过程中，人类本身就是土壤资本的一个主要生产者。通过城市废弃物，肥料又变成了粮食，这是一个化学平衡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土壤的无机物在人类与土地之间循环，因而人口的增长可以看作土壤生产能力的增强。史密斯由此驳斥马尔萨斯学说，指出马尔萨斯学说“建立在虚假概念的基础上，即：人类对粮食的消费就是它的消亡，也就是说，一旦粮食达成了供养动物的目的，它为此做出贡献的能力就绝对耗尽了。这种说法没有观察到，事物在自然的进程中，又回到了土壤，并再次形成食物，恢复了它供养动物生命的职责；只有当这种循环无法进行时，土壤的粮食生产力才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固定的量，或者生产力不能够与人类消耗粮食的能力同比例的增长”^[52]。

1848年辉格党总统泰勒当选后，美国专利局任命了保护主义者丹尼尔·李博士负责农业报告，李用统计数据证明了自由贸易对美国土壤肥力和农业经济的危害。李在报告中指出，自由贸易者只满足于列表显示的现有产出和它们的市场价值，不关心未来物质生产力的最大化；而他的工作恰恰相反，他要推进能够反映美国潜在的和未来生产力的统计指标的编制。在1848年的农业报告中，李指出，美国竭泽而渔的农产品出口耕作方式导致一年的农业损失达到平均每英亩（约4047平方米）收入的10%；在1852年的报告中，李指出，在土壤流失的无机物隐含价值的基础上，美国土壤资本的损失每年达到3亿美元。^[53]李同时指出，美国人口稀疏的农业内陆地区已经出现了土壤肥力的耗竭，只要任何人都可以耕种肥沃的处女地（如民主党的西进计划），就不会有人承担恢复土壤肥力的责任。

美国学派反对南方奴隶主以“天命说”为口号的西进计划，指出“西进”实则是受土地肥力损耗的困境所驱使的行动，他们对此提出的方案是，“把消费者放在生产者旁边”。美国学派认为，农业收益递减是大自然和经济平衡增长遭到破坏的结果。为实现平衡发展，美国当务之急必须减少农产品出口；在农村旁边建设城市，把城市排泄物作为肥料返回农村以增加土地肥力；开发国内市场，建立起自给自足的经济。否则，美国将继续丧失包含在出口品中的土壤无机物，人口将继续集中在东海岸拥挤的商业贸易港口大城市的狭长地带中，而内陆农业地区将继续向西部扩展。

“土壤生产率理论”为辉格党和共和党的国内改善政纲提供了有力支撑。美国专利局（农业局的前身）通过宣传土壤肥力论，在农业地区周围大力推进城市发展。虽然“消费者居住在生产者旁边”并不能完全自给自足，但这一做法迅速发展起了本土的城市市场，部分代替了自耕农和种植业的出口市场，把国家从对国外市场的依赖中大大解放出来，在工业和农业的人口（就业）增长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城乡之间的平衡。